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苏轼在喊冤入狱后,被朋友解救,却差点害了他?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5-14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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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3-10-11 18:24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北宋积弊甚多，在王安石的劝说下，宋神宗决定变法，史称“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这一年，苏轼33岁，正值壮年，他在仕途上本有一番大的作为，但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遭受排挤。

当时宋神宗铁了心支持王安石，苏轼自知在朝堂上无法立足，于是便上奏申请离京外任，宋神宗欣然同意。此后10年，苏轼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在地方上，苏轼深感王安石变法弊端重重，再加上一些投机分子借着新法谋取利益，让苏轼大为愤慨。苏轼毕竟是文人出身，满肚子牢*没处发泄，于是写诗讽刺新法。例如，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向朝廷写的《湖州谢上表》中云：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里的“其”指苏轼本人，“新进”指支持新法的集体（新派）。苏轼的意思很明显，是说自己不会与新法合作，反对新法。

要知道，公元1079年，王安石已经第二次罢相，朝中之所以还坚持变法，是因为宋神宗在亲自部署变法，苏轼反对新法，就是反对宋神宗。在封建社会，和皇帝陛下过不去的臣子，一般都不会有好下场。

朝中新派人物早就对苏轼不满，奈何苏轼名气太大，他们一直抓不住把柄。当年七月，御史台*李定等人以苏轼讽刺新法为由集体*苏轼，并且把上述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作为证据，宋神宗看到证据确凿，于是派人去湖州抓朱轼回京问审。

因这件事是御史台主导，《汉书》中曾说御史台上有柏树，柏树上有数千只乌鸦，因此这桩著名的案件就被称作为“乌台诗案”。

其实，乌台诗案刚爆发时，朝中有很多人都在想办法救苏轼，例如，宋神宗的妹夫、驸马王诜第一时间得知朝廷要捉拿苏轼，立即快马加鞭通知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辙得到消息后，连忙派人从南京（北宋时商丘为南京，和现在的南京意义不同）日夜狂奔来到湖州通知苏轼，苏轼接到弟弟的信后，连忙告假，但朝廷的钦差仅隔了半日就到达湖州，十分强硬地将苏轼带到京城（开封）。

经审理，乌台诗案涉及到苏轼大量的著作，有的的确是苏轼讽刺新法，有的则是新派*诬陷苏轼。苏轼以为自己大祸临头，将会死在狱中，于是写下两首“绝笔诗”，其中两句是：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的意思是说自己必死无疑，在狱中十分想念弟弟苏辙（子由），希望来世还和苏辙做兄弟。

苏轼有一位好友，名叫张方平，字安道，曾任参知政事。张方平和苏轼意气相投，关系十分亲密。例如，苏轼曾写过一首诗，叫《张安道见示近诗》，对张方平称赞不已。

乌台诗案爆发的时候，张方平已经退休在老家南京，得知苏轼入狱，他辗转反侧，打算上书为苏轼鸣冤求情。但张方平已经退休在家，他只能通过南京官府来递交自己的奏折，结果南京官府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不敢受理。张方平又找了很多昔日的同僚，同僚们都怕卷入此案，都不肯帮忙。张方平没办法，只能派儿子张恕去南京衙门敲登闻鼓递奏章。在宋朝，敲登闻鼓非同小可，不管敲鼓之人有理无理，都有可能被官府杖责。张恕本就胆小，他拿着父亲给的奏章，在登闻鼓面前徘徊了好几天，最终还是不敢敲。

《元城先生语录》记载：

东坡御史狱，张安道致仕在南京，上书救之，欲附南京递进，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闻鼓院投进，恕徘徊不敢投。

虽然张方平最终没能想到办法为苏轼说情，但当时的太皇太后曹氏（宋仁宗曹皇后）亲自替苏轼求情，宋神宗对祖母非常孝顺，再加上宋朝从不杀士大夫，于是宋神宗网开一面，贬苏轼为黄州副团练，苏轼侥幸保住了性命。

苏轼出狱后，张方平非常抱歉地向苏轼解释自己为何没有替他说话，还把当时写好的奏章副本给苏轼观看。不曾想，苏轼看到奏章副本后，脸色大变，吐着舌头不肯说话。

张方平不理解，以为苏轼生气了。过了几天，张方平见到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辙对张方平说：“我哥哥之所以有今日之祸，第一是因为他写诗讥讽新法，第二是因为他名气太大，遭到了新派*的记恨。你奏折中不仅夸我哥哥名气响亮，还继续指出新法的不足之处。你以为是在为为哥哥叫屈，实际上是在戳新派*的敏感之处，你这不是害他吗？”

张方平这才明白，他连忙向苏轼道歉。苏轼叹曰：你当时为了救我，左右奔走，我很感激你！但你的奏章差点害了我啊，幸好官府没有理你，否则，你的奏折交上去，我必死无疑。

苏轼和苏辙都是当世大才子，从本文来看，苏辙还是很了解苏轼的，而作为苏轼的好朋友，张方平差点好心办了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