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什么不喜欢做官?一生贫困。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5-30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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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他留下的那些飘逸洒脱、浪漫的文学作品相比，更让他声名大著的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事迹，就是这位拒绝在功名利禄前放弃个人尊严的诗人，用他的诗歌表达了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陶渊明不做官倒不是因为官场不如意，相反，他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其祖上还曾是东晋朝的一位大官，甚至陶渊明的叔叔当时还在做官，可是陶渊明为什么不做官呢？他的天性不适合做官，并且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就不做官。
以下摘自《休闲读品�6�1天下》第二辑《陶渊明：时代弃儿与田园歌者》，作者：蓝风。
陶渊明本来是想当官的，而且还当过好几回官，到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最后一次辞掉彭泽县令的时候，那已经是他第四次当官了。他当官的动机，不是出于什么济世安邦的远大理想，主要是想挣些俸禄，让家里过上富足体面的日子。如果说还有点什么精神追求的话，也不过是光宗耀祖之类的面子上的追求。对自己的这种动机，他从不隐瞒，每次做官之前，都会坦白地说，是因为家贫而去的。他从不掩饰自己对权力、地位的向往与羡慕，他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位官至太尉、被封为长沙郡公的曾祖陶侃，认为那才是陶家的光荣。
但他为什么没把官儿当下去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明白，怎么样才能把官当好、当大、当持久，也就说先理解什么样的人能当官，再看一看陶渊明是否是那样的人。
就从那位令他骄傲的大官曾祖陶侃谈起吧。陶侃是一个贫苦的庶民出身，虽然身负文韬武略，但只是在县上做了一个管理渔政的小吏。有一次，他的朋友范逵被地方推荐为孝廉，要到首都去做官了。陶侃的妈妈就让儿子把范逵请到家里，当时陶家一贫如洗，陶妈妈把自己的头发卖了，换回些酒肉招待客人，又把铺床的稻草席铡碎了，给客人的马当草料，把家里的廊柱砍了，当柴烧，给客人取暖。临了，还让陶侃一直把客人送到县界。范逵十分感动，他当官后，保举陶侃到当时的庐江太守手下担任督邮、兼枞阳县令，陶侃的仕途由此开始。陶侃这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当州刺史时，每天早上把一百块砖搬出室内，晚上再搬回来，以锻炼自己的体力和意志。他十分讨厌下棋、掷骰子之类的*游戏，如果他的部下因为喝酒或*而耽误公事的话，他会把酒具带赌具一道扔到江里去，还加以鞭笞。作为一名*，他也得陪同僚或上级喝喝酒，吃吃饭，但每次只少喝一点儿就止住了，别人劝酒，他就说自己年少时曾因喝酒误事，所以，父母给他定下了不许过度饮酒的规矩，为了尊重自己的父母，就不能再多喝了。他是位精明而强悍的人，在东晋朝廷纷争不断的时代，他执掌兵权41年，为维护东晋皇室的安定，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能和多次排挤他的皇戚庾亮交成好朋友。他很有*原则，有一次，一位军中悍将郭默因为私仇杀了江州刺史刘胤，当时的丞相王导想做和事佬，就任命郭默为江州刺史，身为太尉的陶侃大怒，一面发兵征讨郭默，一面写信给王导指责他：“杀了刺史就能当刺史，那杀了丞相是不是就能当丞相？”王导只好复信搪塞说：“我是想暂时把他稳住，等朝廷调集好军队再去制裁，这不就是‘遵养时晦’、以成大事的方法吗？”陶侃接到信后嗤之以鼻：“什么遵养时晦，明明是遵养时贼！”同时，急攻武昌，活捉了郭默，将其父子及同党四十多人就地正法。
从陶侃的成功经历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当官原则：
1、要会巴结人，巴结有用的人。
2、要能克制自己，恪守一个*应遵守的岗位职责。
3、要有坚定的*原则和果断的魄力，该下手杀人时，绝不手软。
这三条陶渊明一条都不具备。
首先，他不仅不会巴结人，甚至连基本的下级对待上级的礼仪都不愿意做。说起来，他入仕的条件要比陶侃好多了，不仅远有陶侃的威名护着，而且近有在朝廷当官的叔叔做后台，他当彭泽县令就是他叔叔推荐的。但他仅仅因为不愿意接待来检查工作的督邮，就辞官而去了。其实这种接待只是官场里的例行公事，他的佐吏只不过是建议他要着正式的官服去参见督邮大人而已，他就受不了了。可能因为这位督邮是他认识的一个同乡，没什么学问，他平时就瞧不起人家，现在竟然要以下级的身份向其鞠躬施礼，他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撂下句“不能为五斗米的俸禄而向乡里小人折腰”的硬话，就拍*走人了。
第二，他从不克制自己，尤其在饮酒这件事上，他毫无节制。他当彭泽县令时，竟然要把*分给他养家糊口的公田全部种上酿酒的高梁，只是在妻子的反复坚持下，才勉强种了三分之一的可当饭吃的大米。他60岁时，家里生活已经十分贫困，有时甚至吃不饱饭了，有位当了太守的朋友颜延之来看望他，送了他两万钱，但他居然把这两万钱一次性地全部送到了酒店，存在那里当酒钱，每次去喝再逐次扣除。在他临终前为自己所写的《挽歌》里，对死亡倒不太在意，说什么“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唯一的遗憾，就是酒没喝够：“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可想而知，这种超级酒鬼若是遇见其曾祖陶侃那样的严肃*，还不得先打上一顿板子。
第三，他绝对没有陶侃那种和*强者“绑锅”结成死党的*原则，更没有杀伐决断的狠劲儿。他倒是写过一些歌颂侠客的诗歌，但那不过是文人的夸张。在他所有过的短短的从政经历中。从来没有整人、杀人的记录。他不仅不是能下得了狠手的人，甚至有些婆婆妈妈，特别可笑的是非常恋家，连出公差的旅途辛苦和寂寞都不太能忍受。他做过两次参军，这是一个相当于参谋的职务，在这个岗位上，有几次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到当时东晋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去送公文，每次他都留下了抱怨旅途劳苦的诗。在他看来，人生最大的欢乐就是吃着家常饭，在家里逗逗可爱的孩子，所谓“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他恋家，舍不得孩子与田园，不愿去做那种为忙公事四处飘泊的官。
说到底，他没把官儿长久地当下去，几乎全是出于这么简单的个人的主观原因，而不是有些后人所曲解的什么*黑暗、官场*之类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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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名门之后，但到他这一代家世已经衰弱了，虽然如此名头还是留存了一点，因此陶身上是有点官N代的少爷脾气，也就是比较任性而为和高傲。
这就好像没落的八旗王爷，就算本身已经是个穷*，为糊口得跑去拉洋车，毕竟也曾风光过，所以这架子还挺大，受不得一点委屈，因此才不为五斗米折腰，拒绝别人的施舍，其实就是看不上这点俸禄，这些财物，如果换成2000石呢，大概就会考虑下了，实际就是现实和自己的期望不符，因此干脆撂挑子的那种二世祖差不多。
你想陶家是江南名门，汉末三国到魏晋出了很多代的历史名人，如陶谦、陶基、陶横、陶侃这些，而且都是做大官的，但陶渊明却一直做的是小官，也没什么突出的政绩，所以觉得当官也没什么意思，再加上祖先还留下点余财，所以还有赋闲山林间的退路。
