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汉小说的中国状况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5-11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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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3-10-11 00:37

吴培显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的“流浪汉小说”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而兴盛。与西方流浪汉小说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作家虽然同样是在关注和反映城市流浪汉的生存或漂泊状态，但作家们并非仅仅停留于“从下层人物的视角去观察、讽刺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层面，也不满足于表现流浪汉们“由清变浊的过程”等，而是在各自不同结构的城市流浪叙事中，敏感捕捉并广角镜般地摄取市场化转型期光怪陆离的城市*，倾情关注这些深处都市生活下层、漂泊于城市欲海之中的流浪汉们复杂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揭示他们深层的精神世界及其个性化的人生取向和价值追求。
都市寻梦者的心路历程是以自我价值的积极追寻为起点，经由欲海漂泊的窘迫和迷茫，以价值理想的扭曲及其悲剧结局而告终；“剩余劳动力”是在自我被动否定的起点上，经由观念的内在冲突和人生的曲折追求，达到戏剧性的自我价值确证的人生目标；身心无根漂浮的都市下层“玩家”的人生轨迹，则是以否定性的社会角色为起点，经由物质生存的奋争，终因价值目标的先天性局限而再度跌到否定性的人生起点上。由此反映出作家对都市流浪汉的价值定位的差异。
在中国，流浪汉小说并没有被过多提及，其实中国的许多著名作家的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可以划分到流浪汉小说的范畴中。
首先是钱钟书的《围城》，整体采用流浪汉小说的框架，其次，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也可以算是流浪汉小说的雏形。另外一个可以算是中国流浪汉小说集大成者，张炜。
张炜所创作的小说中，“流浪汉”形象的反复出现，以及其深层中对“流浪情结”的“情有独钟”，使得他的小说与西方传统的“流浪汉小说”有了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主要表现在：一、都有一个“流浪汉小说”的框架；二、都有着相似的小说整体的叙事方式；三、都有着基本相似的创作背景；四、各自小说自身的变化脉络也有着暗合——即都由对单纯的现实生活的流浪的描写发展到后来的对因生活骤变导致的思想无着的生活和精神的双重流浪的描写。相似中也有相异，张炜创作“流浪汉小说”的非自觉性，以及他的小说中反映出来的独有的宗教情愫都是他与传统的流浪汉小说不同的地方。
在阅读张炜的小说时，另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张炜的小说中反复出现了很多“流浪汉”的形象，例如：《远行之嘱》中的“我”，要告别姐姐远行，要去流浪；《秋天的思索》中的李芒，从家乡流浪到南山，又到东北；《远河远山》中的“我”也是一个小小的流浪汉，为了寻找一个个“文学老师”，“我”一个人走出了家门，走向了大山；《你在高原》和《怀念与追忆》中的宁伽，还有老庄，他“是一个真正的流浪汉......”《古船》中的隋不召带着《海道针神》宝书出海了；《柏慧》中的“我”，为了探求一个家族*，也在寻找中苦苦流浪；《家族》中的许予明，也是一个不安分的流浪者的形象，它是一个*者，但却压抑不住心中无法述说的流浪*；《外省书》中的师麟——“鲈鱼”，一直在奔跑流浪，他的流浪几乎是一种不安分的本能，即使屡次受到来自个方面的惩罚，仍停不下流浪的脚步；《丑行或浪漫》中的刘蜜蜡。为了寻找自己“精神上的引路人和知识的启蒙者”——雷丁老师和“真*人”——有着古铜色皮肤的俊美少年铜娃，从“下村”的“大河马”家一路奔跑，向南，向北，沿着芦清河，从乡村流浪到城市，二十年多年没有停下脚步。刘蜜蜡“是一个奔跑的女神”。《九月寓言》中的小村人一直在“奔跑”，那是一个奔跑的世界，里面有无数个奔跑的形象。在《九月寓言》中特意被告知，小村的形成始于满世界奔跑的流浪汉们决定不再盲目闯荡，不约而同地说“停吧，停吧”！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熟知的世界，还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感觉有好多事情要去做，好多路要去走。”“我跟随的是无影无形的一条小路，它没有尽头，......但我望得见它，即使眯上双眼也会准确无误地跟定。像被一股奇特的力量所牵引，我的双腿轻捷畅快，背上的行囊也不似从前那样沉重。没有饥饿的折磨，没有困倦的侵扰，说不清走了多久多远......我倾听着藏在心底的呼叫......我在喊：天哪，等等我，我来了......”“我在山区和平原、在野地里奔来奔去。一种浑然苍茫的感觉笼罩了我。难以言喻的蓬勃生气、它的独特力量，长久地给我以支持。我认为自己的血液中流动了、保存了它的特质，我现在要做的只是与大地进一步相接相连，让血液中固有的东西变得更浓稠、加快旋动。这样才有可能催生出新嫩的鲜活，从而使陈旧的尽快蜕去。在这个过程中，人会一再地感激领悟到那份真实和永恒，极为厌弃那些虚伪的泡沫，轻视那些过眼云烟......”“人需要一个遥远的光点，像渺渺星斗。我走向它，节衣缩食，收心敛性。愿冥冥中的手为我开启智门。比起我的目标，我追赶的修行，我显得多么卑微。苍白无力，琐屑庸懒，经不住内省。就为了精神上的成长，让诚实和朴素、让那份好德行，永远也不要离我，让勇敢和正义变得愈加具体和清晰。那样，漫长的消磨和无声的侵蚀我也能够陪伴。”
艾芜的《南行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特色的流浪汉小说。《南行记》主要站在现实主义立场，把对流浪人生的体验视为“人生哲学”的命题，以对“自己的生命”的主动把握为特征而进行的创作，显示出了现代流浪汉小说的新发展。因此，这也与西方历史上的流浪小说不同。西方流浪小说中，第一人称“我”都是主人公，小说本身就是“我”的自叙传。这就不免使小说本质上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艾芜的《南行记》中，除了《人生哲学的一课》外，“我”都不是作品的真正主人公，“我”恰似一个别的流浪汉生活的旁观者。在艾芜的流浪汉小说中通常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是围绕小说主人公活动的情节线索，一条是作为观察者的“我”的观察和思维的线索。“我”只是思维的主体，或内在的抒情主体，作品真正的主人公在“我”的眼前活动着，“我”只是观察和思考，却不干扰和左右他们的行为。读者通过“我”的观察和思考认识了故事中的主人公，也通过了“我”的思维活动对故事主人公的精神和行为产生真实的把握和情感的共鸣。如《瞎子客店》中，“我”面对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山洞中的一对瞎子父子，当得知了他们的身世遭际，特别对那一个生下来就没有看见过半点东西，却靠父亲说谎哄他，“说他的眼睛，包医得好，将来定会看得见光明”的儿子，产生了无尽的痛惜与怜悯之心，但“我”无从表达，只能在内心感叹：“老实说，我并不像他父亲那样哄他骗他，我倒真心真意地盼望光明的日子早点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瞎子，生活在黑暗中，只看见丑恶的现象，希望有一天世界光明了，能够看见美好的东西。”这种画龙点睛似的情感抒发在于使读者顿悟作品的象征意义：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光明的人，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得到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