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辩证地看待地方与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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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9-08 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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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0-19 04:22
博弈论中的斗鸡定律是在假定参与双方都是理性人的前提下得出的，而且假定了双方的实力是势均力敌的，从而得出了两个纳什均衡，也无法推知参与者双方哪一方会前进，哪一方会后退。但是在现实中的斗鸡博弈往往是势不均、力不敌的，但斗鸡博弈依然会发生，只不过博弈过程中的进退也就变得可以预测了。当然，博弈的胜负结果并不见得就如博弈中优势策略所预测的那样，有可能要复杂得多。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后期的**与地方割据势力的博弈就属于这种变相斗鸡博弈，在这里，我们不妨就拿唐朝后期唐**与河北藩镇的博弈形式来作重点分析，从中就可以领略斗鸟博弈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的应用变化了。
唐在开元盛世时，国力强盛，周边安定，但这种安定是以在边境陈设了大量的军队换来的，由此也就造成了内地的军队和边境的军队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特别是在河北的范阳，为了预防突厥的南下，唐玄宗把大部分精锐部队都放在这里，由安禄山统率。后来安禄山频繁窥探长安的防守力量，结果一对比发现，竟然比他统率的军队要少得多，也弱得多。随后，安禄山就进行了博弈，如果他从范阳起兵进攻长安的话，可能不到三个月就能打下，各地要完全集中到长安至少得四个月以上，而此时，他已经取得了长安，再以逸待劳，胜算就很大了，这是完全从实力来分析的。如果他进攻的速度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话，一下子就把长安给围住了，并且打下后又把李隆基给抓住了，那他就完全赢定了。而如果他不起兵的话，等到朝廷发觉了他对朝廷的威胁时，唐玄宗一定会削减他的兵力，甚至剥夺他的兵权，而且加强长安的防守力量，那时他要再起兵反叛的话，那就鹿死谁手，很难预料了。因此，与其等到唐玄宗来剥夺自己的权力，还不如趁长安的防守空虚来个突然袭击，夺取大唐的天下。
从博弈论来看，当时的安禄山存在两个选择：反或者不反。反就得以一己之力来对抗貌似强大的大唐，结果就是要么打败大唐，要么被唐给灭了，而从力量对比看，反有极大的机会能够攻占长安，然后打败大唐，这是一个巨大的*，这也是个绝好的机会，一旦错过，就会时不再来了。如果不反，他或者继续做他的范阳节度使，但是兵权肯定会逐渐被削弱，以致后面没有兵权；或者被调到长安做大唐的一个没有实权的闲官。那是什么作为都没有了。从反与不反的收益值看。反大于不反，反是安禄山的优势策略。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就爆发了“安史之乱”，小斗鸡选择了前进并进攻大斗鸡，之所以敢这样进攻，是因为大斗鸡也有致命的地方，而小斗鸡正好就找到了这个地方，造成小斗鸡获胜几率大为增加，小斗鸡也就拼上了。从而拉开了唐**与河北藩镇的反复博弈局面。
从上面的矩阵来看，在安禄山看来，他造反的话，不管唐**是否*，他都能够获得现实的收益值，而不造反的结果是不仅没有现实的收益值，还有一无所有的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安禄山举起了进攻唐*的大旗。
安史之乱以后，大唐经过八年苦战，终于打败了叛军，杀了安禄山，收复了长安，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严重损耗了国力，再也没有力量根除安史余部，只好就地把安史余部委以节度使。平叛中各地又新出了许多节度使，节度使们在其辖区的州县及关津要隘都屯驻军队，并私自委任自己的部将去统率，又常兼任州刺史，军政合一，还掌握着辖区的财政大权，建立数以万计的军队，并且设立亲兵，而亲兵们就经常上演驱逐主帅的事变，拥立他人。这种事变在藩镇中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动荡的一大根源，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唐后期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割据大大削弱了唐王朝的统治，唐统治者不能容忍这种藩镇势力继续发展，由此，在代宗、德宗和宪宗时期进行了曲折反复而艰辛的削藩斗争。