中国人历来都爱吹历史上那些无为的隐士，认为他们的人品高洁，到底高不高洁我是不清楚啊，但具体到一些人就不好说了，魏晋的士族风气其实并不值得推崇，陶渊明就因为自己的骄傲，不肯去和督邮应酬，我觉得就是他骨子里是看不起督邮这类小人物的缘故，说到底就是自视太高，没有做官的觉悟，也就是说这些士族子弟，得官的途径和成本，比起庶族寒门的学子，所要付出的代价低的多，造成他们对官位有无并不看的太重，也就是得来的太容易的东西，不会好好珍惜。而且真心要做官的人，想做个好官的人，想的不是做多大的官，而是做多少事，但是从陶渊明这种士族身上是一点也看不到的，他们心里是不会想到别人，或者老百姓的福祉的。真的要给百姓做事才当官的人，对官场那些必要的应酬，只会当成一种过程，而不会抬高到身关自己荣辱的大事看待，也根本不会把这种事上升到骄傲的层度。
我当官当的不开心，所以不想当了。那个督邮算个什么东西，我堂堂丹阳陶氏为什么要去讨好他，这个破县令不当了。美其名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分析一下背景的话，大概就是这样。

热心网友 时间：1天前

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
　　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家境越来越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甚至连江州刺使送来的米和肉也坚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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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他留下的那些飘逸洒脱、浪漫的文学作品相比，更让他声名大著的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事迹，就是这位拒绝在功名利禄前放弃个人尊严的诗人，用他的诗歌表达了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陶渊明不做官倒不是因为官场不如意，相反，他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其祖上还曾是东晋朝的一位大官，甚至陶渊明的叔叔当时还在做官，可是陶渊明为什么不做官呢？他的天性不适合做官，并且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就不做官。
以下摘自《休闲读品�6�1天下》第二辑《陶渊明：时代弃儿与田园歌者》，作者：蓝风。
陶渊明本来是想当官的，而且还当过好几回官，到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最后一次辞掉彭泽县令的时候，那已经是他第四次当官了。他当官的动机，不是出于什么济世安邦的远大理想，主要是想挣些俸禄，让家里过上富足体面的日子。如果说还有点什么精神追求的话，也不过是光宗耀祖之类的面子上的追求。对自己的这种动机，他从不隐瞒，每次做官之前，都会坦白地说，是因为家贫而去的。他从不掩饰自己对权力、地位的向往与羡慕，他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位官至太尉、被封为长沙郡公的曾祖陶侃，认为那才是陶家的光荣。
但他为什么没把官儿当下去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明白，怎么样才能把官当好、当大、当持久，也就说先理解什么样的人能当官，再看一看陶渊明是否是那样的人。
就从那位令他骄傲的大官曾祖陶侃谈起吧。陶侃是一个贫苦的庶民出身，虽然身负文韬武略，但只是在县上做了一个管理渔政的小吏。有一次，他的朋友范逵被地方推荐为孝廉，要到首都去做官了。陶侃的妈妈就让儿子把范逵请到家里，当时陶家一贫如洗，陶妈妈把自己的头发卖了，换回些酒肉招待客人，又把铺床的稻草席铡碎了，给客人的马当草料，把家里的廊柱砍了，当柴烧，给客人取暖。临了，还让陶侃一直把客人送到县界。范逵十分感动，他当官后，保举陶侃到当时的庐江太守手下担任督邮、兼枞阳县令，陶侃的仕途由此开始。陶侃这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当州刺史时，每天早上把一百块砖搬出室内，晚上再搬回来，以锻炼自己的体力和意志。他十分讨厌下棋、掷骰子之类的*游戏，如果他的部下因为喝酒或*而耽误公事的话，他会把酒具带赌具一道扔到江里去，还加以鞭笞。作为一名*，他也得陪同僚或上级喝喝酒，吃吃饭，但每次只少喝一点儿就止住了，别人劝酒，他就说自己年少时曾因喝酒误事，所以，父母给他定下了不许过度饮酒的规矩，为了尊重自己的父母，就不能再多喝了。他是位精明而强悍的人，在东晋朝廷纷争不断的时代，他执掌兵权41年，为维护东晋皇室的安定，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能和多次排挤他的皇戚庾亮交成好朋友。他很有*原则，有一次，一位军中悍将郭默因为私仇杀了江州刺史刘胤，当时的丞相王导想做和事佬，就任命郭默为江州刺史，身为太尉的陶侃大怒，一面发兵征讨郭默，一面写信给王导指责他：“杀了刺史就能当刺史，那杀了丞相是不是就能当丞相？”王导只好复信搪塞说：“我是想暂时把他稳住，等朝廷调集好军队再去制裁，这不就是‘遵养时晦’、以成大事的方法吗？”陶侃接到信后嗤之以鼻：“什么遵养时晦，明明是遵养时贼！”同时，急攻武昌，活捉了郭默，将其父子及同党四十多人就地正法。
从陶侃的成功经历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当官原则：
1、要会巴结人，巴结有用的人。
2、要能克制自己，恪守一个*应遵守的岗位职责。
3、要有坚定的*原则和果断的魄力，该下手杀人时，绝不手软。
这三条陶渊明一条都不具备。
首先，他不仅不会巴结人，甚至连基本的下级对待上级的礼仪都不愿意做。说起来，他入仕的条件要比陶侃好多了，不仅远有陶侃的威名护着，而且近有在朝廷当官的叔叔做后台，他当彭泽县令就是他叔叔推荐的。但他仅仅因为不愿意接待来检查工作的督邮，就辞官而去了。其实这种接待只是官场里的例行公事，他的佐吏只不过是建议他要着正式的官服去参见督邮大人而已，他就受不了了。可能因为这位督邮是他认识的一个同乡，没什么学问，他平时就瞧不起人家，现在竟然要以下级的身份向其鞠躬施礼，他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撂下句“不能为五斗米的俸禄而向乡里小人折腰”的硬话，就拍*走人了。
第二，他从不克制自己，尤其在饮酒这件事上，他毫无节制。他当彭泽县令时，竟然要把*分给他养家糊口的公田全部种上酿酒的高梁，只是在妻子的反复坚持下，才勉强种了三分之一的可当饭吃的大米。他60岁时，家里生活已经十分贫困，有时甚至吃不饱饭了，有位当了太守的朋友颜延之来看望他，送了他两万钱，但他居然把这两万钱一次性地全部送到了酒店，存在那里当酒钱，每次去喝再逐次扣除。在他临终前为自己所写的《挽歌》里，对死亡倒不太在意，说什么“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唯一的遗憾，就是酒没喝够：“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可想而知，这种超级酒鬼若是遇见其曾祖陶侃那样的严肃*，还不得先打上一顿板子。
第三，他绝对没有陶侃那种和*强者“绑锅”结成死党的*原则，更没有杀伐决断的狠劲儿。他倒是写过一些歌颂侠客的诗歌，但那不过是文人的夸张。在他所有过的短短的从政经历中。从来没有整人、杀人的记录。他不仅不是能下得了狠手的人，甚至有些婆婆妈妈，特别可笑的是非常恋家，连出公差的旅途辛苦和寂寞都不太能忍受。他做过两次参军，这是一个相当于参谋的职务，在这个岗位上，有几次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到当时东晋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去送公文，每次他都留下了抱怨旅途劳苦的诗。在他看来，人生最大的欢乐就是吃着家常饭，在家里逗逗可爱的孩子，所谓“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他恋家，舍不得孩子与田园，不愿去做那种为忙公事四处飘泊的官。
