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从科举制在唐朝于明朝所起的作用说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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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0-24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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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05 22:12
唐代科举考试及第者，只是取得出仕资格，如欲出仕，还须经过吏部的释褐试，方得授官。吏部择人的标准有四：一为体貌端正，二为说话有条理，三为书法工整美观，四为文辞优美。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进士一般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明经一般试帖经、经义、策论。所以进士和明经的区别主要在于辞章和经义。当时人重进士和轻明经。除了每年的常科考试外，还有临时不定期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叫制科。唐代制科的科目见于记载的就有百种，如博学宏词科、文经邦国科、达于教化科、可以理人科等。参加制科的人不仅有白身，也包括有出身和官职的人。应试者可以由他人举荐，也可自荐。开元以后，全国参加制科的人“多则两千，少犹不减千人”，所以“所收百才有一”。
考试以策论为主，也考经史和诗赋。录取后“文策高者，特赐与美官，其次与出身”。考官在评卷时，考生的名声往往是考虑因素之一。这样做的原意跟举察一样，是希望可以兼顾人材在试场外的表现。但同时这亦无可避免造成了不公平，出现士子与考官之间的利益瓜葛。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从政治上来看, 科举制度实施以后, 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 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
取代了汉魏以来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 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更有效地由地方士族和长官手里集中到中央,官吏选用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 这就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以考试为统一标准, 全国要想做官的人都全力以赴地去适应这些标准, 这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公开、平等的仕进之路, 刺激与网罗了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 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 从而调和了阶级矛盾, 有利于政权的稳定。向各地方的庶族地主、平民打开了门路, 刺激、网罗了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 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这就满足了庶族地主参与政权的强烈愿望, 从而调和了阶级 矛盾, 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科举制度比较详明严密地开创了考试取士的规模, 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 看起来好像是最公平不过的, 任何人只要读好书, 就有资格应考做官, 这样不仅掩饰了官僚政治的阶级实质, 还可吸引全社会的知识分子, 使他们埋头读书, 养成极其驯服的性格, 不易发生不满封建统治的不稳思想。这也是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能在封建社会里维持一千三百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科举制度实施以后, 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推动了唐代文化教育的重大发展。“科举”二字具有分别科目、举送人才之意。唐代科考包括制科与常科两种, 对文学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常科, 尤其是其中的进士科。进士科最初仅试“时务策”五条, 唐高宗时, 又加试帖经和杂文, 成为三场考试制。在这三场考试中, 最重要的是杂文。杂文泛指诗、赋、箴、铭、颂、表、论、议, 且以诗赋为主。总之, 唐代的科举考试以及“行卷”之风推动了唐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营造了一种奋发向上的良好氛围唐代的科举制度激励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刻苦攻读,奋发向上, 从而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唐代的年轻人, 大都胸怀大志, 才情四溢, 富有积极进取的精神。
科举制度是文化专制的手段, 使思想僵化, 脱离实际, 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科 举考试是唐王朝选拔人才的一种办法, 也是笼络和麻痹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教育的发展。科举考什么, 学校和社会也跟着 注重什么。在学校教育完全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的情况下, 科举考试制度本身的缺点与弊端, 也就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几部经典、诗赋, 考试方法又注重死记硬背,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 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也就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不求义理, 充满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恶习。
科举制度实施以后, 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 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唐代的“乡贡”已经完全不同于察举制下的推荐,地方官不过是奉命行事,按照中央规定的具体选官标准进行预选而已。
中央利用科举制牢牢控制了选才任官权,培养了新兴的进士官僚集团,垄断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中举及未入仕者也享有诸如免除赋役、享受法律优待等特权。这批人中的绝大多数有知遇之感,愿做封建王朝的忠臣义士。中央集权的精神,在科举制创立以后得到了彻底体现。
