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集中统一的建军观?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5-24 08:19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时间：2023-10-09 06:38

与*集权的*和大一统的战争观相适应，秦汉时期建军思想的根本特点是兵权高度集中，真正建立起封建国家的统一军队——王者之师、天子之兵。建设统一军队的思想虽然奠基于战国中期的改革特别是高鞅变法，但把这一思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并确立起来的则是秦始皇。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当年，就主持群臣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而争论的实质和焦点则是要不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军队。除当时的廷尉李斯外，群臣一致主张分封制，请秦始皇分封诸子，到关东各地为王。李斯则认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是，秦始皇在汲取先秦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从而做出“罢侯置守”的历史性决策，确立了集中统一的建军观。但是，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秦末和汉初曾发生巨大的反复。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不久，陈胜即*册立了一些诸侯王，结果削弱了起义军，遭到秦军的各个*，并直接导致陈胜起义的失败。项羽灭秦后又全面恢复分封制，大封十八路诸侯，结果天下立即大乱，演成楚汉战争，导致项羽的灭亡。刘邦为了战胜项羽，不得已分封一批异姓诸侯王，结果在项羽死后异姓诸侯王相继叛乱，刘邦只得将其一一翦除。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又大封同姓子弟为诸侯王，企图共保刘家天下，结果到汉景帝时便发生吴楚七国之乱。还有吕后专权时期，曾大封诸吕为王，结果吕后一死就发生了诸吕之乱。这个问题直到汉景帝剥夺诸侯王的兵权才基本得到解决，此后两汉虽然郡国并行，诸侯王与*大体上相安无事。事实表明，分封制与兵权相联系就必然祸乱国家；脱离兵权后的诸侯王“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则封国与郡县实无差异。因此，秦汉时期废分封与削藩的斗争，实质上是一个确立集中统一的建军观问题。为了保证这一思想的落实，秦汉时期还逐步健全了虎符发兵制、将权临任制、部队统率分权制、军务管理多级制、军队布局制约制和军事行动监察制，从而有效地维护和巩固了历史的大统一。

秦汉时期建军思想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严格奉行以法治军、信赏明罚的原则。这不仅表现为理论上的一些阐述，如《黄石公三略》所云：“蓄恩不倦，以一取万”（《三略·上略》），“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也不仅表现于制度上的有法可依，如秦代以二十等军功爵奖励战功，汉代用武功爵“以宠战士”（《汉书·武帝纪》），以及整肃三军、保证军纪的各种峻法严刑；尤其可贵的是最高统治者和将帅们对以法治军有身体力行的精神。如身为代理军正丞的小吏胡建，敢于先斩后奏，用《黄帝李法》诛杀“穿北军垒垣”经商的监军御史，受到汉武帝的赞扬，说他能坚持《司马法》“国容不人军，军容不人国”（《汉书·胡建传》）的原则。连滥施淫威的吕后也能烙守军法，朱虚侯刘章曾借主酒之机，在吕后面前追斩诸吕中酒醉逃席者一人，吕后虽很不满，但因“业已许其军法，亡以罪也”（《汉书·高五王传》）。东汉顺帝命将时，诏策中明确规定：“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后汉书·冯绲传》）所有这些都表明，秦汉时期的以法治军是严肃认真的，包括“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都不是一纸空文，而是严不可犯的金科玉律。