说到底，他没把官儿长久地当下去，几乎全是出于这么简单的个人的主观原因，而不是有些后人所曲解的什么*黑暗、官场*之类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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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名门之后，但到他这一代家世已经衰弱了，虽然如此名头还是留存了一点，因此陶身上是有点官N代的少爷脾气，也就是比较任性而为和高傲。
这就好像没落的八旗王爷，就算本身已经是个穷*，为糊口得跑去拉洋车，毕竟也曾风光过，所以这架子还挺大，受不得一点委屈，因此才不为五斗米折腰，拒绝别人的施舍，其实就是看不上这点俸禄，这些财物，如果换成2000石呢，大概就会考虑下了，实际就是现实和自己的期望不符，因此干脆撂挑子的那种二世祖差不多。
你想陶家是江南名门，汉末三国到魏晋出了很多代的历史名人，如陶谦、陶基、陶横、陶侃这些，而且都是做大官的，但陶渊明却一直做的是小官，也没什么突出的政绩，所以觉得当官也没什么意思，再加上祖先还留下点余财，所以还有赋闲山林间的退路。
中国人历来都爱吹历史上那些无为的隐士，认为他们的人品高洁，到底高不高洁我是不清楚啊，但具体到一些人就不好说了，魏晋的士族风气其实并不值得推崇，陶渊明就因为自己的骄傲，不肯去和督邮应酬，我觉得就是他骨子里是看不起督邮这类小人物的缘故，说到底就是自视太高，没有做官的觉悟，也就是说这些士族子弟，得官的途径和成本，比起庶族寒门的学子，所要付出的代价低的多，造成他们对官位有无并不看的太重，也就是得来的太容易的东西，不会好好珍惜。而且真心要做官的人，想做个好官的人，想的不是做多大的官，而是做多少事，但是从陶渊明这种士族身上是一点也看不到的，他们心里是不会想到别人，或者老百姓的福祉的。真的要给百姓做事才当官的人，对官场那些必要的应酬，只会当成一种过程，而不会抬高到身关自己荣辱的大事看待，也根本不会把这种事上升到骄傲的层度。
我当官当的不开心，所以不想当了。那个督邮算个什么东西，我堂堂丹阳陶氏为什么要去讨好他，这个破县令不当了。美其名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分析一下背景的话，大概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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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
　　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家境越来越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甚至连江州刺使送来的米和肉也坚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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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他留下的那些飘逸洒脱、浪漫的文学作品相比，更让他声名大著的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事迹，就是这位拒绝在功名利禄前放弃个人尊严的诗人，用他的诗歌表达了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陶渊明不做官倒不是因为官场不如意，相反，他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其祖上还曾是东晋朝的一位大官，甚至陶渊明的叔叔当时还在做官，可是陶渊明为什么不做官呢？他的天性不适合做官，并且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就不做官。
以下摘自《休闲读品�6�1天下》第二辑《陶渊明：时代弃儿与田园歌者》，作者：蓝风。
陶渊明本来是想当官的，而且还当过好几回官，到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最后一次辞掉彭泽县令的时候，那已经是他第四次当官了。他当官的动机，不是出于什么济世安邦的远大理想，主要是想挣些俸禄，让家里过上富足体面的日子。如果说还有点什么精神追求的话，也不过是光宗耀祖之类的面子上的追求。对自己的这种动机，他从不隐瞒，每次做官之前，都会坦白地说，是因为家贫而去的。他从不掩饰自己对权力、地位的向往与羡慕，他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位官至太尉、被封为长沙郡公的曾祖陶侃，认为那才是陶家的光荣。
但他为什么没把官儿当下去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明白，怎么样才能把官当好、当大、当持久，也就说先理解什么样的人能当官，再看一看陶渊明是否是那样的人。
就从那位令他骄傲的大官曾祖陶侃谈起吧。陶侃是一个贫苦的庶民出身，虽然身负文韬武略，但只是在县上做了一个管理渔政的小吏。有一次，他的朋友范逵被地方推荐为孝廉，要到首都去做官了。陶侃的妈妈就让儿子把范逵请到家里，当时陶家一贫如洗，陶妈妈把自己的头发卖了，换回些酒肉招待客人，又把铺床的稻草席铡碎了，给客人的马当草料，把家里的廊柱砍了，当柴烧，给客人取暖。临了，还让陶侃一直把客人送到县界。范逵十分感动，他当官后，保举陶侃到当时的庐江太守手下担任督邮、兼枞阳县令，陶侃的仕途由此开始。陶侃这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当州刺史时，每天早上把一百块砖搬出室内，晚上再搬回来，以锻炼自己的体力和意志。他十分讨厌下棋、掷骰子之类的*游戏，如果他的部下因为喝酒或*而耽误公事的话，他会把酒具带赌具一道扔到江里去，还加以鞭笞。作为一名*，他也得陪同僚或上级喝喝酒，吃吃饭，但每次只少喝一点儿就止住了，别人劝酒，他就说自己年少时曾因喝酒误事，所以，父母给他定下了不许过度饮酒的规矩，为了尊重自己的父母，就不能再多喝了。他是位精明而强悍的人，在东晋朝廷纷争不断的时代，他执掌兵权41年，为维护东晋皇室的安定，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能和多次排挤他的皇戚庾亮交成好朋友。他很有*原则，有一次，一位军中悍将郭默因为私仇杀了江州刺史刘胤，当时的丞相王导想做和事佬，就任命郭默为江州刺史，身为太尉的陶侃大怒，一面发兵征讨郭默，一面写信给王导指责他：“杀了刺史就能当刺史，那杀了丞相是不是就能当丞相？”王导只好复信搪塞说：“我是想暂时把他稳住，等朝廷调集好军队再去制裁，这不就是‘遵养时晦’、以成大事的方法吗？”陶侃接到信后嗤之以鼻：“什么遵养时晦，明明是遵养时贼！”同时，急攻武昌，活捉了郭默，将其父子及同党四十多人就地正法。
从陶侃的成功经历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当官原则：
1、要会巴结人，巴结有用的人。
2、要能克制自己，恪守一个*应遵守的岗位职责。
3、要有坚定的*原则和果断的魄力，该下手杀人时，绝不手软。
这三条陶渊明一条都不具备。
首先，他不仅不会巴结人，甚至连基本的下级对待上级的礼仪都不愿意做。说起来，他入仕的条件要比陶侃好多了，不仅远有陶侃的威名护着，而且近有在朝廷当官的叔叔做后台，他当彭泽县令就是他叔叔推荐的。但他仅仅因为不愿意接待来检查工作的督邮，就辞官而去了。其实这种接待只是官场里的例行公事，他的佐吏只不过是建议他要着正式的官服去参见督邮大人而已，他就受不了了。可能因为这位督邮是他认识的一个同乡，没什么学问，他平时就瞧不起人家，现在竟然要以下级的身份向其鞠躬施礼，他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撂下句“不能为五斗米的俸禄而向乡里小人折腰”的硬话，就拍*走人了。
第二，他从不克制自己，尤其在饮酒这件事上，他毫无节制。他当彭泽县令时，竟然要把*分给他养家糊口的公田全部种上酿酒的高梁，只是在妻子的反复坚持下，才勉强种了三分之一的可当饭吃的大米。他60岁时，家里生活已经十分贫困，有时甚至吃不饱饭了，有位当了太守的朋友颜延之来看望他，送了他两万钱，但他居然把这两万钱一次性地全部送到了酒店，存在那里当酒钱，每次去喝再逐次扣除。在他临终前为自己所写的《挽歌》里，对死亡倒不太在意，说什么“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唯一的遗憾，就是酒没喝够：“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可想而知，这种超级酒鬼若是遇见其曾祖陶侃那样的严肃*，还不得先打上一顿板子。
