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民所止查嗣庭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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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2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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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4-21 15:36
对于“查嗣庭科场试题案”，历史上传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普遍的说法，是认为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是《大学》中的“维民所止”一句。“维”、“止”两字，是去“雍”、“正”之首。实际上查嗣庭并没出过这个题目，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清朝雍正四年（1726）秋天，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即所谓“查嗣庭科场试题案”。这是继顺治间庄廷铣《明史稿》案、康熙间戴名世《南山集》案和雍正三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之后的又一大案。历来的文字狱中基本上是以诗文获罪，而以科场试题嫁祸的可谓绝无仅有，且受到查处的竟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江西正主考官查嗣庭，除了株连亲属、大加杀戮之外，还停止整个浙江士人参加乡试会试。此中内幕，确实令人费解。
由于事情来得突然，当时就传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普遍的说法，是认为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是《大学》中的“维民所止”一句。“维”、“止”两字，是去“雍”、“正”之首。实际上查嗣庭并没出过这个题目，而至今仍有人以讹传讹。
另一说出自《清稗类钞》。据说：“查君书名震海内，而不轻为人书，琉璃厂贾人贿查侍者，窃其零镰剩墨出，辄得重价。世宗登极，有满人菜欲得查书，贾人以委侍者，半年不能得一纸。一日，查闭书室门，有所作。侍者穴隙窥之，则见其手一巨帙，秉笔疾书，书讫，梯而藏之屋梁。乃伺查出，窃以付贾人。贾人以献满人，遂被举发”。此说确否待证，或为最早被举发的一道线索亦未可知。
以上种种传说，均未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所在，雍正的真正用心，还须层层揭去假象，从头说起。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又号查城。府廪学生，中康熙乙酉（1705）亚魁，次年联捷得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甲午（1714）湖广副主考，戊戌（1718）任山西正主考。嗣经吏部尚书隆科多荐举，特令在内廷行走，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复经左都御史蔡珽保奏荐举，授礼部左侍郎，加经筵讲官。想不到以后兴起的这场大案，根子就出在这两个荐举人身上。
查氏学问渊博，才识过人，但不免有些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名士风度，常在笔底发泄他对当时现实的某些不满。清史专家邓之诚在《清诗纪事》中亦记其《除夕感事》诗句云：“能餐白石家堪住，解作黄金吏待廉”，称其“语含讥刺”。又《代皇子寿某》云：“柳色花香正满枝，宫廷长日爱追随。韶华最是三春好，为近龙楼献寿时”。邓之诚认为：“皇子与所寿者，俱不知谁某。玩‘宫廷长日爱追随’一语，非椒房即内侍也。交通宫禁诸王，岂能免于雍正之时，而况曾为隆科多所荐举乎！乃知嗣庭杀身之祸在此”。这话发人之所未发，是说得很有道理的。查嗣庭喜欢玩弄文字，嘲讽时事，且生性疏狂，言语尖刻，这在他的日记中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暴露出来。
就在这次案发的前不久，也即雍正四年（1726）四月十一日，雍正在制造另一桩文字狱——钱名世案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的“皇恩浩荡”、“宽大为怀”，他玩弄手法，别出心裁地下了一道谕旨：“皇上以其（暗指钱名世）玷辱名教，罪不容诛，特洒宸翰，榜其门曰‘名教罪人’，又命在京大小臣工，由科制（举）出身者，咸为歌诗以攻其恶，俾天下后世懔然知所凛戒……”即命令有文化的臣子们合力围攻咒骂。当时海宁籍的京官，如礼部尚书陈元龙、翰林院编修许焞等都不得不赋诗“奉旨批判”，查嗣庭当然也得批判钱名世，他写了这样一首诗，以示表明自己心迹：“羞恶廉隅了不明，读书堪笑负平生。昧心语已忘颜赧，悖理辞尤恶贯盈。一网开恩宽斧领，百年遗臭辱簪缨。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尽管这种皇上命题的诗言不由衷，只能是“官样文章”，但查嗣庭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就在五个月后，灾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且下场远比钱名世更惨。
