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3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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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0 14:06
先看一篇文章:
上海市市东医院的*工作台上,放有拒收红包“回扣”和禁止医药代表入内的告示牌。
编者按 在你的印象中,他们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擅长用各种利益接近医生,充当医生“乱开药”、“多开药”和“高价药”的幕后推手。你为一些不必要或疗效不显著的高价药“埋单”的同时,他们从中赚取暴利。虽然很少直接面对他们,但你一定曾经在某个医院里与他们擦肩而过,你的健康和金钱,都与这群“神秘的人”息息相关。他们中的部分人,还被贬称为“黑心药代”。
这是一群被称为医药代表的人,他们的职业至今没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人数也没有统计,但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保守估计这一数字不会少于100万。
一个医药代表的一天
张磊是一家大型*制药公司的医药代表,负责推介一种肿瘤病人化疗期间使用的特种药。
这天早上没到7点,张磊就起床了。8点多,他赶到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三甲医院,在外科病房外等候,在医生巡查完病房、上手术台之前的间隙里,与他们说上几句话。“外科的医生每天上午只在这个时段有空,关键医生都在,都能见上。”张磊说,“所以我把每天最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段。”
张磊负责的药,本月已经被这个科室处方了十几次。8点10分,张磊找到了科室的一位主治医师,开始询问他对这个药的使用感受和总体评价,顺便关注一下上周用药的几个化疗病人,各自效果如何,副作用在哪儿。“药品信息沟通,是我们工作的主体。”他告诉笔者,询问医生用药感受的过程,其实也是让医生对你的药加深印象的过程,“从医生的反馈看,情况还不错,药效在病人身上基本发挥稳定,可以继续观察。”
随后,张磊找到了正在准备手术的科室主任,这位主任已经受邀出席张磊的公司当晚将要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并且要作主题报告。张磊用几句话的功夫,与主任最后敲定了报告主题。
大约8点半,张磊敲开了科室一线医生办公室的门。在10分钟时间里,他记下了这些医生在临床用药过程中的几个疑问,答应下周给出回复;然后,给他们留下了两份公司印刷的用药贴士和医学挂图。离开前,张磊也不忘把公司市场部制作的小礼品——印有药品LOGO的即时贴10本、处方笔1盒,放在科室里供医生们取用。“用国际行业术语说,这些叫‘品牌提示物’,但是一定要限于医生的工作需要,不能天南海北地给。”
差不多接近9点,张磊上午最忙乱的时候结束了,医生也该上手术台了,他终于可以喘口气,开始“转战”另一个科室。
“内科医生我们也要拜访,但不用像外科那么‘抢时间’。”张磊告诉笔者,因为内科一般没有手术,赶上医生不出门诊、又有兴趣谈的话,可以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聊上很长时间。
根据张磊的经验,这天内科主任应该在办公室里“闲赋”。于是,他给主任带去了一份公司印发的论文汇编和内部医学刊物,顺便与主任聊了40分钟。“很多时候,医生会跟你像朋友一样聊聊家常,但是你不能一直被医生带着走,你得有意识地在谈话里,穿插进去你想传递的信息。”张磊介绍说,“比如我会在聊天当中,提到国外对这个药品的最新试验,提示医生这种药的优势又被证明了,或者它在某一人群身上可以使用了。总之,要带给医生一些新的东西。”
快到中午11点,张磊离开病房区,踱到门诊部,等着与快要结束门诊的内科副主任见上一面,给他送去一份肿瘤领域研讨会的邀请函。“因为临近午饭,这段拜访时间一般不会很长,有时候我会邀请医生一起吃饭,医生有时接受,有时婉拒。”张磊说,大体上看,还是他自己吃饭的情形比较多,“一般是找个饭馆吃一顿20~30元的商务餐。”
有时,张磊会在午餐时间预约一个“科室会议”。“这时候就是医生吃,我看”。张磊告诉笔者,科室会议一般是把某个科室的医生全部聚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召开药品宣讲会,“但是,平时每个医生都太忙了,很难凑齐,所以科室会议多数会安排在吃饭时间。”每当此时,张磊会提前一天在医院附近的肯德基或吉野家,预定整个科室的盒饭,会议开始前,还要跟同事一起安装投影仪、散发PPT材料。当医生用餐的时候,张磊就站在台上,用10~20分钟时间,讲解公司在全球批准的一套药品宣传片,通过分析试验数据来介绍药品各方面的特性。