第三，他绝对没有陶侃那种和*强者“绑锅”结成死党的*原则，更没有杀伐决断的狠劲儿。他倒是写过一些歌颂侠客的诗歌，但那不过是文人的夸张。在他所有过的短短的从政经历中。从来没有整人、杀人的记录。他不仅不是能下得了狠手的人，甚至有些婆婆妈妈，特别可笑的是非常恋家，连出公差的旅途辛苦和寂寞都不太能忍受。他做过两次参军，这是一个相当于参谋的职务，在这个岗位上，有几次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到当时东晋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去送公文，每次他都留下了抱怨旅途劳苦的诗。在他看来，人生最大的欢乐就是吃着家常饭，在家里逗逗可爱的孩子，所谓“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他恋家，舍不得孩子与田园，不愿去做那种为忙公事四处飘泊的官。
说到底，他没把官儿长久地当下去，几乎全是出于这么简单的个人的主观原因，而不是有些后人所曲解的什么*黑暗、官场*之类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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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名门之后，但到他这一代家世已经衰弱了，虽然如此名头还是留存了一点，因此陶身上是有点官N代的少爷脾气，也就是比较任性而为和高傲。
这就好像没落的八旗王爷，就算本身已经是个穷*，为糊口得跑去拉洋车，毕竟也曾风光过，所以这架子还挺大，受不得一点委屈，因此才不为五斗米折腰，拒绝别人的施舍，其实就是看不上这点俸禄，这些财物，如果换成2000石呢，大概就会考虑下了，实际就是现实和自己的期望不符，因此干脆撂挑子的那种二世祖差不多。
你想陶家是江南名门，汉末三国到魏晋出了很多代的历史名人，如陶谦、陶基、陶横、陶侃这些，而且都是做大官的，但陶渊明却一直做的是小官，也没什么突出的政绩，所以觉得当官也没什么意思，再加上祖先还留下点余财，所以还有赋闲山林间的退路。
中国人历来都爱吹历史上那些无为的隐士，认为他们的人品高洁，到底高不高洁我是不清楚啊，但具体到一些人就不好说了，魏晋的士族风气其实并不值得推崇，陶渊明就因为自己的骄傲，不肯去和督邮应酬，我觉得就是他骨子里是看不起督邮这类小人物的缘故，说到底就是自视太高，没有做官的觉悟，也就是说这些士族子弟，得官的途径和成本，比起庶族寒门的学子，所要付出的代价低的多，造成他们对官位有无并不看的太重，也就是得来的太容易的东西，不会好好珍惜。而且真心要做官的人，想做个好官的人，想的不是做多大的官，而是做多少事，但是从陶渊明这种士族身上是一点也看不到的，他们心里是不会想到别人，或者老百姓的福祉的。真的要给百姓做事才当官的人，对官场那些必要的应酬，只会当成一种过程，而不会抬高到身关自己荣辱的大事看待，也根本不会把这种事上升到骄傲的层度。
我当官当的不开心，所以不想当了。那个督邮算个什么东西，我堂堂丹阳陶氏为什么要去讨好他，这个破县令不当了。美其名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分析一下背景的话，大概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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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
　　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家境越来越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甚至连江州刺使送来的米和肉也坚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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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他留下的那些飘逸洒脱、浪漫的文学作品相比，更让他声名大著的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事迹，就是这位拒绝在功名利禄前放弃个人尊严的诗人，用他的诗歌表达了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陶渊明不做官倒不是因为官场不如意，相反，他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其祖上还曾是东晋朝的一位大官，甚至陶渊明的叔叔当时还在做官，可是陶渊明为什么不做官呢？他的天性不适合做官，并且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就不做官。
以下摘自《休闲读品�6�1天下》第二辑《陶渊明：时代弃儿与田园歌者》，作者：蓝风。
陶渊明本来是想当官的，而且还当过好几回官，到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最后一次辞掉彭泽县令的时候，那已经是他第四次当官了。他当官的动机，不是出于什么济世安邦的远大理想，主要是想挣些俸禄，让家里过上富足体面的日子。如果说还有点什么精神追求的话，也不过是光宗耀祖之类的面子上的追求。对自己的这种动机，他从不隐瞒，每次做官之前，都会坦白地说，是因为家贫而去的。他从不掩饰自己对权力、地位的向往与羡慕，他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位官至太尉、被封为长沙郡公的曾祖陶侃，认为那才是陶家的光荣。
但他为什么没把官儿当下去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明白，怎么样才能把官当好、当大、当持久，也就说先理解什么样的人能当官，再看一看陶渊明是否是那样的人。
就从那位令他骄傲的大官曾祖陶侃谈起吧。陶侃是一个贫苦的庶民出身，虽然身负文韬武略，但只是在县上做了一个管理渔政的小吏。有一次，他的朋友范逵被地方推荐为孝廉，要到首都去做官了。陶侃的妈妈就让儿子把范逵请到家里，当时陶家一贫如洗，陶妈妈把自己的头发卖了，换回些酒肉招待客人，又把铺床的稻草席铡碎了，给客人的马当草料，把家里的廊柱砍了，当柴烧，给客人取暖。临了，还让陶侃一直把客人送到县界。范逵十分感动，他当官后，保举陶侃到当时的庐江太守手下担任督邮、兼枞阳县令，陶侃的仕途由此开始。陶侃这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当州刺史时，每天早上把一百块砖搬出室内，晚上再搬回来，以锻炼自己的体力和意志。他十分讨厌下棋、掷骰子之类的*游戏，如果他的部下因为喝酒或*而耽误公事的话，他会把酒具带赌具一道扔到江里去，还加以鞭笞。作为一名*，他也得陪同僚或上级喝喝酒，吃吃饭，但每次只少喝一点儿就止住了，别人劝酒，他就说自己年少时曾因喝酒误事，所以，父母给他定下了不许过度饮酒的规矩，为了尊重自己的父母，就不能再多喝了。他是位精明而强悍的人，在东晋朝廷纷争不断的时代，他执掌兵权41年，为维护东晋皇室的安定，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能和多次排挤他的皇戚庾亮交成好朋友。他很有*原则，有一次，一位军中悍将郭默因为私仇杀了江州刺史刘胤，当时的丞相王导想做和事佬，就任命郭默为江州刺史，身为太尉的陶侃大怒，一面发兵征讨郭默，一面写信给王导指责他：“杀了刺史就能当刺史，那杀了丞相是不是就能当丞相？”王导只好复信搪塞说：“我是想暂时把他稳住，等朝廷调集好军队再去制裁，这不就是‘遵养时晦’、以成大事的方法吗？”陶侃接到信后嗤之以鼻：“什么遵养时晦，明明是遵养时贼！”同时，急攻武昌，活捉了郭默，将其父子及同党四十多人就地正法。
从陶侃的成功经历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当官原则：
1、要会巴结人，巴结有用的人。
2、要能克制自己，恪守一个*应遵守的岗位职责。
3、要有坚定的*原则和果断的魄力，该下手杀人时，绝不手软。
这三条陶渊明一条都不具备。
