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如何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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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21 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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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9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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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9 16:59
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当时是黄道同志负责，办事处有一部电台，电台队长是袁德钧同志，报务员王振芳、李仕毅。我们三人还到报房去看了一下。后因*处处*我们，不允许办事处设电台，不久，办事处这部电台也回到了军部，成为军部总台的第四台。
我们在南昌办事处过了中秋节，约*份到了云岭新四军军部。李景瑞同志从军部直接分配到一支队司令部电台上去工作，很快，黄荣同志跟张云逸参谋长到江北指挥部组建通信工作。我留在军部无线电总台任报务主任兼一分队队长。
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三科长是胡立教同志，曹丹辉同志是无线电总台队长。在曹丹辉探家期间，我临时代替负责总台工作。
军部先后开设四部工作电台、一部新闻台。
总台：又称一台。总台长曹丹辉兼，报务主任郭隆辉，报务员先后有赖平、张吾道、秦焕臣(后调三支队任电台队长)等，主要联络延安党*、*和八路军总部……。
二台；队长罗兴英，报务员有王××……，属*电台，主要联络*第三战区及下属有关部队。
三台：队长温亮彰(现名温诤)，报务员先后有吴茂达(现名吴群)、廖希贤、李仕毅等，主要联络各支队。
四台：队长袁德钧，报务员有王振芳、李仕毅等，属东南分局电台，主要联络延安党*、长江局、上海和福建地下党，一般都是晚上工作，白天难以沟通。这部电台在皖南事变前撤销，合并到其他电台工作。
新闻台：设在*部，属电总台建制，人员、器材都由电总台负责。主要抄收延安、重庆和国外的新闻。
各台的报务员是经常流动的，很难说清那个报务员就是那个台的。军部的无线电报务训练队毕业的新报务员，一般都要到这四个台上来见习一段时间后才分配到各支队去工作。当时设的四部工作电台，按照*军政部的规定，只有二台是合法的。
总台本身的职责任务是：对全军的无线电通信实施组织保障。如：通信人员的培训，通信人员的调动，通信纪律的规定，通信机密的执行和通信器材的储备及对通信工作的检查、指导和总结等。当时每一个电台都是一个独立的伙食单位，除报务员外，还有摇机员兼运输员，有警卫人员，伙食也是由他们搞。
三科还有一个“三山办公室”，这是为了保密对外称呼的一个代号，意思是三科设在山上的一个办公室，专门搞侦听破译工作，开始时有四部收信机，十几个报务员。“三山办公室”设在离罗里村二里多路的一个山凹里，临时盖了几间房子。三科长胡立教同志以主要精力抓“三山办公室”的工作，朱承基任支部*。李树政和我等都到“三山办公室”工作过。
由于胡立教同志忙于侦破工作，通信工作主要由曹丹辉同志主持，后来曹丹辉同志任三科副科长兼无线电总台长。
无线电总台还有一个电训班，主要训练无线电报务人员，听说，电训班开始时由吴志恒负责过，这个人是从三战区派来的，技术很好，但*面貌不清，后来不知下落。我到军部时，电训班主任是曹维廉同志，曹是一名知识分子，由地下党送来的，会机务，懂英文，会唱歌，工作很出色。电总台还有一个机务房，机务主任张相友(此人在皖南事变前夕，军部非战斗人员向苏南转移时，途中又逃跑回皖南，和房东的姑娘结婚了)，机务员张富根等。
当时我们通信工作是根据抗日战争的环境和特点，依照我们有限的通信能力，极大地发挥各自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园满的完成首长交给我们电台的通信任务，有力打击了敌人，保障夺取抗日战争的一切胜利。我们主观上在“迅速、准确、安全”的前提下，做到争分夺秒，使电报做到“随到随发，随收随送”，极大地发挥电台的有力作用。的确，在环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首长经常对电台无微不至的关心，对我们电台人员来说起了极大的推动和鼓舞作用。
如何加强通信部门本身的联系问题，当时我们认为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①在个别地区情况较为稳定时，则采取随时派人来往直接见面交换情况，凡是上级的规定和指示应照办执行，无特殊情况不得随意变动。②在环境恶劣情况多变的地区，通信干部要一切谨慎从事，紧紧依靠群众，随时请示领导，如有特殊事宜，可随时用电报向上级请示处理。
一九四一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前，军部已经陆续撤走了好几批，其中电台有温亮彰、赖平等报务员，非战斗人员基本都离开了皖南，留下来的主要是军部机关工作人员和部队。一月二、三日，军部机关和部队进行了转移前的动员编组，皖南部队九千余人编为三个纵队。我们电总台也进行了调整，将电台合并为两个台，一台由曹丹辉同志亲自负责，报务员有郭隆辉、肖克贵、吴茂达等，机务员有郭××、张根富、陈××(知识分子、党员、有三十多岁，菲利宾华侨)。二台由罗兴英负责，报务员有廖希贤、汪××等。
