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子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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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6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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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30 19:38
“会子”的名称产生于北宋，是一种取钱物的凭证。见于记载的有会子、钱会子、铅锡会子、寄附钱物会子等。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吕惠卿在讨论陕西交子时说：“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动无钱，谁肯将钱来取会子？”由此可知会子即是纳钱和取钱的凭证。钱会子和会子的意思一样。铅锡会子是出卖铅锡给*后所得的取钱凭证。
寄附钱物会子可能同寄附铺有关。唐代长安已有寄附铺。《霍小玉传》说霍小玉往往命侍婢将服玩之物托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出卖。南宋初年吴曾说“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铺”，说明寄附铺在北宋已相当普遍。寄附铺对所寄存的钱物开出凭证称“寄附钱物会子”。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因“诸色人多将京城内私下寄附钱物会子之类出城及于外处行使，有害钞法（盐钞法）”，下诏禁止。寄附钱物会子能出城行使，则具有汇票的性质。绍兴末年，知徽州洪适在《户部乞免发见钱札子》中说：“小郡在山谷之间，无积镪之家，富商大贾足迹不到，货泉之流通于鄘肆者甚少，民间皆是出会子往来兑使。”这会子又是一种民间的纸币了。
临安（杭州）在南宋初年即有民间发行的“寄付兑便钱会子”，“寄付”当即寄附，“兑便钱”即便钱，意为汇兑。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曾下诏禁止寄付兑便钱会子出城，受到居民的反对，次日即取消了禁令。绍兴三十年二月钱端礼知临安府，将原由富户主持的便钱会子收为官营，“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七月钱端礼为产部侍郎，会子亦由户部接办，于次年二月设立行在会子务进行管理。行在会子务后来改名为“行在会子库”，故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和吴自牧《梦粱录》中都有会子库而无会子务。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说绍兴三十一年“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后隶都茶场的应是会子库。《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说：“会子库，在榷货务置，隶都茶场……以务门（榷货务门官）兼职，以都（都茶场）司官提领。”会子库一度撤并，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恢复，绍定五年因毁于火而重建。
会子“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以左藏库钱10万贯为准备金。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将会子推广到淮、浙、湖北（治今湖北荆州）、京西（治今湖北襄樊）路各州、军行使。会子初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等，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增加五百文、三百文和二百文三等。会子因由行在会子库发行，故称“行在会子”：因主要在东南流通，故又称“东南会子”。行在会子虽由**发行，但并不是全国通用的纸币。
据吕惠卿《日录》：知熙宁间已有之。《日录》载，熙宁八年（1075）八月，宋神宗赵顼、王安石、吕惠卿议论陕西交子事，吕惠卿说：“自可依西川法，令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可知当时会子有支付手段职能，其它则不能详。在此后文献中还有提及会子的，但都难于断言它是否已经发展成为具备货币诸职能的纸币。
南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用张澄议，置“行在交子务”，将行交子。以无本钱，旋罢，复为关子。这里没有提及会子，可能是在当时的观念中，它还不能与交子同日而语。绍兴末，杭州作为南“行在”已三十余年，成了当时最发达的都会。活跃的﹑巨额的商业贸易，使铜钱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于是，百余年前成都产生交子的过程又在临安府出现（见交子、钱引）。《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之九载，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八日，右正言朱倬言：“访闻诸邑多有违法。凡民户入纳，第令柜头给会子用领，未肯给钞。”此所谓“柜头”，盖即柜坊为首之人。