首先，他不仅不会巴结人，甚至连基本的下级对待上级的礼仪都不愿意做。说起来，他入仕的条件要比陶侃好多了，不仅远有陶侃的威名护着，而且近有在朝廷当官的叔叔做后台，他当彭泽县令就是他叔叔推荐的。但他仅仅因为不愿意接待来检查工作的督邮，就辞官而去了。其实这种接待只是官场里的例行公事，他的佐吏只不过是建议他要着正式的官服去参见督邮大人而已，他就受不了了。可能因为这位督邮是他认识的一个同乡，没什么学问，他平时就瞧不起人家，现在竟然要以下级的身份向其鞠躬施礼，他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撂下句“不能为五斗米的俸禄而向乡里小人折腰”的硬话，就拍*走人了。
第二，他从不克制自己，尤其在饮酒这件事上，他毫无节制。他当彭泽县令时，竟然要把*分给他养家糊口的公田全部种上酿酒的高梁，只是在妻子的反复坚持下，才勉强种了三分之一的可当饭吃的大米。他60岁时，家里生活已经十分贫困，有时甚至吃不饱饭了，有位当了太守的朋友颜延之来看望他，送了他两万钱，但他居然把这两万钱一次性地全部送到了酒店，存在那里当酒钱，每次去喝再逐次扣除。在他临终前为自己所写的《挽歌》里，对死亡倒不太在意，说什么“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唯一的遗憾，就是酒没喝够：“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可想而知，这种超级酒鬼若是遇见其曾祖陶侃那样的严肃*，还不得先打上一顿板子。
第三，他绝对没有陶侃那种和*强者“绑锅”结成死党的*原则，更没有杀伐决断的狠劲儿。他倒是写过一些歌颂侠客的诗歌，但那不过是文人的夸张。在他所有过的短短的从政经历中。从来没有整人、杀人的记录。他不仅不是能下得了狠手的人，甚至有些婆婆妈妈，特别可笑的是非常恋家，连出公差的旅途辛苦和寂寞都不太能忍受。他做过两次参军，这是一个相当于参谋的职务，在这个岗位上，有几次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到当时东晋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去送公文，每次他都留下了抱怨旅途劳苦的诗。在他看来，人生最大的欢乐就是吃着家常饭，在家里逗逗可爱的孩子，所谓“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他恋家，舍不得孩子与田园，不愿去做那种为忙公事四处飘泊的官。
说到底，他没把官儿长久地当下去，几乎全是出于这么简单的个人的主观原因，而不是有些后人所曲解的什么*黑暗、官场*之类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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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名门之后，但到他这一代家世已经衰弱了，虽然如此名头还是留存了一点，因此陶身上是有点官N代的少爷脾气，也就是比较任性而为和高傲。
这就好像没落的八旗王爷，就算本身已经是个穷*，为糊口得跑去拉洋车，毕竟也曾风光过，所以这架子还挺大，受不得一点委屈，因此才不为五斗米折腰，拒绝别人的施舍，其实就是看不上这点俸禄，这些财物，如果换成2000石呢，大概就会考虑下了，实际就是现实和自己的期望不符，因此干脆撂挑子的那种二世祖差不多。
你想陶家是江南名门，汉末三国到魏晋出了很多代的历史名人，如陶谦、陶基、陶横、陶侃这些，而且都是做大官的，但陶渊明却一直做的是小官，也没什么突出的政绩，所以觉得当官也没什么意思，再加上祖先还留下点余财，所以还有赋闲山林间的退路。
中国人历来都爱吹历史上那些无为的隐士，认为他们的人品高洁，到底高不高洁我是不清楚啊，但具体到一些人就不好说了，魏晋的士族风气其实并不值得推崇，陶渊明就因为自己的骄傲，不肯去和督邮应酬，我觉得就是他骨子里是看不起督邮这类小人物的缘故，说到底就是自视太高，没有做官的觉悟，也就是说这些士族子弟，得官的途径和成本，比起庶族寒门的学子，所要付出的代价低的多，造成他们对官位有无并不看的太重，也就是得来的太容易的东西，不会好好珍惜。而且真心要做官的人，想做个好官的人，想的不是做多大的官，而是做多少事，但是从陶渊明这种士族身上是一点也看不到的，他们心里是不会想到别人，或者老百姓的福祉的。真的要给百姓做事才当官的人，对官场那些必要的应酬，只会当成一种过程，而不会抬高到身关自己荣辱的大事看待，也根本不会把这种事上升到骄傲的层度。
我当官当的不开心，所以不想当了。那个督邮算个什么东西，我堂堂丹阳陶氏为什么要去讨好他，这个破县令不当了。美其名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分析一下背景的话，大概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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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
　　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家境越来越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甚至连江州刺使送来的米和肉也坚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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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他留下的那些飘逸洒脱、浪漫的文学作品相比，更让他声名大著的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事迹，就是这位拒绝在功名利禄前放弃个人尊严的诗人，用他的诗歌表达了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陶渊明不做官倒不是因为官场不如意，相反，他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其祖上还曾是东晋朝的一位大官，甚至陶渊明的叔叔当时还在做官，可是陶渊明为什么不做官呢？他的天性不适合做官，并且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就不做官。
以下摘自《休闲读品�6�1天下》第二辑《陶渊明：时代弃儿与田园歌者》，作者：蓝风。
陶渊明本来是想当官的，而且还当过好几回官，到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最后一次辞掉彭泽县令的时候，那已经是他第四次当官了。他当官的动机，不是出于什么济世安邦的远大理想，主要是想挣些俸禄，让家里过上富足体面的日子。如果说还有点什么精神追求的话，也不过是光宗耀祖之类的面子上的追求。对自己的这种动机，他从不隐瞒，每次做官之前，都会坦白地说，是因为家贫而去的。他从不掩饰自己对权力、地位的向往与羡慕，他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位官至太尉、被封为长沙郡公的曾祖陶侃，认为那才是陶家的光荣。
但他为什么没把官儿当下去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明白，怎么样才能把官当好、当大、当持久，也就说先理解什么样的人能当官，再看一看陶渊明是否是那样的人。
就从那位令他骄傲的大官曾祖陶侃谈起吧。陶侃是一个贫苦的庶民出身，虽然身负文韬武略，但只是在县上做了一个管理渔政的小吏。有一次，他的朋友范逵被地方推荐为孝廉，要到首都去做官了。陶侃的妈妈就让儿子把范逵请到家里，当时陶家一贫如洗，陶妈妈把自己的头发卖了，换回些酒肉招待客人，又把铺床的稻草席铡碎了，给客人的马当草料，把家里的廊柱砍了，当柴烧，给客人取暖。临了，还让陶侃一直把客人送到县界。范逵十分感动，他当官后，保举陶侃到当时的庐江太守手下担任督邮、兼枞阳县令，陶侃的仕途由此开始。陶侃这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当州刺史时，每天早上把一百块砖搬出室内，晚上再搬回来，以锻炼自己的体力和意志。他十分讨厌下棋、掷骰子之类的*游戏，如果他的部下因为喝酒或*而耽误公事的话，他会把酒具带赌具一道扔到江里去，还加以鞭笞。作为一名*，他也得陪同僚或上级喝喝酒，吃吃饭，但每次只少喝一点儿就止住了，别人劝酒，他就说自己年少时曾因喝酒误事，所以，父母给他定下了不许过度饮酒的规矩，为了尊重自己的父母，就不能再多喝了。他是位精明而强悍的人，在东晋朝廷纷争不断的时代，他执掌兵权41年，为维护东晋皇室的安定，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能和多次排挤他的皇戚庾亮交成好朋友。他很有*原则，有一次，一位军中悍将郭默因为私仇杀了江州刺史刘胤，当时的丞相王导想做和事佬，就任命郭默为江州刺史，身为太尉的陶侃大怒，一面发兵征讨郭默，一面写信给王导指责他：“杀了刺史就能当刺史，那杀了丞相是不是就能当丞相？”王导只好复信搪塞说：“我是想暂时把他稳住，等朝廷调集好军队再去制裁，这不就是‘遵养时晦’、以成大事的方法吗？”陶侃接到信后嗤之以鼻：“什么遵养时晦，明明是遵养时贼！”同时，急攻武昌，活捉了郭默，将其父子及同党四十多人就地正法。
