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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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29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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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20 23:41
梁启超思想进入民族国家阶段，也与当时西方流行的国民心理学有关。对此学派另有专著，此不赘述。在这里只需指出：国民心理学比人种说更能解释民族国家的性质。英与德都是条顿民族，英与美同为英语国家，中与日夸称同文同种，但却各自建立不同的国家。因此，人种本身并不足以界定民族国家。国民心理学的看法是：民族国家必具由共同历史背景形成的集体心理，它是勒邦（Gustav Le Bon）所谓的具共同感情之“心理的品种”而不是生物的品种。当时的民族国家话语尤其借助“天然民族”与“历史民族”的二分法。维尔康特（Alfred Vierkandt）于 1896年发表的 Naturvolker und Kulturvolker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在日本，加藤弘之在1893年已经指出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天然民族”存在的可能性很小。
1902年春，康有为用天然民族来替满汉同种论辩护，章太炎于翌年借助“历史民族”提出驳斥：“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限。”假设纯种是不存在的，满族既已进入中国，理应为中国“历史民族”的大熔炉所化，但章的说法是满族非但拒绝同化，甚至歧视汉人，“如奥之抚匈牙利、上之御东罗马”。章既掌握最新的社会科学概念，其排满论就比邹容的《*军》（1903年）来得有说服力。邹容试图根据生理学的人种分类，把日本人算在“中国人种”内，反把满族排斥到“西伯利亚人种”里头。该书的立论前提，仍然是“天演界中”“两不相下”的“黄白二种”之抗衡说，但它把日本人算在自己人一方，却把满人排挤在外，已使此说走人理论的死巷。
后来较具说服力的排满论都得从“历史民族”观点出发。汪精卫于1905年写道：“社会学者尝言：凡民族必严种界使常清而不杂者，其种将日弱而驯致于不足自存，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因此满人的问题不出在异种，而是拒绝同化于“神明之胄”的汉族，身为“犬羊贱种”反冀图吸收被征服的多数民族。至于康有为，他继续用生理学意义的种族构思之结果，终无法过渡到民族国家思维，而是越走越远，走人和民族建国离题万丈的黄白混同、淘汰黑种的新大同主义空想中去。
在这方面，梁启超不再追随他的老帅。但新的国民心理学说却令梁的思想陷入困境。光前，梁从人种论出发，在的方*论者眼中发现“中国人种”的优点，又有同种的日本成功之先例，因此对中国人种性作出很乐观的评价。但改从国民心理学出发，则达到中国人共同感情仍未形成、一盘散沙之结论。从1902年起，梁遂有针眨国民性的长篇著作《新民说》。这个悲观论调和他*上趋向保守、反对*并行。另一方面，在梁提倡大亚洲主义、构想全体*人种“合种”的时代，可以轻描淡写地把排满问题化解掉：“黄种之人，支那居其七八焉。故言合种必自支那始。”但如今从“历史民族”观点立论，就势难避免复兴汉族之结论。梁在*上既已趋保守，该结论虽呼之欲出，却又不敢苟同。
公羊学的宗旨是摈弃一切界限。康有为早期思想里已经有“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的构想。在百日维新期间，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维新派曾提出与建立民族国家背道而驰的“合邦”论，亦即“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的天真想法。在大亚洲主义支配的时代，梁启超等人则主张“直当凡我黄种人之界而悉平之”，仍有公羊学合种、合邦思想的遗味，虽然其范围已从“一统地球”狭窄化为平*种界，为最后的黄白决战做准备。此时，国民心理学话语占上风，疆界的划分就进一步狭窄化为满汉矛盾。
满汉矛盾固然潜在，但上升为主要矛盾当在百日维新失败之后。甚至连“满族”、“汉族”这类名词是很现代的。历史上异族入主中国是亡天下而非亡国，种族矛盾纵使有，亦必透过其他符号表达。蒙古灭宋后制造的并非蒙汉对立，则是把中国人划分为“北人”、“南人”，前者是辽、金等前的臣民，历时已数百年，已成不同的国家。清灭明，工大之将“种类”提升为主要思考范畴，仍乏满汉之分类。工不便直接指涉清朝，因此他用的尽是“夷类”、“非族”一类的暗号，但当时缺乏“汉族”概念上是事实，因此王仍用“华夏”、“中国”、“三、五、汉、唐之区宇”等名称。至清末，满人已经被同化，清代其实是历代最崇儒的王朝，因此，清末满汉“种族矛盾”之冒现乃是基于*考虑的新生事物。
1904年，一位*评论员把满汉之分归咎于光绪初年南北两派廷臣的派系斗争：“而南北之分一变而为满汉之分，再变而为帝后之分，于是推之外交，而有（亲）俄（亲）日之分，措之于政见，而有新（政）旧（政）之分。”可见在湖南时务学堂时代维新分子虽然已在搞“满汉之分”，但当时必须把它置于众多矛盾之中。待 1900年以后保皇与*之争起，满汉矛盾乃上升为主要矛盾，但“汉族”这个概念却仍有待重新发明。有鉴于今日西方“认同*”之流行，其手段都凭制造人为界限来树立己身之认同，对待他体的态度则是抵抗，可以想像当时欲发明“汉族”这个主体，也得靠重建中国历史上一连串抵抗“异族”之叙事。
梁启超为了建立取代王朝史学的国民史学，于1902年发表《新史学》。但他写作的一系列文章里树立的学习模范尽是一些外国人：哥伦布、克伦威尔、华盛顿、罗兰夫人、纳尔逊、修斯麦、葛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以及日本明治勤王的志士。但 1904年，在梁结束动摇，肯定保皇立场以后，反而颇不可解地发表了《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于 1906年又在其编辑的《新民丛报》上发表蒋观云的《中国人崇拜岳飞的心理》，大树特树爱国主义的典范。在一份与种族*论打对台的刊物上，出现歌颂抗清与抗女真英雄的文章，实在耐人寻味。
根据当时的国民心理学，国民共同感情的形成，必待透过模仿本民族杰出人物并与其认同。梁启超树立的一些外国模范，对鼓吹他早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或许有用，但对抵抗外敌与建国的借鉴则最多是侧向的，至于把匈牙利抗奥地利志士葛苏士说成是“黄种之光”例仍有大亚洲主义遗味。中国当时面临列强交侵，亟需树立抵抗异族的爱国英雄，梁对此并非无知觉，但既不便谈明末抗清的历史，遂只能涉及古代史中抗匈奴的典范，于1902年写了张骞与班超合传后，又于1903年发表《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梁后来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较晚近的历史，乃为*阵营之凌厉宣传攻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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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20 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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