唐代科举制度对当时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代学校的任务是兴教化、育人才。但在实际上, 则成为官僚的培养基地。学校的全部工作, 归结为向尚书省输送参加科考的考生: 律、书、算学为明经、明字、明算输送考生, 培养的是业务人才；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及州县学则为进士、明经两科输送考生,培养的是统治人才。各类学校都学习儒家经典, 有统一的教材, 为的是统一思想, 培养符合国家需要的人才。
唐代科举考试及第者，只是取得出仕资格，如欲出仕，还须经过吏部的释褐试，方得授官。吏部择人的标准有四：一为体貌端正，二为说话有条理，三为书法工整美观，四为文辞优美。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进士一般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明经一般试帖经、经义、策论。所以进士和明经的区别主要在于辞章和经义。当时人重进士和轻明经。除了每年的常科考试外，还有临时不定期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叫制科。唐代制科的科目见于记载的就有百种，如博学宏词科、文经邦国科、达于教化科、可以理人科等。参加制科的人不仅有白身，也包括有出身和官职的人。应试者可以由他人举荐，也可自荐。开元以后，全国参加制科的人“多则两千，少犹不减千人”，所以“所收百才有一”。考试以策论为主，也考经史和诗赋。录取后“文策高者，特赐与美官，其次与出身”。在评卷时，考生的名声往往是考虑因素之一。这样做的原意跟举察一样，是希望可以兼顾人材在试场外的表现。但同时这亦无可避免造成了不公平，出现士子与考官之间的利益瓜葛。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科举考试中的明法、明算、明字、武举、医科举、童子等科目的设置, 对于重文轻武、重文轻算、重成年轻少年的陈规陋习,或多或少地进行了冲击, 从而促进了当时教育的发展。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取得一定的官职名位，所以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都强烈要求进学校读书，就在客观上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使得从学校到社会都重视读书，习文，作诗赋和钻习儒经。这对于结束魏晋以来的清谈学风与玄虚思想，造成当时“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风气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未入仕前, 他们透过科举考试, 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之光, 所以, 他们便很自然的意识到奋发攻读是实现理想所迈出的第一步。而随之产生的是一股强劲的社会好学之风, 被史家们所称誉的“盛唐气象”, 就是因这股风而形成。
在唐代, “化人、兴儒、登科”这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封建统治者利用“儒学”以“化人“, 培养自己合格的爪牙。当时考试内容都以《四书》、《五经》为主, 假若不通经典, 不可能被录取, 同时, 统治者利用科举考试贯彻三纲五常, 加强思想统治, 使各族人民变成封建奴仆。另一方面, 知识分子为了争取及第, 只读死书, 不讲创造, 严重阻碍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著名史学家吴晗指出: “科举制度, 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 阻碍了科学的进步, 压制了思想, 使人们脱离实际, 脱离生产, 专读死书, 专写空话“。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 使一些知识分子, 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 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 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
科举考试制度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起来, 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阶梯, 成为他们取得高官厚禄的最好门径。因此读书进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十载寒窗, 一举成名, 富贵融化, 锦衣玉食”, 为了“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这种读书目的与人生哲学, 支配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 严重地影响着一般读书人的思想。当然, 就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来说并不主要是制度本身的错误, 应该承认科举制度相对来说, 是一项比较好的选官、选才制度。
唐代科举制度采取公平竞争和择优录取的公开考试方式选拔政治人才。通过考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综合反映一个人的知识、能力与思想素质。因为通过考试起码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出这个人平时是否注重“讲学习”，是否注重对实践的观察与思考。同时也可以从侧面了解到关于这个人的修养、知识结构、性格气质以及看问题的视角、 处理问题的方法与能力等方面的情况。
唐朝的科举制度通过开放考试, 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 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 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 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考试、做官三者联系, 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 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 如唐以诗赋取士, 促进了唐诗繁荣等。
明朝前期与唐宋等旧制相比，其科举更体现了平等、公开、择优的原则，使少量平民子弟通过竞争人仕，从而上升为统治阶层，这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平民子弟人仕非但不能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反而会使其更加巩固，这也是明王朝能够存在二百多年的原因之一。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朝教育事业的发展，科举必由学校，明代学校之盛，为唐宋以来所不及。当时的学校从中央到地方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国子学，一类是府州县学。