部队行动以后，我们电台在茂林(镇)前通信尚称顺畅，但离开茂林后，通信联系就发生了困难。原因是，一方面队伍急行军不能架设工作，因队伍强行军力图*线，迅速向目的地进发，没有特急电报，一般都不可能停下来工作。另一方面，因我们受阻后，部队进入山区处在高山峻岭、路窄人多、前进无路、后退不能，整个队伍施展不开，行动范围越来越小的境地。当时都感到处境十分不利，形势日趋紧张，情况越来越恶化，在处境危急的情况下，只好留下二台应付“三战区”的联系，电报也不多，实际三战区是在和我们作表面文章。一台离开茂林镇以后很少开设工作。整个部队虽几天都喝不上水、吃不上饭，但仍坚守在寒冷的高山上，严守阵地，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敌人夺取了我们的制高点，以猛然的火力向我们射击。一天黄昏的时候，我们电台人员也夹在突围队伍中，因山高坡陡，在人员拥挤的情况下，所有电台人员未能一块行动，到了深夜，我们几个人(袁德钧、罗兴英、吴茂达和我)一面走一面看，只看到了几个摇机员(记不清名字了)背着机器随后跟进。天朦朦亮时人群仍然争先恐后朝前拥去，大约午后一点钟左右，我们到了山顶。可是，山的那边更是悬崖峭壁，荆棘丛生，灌木密林，难以起步。但为了突出重围，大家只好用攀枝方法向下步步爬行，因而摔下悬崖绝壁的人着实很多，凡是体弱的人只要几经跌摔势必身受重伤痛苦难忍，有的几乎奄奄一息躺在地下再也无法爬起来，我们电台队长袁德钧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当袁在*中说“不要管我了，只求你们赶紧突围出去，寻找我们的队伍，告诉组织，我不能再为*工作了……。”这些刺人心肺的遗嘱都使我们内心难以忍受。我们舍不得丢下他，但又不得不丢下他，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难以想象当时的情景的。
我们继续爬行到了山脚下出了山口，不料，我们中了敌人的埋伏，进了敌人的包围圈。不一会，敌人嚎叫起来，喊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缴*不杀”，紧接着就是*声四起，朝着我们射击，当场有不少同志身亡，有的同志负伤，有的同志被俘。我们也深知虎口难逃，便很快跑进路旁的草房内，将机器砸毁，将碎片丢在居民的房子上和锅灶内。这一天大概是一月十三或十四日，我们被俘了。第二天我在敌人押送的途中首先逃脱了虎口，罗兴英、吴茂达两人也接着逃出了虎口，结果我们三人又走散了。
我约走了一个星期，通过*的道道封锁线、通过日军活动地区、*过长江，到江北岸后，经过约二天时间才找上我们的部队，通过我的建议后，他们开始准备接应事变突围人员。再往北去，就到了游击纵队司令部，曾希圣同志就在那里。这里还有一部电台，陈达云同志正在电台上工作，这部电台的队长和报务员都是他一个人。罗兴英、吴茂达已先期突围到这里，并已参加电台工作。作为通信人员，我算是第二批到达江北，三人见面，心情都很沉痛。曾希圣同志组织人员穿上便衣沿江巡逻，收容突围过江的人员，一批又一批地护送到江北。以后，曹丹辉和一个译电员一块儿来了，李仕毅也来了，还陆陆续续地来了不少同志。盐城新军部还发电报来，了解突围到江北的人员情况。
一月二十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二月十八日，*颁布了新四军成立七个师的编制。一九四一年夏，皖中部队和皖南突围出来的人员组建成第七师，军部三科要我留在七师电台工作。留在七师的从皖南突围出来的通信人员有李树政、李仕毅及后来到七师的王振芳等同志，加上原来皖中部队电台上的通信人员陈达云、郑嘉璜、郭金海等，军部还派了一些报务员来。师部成立了一、二台，李树政为师电台中队长。陈达云为和含支队电台队长，王振芳为沿江支队电台队长，郭金海为皖南支队电台队长，郑嘉璜为挺进支队电台队长。在四二年初，皖江地区形势发展很快，部队变化很大，为了加强七师通信工作，军部特派黄子坤等数人前来加强七师的通信工作，不久经组织批准，师部成立通信科，黄任科长兼电台中队长。当年夏季，皖江地区形势急剧变化，情况日趋紧张，除顽军不断向我袭击外，日本侵略军又以重兵分三路向师部进行围攻扫荡。我记得在一个大雨倾盆的晚上，师部撤离驻地，向外线转移，行军至拂晓与敌遭遇，当时战斗十分激烈，情况极为紧张，人员已被冲散(大部分人员对地形熟悉，自动向南方疏散)，其间约四、五天的时间，我台*失去了通信联系，但不几天整个人员又迅速返部，恢复了正常工作。事后检查发现，我们除有一位女报务员受轻伤外，其他无大的损失。通过这一阶段的情况变化，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时时刻刻都在向我们提醒：①我们是处在敌占区，时刻都在和敌人进行多方面的尖锐的斗争，我们必须加强群众纪律的教育，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多数群众站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②要严格加强内部工作人员的保密教育(无论军事、*、*等方面)，特别是电台报务人员对有关通信保密规定的执行，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③对通信部门的整个人员，要时刻警惕在言语上、行动上，防止发生失泄密的现象和行为。