从陶侃的成功经历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当官原则：
1、要会巴结人，巴结有用的人。
2、要能克制自己，恪守一个*应遵守的岗位职责。
3、要有坚定的*原则和果断的魄力，该下手杀人时，绝不手软。
这三条陶渊明一条都不具备。
首先，他不仅不会巴结人，甚至连基本的下级对待上级的礼仪都不愿意做。说起来，他入仕的条件要比陶侃好多了，不仅远有陶侃的威名护着，而且近有在朝廷当官的叔叔做后台，他当彭泽县令就是他叔叔推荐的。但他仅仅因为不愿意接待来检查工作的督邮，就辞官而去了。其实这种接待只是官场里的例行公事，他的佐吏只不过是建议他要着正式的官服去参见督邮大人而已，他就受不了了。可能因为这位督邮是他认识的一个同乡，没什么学问，他平时就瞧不起人家，现在竟然要以下级的身份向其鞠躬施礼，他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撂下句“不能为五斗米的俸禄而向乡里小人折腰”的硬话，就拍*走人了。
第二，他从不克制自己，尤其在饮酒这件事上，他毫无节制。他当彭泽县令时，竟然要把*分给他养家糊口的公田全部种上酿酒的高梁，只是在妻子的反复坚持下，才勉强种了三分之一的可当饭吃的大米。他60岁时，家里生活已经十分贫困，有时甚至吃不饱饭了，有位当了太守的朋友颜延之来看望他，送了他两万钱，但他居然把这两万钱一次性地全部送到了酒店，存在那里当酒钱，每次去喝再逐次扣除。在他临终前为自己所写的《挽歌》里，对死亡倒不太在意，说什么“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唯一的遗憾，就是酒没喝够：“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可想而知，这种超级酒鬼若是遇见其曾祖陶侃那样的严肃*，还不得先打上一顿板子。
第三，他绝对没有陶侃那种和*强者“绑锅”结成死党的*原则，更没有杀伐决断的狠劲儿。他倒是写过一些歌颂侠客的诗歌，但那不过是文人的夸张。在他所有过的短短的从政经历中。从来没有整人、杀人的记录。他不仅不是能下得了狠手的人，甚至有些婆婆妈妈，特别可笑的是非常恋家，连出公差的旅途辛苦和寂寞都不太能忍受。他做过两次参军，这是一个相当于参谋的职务，在这个岗位上，有几次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到当时东晋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去送公文，每次他都留下了抱怨旅途劳苦的诗。在他看来，人生最大的欢乐就是吃着家常饭，在家里逗逗可爱的孩子，所谓“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他恋家，舍不得孩子与田园，不愿去做那种为忙公事四处飘泊的官。
说到底，他没把官儿长久地当下去，几乎全是出于这么简单的个人的主观原因，而不是有些后人所曲解的什么*黑暗、官场*之类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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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名门之后，但到他这一代家世已经衰弱了，虽然如此名头还是留存了一点，因此陶身上是有点官N代的少爷脾气，也就是比较任性而为和高傲。
这就好像没落的八旗王爷，就算本身已经是个穷*，为糊口得跑去拉洋车，毕竟也曾风光过，所以这架子还挺大，受不得一点委屈，因此才不为五斗米折腰，拒绝别人的施舍，其实就是看不上这点俸禄，这些财物，如果换成2000石呢，大概就会考虑下了，实际就是现实和自己的期望不符，因此干脆撂挑子的那种二世祖差不多。
你想陶家是江南名门，汉末三国到魏晋出了很多代的历史名人，如陶谦、陶基、陶横、陶侃这些，而且都是做大官的，但陶渊明却一直做的是小官，也没什么突出的政绩，所以觉得当官也没什么意思，再加上祖先还留下点余财，所以还有赋闲山林间的退路。
中国人历来都爱吹历史上那些无为的隐士，认为他们的人品高洁，到底高不高洁我是不清楚啊，但具体到一些人就不好说了，魏晋的士族风气其实并不值得推崇，陶渊明就因为自己的骄傲，不肯去和督邮应酬，我觉得就是他骨子里是看不起督邮这类小人物的缘故，说到底就是自视太高，没有做官的觉悟，也就是说这些士族子弟，得官的途径和成本，比起庶族寒门的学子，所要付出的代价低的多，造成他们对官位有无并不看的太重，也就是得来的太容易的东西，不会好好珍惜。而且真心要做官的人，想做个好官的人，想的不是做多大的官，而是做多少事，但是从陶渊明这种士族身上是一点也看不到的，他们心里是不会想到别人，或者老百姓的福祉的。真的要给百姓做事才当官的人，对官场那些必要的应酬，只会当成一种过程，而不会抬高到身关自己荣辱的大事看待，也根本不会把这种事上升到骄傲的层度。
我当官当的不开心，所以不想当了。那个督邮算个什么东西，我堂堂丹阳陶氏为什么要去讨好他，这个破县令不当了。美其名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分析一下背景的话，大概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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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
　　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家境越来越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甚至连江州刺使送来的米和肉也坚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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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他留下的那些飘逸洒脱、浪漫的文学作品相比，更让他声名大著的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事迹，就是这位拒绝在功名利禄前放弃个人尊严的诗人，用他的诗歌表达了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陶渊明不做官倒不是因为官场不如意，相反，他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其祖上还曾是东晋朝的一位大官，甚至陶渊明的叔叔当时还在做官，可是陶渊明为什么不做官呢？他的天性不适合做官，并且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就不做官。
以下摘自《休闲读品�6�1天下》第二辑《陶渊明：时代弃儿与田园歌者》，作者：蓝风。
陶渊明本来是想当官的，而且还当过好几回官，到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最后一次辞掉彭泽县令的时候，那已经是他第四次当官了。他当官的动机，不是出于什么济世安邦的远大理想，主要是想挣些俸禄，让家里过上富足体面的日子。如果说还有点什么精神追求的话，也不过是光宗耀祖之类的面子上的追求。对自己的这种动机，他从不隐瞒，每次做官之前，都会坦白地说，是因为家贫而去的。他从不掩饰自己对权力、地位的向往与羡慕，他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位官至太尉、被封为长沙郡公的曾祖陶侃，认为那才是陶家的光荣。
