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国画中的常见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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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0-22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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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08 10:32
自古以来，诗、书、画相互融合，古典文学与国画之间界限模糊。许多画家同时也是诗人，如汉代的蔡邕、张衡，他们的诗文虽因战乱散失，但绘画艺术仍备受推崇。唐朝的王维不仅精通诗文，还擅长音律与书画，是难得的奇才。元代的倪瓒、黄公望、王蒙、吴镇被誉为“元四大家”，他们既是文人画家，也是艺术界的佼佼者。明代的唐伯虎、沈周、文徵明、仇英被称为“吴门四家”，其中沈周擅长山水、人物、花卉与禽兽等各类绘画技法，文徵明则因是文天祥的后裔，而其诗文、书法、绘画技艺皆属上乘。清代的文人画家如王锋、沈宗敬、吴伟业等，不仅诗文传世，其绘画与书法也皆成为名家。
不同类型的画作，其描绘的动植物也各不相同。远山峻岭类的画作，主要以山水为主，配以湖泊、川流与树石，植物形态较小，多为松柏类、杉类、竹类、枫类等。隋唐时期的山水画已有显著发展，如展子虔的《游春图》，描绘了野外踏春的场景，画中植物虽小，但能隐约看出落叶树木为桃、李等，常绿树则无法辨识具体种类。元代之后，山水画成为主流，赵孟頫的《鹊华秋色》为代表作，其中的树姿清晰，种类也较易辨认。
树石园景类画作，以岩石、太湖石或庭阁、脚柱为背景，四周配置草花或灌木等植物。这些画作中，常见竹、棘、木芙蓉、箬竹等植物，它们作为陪衬，使画面更加生动。元代赵孟頫的《秀石疏竹图》中，枯木、丛竹与劲草围绕大石，所绘的竹形态类似唐竹，草为石菖蒲或蝴蝶花，竹类的画作在元代国画中颇为常见。
湖泊水域类画作描绘的是远景或近景的湖泊、河川、水塘，其中植物种类的变化与自然环境相似。水体中可见沉水植物和浮水植物，如藻类、眼子菜等，浮水植物如荷花、菱、荇菜等较为常见。水体与岸堤之间，以香蒲、芦苇、蒲草、红蓼、田字草（苹）、慈姑等挺水植物为主。在宋代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中，可以看到江南湖泊山水中柳、枫树的清晰描绘。
庭园景物类画作中，如元刘贯道的《消夏图》中，可以看到芭蕉、箬竹、梧桐或鹅掌楸等植物栽植于卧榻周遭。明仇英的《贵妃晓妆图》描绘了传统中国建筑的官府宅第及庭院植栽配置，其中所栽种的大树是海棠，小灌木为牡丹。
仕女配饰类画作中，国画中仕女的头饰、衣饰与配景之植物，如荷花、牡丹、蔷薇等。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宫女头上的花饰有木兰与荷花。古代美女象征的“寿阳梅妆”（梅花妆）在历代仕女画中也常见。
动物与生类画作主要描绘骏马、狗、牛、羊等动物，或鸟、鱼等宠物，配以特定种类的植物。在唐代韩滉的《五牛图》中，画了五头姿态各异的黄牛，配有一株酸枣，既美化了画面，也象征了牛的忠诚。明代林良的《双鹰图》中，苍鹰站在枫树上，枫树只用来平衡画面。
植物写生类画作自唐代边鸾的花鸟画以来，独树一格。五代徐煕的“没骨画法”花鸟画中，植物描绘技巧为后世学习的典范。植物写生画常以特定植物为对象，如水果类的林檎、石榴、枇杷、葡萄，花卉类的牡丹、萱草、菊、水仙、蔷薇等，蔬菜类的芥菜、菘等。南宋李嵩的《花篮图》中，描绘了石榴、夜合花、萱草、木槿等。
动植物画中，植物与动物并重，画作通常以所绘动植物命名，如宋·黄伯鸾的《山鹧棘雀图》中，描绘了六只山雀与主景植物棘，以及次要植物如箬竹、石菖蒲、山棕等。元代王渊的《山桃锦鸡图》中，山桃与锦鸡为主景，配景植物有紫竹、沿阶草等。
言志类画作中，文人多以薇、松、竹、菊、橘等象征贞节品德的植物为诗文内容以明志。南宋时期，李唐以商周时代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采蕨”的故事作《采薇图》，表达爱国情操。元代的宋朝遗民郑思肖绘兰花，但不画土，以此表达不忘“还我大宋旧疆土”的心志。松树代表志节，文人常栽植松林或憩息于松树下，宋代马麟的《静听松风图》描绘了一文士坐在松树横卧的树干上，聆听松风，展现文人志节。元代文人不满异族统治，隐居山林吟诗作画明志，刘秉谦的《竹石图》与李衔的《双钧竹图》是其代表作。
故事画中，文人以特定的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为题材，如《梧桐双兔国》为冷枝的作品，画两只白兔与背景的梧桐林、桂花、菊花等植物。
综上所述，古代国画中的动植物种类丰富多样，从山水、园景到湖泊、庭院，再到仕女配饰、动植物组合乃至植物写生与故事画，每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植物元素，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的观察与艺术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