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武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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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1 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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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12:30
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帝。
千古一帝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王朝。但是,以秦帝国的版图之辽阔,不过是汉武帝时代版图的二分之一。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44年,如此大事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执政。其时匈奴气焰嚣张,西域神秘莫测。
汉武帝绝不能忍受乃父乃祖的“和亲外交”,忍气吞声,换取短暂和平。他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持久的雄心和野心,去征服,去开拓。
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建元二年,前139),派遣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借此形成反击匈奴的战略联盟,压缩匈奴的生存空间,实现对匈奴的战略包围。年仅18岁的帝王竟有如此眼光,历朝历皇,谁可比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千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原汉族政权力量延伸到了今天新疆以西。
即位第八年(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第一次运筹帷幄征战匈奴,马邑之战失利。但是,短暂的失利,丝毫不能影响24岁天子的征战豪情,反而促使汉武帝破釜沉舟,毅然抛弃汉王朝施行近七十年的和亲国策,全力出击匈奴!变和平*为战争*,弃祖宗制度启现实制度。其间的勇气和魄力,令人叹为观止!
汉武帝曾在一篇求贤《诏》中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篇踌躇满志、殷情恳切的求贤《诏》,收录在萧统《文选》中,千百年来,英雄传诵,志士吟咏。当年汉武帝以此“广延天下人才”,今日反观汉武帝一生功过,此语更是恰如其分!汉武帝之所以立下非常之功,皆因他就是非常之人!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汉武帝曾打算亲自教霍去病兵法(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霍去病虽未学,但可见汉武帝深通兵法,这是他成为卓越的战略军事家的基础。
论及汉武帝一朝的军事战役,人们往往言必称卫青、霍去病、李广,没有人注意到璀璨四射的将星、帅才背后,远在庙堂之上,那位足以与西方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相匹敌的最高统帅——汉武帝。
当年,汉武帝决意改变祖制、对匈开战,韩安国、汲黯等前朝老臣,公孙弘、主父偃等当朝新锐,纷纷高唱反调。群臣应者寥寥,首战无功而返,年轻的总指挥却岿然不动。此后,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漠北之战,对匈奴作战的三大重要战役,都由汉武帝亲自决策部署,选将调兵。至于具体的用兵时间、出兵地点、兵力部署、攻击方向,汉武帝都事无巨细,总揽无遗。
与此同时,汉武帝又剑指东方、南方、东南方、东北方,使汉朝的势力到达今天西方的中亚,西南的云贵川,东北的黑吉辽,南方的海南与福建,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
但44年旷日持久的征战杀伐,毕竟劳民伤财。对于汉武帝的军事外交战略,司马迁也非常矛盾。《史记·匈奴列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少数民族史,司马迁给匈奴立传,把匈奴看作炎黄子孙之一,表达了他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定位:这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一场悲剧,战争使双方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虽然当时的汉帝国,还无法形成统一的多民族背景,两个民族最好的办法也应该是和平相处。可惜,到了汉武帝时代,和亲*已走入绝路,不得已而对匈用兵,司马迁对此是理解的;而战线越拉越长,汉武帝偶有任人失当,司马迁也是痛心疾首。
为了宠幸李夫人,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数万人出征,讨伐大宛,不过艳羡其汗血宝马。结果,打了两年,军队损失十分之八。如此轻率,可谓草菅人命!
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
时间是抚平创痛的良药。和平年代,人心思定,我们早已无法体察战争带来的切肤之痛;所以,今人的评价理智多于感情。而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与天下百姓一道,亲历家园变废墟,忍看朋辈成新鬼;一代史家的良心,使司马迁不可能面对战争之害无动于衷,必然会对汉武帝连年征战,导致民生凋敝有所批评。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中国思想文化的皇帝。
一统江山容易,聚拢人心困难。秦皇汉武深解其中三昧。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则“独尊儒术”。
窦太后去世前,汉武帝就暗度陈仓,设立五经博士,为尊儒打基础。即位之初,汉武帝迫不及待,举国推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一位寂寞书生董仲舒,凭《天人三策》,石破天惊,脱颖而出。从此,本为民间一家的儒学被指定为官方思想,与*、皇权紧密相连。
据此,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秦代至汉初,选拔人才用的是军功爵制;到了汉武帝时代,逐渐转变为察举征辟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汉人才匮乏的局面。
文景崇黄老,宽厚无为,垂拱而治;汉武帝则一反祖宗定法,尊儒术以约束官吏,效法家而严惩贪官,王道霸道,交错为用。而其中尊儒兴教,首立太学,尤予后世以至深影响。倘非此举,儒家学说何以成“教”?倘非此举,华夏文明何以存续?倘非此举,学而优则仕何以体现?