一九四O年夏，上级又派来了一批通信人员，如贾守仁等。这对七师的通信工作又是一个很大的加强。七师的电台通信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它紧紧依靠党的组织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基本上完成了党交给的通信任务，但由于地区分割、交通阻隔、加之战斗频繁，使彼此工作交流十分困难，因而通信保障能力提高得不很快。
一九四二年夏季反“扫荡”以后，黄子坤科长仍回三师工作。一九四五年，何永忠同志到七师，再次成立三科，何任科长兼无线电台中队长。
一九四三年八、九月间，我到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大概学习了半年多时间，分配到军部无线电总队任报务主任兼区队长。军司令部参谋处三科长是曹丹辉，副科长黄荣。电区队开设四部工作电台，一个新闻台，后来还开设了气象台。一台队长张起信，联络延安；二台(战报台)队长宁波；三台（军事台)队长王子祥；四台队长刘振戈，报务主任曹彬。
电总队机务房机务主任朱连，副主任曹维廉，机务员有张富相等。
这时通信工作已经大大加强，开办了通信学校，训练的报务员大部分到电台，一部分到“立教办公室”搞侦听工作。有线电话通信也普遍使用。
二、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新四军根据党*的全国战略方针，与山东军区留下来的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在整编中，我从军部调到一纵队司令部三科任科长。一纵队司令员叶飞，政委赖传珠，参谋长贺敏学。一纵由苏浙军区笫二、四纵队和苏中教导第一旅为基础于十一月份在淮水组成，开赴山东。
一纵三科有参谋二人，刘××和杨××。
电台区队有三部工作电台，一部新闻台。一台队长景国良、二台许××。
两个电话连、一个通信连(步骑通信)，后来成立了通信营。
各旅(一、二、三旅)有通信股、电台、电话连、通信连。
一九四八年五月，华东野战军调我到野司三科任副科长，科长是李景瑞同志，副科长还有廖昌林、廖辉、郭季田同志。下设股。野司有五部工作电台，一部新闻台，两个电话连，每连都有180多人。
我在这期间分管无线电台工作，根据上级下达的任务，我提出无线电通信要绝对保证通信畅通，做到“去报即发，来报即收，收后即送”，保证质量是根本要求。当然，要做到上述要求必须层层做思想动员工作，明确其自身任务，各负其责，互相配合。要高质量地完成自身任务，必须经常不断地加强学习，提高业务技术水平，掌握与了解和本身有关的各台通信联络情况。每次战斗结束后，根据本单位(或个人)在执行和完成任务中有何缺点与收获都做一总结，以利以后工作的提高和改进。
一九四九年二月，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辖第七、八、九、十兵团，第二十至第三十五军共十六个军、一个特种兵纵队。我调九兵团司令部任三科长，副科长陈光远。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参谋长覃健。我从野司带了一部电台、几个报务员、一个通信参谋到九兵团去组建三科，兵团又从部队抽调了一些通信人员，共两部电台组成一个电台区队，两个电话连、一个通信连，后来成立了通信营。
两部电台，一台对三野司令部及友邻兵团，二台对本兵团所属各军及兵团后勤部。上述两台的通信联络规定均按三野司令部统一规定执行。
两个电话连，一连(人员设备较为整齐)负责前沿作战的通信联络任务，二连负责战斗行动前和结束后通信联络任务。每当我们接受首长交给的任务后，就派参谋人员跟随各连队，与连队干部商讨有效办法去完成线路架设任务，每完成一次任务，都要写一小结交上级组织。在整个战斗进行中，广泛采用各种通信手段，如步骑、司号、旗语等。另一方面，在特殊情况下，也可灵活的利用敌人的或地方邮电部门的通信设备组织通信联络，以了解部队的情况。如我军渡江后，敌军溃逃，我实施长距离追歼，在昼夜急行军的情况下，不允许也不可能停下来架设电话，于是我们曾经利用地方电信局的设备了解追击部队的情况。利用他时(指我尚未解放地区的电信局)，首先对其讲明*，以和蔼的语句，严肃的态度，询问当地当时的军政实情。只要我们工作做好了，他们也以积极热情的态度，把当地情况告诉我们。他们提供的情况，对我们作战指挥也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首长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表示满意。
上海战役开始前，我们通信部门和通信分队，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加紧作好各项准备工作，各部队通信科都详细掌握了各自使用的明线线路情况，并主动与作战部门和友邻通信部门取得密切联系，以求及时组织调整通信线路和无线电联络关系。在上海战役的全过程中，我们根据其地理条件，军以下的通信，主要采用有线电；兵团部对上、对下的通信，采取有线电、无线电并用。在线路架设上一般采取由上而下，有时也采用由下而上的方法进行架设，各级都非常重视通信人员的思想发动和通信联络实施办法的研究，从思想和技术上保证了通信任务的完成。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离开九兵团到上海市电信局任*，三科长(后称处)一职由八兵团廖辉同志调任，以后九兵团参加了抗美援朝。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 于沈阳
当然，现在的话是用卫星的，特殊的波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