但他为什么没把官儿当下去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明白，怎么样才能把官当好、当大、当持久，也就说先理解什么样的人能当官，再看一看陶渊明是否是那样的人。
就从那位令他骄傲的大官曾祖陶侃谈起吧。陶侃是一个贫苦的庶民出身，虽然身负文韬武略，但只是在县上做了一个管理渔政的小吏。有一次，他的朋友范逵被地方推荐为孝廉，要到首都去做官了。陶侃的妈妈就让儿子把范逵请到家里，当时陶家一贫如洗，陶妈妈把自己的头发卖了，换回些酒肉招待客人，又把铺床的稻草席铡碎了，给客人的马当草料，把家里的廊柱砍了，当柴烧，给客人取暖。临了，还让陶侃一直把客人送到县界。范逵十分感动，他当官后，保举陶侃到当时的庐江太守手下担任督邮、兼枞阳县令，陶侃的仕途由此开始。陶侃这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当州刺史时，每天早上把一百块砖搬出室内，晚上再搬回来，以锻炼自己的体力和意志。他十分讨厌下棋、掷骰子之类的*游戏，如果他的部下因为喝酒或*而耽误公事的话，他会把酒具带赌具一道扔到江里去，还加以鞭笞。作为一名*，他也得陪同僚或上级喝喝酒，吃吃饭，但每次只少喝一点儿就止住了，别人劝酒，他就说自己年少时曾因喝酒误事，所以，父母给他定下了不许过度饮酒的规矩，为了尊重自己的父母，就不能再多喝了。他是位精明而强悍的人，在东晋朝廷纷争不断的时代，他执掌兵权41年，为维护东晋皇室的安定，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能和多次排挤他的皇戚庾亮交成好朋友。他很有*原则，有一次，一位军中悍将郭默因为私仇杀了江州刺史刘胤，当时的丞相王导想做和事佬，就任命郭默为江州刺史，身为太尉的陶侃大怒，一面发兵征讨郭默，一面写信给王导指责他：“杀了刺史就能当刺史，那杀了丞相是不是就能当丞相？”王导只好复信搪塞说：“我是想暂时把他稳住，等朝廷调集好军队再去制裁，这不就是‘遵养时晦’、以成大事的方法吗？”陶侃接到信后嗤之以鼻：“什么遵养时晦，明明是遵养时贼！”同时，急攻武昌，活捉了郭默，将其父子及同党四十多人就地正法。
从陶侃的成功经历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当官原则：
1、要会巴结人，巴结有用的人。
2、要能克制自己，恪守一个*应遵守的岗位职责。
3、要有坚定的*原则和果断的魄力，该下手杀人时，绝不手软。
这三条陶渊明一条都不具备。
首先，他不仅不会巴结人，甚至连基本的下级对待上级的礼仪都不愿意做。说起来，他入仕的条件要比陶侃好多了，不仅远有陶侃的威名护着，而且近有在朝廷当官的叔叔做后台，他当彭泽县令就是他叔叔推荐的。但他仅仅因为不愿意接待来检查工作的督邮，就辞官而去了。其实这种接待只是官场里的例行公事，他的佐吏只不过是建议他要着正式的官服去参见督邮大人而已，他就受不了了。可能因为这位督邮是他认识的一个同乡，没什么学问，他平时就瞧不起人家，现在竟然要以下级的身份向其鞠躬施礼，他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撂下句“不能为五斗米的俸禄而向乡里小人折腰”的硬话，就拍*走人了。
第二，他从不克制自己，尤其在饮酒这件事上，他毫无节制。他当彭泽县令时，竟然要把*分给他养家糊口的公田全部种上酿酒的高梁，只是在妻子的反复坚持下，才勉强种了三分之一的可当饭吃的大米。他60岁时，家里生活已经十分贫困，有时甚至吃不饱饭了，有位当了太守的朋友颜延之来看望他，送了他两万钱，但他居然把这两万钱一次性地全部送到了酒店，存在那里当酒钱，每次去喝再逐次扣除。在他临终前为自己所写的《挽歌》里，对死亡倒不太在意，说什么“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唯一的遗憾，就是酒没喝够：“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可想而知，这种超级酒鬼若是遇见其曾祖陶侃那样的严肃*，还不得先打上一顿板子。
第三，他绝对没有陶侃那种和*强者“绑锅”结成死党的*原则，更没有杀伐决断的狠劲儿。他倒是写过一些歌颂侠客的诗歌，但那不过是文人的夸张。在他所有过的短短的从政经历中。从来没有整人、杀人的记录。他不仅不是能下得了狠手的人，甚至有些婆婆妈妈，特别可笑的是非常恋家，连出公差的旅途辛苦和寂寞都不太能忍受。他做过两次参军，这是一个相当于参谋的职务，在这个岗位上，有几次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到当时东晋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去送公文，每次他都留下了抱怨旅途劳苦的诗。在他看来，人生最大的欢乐就是吃着家常饭，在家里逗逗可爱的孩子，所谓“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他恋家，舍不得孩子与田园，不愿去做那种为忙公事四处飘泊的官。
说到底，他没把官儿长久地当下去，几乎全是出于这么简单的个人的主观原因，而不是有些后人所曲解的什么*黑暗、官场*之类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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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好像没落的八旗王爷，就算本身已经是个穷*，为糊口得跑去拉洋车，毕竟也曾风光过，所以这架子还挺大，受不得一点委屈，因此才不为五斗米折腰，拒绝别人的施舍，其实就是看不上这点俸禄，这些财物，如果换成2000石呢，大概就会考虑下了，实际就是现实和自己的期望不符，因此干脆撂挑子的那种二世祖差不多。
你想陶家是江南名门，汉末三国到魏晋出了很多代的历史名人，如陶谦、陶基、陶横、陶侃这些，而且都是做大官的，但陶渊明却一直做的是小官，也没什么突出的政绩，所以觉得当官也没什么意思，再加上祖先还留下点余财，所以还有赋闲山林间的退路。
中国人历来都爱吹历史上那些无为的隐士，认为他们的人品高洁，到底高不高洁我是不清楚啊，但具体到一些人就不好说了，魏晋的士族风气其实并不值得推崇，陶渊明就因为自己的骄傲，不肯去和督邮应酬，我觉得就是他骨子里是看不起督邮这类小人物的缘故，说到底就是自视太高，没有做官的觉悟，也就是说这些士族子弟，得官的途径和成本，比起庶族寒门的学子，所要付出的代价低的多，造成他们对官位有无并不看的太重，也就是得来的太容易的东西，不会好好珍惜。而且真心要做官的人，想做个好官的人，想的不是做多大的官，而是做多少事，但是从陶渊明这种士族身上是一点也看不到的，他们心里是不会想到别人，或者老百姓的福祉的。真的要给百姓做事才当官的人，对官场那些必要的应酬，只会当成一种过程，而不会抬高到身关自己荣辱的大事看待，也根本不会把这种事上升到骄傲的层度。
我当官当的不开心，所以不想当了。那个督邮算个什么东西，我堂堂丹阳陶氏为什么要去讨好他，这个破县令不当了。美其名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分析一下背景的话，大概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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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
　　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家境越来越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甚至连江州刺使送来的米和肉也坚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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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他留下的那些飘逸洒脱、浪漫的文学作品相比，更让他声名大著的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事迹，就是这位拒绝在功名利禄前放弃个人尊严的诗人，用他的诗歌表达了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陶渊明不做官倒不是因为官场不如意，相反，他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其祖上还曾是东晋朝的一位大官，甚至陶渊明的叔叔当时还在做官，可是陶渊明为什么不做官呢？他的天性不适合做官，并且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就不做官。