然而,后世不乏对《天人三策》,对“独尊儒术”深恶痛绝者,他们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
儒家对中国*:以人为本,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独尊儒术”让人们都懂得礼义教化,精忠报国等一个臣子应该做的事。儒家对人才素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把“道德”作为衡量一个人的品质,将“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途径。汉武帝时代,对应内在的儒家统治思想,就是*集权*。秦始皇首创了*集权的**;但是,秦朝短命,未能设计一整套执政方针。西汉王朝,到了汉武帝,彻底肃清了诸侯王*势力,巩固了*政权。
对此,司马迁击节称道!《淮南衡山列传》中,太史公曰:
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
秦行郡县,不王不藩,是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封建*。刘邦建汉,首封异姓诸王,后封同姓诸王。从**的发展着眼,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倒退。继而,吕后大封诸吕,终酿祸乱。因此,直到景帝朝,乃有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上接秦始皇,行郡县以推行国家政令,此后两汉四百年,虽有外戚、党锢之祸,但无藩镇之患。
不仅如此,汉武帝在强化*集权上多方探索,利用酷吏打击权贵即其大手笔之一。
打击不法豪强与贪官污吏,势在必行。但是,酷吏*走到极端,难免会带来各种后遗症。
司马迁对此直言不讳: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汉武帝称赞这样的杀人魔王,提拔他担任中尉,赐予更多的生杀大权。惨遭宫刑、深受酷吏之苦的司马迁,能不有非议吗?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
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何世无才,只是人主没有识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够辨明人才,何必担心天下无才?(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就是这样一位视人才如草芥的汉武帝,一方面又极端地爱才、惜才。
封建**下,人才使用有两大陋习: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能“乱”了规矩。而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主父偃*,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卫青家奴出身,汉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
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秦始皇、汉高祖视文人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终究雅量阙如。
而他生平中的一个错误,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汉武帝因此备受误解和争议。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褒有贬,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他的文治大加赞扬:
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绝口不提汉武帝的武功,表明对汉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
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表扬、批评兼而有之: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为什么人们对汉武帝的评价分歧如此之大呢?
首先,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多面的人。他是一个*家,非常有*头脑;但又是一个普通人,喜怒哀乐俱备。他是一位明君,深知自己的历史责任;但他又是一位暴君,杀伐任性;他既立下盖世之功,又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灾难;他宠爱他喜欢的女人,可是,他不仅移情别恋,还为了江山,杀掉了自己最宠幸的女人。他绝顶聪明,又异常糊涂;为了传说中的宝马,居然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当更近地走近他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对立的角色中,他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两难之地,非常之时,他也会犹豫不定,甚至异常痛苦;同样有普通人的欢喜和哀愁、小气和算计、失眠和焦虑。在平常人眼里他果决、自信、雄才大略。然而,我们在对他盖棺论定时,往往流于偏激,说好时千古一人;说坏时罄竹难书。这样,分歧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无法使用单一的标准评价任何人。人性本就复杂,更何况封建帝王!或许他的好发自本心,也可能是笼络人心的手段;或许他的坏是皇权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也可能是天性如此,薄情寡恩。因此,既然我们无法剥离他身上的帝王枷锁,我们的评价,就只能在他的帝王与凡人两种身份之间游移。当年天真无邪的“彘儿”,如何蜕变成一个既可爱又可怕的皇帝?怎么可能一言蔽之、一书尽之?
正所谓:
天风浩荡,瀚海阑干,金戈铁马,万死千伤,俱往矣;
长城巍然,丝路悠长,大赋煌煌,美人凄凉,俱往矣;
唇*舌剑,纵横捭阖,君臣相倾,千秋家国,俱往矣;
威加四海,功震八荒,千载以往,意气飞扬,俱往矣。
唯有孤星冷月,晨钟暮鼓,青灯黄卷,村社戏场,在年年评说,岁岁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