秦汉时期建军思想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坚持将良兵精的目标。这一目标在晁错的《言兵事疏》中已有总体要求，在其他典籍以及相关制度和实践中都有很充分的体现。首先是对将帅的选贤任能、唯才是举。如秦始皇因李信灭楚失利，亲自屈尊去请业已退休的老将王翦出征，刘邦因萧何之荐拜韩信为大将，汉武帝重用年轻将领卫青、霍去病，汉宣帝以七十岁的赵充国为将平西羌，东汉明帝以投笔从戎的书生班超出使西域等等，都是历史上选贤任能的典型。东汉光武帝刘秀，因素奉儒学，其所任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大多数兵儒皆通，文武兼资，智勇双全，堪称历史上选贤任能的典范。故史称“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当时的军事著作对于将帅修养提出了更系统、更高的要求，《淮南子·兵略训》提出要“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要掌握“三势”（“气势”、“地势”、“因势”）“二权”（“知权”、“事权”）；《黄石公三略·上略》则提出要“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要“以身先人”，“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要有渊深的识见并能博采众议，“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并把“无虑”、“无勇”、“妄动”、“迁怒”作为将帅的“明诫”。虽然对将帅修养的要求极高，但对人才的选取却要求十分灵活，要量才适用，因人而异，不拘一格，不求全责备，即使是“泛驾之马，罡斥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汉书·武帝纪》），“使智，使勇，使贪，使愚”（《三略·中略》），皆无不可。

其次，关于精兵思想，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秦、西汉时期和东汉时期。前期主要是通过“正卒”兵役制度训练精兵，即将全国每一个正常的适龄青年都征集为“正卒”，服兵役二年。第一年在郡县接受军事训练，依各地不同环境，分别训练为“材官”（步兵）、“轻车”（车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于每年立秋之后进行严格的考核。第二年则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京师当卫士或到边防当戍卒。第三年即复员回家务农，并根据战争的需要随时准备应征作战，直到退休年龄为止。这就是秦汉的所谓征兵制，这种做法深刻体现了寓兵于农、精兵建军的思想。平时养兵不多，战时可获得大量训练有素的兵员，因而使富国与强兵两利，生产力与战斗力结合得好，平时与战时、养兵与用兵、兵员数量与质量都结合得好。它不仅培训了大量的精兵，而且也培训出军队建设的各级骨于，如西汉名将李广、赵充国等，都是出身于“正卒”士兵的“良家子”。西汉至武帝时，开始以部分募兵制补充征兵制，武帝所增北军“七校”（中垒校尉、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虎贲校尉或“八校”（另加胡骑校尉，但不常置），都是募选而来、终身为兵、有特殊技艺的勇士，实为全军中的最精锐之师。还有李陵击匈奴所率的五千步卒，是因战争需要而募选来的荆楚勇士、奇村剑客，经过特殊训练，力能扼虎，射必命中，在与八万敌骑的战斗中杀敌一万余人。

在秦、西汉精兵思想的基础上，东汉则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光武帝刘秀是历史上精兵简政和精兵制胜的楷模。不论多大规模的战争，刘秀都没有用兵十万以上的记录。在平陇作战时，他曾一再告诫吴汉，要把过多的郡国兵遣返，以免粮运困难时发生变故，吴汉不听，果然以兵多粮少而受挫。刘秀先后收降农民武装近千万，基本上全部安置归农，只在铜马义军中留下很少一点骨干。他以“柔道”安邦为指导，早于统一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建武六年，就开始大刀阔斧地“销兵”简政，“并省四百余县”（《后汉书·光武帝纪》），裁掉了内地各郡主管军事的都尉，废止了“正卒”训练制度，“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只保留“精勇”的常备军，以募兵制为主取代征兵制为主。对于刘秀的这种做法，很多人认为削弱了军队，消弱了国防，削弱了战略后备力量。其实并非如此，刘秀的真实想法是精兵制胜，兵贵精不贵多，“销兵”后很快就取得了统一战争的全面胜利，并使东汉保持强大局面达80年之久。中后期在三次羌变中的作战失利，主要原因是**，任将不当，即所谓“妇人尸于上，纨褥擅于廷，债帅老于边”（《读通鉴论》卷7），并不是军队*。所以每当张焕、皇甫规、段颖等人任将时，羌变就很快被平定下来。直到最后东汉灭亡时，其军事机器仍然是很强的，正如王夫之所评：“汉之末造，必亡之势也，而兵强天下”；“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读通鉴论》卷8）。不仅东汉是“以强亡”，秦代和西汉也同样如此，这是整个秦汉时期始终坚持精兵建军思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