对查嗣庭的陷害是从“试题”打开“缺口”的。在我国封建时代，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到明、清时，一个读书人要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必须先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接下去，正式的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京城和各省城举行，取中者称为举人。乡试一般都在农历八月，因此又称“秋试”。考试的题目，按规定都选用“四书五经”中的语句。
查嗣庭在雍正元年出任山西乡试正主考时，也曾出过试题，选的是“不患人之莫己知”二句，“宜民宜人”句和“子产听郑”一章，三题都还算平正，没有被雍正抓住把柄。这很可能和雍正认为下手的时机尚未成熟有关。
然而，三年以后，到雍正四年秋天。查嗣庭受命出任江西乡试正主考时，厄运终于降到了他的头上。查嗣庭按照惯例，出了这样几道试题：首题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出自《论语》；三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出自《孟子》；次题两道：一道是《易经》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另一道是《诗经》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本来都是合乎规范、无疵可指的，而且那次主持乡试时行事相当谨慎，对关节的查防非常严格，考试也顺利结束，一切正常。
可是，雍正却无中生有，借口“有人告发”，猛然拿查嗣庭“开刀”，实际上是蓄谋已久的事变发生了。雍正帝把查所出三个题目联系起来，说：“今查庭嗣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有止字，‘正’字有一止之象”，又罗织其他试题及查的日记文字有悖逆之词，共四十二款，定为“大逆不道，怨诽诅咒”罪，查下狱，病死后戮尸另示，籍没家产，子查淫处斩，秋后处决。胞兄查嗣瑮、胞侄查基“从宽免死”流放三千里（查嗣琛年逾八十，不久卒于戍所）。族人或流放或与功臣为奴。只有其兄著名诗人查慎行（嗣琅）父子“从宽免罪”释放。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出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名产生。
查嗣庭案虽然也归入文字狱一类，但因同隆科多、蔡珽两案连结一起，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性质。实际上是雍正为了削弱和打击隆科多一派的势力，进一步除掉隆科多的“连环案”。隆科多是雍正的亲舅父。在康熙去世之前，以皇后佟佳氏弟弟的特殊关系，担任理藩院（掌管蒙、藏、新疆少数民族事务）尚书兼步军统领，掌握京师警卫部队。雍正即位之后，表面上对隆科多格外重用，但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因此，在查案发生之前，首先向年羹尧开刀，借口汪景祺案，依靠身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的蔡珽，解除年羹尧的职权，扣上九十二条罪名，责令自杀；后又将蔡珽定罪。查嗣庭曾经隆科多和蔡珽荐举，相互间免不了有交往，这就必然会被看作隆科多和蔡珽的同伙。再者查嗣庭平时在对待现实政治、对待满汉关系等有时也表现一些不同看法，甚至发泄一些不满情绪，这对于时刻都在密切注视着臣下的政治思想动态、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雍正来说，自然要当作敌对势力，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了。所谓试题“怨望、讽刺”，实际上只不过一种借口，一块遮羞布而已。
查嗣庭之狱结案后没几个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这个“连环案”宣告结束。
千古奇书《大义觉迷录》
雍正帝因为意想不到的案件，又意外的涉及到他的继统谋位以及宫中秘闻的事，异想天开地用史无前例的方法编了此书。其初衷为辟谣，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成了自我暴露，让人信以为真。此奇书实系千古未有，个中情节仍是一谜。
雍正六年（1728）有一宗发生在西安的案件，却搅动了清宫中的雍正帝，使他坐卧不安、颇费心思，最后竟编出一本《大义觉迷录》的奇书来，这就是曾静投书案。
用文字杀人，虽非清朝皇帝的发明，倒也是清帝的“专利”，尤以雍、乾父子为最。雍正初年对读书人的打击和迫害，激起士人的强烈义愤。于是，许多中下层知识分子不愿做官，在广大民众中制造反清舆论，挑起清军入关以来的反抗情绪，曾静便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者之一。
