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古代农民和现代农民的生活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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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1-20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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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21 17:04
现代与古代的农民相比，区别是不相同的阶级人身利益不相同，首先要从它的本身社会背景去说，主要的是它的土地私有与土地所以制度说起，人生自由全及他们的劳动成果
《古代农民的生活状态》
中国古代的农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脆弱的小农经济结构中，在帝制皇权、官僚和地主的经济剥削和*压迫之下，历史上的农民往往长期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汉朝的晁错曾有一段概括性的议论：“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容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四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汉书·食货志》）。此后的董仲舒叙述秦和汉初农民的穷困情况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到了唐的晚期，陆贽仍旧在感叹：“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悬绝，乃至于斯。”（《陆宣公全集》卷二十二。）清初，张履祥依然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以至游民日众，*横行。虽有尧舜，无以使老有所终，壮有所养，幼有所长。”（张履祥：《愿学记》，见《杨园先生全集》。）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地主各阶层有升降，农民生活状况在不同时期也在发生着变化，同时代的人也可能有的生活得比较好些，有的生活得更糟糕，但总的说来，董仲舒、陆贽、张履祥所说的情况应该是反映了最基本的情况。他们分别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不同阶段，但他们所说的*之差距的情况却何其相似！
即便是在后人屡屡称道的繁华的唐贞观时代，农民的收入也仅够生活费用。当时，宽乡农民受田百亩，如都种粮食，中常年份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按律令，受田之丁，岁输租粟二石；调绢二丈，绵二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岁役二十日，不役者收庸，日绢三尺。调绢二丈加庸绢六丈，正好是两匹。贞观年间长期谷贱绢贵，一匹绢得粟十余石，两匹绢需粟二十余石。此外，还要负担户税、义仓（地税）。户税纳钱，数额不详。义仓亩纳粟二升，受田百亩者，年输粟二石。以上几项总计需二十五石左右，因此全年农业种植收入还剩七十五石左右，作为衣食和其他生活费用。据统计资料显示，唐代农户大多数每家五至七人。（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以每家五口算，家庭成员每天食量“少壮相约，人食米二升”，或月食粟一石，全家岁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粮尚余粟十五石左右，加上其他副业收入，仅可维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购置炊具、家具、送往迎来和养生送死等费用。唐中后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藩镇割据的形成，广大小农的正常生产秩序被破坏了，小农家庭收入入不敷出，日常生活贫困不堪。天宝时土地兼并已“恣人相吞，无复畔限”，“田亩移换，非旧额矣”《唐会要·租税下》……小农土地逐渐减少，其家庭收入受到巨大的影响。韩国磐在《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一瞥》一文中给当时的农民生活算了一笔账。天宝时，有一个主要劳动力的五口之家农户，有田约三十五亩，按当时通常产量，每亩年收一石，则三十五石粮食将是一个普通农民全家一年的收入，这其中包括全家人一年的最低口粮为二十七石，五石用于交租庸调，约一石四斗交纳户税、地税，所剩一石六斗则是全家一年的衣物用度和生产开支，即使按最低要求，单衣每人年需一套，冬衣三年一套，不戴头巾，不穿鞋子，还入不敷出二百三十八文，这还没算上炊具、家具等必需的费用。唐朝后期，官僚、地主疯狂兼并小农土地，形成“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之势，《旧唐书·懿宗本纪》。广大农民家庭几无可耕之田，只好沦为地主的佃户遭受盘剥，其家庭经济达到崩溃边缘。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是时“战乱继起，兵革不息”。各节度使为征集军费，对镇内人民横征暴敛、纷扰剽掠。田承嗣在魏博“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众寡，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旧唐书·田承嗣传》……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军阀李怀光军劫掠泾阳十二县，鸡犬无余，民无蓄积，饿殍相枕。可见，藩镇之下的各小农家庭收入毫无保障可言，即使偶遇丰收之年，经统治者层层盘剥，仍愁苦不堪。
为增加*财政收入，唐*于780年施行两税法，“户无土客，人无丁中，居人之税，秋夏两征”。它按每户的财产而征税，其合理之处是明显的，但建中以后，钱重物轻现象普遍存在，*又“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广大农民*低价卖其所有，高价买其所无以交赋税，结果“物价渐贱，所纳渐多”。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载，建中元年原来三千二百文一匹的绢，到贞元十年变成一千六百文，百姓的负担无形增加了两倍。另据《新唐书·食货志》卷五十二载：“盖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愚，至是四十年，当时为绢二匹半者，为八匹，大率加三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交完赋税，农民家庭收入上不足以事父母，下不足以蓄妻子，小农家庭破产已不可避免。
唐朝后期，统治者拼力朘削农民，小农经济开始瓦解，丧失土地的农民*沦为地主的佃客而遭受盘剥，生活贫困不堪。唐武宗在会昌元年（841年）的诏书中不得不承认：“内外诸州府百姓，所种田苗，率税斛斗，素有定额。如闻近年来长吏不守法制，分外征求，致使力农之夫转加困敝。”破产农民四处流徙，“朝饥山草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获花”（［唐］韦庄：《秦妇吟》）为了生活，他们或武装私贩禁盐，或发动*同*对抗，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最终，黄巢大起义瓦解了唐朝的统治。（参见王志胜：《唐前后期农民家庭收入与当时社会稳定的关系》，载孟祥才、傅永聚主编：《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农民问题》，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14-218页。）
在宋代，广大农民特别是佃客，不仅受到残酷的剥削和高利贷剥削，而且人身依附关系也非常严重。地主经常鞭打佃客，役使他们的家属，施（湖北恩施）、黔（四川彭水）地区官庄的佃客，不但没有迁徙自由，而且连女儿的婚姻和本人死后妻子改嫁都要受到地主的干预。农民和地主的法律地位也极不平等，元祐五年（1090年）刑部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谋杀、盗诈及有所规求避免而犯者不减。因殴（佃客）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