明代科举制度是明代政治文化制度和明代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科举制度并不是一个狭义的文化制度或教育制度，它是一种社会制度，对明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思维方式的转换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明代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的组织形式来表达其制度内容,这种表达方式最突出的表征是明代三级考试的详密措施与八股取士的模式化要求。
科举制度的发展为明代科举考试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广阔的空间，使得有关科举考试思想理论的阐发和提出逐步形成多视角、重实践和系统完备的特点。明代科举考试思想在总的方向和原则上继承了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人才选拔思想，同时结合明代科举考试的实际和明朝政府选官的实际需要。
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1、儒家思想成为科举考试的主导思想（具体表现在尊崇儒学的考试原则和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两方面）；2、科举分地选拔与职前培训制度的考试思想；3、科举选拔全才与“惟才是与”的考试思想；4、科举取士中的综合考试思想；5、“科举必由学校”的教育考试思想；6、宁缺毋滥与不以一试定优劣的考试思想；7、科举考试中的互动调适思想。
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手段，在明代的科举取士中曾经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大的范围和程度上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它导致了士子学人为求仕进而在举业之途上浮躁竞进的状态出现，对明代知识界、学术界的学风、士风和文风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牵连遍及于社会人文的各个角落。它使知识分子多不研求有用之学，而只在做八股的文字游戏中耗尽精力。
八股取士同时造成了自汉代以来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的凝固和停滞。尽管八股取士有诸多不利影响，但不可否认它的积极作用。明代的八股取士统一了考试的标准，有利于大规模公开考试的阅卷和评判，同时也能有效的考察应试士子的文字能力和行文语言水平。此外，八股文的写作和科举取士促进了全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明朝科举考试在乡试及会试皆以四书的内容命题，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语气阐述经义，“代圣人立言”，用八股文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极为讲究形式。只有到了科举最后一关，用以决定名次的殿试，才会改为考时务策问。热衷科举的人只识四书五经，其他以外的知识，统统都成了“杂学”，很多读书人都是一概不通。而就算是对四书五经的内容，科举亦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以华丽词藻作出合乎格式的漂亮文章，近乎文字游戏；不能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考生的实际见识和才学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不少考生索性舍四书五经，专门钻研为应付考试而设，称为“帖括”的八股文范文选刻本。当时一些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意即考取功名后便可弃之如敝屣。
据《明太祖之训》卷一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四年初开设科举考试时，对中书省大臣说，天下太平之后，"政治之道在于任贤"，任贤之关键在于取士，而科举考试是取士的途径之一。永乐二年初，据《明成祖之训》卷二记载，明成祖朱棣对礼部官员说，"科举是国家取人才第一路"，大臣们应十分重视，"不可忽略"。要求大臣取士时应"惟取朴实"之士，反对虚浮的文风。
"为治莫先于得贤"。洪武年间开始，明朝大臣们就开始对科举制度的地位进行了讨论，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言论。其中侍讲学士方孝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认为开科取士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地位系"为万世计，可谓至矣"。通过开科取士，选贤任能，"将见仁人君子，为时并出，辅成宽大之化，养育黎民，登于太和，以傅柞于无穷"。建文年间，杨荣也对科举制度在政治中的地位作了论述。他分析科举制度的作用说，一方面通过科举考试，"天子咨询治道"，向考生们询问治国之方法；另一方面经过考试，可以起到"登进贤良，以隆文明之运，逐千万载之太平"的作用。因此，国君应重视科举考试。
关于朝廷开科取士的目的，明代帝王作了明确论述。洪武初年，朱元璋在《开科举诏》 (王伟撰)中规定，从洪武三年开始，开设科举考试，其目的是：以起怀才抱道之士，"愿得贤能君子而用之"。诏文最后还强调"设科取士，期必得于全材，任官惟贤，庶可成于治道"。
明代科举制度形成后，对明代社会的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科举制度给文学、军事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作初浅的论述。
明代科举制度对文学的影响 明代科举制度对俗文学的影响，大体上是通过科举制度和进士参加小说和戏曲的创作来实现的。明代科举制度除了在参加写作的人数，作品题材上对文学有影响之外，其考试的文体形式既对明代的文学形式也对明代的文学的风气、社会畅销读物等方面发生影响。
明代科举制度对军事的影响明代科举制度中，除武科举培养和选择军事人才外，文科科举考试中也有军事的论文考题。此外，孔孟儒家思想对中国军事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科举制度对明代的军事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明代科举制度对自然科学的间接影响由于科举制度考试要求考生对儒家孔子、孟子和朱熹"重农轻商"的文章有深入的了解，因此，部分举人、进士在进入仕途后一方面能运用自己的行政职权重视农业、水利等工程的修建；另一方面在为官之余根据自己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和少量农业、水利的实践经验，撰写了一些农业种植、手工业、农产品加工、医学、数学和地理等方面的著作，从一个侧面直接或间接的对明代科举制度产生了影响。
"登进贤能"。以备任使侍讲学士方孝孺在《应天府乡试小录序》中认为，开设科举考试的目的，在于"登进贤能，备任使"。开科考试，可使天下人才入仕。因此，科举制度培养、选拔人 才的作用，"如稼于而侯其有秋，木于林而望其成室"谨身殿大学士杨荣在《进士题名记》中则认为:科举考试的目的在于：登进贤良，以隆文明之运，透千万载之太平。