唐代宗时，为了加强*集权，削弱藩镇势力，唐代宗李豫就利用藩镇间的矛盾发动了一系列的削藩斗争。此时的河北藩镇更是其他藩镇的榜样，拥兵对抗唐廷。于是唐代宗首先就得消灭他们，于是他就采用“以藩制藩”来进行削藩战争。但是由于他采用的是“欲取姑与”的*策略来削藩，战胜了一个反叛的藩镇，却又诞生了一个新的藩镇，这就无异于“养痈成患”，而他的“以藩制藩”，也是打错了如意算盘，结果是藩越削越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也是与当时唐朝的实力有关系的。因为朝廷自己直接控制的军队不多，只好借助各藩镇的力量来牵制反叛的藩镇。如果说唐代宗的失策，还不如说唐这只斗鸡的实力从整体上不如反叛的藩镇的实力，在实力对比中处于下风而不得不出如此下策。斗鸡是以实力为后盾的。
到了唐德宗时，刚开始时，由于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唐德宗李适开始了一系列的励精图治的措施。撤掉“梨园”，遣散宫女，采用宰相杨炎的建议，施行“两税法”，罢一切新旧征科名目；杜绝四方贡献。严禁宦官接受贿赂，并撤毁贵戚渝制修建的豪华住宅。这些措施，使安史之乱后的社会*风气开始振作起来，举国上下一片赞同。因此河北藩镇也被李适的这一番*措施给折服了，不敢轻举妄动了。
但是，李适却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刚愎疑忌，处事急躁，易听信谗言。首先是因为听信了谗言杀了有功的财政大臣刘晏，后又杀了很有才干的宰相杨炎，于是，各藩镇又开始不听令于朝廷了。此时，唐德宗又轻易地发动了削藩战争，这样就爆发了泾原兵变、朱沘叛乱。而河北藩镇虽然不遵从唐**的管辖，但也没有与朱讹互相呼应。这实际上是在观望唐是否有能力来平定叛乱，如果平定了就从表面上服从管辖；如果不能的话，也就趁机叛乱，获得更多的地盘。此时，唐也不想挑起与河北藩镇的矛盾，从而增强反叛势力，使平叛的难度加大，所以，两只斗鸡都后退了一步。
因此，唐与河北藩镇的矛盾居于次要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大唐的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就利用王武俊和朱滔的矛盾，劝说王武俊归顺朝廷。而德宗此时正是处在最为困难的奉天之围之时，立即就接受了李抱真的建议，派人向田悦、王武俊、李纳说明，答应赦免他们的罪过。并给以优厚的官爵，使他们归顺朝廷。三人看到割据的地位可以得到承认，就秘密向朝廷表示归顺的诚心。
兴元元年（784年）春，德宗下罪己诏，宣布大赦天下。诏令中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成以勋旧，继守藩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一切并与洗涤，复其爵位，待之如初。”除朱讹之外，“并从原宥”。这个诏书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藩镇割据的状况，但对于缓和与河北各藩镇的矛盾，把矛头集中指向朱讹、消灭朱讹：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王武俊、田悦、李纳见到赦诏，都自去王号，上表*。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李纳为平卢节度使，而田悦早已为魏博节度使，此时，特加检校左仆射官号。朱滔因与朱讹相呼应，出兵南下，和田悦发生矛盾，而攻打魏博，后被李抱真和王武俊击败而一蹶不振，退回幽州。
贞元元年（785年）朱滔病死，将士们拥立刘怦为主帅，朝廷就任命刘怦为幽州、平卢节度使。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陈仙奇归降朝廷，朝廷任命他为淮西节度使。后来吴少诚又杀死了陈仙奇，自为留后（唐代藩镇的一种官职，为节度使、观察使缺位时由他人代理他们的职权的一种职位），朝廷就又任命他为淮西留后。德宗对藩镇的战争，最后以承认藩镇既得利益的妥协*而宣告结束。在这场博弈中，唐虽然是只前进的斗鸡，河北藩镇做了后退的斗鸡，但是河北藩镇保存了既得的利益，甚至还增加了现实收益值。很明显，妥协是他们的优势策略；而唐也获得了削藩形式上的胜利，从而赢得了面子。前进也是它的优势策略，但它这种前进是以妥协为前提的。此时的博弈矩阵又变为：
斗鸡是以实力作为后盾的，而在博弈的过程中，各方都遵循着严格的优势策略，所谓的忍让、妥协、共存，正是在严格优势策略下采取的临时措施，一旦自己的实力足够击败对手，斗鸡之间的厮杀也就在所难免。
唐宪宗时，唐的实力逐渐增强，出现了“元和之治”，因此，在对待河北藩镇的问题上，就采取了积极进攻的态势，开始了大范围的削藩战争。平定了西川、镇海、淮西后，河北藩镇的三镇中，已有两镇直接归附了唐*，只有卢龙的刘总阳奉阴违，暗地里与反叛藩镇相勾结。但等到所有反叛藩镇都被平定以后，他就乖乖地归附了唐*，由此，唐**完成了形式上的完全统一。
总之，唐后期**与对方的博弈就是一种斗鸡博弈的不断反复的过程，彼此之间几乎都是遵循斗鸡定律的严格优势策略来进行的。**强大，地方势力就服从*，采用后退的优势策略；**弱小，地方就反叛，不服**的管辖，采用进攻的优势策略，从而从**那里获得更多的现实收益值。因此，在这场博弈中，**的实力如何就成了斗鸡中进退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