“讲完之后,医生如果有问题也会当场提问,比如‘我上次开会时听到的内容跟你这次说的不一样’,或者‘为什么两个临床试验的结果不同,能不能解释一下’,各种问题都会有。”张磊表示,“这个场合,医药代表是主角。如果说不同代表间的水平有差异,往往就体现在这里。面对医生的提问,能回答得让医生信服的,说明你的专业素养还可以。”张磊说,科室会议的正常时间是半个小时,他通常会在医生用餐结束前“撤离”会议室,然后考虑自己的午饭问题。
下午,张磊赶到了另一家医院,把上午的流程“复制”一遍。期间,他还偶尔帮医生影印文件,去邮局取包裹之类的私事,也归他负责。
到了傍晚5点半,张磊坐上为参加当晚研讨会的外科主任预约的出租车,回到了上午的医院,接上主任一起驶往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主任作主题报告的时候,下面的张磊就负责照顾其他医生,顺便也给自己充个电。“研讨会一般是关于肿瘤治疗领域的进展讨论,我们的药品跟它密切相关,但不能直接打广告。”张磊说,“医生其实更看重研讨会的平台作用,因为可以跟同行交流交流,更新一下知识,甚至可以在餐桌上叙叙旧。”晚8点散会后,张磊再安排车辆把主任送到家。自己进家门时,指向晚9点的时针,结束了他的一天。
张磊并不是每天都那么忙,但平均下来,他一天里要拜访十几位医生,“转战”1~2家医院。虽然他尽量摸规律,但要见到“忙得脚不着地”的医生,有时依然要碰运气。运气好的话,一星期内可以把他分管的6家医院的相关医生,轮流见上一次。张磊入行不到两年,作为基层医药代表,他每月的工资加福利大概1万余元。每季度根据指标完成的情况,会有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季度奖。年终如果成绩特别突出,可能有出国交流的机会。
“大部分同行不像我这么工作”
张磊的一天,似乎与公众心中低端、暴利、隐秘的医药代表形象相去甚远,张磊自己也坦言:“大部分同行不像我这么工作。”
张磊的朋友刘薇供职于一家大中型国有制药公司。同样是医药代表,她的一天,明显没有张磊那么繁忙。刘薇负责的是一种零售价几十元的肠胃药,性质上属于普药,大多不走病房,而是通过门诊医生开处方销给病人。所以,刘薇每天最忙的有两个时段:医生出门诊前换白大褂的短暂间隙,和医生门诊结束后的半个小时。“医生出诊前,能给你的时间也就5分钟,我们一般是打个照面,有事说事,没事也得混个脸熟。”刘薇告诉笔者。这之后的门诊时间里,她基本上回避,但会在各门诊结束后,通过她的“渠道”,从医院电脑上查出每个医生开出的处方量,然后按件计费,一盒药返给医生10元。
此外,刘薇所在的公司也会举办肠胃领域的学术研讨会,有时候还会赞助医生举行面向大众的肠胃健康普及讲座。“每到这种场合,我的工作跟张磊差不多,也挺忙的。”她说。
在刘薇看来,她工作的核心是打数量战,但“对病人的健康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医院规定,同一分子和疗效的药可以进两种货,所以我的任务主要是PK掉对手,至于病人用谁的药,说实话其实差别不大。”她说,“而且,我做的是普药,价格(指病人从医院拿到的零售价——笔者注)不高,每个医生每天能处方的量也有限,所以我接触的医生必须比做特种药的医药代表多很多,广泛撒网,才能以数量取胜嘛。”
刘薇的收入比张磊高,她每月的工资加福利在1.5万元以上,算上季度奖和年终奖,每年收入约20万上下。
张磊的另一个同行小王,在一家中型私营制药企业当代表,负责卖公司生产的一种抗生素。小王在电话里告诉笔者,他的一天中没有“研讨会”这种字眼儿,事实上,他的工作是按月计量的:月初“谈价”,月末打款。医生不同,给的“回扣价”也不同。“遇到有名气、门诊量大的医生,‘处方费’会高一些,遇到给点儿就行的小医生,我也压价。”小王向笔者透露,他也有同事月初就预付几千块现金给医生,月末根据实际销量补差额,“这样更干脆,医生也欢迎。”
关于收入,小王讳莫如深,只笼统地说“不少,但每个代表不一样”。在笔者追问下,小王说“平均一年下来20~30万元是能赚的,做得好的一年100万吧。”
张磊、刘薇和小王的一天,提示了医药代笔这个行业不仅“水很深”,而且“水质”各异。张磊用“泥沙俱下”来形容他眼中的行业生态,无论代表素质、药品领域、推广手段还是收入水平,他认为都称得上五花八门。
张磊告诉笔者,在他认识的同行中,从*制药巨头到县城小药厂,既有医学博士,也有初中毕业生,负责的药品,既有肿瘤、骨科等领域的特种药,也有感冒药、抗生素等普通药。推广手段也差异显著,有承诺遵守RDPAC(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在IFPMA(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全球药品推广行为准则》基础上制订的《药品推广行为准则》,保证不触犯“不能向医生提供任何形式的现金,请医生吃饭必须依附于医学推广,每人每餐不能超过300元,如果在法定节假日给医生送少量风俗礼品,每件不能超过200元”等自律红线的“保守派”,也有90%的工作是陪医生吃饭、唱歌,给医生打款的“豪放派”。
“大体来说,技术含量越高的药,对厂家的规模和研发能力就要求越高,这些企业也会希望它的代表有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不然没资格给医生‘宣讲’。”他说,“而越往下,厂家招收代表的门槛一般越低,代表的素质越容易鱼龙混杂,手段也越不正规。”
