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的不同路径: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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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29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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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4-23 11:14
一、历史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
历史人类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782年法国历史学家勒格朗·多西的《法国私人生活史》。但在历史学学科范畴内，历史人类学滥觞的真正源头应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所提倡的社会史。正是年鉴学派所开创的对上个世纪影响久远的社会史，孕育了历史人类学的胚胎。历史人类学在年鉴学派的开创者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那里即受到了重视。马克·布洛赫把“人”以及对人的“理解”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心位置。吕西安·费弗尔提出了“心态”的概念，这对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心态史研究乃从语言、文字入手，并以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作为其历史观察的主体架构，强调新态本身的不易变动性。以贾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继续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他们除了承继第一代学者的学科整合和对非*史的关心等传统之外，不再满足于只对日常生活习俗的挖掘，发展出“长时段”与“结构”的历史。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年鉴学派进入了以雅克·勒高夫为代表的第三时期。与前两代学者相比，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在学科整合的路上走得更远，加上英国、意大利等国“新史学家”的努力，世界历史研究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人类学至此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潮流。总之，历史人类学研究体现了年鉴学派长时段和整体史学的追求，这种研究具有微观史学的特点，仪式、社区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历史人类学的概念与理论方法
至于何谓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人类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即人类学的“历史化”，也就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也可以说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实现民族志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体现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的过程论的协调，以克服传统历史观的局限性。而历史学者则认为，这个从名词上看似乎应该属于人类学分支的学科，至今在人类学中还没有成熟的发展，主张应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历史人类学，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的泥潭。人类学有理论眼光，而历史学注重细节和过程，两者有相互补充之处。人类学的历史化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而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则是借用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历史人类学是“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取向”和“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取向”，它是试图调和历史学宏大的理论关怀和建构与人类学那种“小地方大问题”、“小社区大社会”的微观研究旨趣，借鉴历史学的深厚的文献收集与解读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厚描写”的田野调查方法。简单的说，历史人类学就是历史学家向人类学家借田野调查方法，而人类学家则向历史学家学习处理文献资料的方法。当然，作为历史工作者，这里所谈论的历史人类学是站在历史学的本位立场，出发点是历史学。因此，在它研究中，历史学的方法仍是根本，人类学的方法则是辅助。
三、历史人类学在中西方的实践
1924年，布洛克出版了《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这是一部将人类学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他应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那时的宗教礼仪、风俗时尚以及医疗水平等容易被一般历史学所忽视的史料入手，从*、经济、文化各个角度对这个“奇迹”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过程进行了综合的考察，从而揭示出了当时普遍的社会心态。他首次将人类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也在于他在研究社会文化、心态的同时，十分注重历史运动的整体性。正是这一人类学、社会学方*在史学上的运用，使得布洛克的方向与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潮流相结合，从而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马克·布洛克的后继，首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迅猛的有关习俗的研究，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历史人类学。这类研究的对象虽有所不同，但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集体行为及其变更与文化模式联系起来，集体行为体现着文化模式，文化模式赋予集体行为以意义”。进入20世纪70年代“历史人类学”的名称也出现了，从此历史人类学就成为当代法国史学研究的主流之一。年鉴—新史学派从各方面发掘和开拓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他们的目的是要考察集体或一般心理状态在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作用以及与历史行为的关系。第三代年鉴学派的许多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相关课题的研究中，从而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
而在中国，华南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具有历史人类学的特色。从80年代初开始，有不少海外学者到闽粤研究区域社会史，华南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一些青年历史学者与他们合作，从事田野调查。这些学者受到海外学者的学术影响，发生了人类学的转向。20世纪70年代，“华南研究”或“华南学派”受到研究香港地域社会和文化两项研究计划的催发而兴起。90年代，在美国耶鲁大学萧凤霞教授等人的推动下，召集包括国内广东、福建和安徽的年轻学者，开始进行华南地域社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比较研究，华南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期。先后举办了一系列的研讨会、田野工作坊和讲座，并出版《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成立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使华南研究有了自己的研究基地和发表园地。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和运作，使华南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华南学派”的名称亦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熟识。而随着历史人类学在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华南学派已经不满足于将目光停留在华南一隅。20世纪末，陈春声和刘志伟就曾提出“超越岭南”的看法。他们相信，只有超越华南，华南研究才不会沦为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历史，才能不断地刺激和启发我们重建关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理解”。
四、结语
科大卫在《告别华南研究》中说到：不能犯以往古代中国社会史的错误，把中国历史写成是江南的扩大化。只有走出华南研究的范畴，我们才可以把中国历史写成是全中国的历史。我们最后的结果，也不能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范畴里面的中国史。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里，让大家对人类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所以历史人类学会走的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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