明朝前期与唐宋等旧制相比，其科举更体现了平等、公开、择优的原则，使少量平民子弟通过竞争人仕，从而上升为统治阶层，这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平民子弟人仕非但不能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反而会使其更加巩固，这也是明王朝能够存在二百多年的原因之一。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朝教育事业的发展，科举必由学校，明代学校之盛，为唐宋以来所不及。当时的学校从中央到地方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国子学，一类是府州县学。
明代科举制度是明代政治文化制度和明代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科举制度并不是一个狭义的文化制度或教育制度，它是一种社会制度，对明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思维方式的转换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明代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考试的组织形式来表达其制度内容,这种表达方式最突出的表征是明代三级考试的详密措施与八股取士的模式化要求。
科举制度的发展为明代科举考试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广阔的空间，使得有关科举考试思想理论的阐发和提出逐步形成多视角、重实践和系统完备的特点。明代科举考试思想在总的方向和原则上继承了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人才选拔思想，同时结合明代科举考试的实际和明朝政府选官的实际需要。
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1、儒家思想成为科举考试的主导思想（具体表现在尊崇儒学的考试原则和以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两方面）；2、科举分地选拔与职前培训制度的考试思想；3、科举选拔全才与“惟才是与”的考试思想；4、科举取士中的综合考试思想；5、“科举必由学校”的教育考试思想；6、宁缺毋滥与不以一试定优劣的考试思想；7、科举考试中的互动调适思想。
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手段，在明代的科举取士中曾经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大的范围和程度上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它导致了士子学人为求仕进而在举业之途上浮躁竞进的状态出现，对明代知识界、学术界的学风、士风和文风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牵连遍及于社会人文的各个角落。它使知识分子多不研求有用之学，而只在做八股的文字游戏中耗尽精力。
八股取士同时造成了自汉代以来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的凝固和停滞。尽管八股取士有诸多不利影响，但不可否认它的积极作用。明代的八股取士统一了考试的标准，有利于大规模公开考试的阅卷和评判，同时也能有效的考察应试士子的文字能力和行文语言水平。此外，八股文的写作和科举取士促进了全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明代实行“观政进士”制度，这也是其授官程序上的一个特点。所谓“观政进士”，是指进士在中式之后，并不立即实授官职，而是将其分配到中央一些行政、军事机关去观察政治、军事事务，熟悉情况，一段时间之后，方实授官职。“观政进士”的创设是朱元璋对前代以来的科举制度的改革措施。朱元璋认为唐宋的科举制度“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而元代应考之人又“黄缘阿附，辄窃仕禄”。朱元璋主张科举制度能“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可以挑选出文化知识丰富和实际能力强的人才。为此，他创设了“观政进士”。
明朝推行“观政进士”的制度，使部分观政进士通过观政实习得到了处理政务、军务的实际能力的锻炼，学习了老一辈官员的政治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至明代中后期，观政进士制度流于形式，并没起到应有的作用。成为一种例行公事的空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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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05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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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05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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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加强中央集权，在唐朝（除关陇贵族，门阀势力，尤其是南方门阀已经遭受了打击，关陇门阀则在武则天时亦受到打击，之后的农民起义则将门阀基本打扫干净了），九品中正制破坏之后，中央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是其前提，消除门阀影响，需要提高庶族地位，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庶族地位在唐朝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南朝表现得最明显），他们要求参与政治，故而隋唐的科举，是社会阶层地位变化的重要表现，南北朝的士族，尤其是南方，一代不如一代，毫无治国之才，又非沙场良将，十分无用。其次，也是反省历史，偃武修文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笼络天下读书人的手段。在唐朝，科举制有利于庶族参政、提高了社会中的读书风气、提高了官僚队伍的素质、扩大了统治基础等。
在明朝，或者说明清。统一是基本形势，此时期的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顶峰，而科举变成了思想专制的工具，强调伦理纲常，实质就是在强调忠君等思想，客观上，或者说在理想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在明朝，科举制压抑了思想，压抑的创造力，但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倡导了读书风气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