而在当前中国,用“不正当的物质利益”影响医生开药的医药代表,据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于明德会长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估计,“不说占绝大多数,至少也很普遍”。
但是,由于医药代表至今没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职业身份还属于“黑户”,因此这支深深影响着老百姓身体健康的队伍,总人数却扑朔迷离。但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和RDPAC都表示,这个数字保守估计也有100万。
而像张磊这样,公司属于RDPAC成员,需要接受协会内部的“医药代表资格认证”培训、取得《专业培训证书》,还要承诺遵守《药品推广行为准则》的代表,据RDPAC提供的数据,截止2010年底,全国只有2.7万余人。也就是说,张磊这样的药代顶多占全行业的3%。
“本该是药品信息沟通员,现在成了营销公关”
医药代表这个职业在国外已有40多年历史,总体来说是一份高尚而体面的职业。因为它的核心任务是“传递药品信息、收集临床反馈”,被业界看作制药厂家与医院、医生之间的桥梁。这个舶来品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被外资制药企业引进中国后,被国内制药企业纷纷效仿,20年里便在中国扎了根,成了百姓耳熟能详的概念。同时,“医药代表”这个字眼却也在中国慢慢变了味,少了学术性,多了铜臭气,甚至成了大众眼中人人喊打的“奸商形象代言人”。
“一个理想的医药代表应该是药品信息的沟通员,帮医生更好更安全地用药。”于明德表示。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蔡忠军曾形象地比喻说:“医生是战士,药品是武器,医药代表就是解释、说明、宣传、推广甚至协助你使用武器的人。”
张磊对这个比喻很有认同感,他认为医药代表给医生介绍“武器”,不仅正当,而且对病人非常重要。因为在他看来,医药代表并不神秘,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推销员”:只是它推广的东西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而且医生的意见,是最终“埋单”的病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参考。“但是医生很忙,特别是上了一定岁数的医生,虽然是专业人士,也没有时间深入了解每一款新上市的药,特别是在肿瘤、心血管等领域,一种在国际范围内被普遍证明“疗效更好”的新药,如果医生本人都不知道,那么病人就几乎没有用它的可能。“从理论上说,医药代表应该是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医生的用药知识能跟药品市场的最新进展‘同步’。这样,医生不光能‘诊断’你,也知道哪种武器可以‘治愈’你,而不是面对你的病情束手无策,空着急。”
“现在,药品信息沟通员的角色似乎被营销公关取代了。”张磊有时会怀念公司前辈口中“过去的好日子”。他告诉笔者,上世纪90年代,全公司在中国的医药代表不足20人,在各自领域里都称得上“半个专家”,很受医生的尊重。在全国人民的平均工资只有几百元的时候,薪酬水平就跟现在差不多,绝对是一份令人艳羡的职业。“但是现在,一旦女朋友向外人介绍起我是医药代表时,对方往往会先打量我一番,先对我不是猥琐大叔表示惊讶,然后问我给没给医生送过钱。”张磊说。
对于医药代表的角色“蜕变”,于明德用“生产能力过剩、创新能力不足”来概括其中原因。他告诉笔者,中国境内纯粹生产药品的企业,大小共有4693家,但除去少数*制药企业外,“绝大部分”本土药厂生产的是普通仿制药,而能够自主研发“独家产品”的,微乎其微。“当几十家甚至上百家企业生产的几乎都是同一种药的时候,医生和医院的作用就非常大,医生的那支笔写谁的药,就是谁的药。‘买谁的都行,为什么要买你的?’”他指出,在此背景下,厂家对医药代表的需求往往就是“营销”,很少有学术推广。“白猫黑猫,有业绩就是好猫”,一些不规范的行为,正是发生在追求业绩的过程中。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0 14:06
这所学校出来的好多人都做药代了,待遇相比其他而言是还不错,也没有适合不适合应届生,都要看个人,是否考虑长期从事此行了。外企和国企的做事风格完全不同,慢慢做吧~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0 14:07
很乱的,尤其是女同胞是弱势群体,关键女同胞做药的很多,要内部竞争的,所以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去竞争,区域经理,大客户经理,产品经理,医院里面的很乱的,手机24小时开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大家集体宿舍,不能对外透露具体的地址,有点像是地下党,晚上活动猖獗,吃饭喝酒,娱乐的项目很多,一顿饭吃个45小时很正常,正常人很难想象里面的具体内容,如果有其他的事情做,还是不要做了,太乱了,太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