以下摘自《休闲读品�6�1天下》第二辑《陶渊明：时代弃儿与田园歌者》，作者：蓝风。
陶渊明本来是想当官的，而且还当过好几回官，到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最后一次辞掉彭泽县令的时候，那已经是他第四次当官了。他当官的动机，不是出于什么济世安邦的远大理想，主要是想挣些俸禄，让家里过上富足体面的日子。如果说还有点什么精神追求的话，也不过是光宗耀祖之类的面子上的追求。对自己的这种动机，他从不隐瞒，每次做官之前，都会坦白地说，是因为家贫而去的。他从不掩饰自己对权力、地位的向往与羡慕，他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位官至太尉、被封为长沙郡公的曾祖陶侃，认为那才是陶家的光荣。
但他为什么没把官儿当下去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明白，怎么样才能把官当好、当大、当持久，也就说先理解什么样的人能当官，再看一看陶渊明是否是那样的人。
就从那位令他骄傲的大官曾祖陶侃谈起吧。陶侃是一个贫苦的庶民出身，虽然身负文韬武略，但只是在县上做了一个管理渔政的小吏。有一次，他的朋友范逵被地方推荐为孝廉，要到首都去做官了。陶侃的妈妈就让儿子把范逵请到家里，当时陶家一贫如洗，陶妈妈把自己的头发卖了，换回些酒肉招待客人，又把铺床的稻草席铡碎了，给客人的马当草料，把家里的廊柱砍了，当柴烧，给客人取暖。临了，还让陶侃一直把客人送到县界。范逵十分感动，他当官后，保举陶侃到当时的庐江太守手下担任督邮、兼枞阳县令，陶侃的仕途由此开始。陶侃这人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当州刺史时，每天早上把一百块砖搬出室内，晚上再搬回来，以锻炼自己的体力和意志。他十分讨厌下棋、掷骰子之类的*游戏，如果他的部下因为喝酒或*而耽误公事的话，他会把酒具带赌具一道扔到江里去，还加以鞭笞。作为一名*，他也得陪同僚或上级喝喝酒，吃吃饭，但每次只少喝一点儿就止住了，别人劝酒，他就说自己年少时曾因喝酒误事，所以，父母给他定下了不许过度饮酒的规矩，为了尊重自己的父母，就不能再多喝了。他是位精明而强悍的人，在东晋朝廷纷争不断的时代，他执掌兵权41年，为维护东晋皇室的安定，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能和多次排挤他的皇戚庾亮交成好朋友。他很有*原则，有一次，一位军中悍将郭默因为私仇杀了江州刺史刘胤，当时的丞相王导想做和事佬，就任命郭默为江州刺史，身为太尉的陶侃大怒，一面发兵征讨郭默，一面写信给王导指责他：“杀了刺史就能当刺史，那杀了丞相是不是就能当丞相？”王导只好复信搪塞说：“我是想暂时把他稳住，等朝廷调集好军队再去制裁，这不就是‘遵养时晦’、以成大事的方法吗？”陶侃接到信后嗤之以鼻：“什么遵养时晦，明明是遵养时贼！”同时，急攻武昌，活捉了郭默，将其父子及同党四十多人就地正法。
从陶侃的成功经历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当官原则：
1、要会巴结人，巴结有用的人。
2、要能克制自己，恪守一个*应遵守的岗位职责。
3、要有坚定的*原则和果断的魄力，该下手杀人时，绝不手软。
这三条陶渊明一条都不具备。
首先，他不仅不会巴结人，甚至连基本的下级对待上级的礼仪都不愿意做。说起来，他入仕的条件要比陶侃好多了，不仅远有陶侃的威名护着，而且近有在朝廷当官的叔叔做后台，他当彭泽县令就是他叔叔推荐的。但他仅仅因为不愿意接待来检查工作的督邮，就辞官而去了。其实这种接待只是官场里的例行公事，他的佐吏只不过是建议他要着正式的官服去参见督邮大人而已，他就受不了了。可能因为这位督邮是他认识的一个同乡，没什么学问，他平时就瞧不起人家，现在竟然要以下级的身份向其鞠躬施礼，他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撂下句“不能为五斗米的俸禄而向乡里小人折腰”的硬话，就拍*走人了。
第二，他从不克制自己，尤其在饮酒这件事上，他毫无节制。他当彭泽县令时，竟然要把*分给他养家糊口的公田全部种上酿酒的高梁，只是在妻子的反复坚持下，才勉强种了三分之一的可当饭吃的大米。他60岁时，家里生活已经十分贫困，有时甚至吃不饱饭了，有位当了太守的朋友颜延之来看望他，送了他两万钱，但他居然把这两万钱一次性地全部送到了酒店，存在那里当酒钱，每次去喝再逐次扣除。在他临终前为自己所写的《挽歌》里，对死亡倒不太在意，说什么“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唯一的遗憾，就是酒没喝够：“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可想而知，这种超级酒鬼若是遇见其曾祖陶侃那样的严肃*，还不得先打上一顿板子。
第三，他绝对没有陶侃那种和*强者“绑锅”结成死党的*原则，更没有杀伐决断的狠劲儿。他倒是写过一些歌颂侠客的诗歌，但那不过是文人的夸张。在他所有过的短短的从政经历中。从来没有整人、杀人的记录。他不仅不是能下得了狠手的人，甚至有些婆婆妈妈，特别可笑的是非常恋家，连出公差的旅途辛苦和寂寞都不太能忍受。他做过两次参军，这是一个相当于参谋的职务，在这个岗位上，有几次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到当时东晋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去送公文，每次他都留下了抱怨旅途劳苦的诗。在他看来，人生最大的欢乐就是吃着家常饭，在家里逗逗可爱的孩子，所谓“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他恋家，舍不得孩子与田园，不愿去做那种为忙公事四处飘泊的官。
说到底，他没把官儿长久地当下去，几乎全是出于这么简单的个人的主观原因，而不是有些后人所曲解的什么*黑暗、官场*之类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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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名门之后，但到他这一代家世已经衰弱了，虽然如此名头还是留存了一点，因此陶身上是有点官N代的少爷脾气，也就是比较任性而为和高傲。
这就好像没落的八旗王爷，就算本身已经是个穷*，为糊口得跑去拉洋车，毕竟也曾风光过，所以这架子还挺大，受不得一点委屈，因此才不为五斗米折腰，拒绝别人的施舍，其实就是看不上这点俸禄，这些财物，如果换成2000石呢，大概就会考虑下了，实际就是现实和自己的期望不符，因此干脆撂挑子的那种二世祖差不多。
你想陶家是江南名门，汉末三国到魏晋出了很多代的历史名人，如陶谦、陶基、陶横、陶侃这些，而且都是做大官的，但陶渊明却一直做的是小官，也没什么突出的政绩，所以觉得当官也没什么意思，再加上祖先还留下点余财，所以还有赋闲山林间的退路。
中国人历来都爱吹历史上那些无为的隐士，认为他们的人品高洁，到底高不高洁我是不清楚啊，但具体到一些人就不好说了，魏晋的士族风气其实并不值得推崇，陶渊明就因为自己的骄傲，不肯去和督邮应酬，我觉得就是他骨子里是看不起督邮这类小人物的缘故，说到底就是自视太高，没有做官的觉悟，也就是说这些士族子弟，得官的途径和成本，比起庶族寒门的学子，所要付出的代价低的多，造成他们对官位有无并不看的太重，也就是得来的太容易的东西，不会好好珍惜。而且真心要做官的人，想做个好官的人，想的不是做多大的官，而是做多少事，但是从陶渊明这种士族身上是一点也看不到的，他们心里是不会想到别人，或者老百姓的福祉的。真的要给百姓做事才当官的人，对官场那些必要的应酬，只会当成一种过程，而不会抬高到身关自己荣辱的大事看待，也根本不会把这种事上升到骄傲的层度。
我当官当的不开心，所以不想当了。那个督邮算个什么东西，我堂堂丹阳陶氏为什么要去讨好他，这个破县令不当了。美其名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分析一下背景的话，大概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