曾静是湖南的一名秀才，他不愿再参加科举而在乡村教书，人称他“蒲潭先生”，他在自己的学生中不断揭露清军入关及统治汉人的罪行，并在群众中散布反清言论、著书立说阐发自己的主张。他写的《知新录》、《知几录》两书集中揭露雍正的“十大罪”，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控等，说他是少见的暴君。阐述“华夷之分”理论，让大家起来反抗满族统治，光复汉业。他深刻揭露满汉地主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剥削压迫。最终，发展到举义造反的行动。
曾静根据社会上的较为广泛的舆论，认为岳钟琪是可以策动反清的领袖，于是在雍正六年（1728）九月，派遣自己的学生张熙带着他给岳钟琪的书信和《生员应诏书》到西安去策动其举义。
岳钟琪对清廷可谓忠心不二，压根就不想造反，他能得到如今的高位，其谋略智慧绝非一般人可及。当曾静向他投书时，他想的是如何应对处理才能既不让雍正因此怀疑他，又能把谋反者一网打尽。岳钟琪通过诡计骗取了张熙的信任，获得了有关实情后，随即向雍正作了奏报。由于张熙已被骗说出了内中情节，曾静无法再隐瞒实情，交待了他们与浙江吕留良、吕的弟子严鸿达、严鸥达等人的联系。由于案情重大，牵连数省，湖南一方无从审理，于是将此案调入北京，由雍正亲自指挥刑部审案。
曾静案查来查去，查出来的都是陈年旧账。雍正只得宣布说，曾静怀着不臣之心，听了允禩、允禟等人的奴才们散布的谎言，便借以搬弄，蛊惑人心，诬蔑圣上。接着再查就到了吕留良案。曾静对吕留良十分钦佩，认为吕留良有皇帝之才，只是无皇帝之命罢了。认为吕氏学说的中心旨在“华夷之辨”，其研究、宣传华夷之别就是想要做皇帝，但终于未得机会。吕留良早在顺治十年（1653）就中了秀才，后不再猎取功名，而是招徒讲学，著书立说，名气很大。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官员推荐他，他坚决不就，以后又多次推举其出仕，都被他严词拒绝，后终于削发当了和尚。尽管他避居山林之中，可他的影响和他的弟子们却还存留在大江南北。人们争相读他的书，传播他的思想，做吕氏的徒子徒孙，沿海大埠、穷乡僻壤，有志之士无不风闻而趋。人们崇拜他，不仅在于他的学识渊博，尤在于他反对清朝的骨气和思想。他的思想中“华夷之别”非常坚固。他认为清朝政府夺了华夏的江山，天地倒位，让人们坚持汉民族立场，绝不可为夷狄政权服务。在他的语言和文字之中，也从未承认过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权。
雍正认为，打击吕留良、严鸿逵等可不是一杀二流三抄家的事，而是要驳倒他们的“华夷之别”的思想，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清除其影响。于是，他把吕、曾的著作、言论公布出来，让官员写文章反驳，同时他自己动手写论文，驳斥“华夷之别”论。最后，雍正颇费了一番思考，决定了“出奇料理”之策。雍正想借此将康熙崩逝以来种种流言诽谤作一次总的清算，并将有关曾静案之谕旨，及曾静口供等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行全国，让读书士子和乡间小民共知之。因为他最伤心之处是“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他说看了曾静的《新知录》“惊讶落泪”，是天下有人对他的“冤枉”，他要借此机缘“洗刷冤情”。
《大义觉迷录》堪称封建专制时代由皇帝钦编并刊布天下的第一大奇书。维持独裁统治的一大要诀是神秘莫测，秦始皇“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此”，可谓得其三昧。对待政治谣言，最高明的办法是不张扬其事，日久自会烟消云散。否则，难免自生事端，搞得沸沸扬扬，天下尽人皆知，还会被人指为欲盖弥彰，愈抹愈黑。雍正则不以为然，他坚信自己私德清白，“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
雍正七年（1729）十月初六，有关大臣请诛曾静、张熙。雍正则以二人僻处乡壤，偶为流言所惑，并非“造谣”之人为由，特宽二人罪。次日，命免罪释放，并云：“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把曾静、张熙免罪释放的同时，许诺以后皇帝子子孙孙，永远不得因此事加罪他们。雍正在上谕中还表扬曾、张二人，说他们不仅无罪，反而有功，因为不是曾静投书，造谣诬蔑他的人就追查不出，他的冤枉就不得昭雪。之后，雍正命地方大员领曾静到苏浙各地宣讲；把张熙带到湖南、陕西各地宣讲。以他们的现身说法，宣传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爱民等各种功德；宣传世人说雍正的坏话，都是阿其那、塞思黑的奴才们的恶意攻击；宣传自己为流言所惑，看错了英明君主，表示忏悔等。一时间竟闹得朝廷内外、全国上下无人不知道雍正之“十大罪”状，真可谓适得其反。
而在吕留良案子的处理上，雍正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手法。虽也是把官员们的批判文章辑录成书，刊刻颁发给世人。同时让各省学官广泛征求文人们对吕留良案中人的处置意见，做好处罚名士、文人的充分准备。经过两年的工作，到雍正十年（1732）对案犯作出处理：把吕留良、严鸿逵、吕葆中（吕留良之子）斩首戮尸示众，另一子吕毅中及严鸿逵弟子沈在宽处决。吕、严两家其余人等一律流放边陲给旗人为奴。其他有牵连的，包括他们的学生、朋友、刊刻吕氏书者、藏书查出者、知情不报者、处理不力者皆从重治罪。
雍正对吕、曾案的处理是大出寻常的“出奇料理”，他对自己的如此处理曾表示出沾沾自喜。本来对他极为不利的宣传，他敢于拿在公众中敞开讨论，又能让犯罪者自己出来做反面教员，使自己由被动变为主动。这种出乎常人思维的做法，使当时的一些大臣为之瞠舌，真可谓第一大奇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