他们所给的会子，应当就是当时已经在行用的“便钱会子”，即可以兑换铜钱的文券。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东南会子》条说：“当时临安之民，复私置便钱会子，豪右主之，钱处和（端礼）为临安守，始夺其利，以归于官。既而处和迁户部侍郎，乃于户部为之。三十一年春，遂置行在会子务（二月丙辰），后隶都茶场，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司见钱。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七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乙巳条说：“初，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至是，权户部侍郎兼知府事钱端礼乞令左藏库应支见钱并以会子分数品搭应副。从之。东南用会子自此始。”《宋史》卷三百八十五《钱端礼传》，谓“端礼尝建明用楮为币。于是专委经画，分为六务，出纳皆有法，几月易钱数百万”。由以上所录可见，归官之前的会子叫做“便钱会子”，是市场自发产生的。“便钱”即汇兑。“便钱会子”当是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大约在绍兴二十年前后（即12世纪40、50年代），它才发展成兼有流通手段职能的铜钱兑换券。
行在会子务之设，虽说是“悉视川钱引法行之”，但最初实未照办。它不立兑界，不定界额，本钱才十万缗，面值为一千、二千、三千。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又造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会。不数年，由于作为官府的支付手段，和国家财政相联系，已出现膨胀贬值现象。《文献通考·钱币考》载，宋孝宗干道三年（1167）正月，度支郎中唐琢言：“自绍兴三十一年至干道二年（1166）七月，共印过会子二千八百余万道。止干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司桩管循环外，其在民间者有九百八十万道。自十一月十四日以后措置收换，截至三年正月六日，共缴进过一百一十八万九千余贯，尚有八百余万贯未收。大约每月收换不过六七十万。缘诸路纲运依近指挥并要十分见钱。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是致在外会子往往商贾低价收买，辐辏行在，所以六务支取拥并。”孝宗下诏出卖度牒和诸州助教帖，全以会子入纳，欲尽收会子。六月，曾怀言，尚有四百九十万贯在民间，乞存留行使。这大约就是当时市场上不可少的会子流通量。从这个数量可知，会子是不能废的，必须加以整顿。这年十二月，宋孝宗下诏别造五百万新会收换旧会。明年，定三年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每道收靡费钱二十文足，零百半之。经这番整顿，会子之法始臻完备，与四川钱引法大同而小异。
国家财政的困难使得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订的会子的兑界和界额。《通考.钱币考》载，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诏第三﹑四界各展限三年，并续印第四界会子二百万。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诏第七、八界会子各展三年。臣僚言：“会子界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矣，何以示信？”诏造第十界，立定年限。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诏会子界以三千万为额。当时二﹑三界同时行使，依照这个界额，会子已经恶性膨胀，然而还不止于此。嘉定二年（1209），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除已收换烧毁外，尚有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贯，以致“数多，称提无策”。绍定五年（1232），又高至二万二千九百余万。至嘉熙四年（1240），据袁甫奏议，十六、十七两界会子竟达五亿。宋廷虽以十八界会一贯准十七界会五贯的办法缩减流通量，但为数仍甚巨。淳佑七年（1247），规定十七、十八两界更不立限，永远行使。这表明会子的恶性膨胀使造新换旧已不可能。至此，会子的货币职能自难保持。
又有湖会，初名“直便会子”，即“湖北会子”、“湖广会子”的省称。因其流通限于湖北、京西路，为湖广总领所印发，故名。这种会子的创始，《文献通考·钱币考》叙述较详：“孝宗隆兴元年，湖广饷臣王珏言，襄阳、郢（今湖北钟祥）、复（今湖北天门）等处大军支请，以钱银品搭。令措置于大军库堆垛见钱，印造五百并一贯直便会子，发赴军前当见钱流转，于京西、湖北路行使。乞铸勘会子、覆印会子印，及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及已毁茶引故纸应副抄造会子，从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湖北会子》条谓直便会子发“凡七百万缗”。淳熙间，先后通行于湖广和京西。淳熙十三年（1186）始诏立兑界，以三年为一界，但未严格按期易界收兑。新旧相因，故流通数额亦不可确考。从《宋史·食货志》记载看来，这种会子直流通到南宋末期。湖会亦以铁钱为本位，为防止南宋铜钱流入金朝，其功能与淮交同。
又有四川会子，简称川会，为南宋后期的四川纸币。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将四川纸币钱引改为会子，岁额定为五百万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