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僧、茶农茶产之争与武夷山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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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7-21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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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7-28 03:07
清朝早期，武夷山的僧道一度把持了山中茶叶的产制，“凡岩茶，皆各岩僧道采摘焙制，远近贾客于九曲内各寺庙觅购，市中无售者”，僧道精于茶叶的栽种与焙制，茶山因此成为寺(庙)产的最重要部分。民国时期，崇安县地方政局动荡，政权更替频繁，先后隶属于福建省第十行政督察区、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福建省第三行政督察区。
1931～1934年，国民党军队对崇安苏区进行封锁和“围剿”，致使许多外地茶商、岩主弃厂而去，僧道有的逃逸，有的还俗，茶山荒芜大半，茶厂颓败。1934年7月后，崇安县复归国民党政权控制，此前逃逸的僧道又回到山中重新从事茶叶培植，此时崇安县财务委员会亦开始清算整理地方公共财产。从1934年的春茶产制开始，围绕着茶山的归属权究霓应属于“公产”收归地方财政所有，抑或属于僧、道“寺产”归还僧道手中，产生了多起诉讼案件。其中，尤以马头岩、天游峰、碧霄洞三个道观联名对地方财务委员会展开的一起诉讼案件最为突出。在这一诉讼过程中，最先只是投资掘山、雇工的地方绅士联合各道观主持控告地方财政委员会强抢茶叶，此后，随着地方政权内部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的展开，以及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赤石各茶行的茶商、以学校教员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以及地方官员自身均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诉讼之中。在向上申诉时，僧道与地方财务委员会都各自粘贴了多份县政府、区政府及省政府的判词，通过对这些档案和文献的梳理，不仅能够了解到民国时期，在地方层面上僧道、官、商、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而且还可以窥见在武夷岩茶买卖与流动的过程中，地方社会在民国“地方自治”前夕的发展情形。
武夷山中的茶僧、茶商与茶工
清初，“闽省出产茶叶，先仅崇安县属之武夷山一带地方，故有武夷茶之名”。崇安县境内，“无山不种茶，无岩不产茶”，遍布山中的茶场和茶厂，成为武夷山的一大景观。而这些茶山与茶厂大部分都属于寺庙和道观所有。“天下名山僧居半，自古名山出好茶”。“武夷山向为羽流栖息之所，清初闽南释徒多人山修持，嗣而天心、慧苑、玉华、清源、碧石相继以兴，天心禅寺有释徒百余人，可谓盛矣。”是时，百二十里山中大小寺庵有五十多处，几乎无山不庵。由于山中几无农田，僧道往往利用岩凹或岩壁隙处，依地势垒砌石壁，运土以植茶株。
有时甚至为了培植一株茶树而用石条层层垒砌，植于此石座中之茶株，往往系山中最珍贵之茶树。如止止庵曾拥有号称“闽茶第一枝”的白鸡冠名枞；天游观有“大红袍”茶及茶山数十亩。1929年，在城内建的广福寺设寺之初就置田产10亩，以供日常需要。1936年，神通岩道十二人有茶山10余亩，耕地三亩。马头凝云道院道士三人有茶山、耕地30多亩和岩茶厂两座。
武夷岩茶中最负盛名的“大红袍”即为天心永乐禅寺(天心庙)庙产。在民间传说中，“大红袍”能够治病的神奇功效就是由天心庙的僧人发现的：
以前在大红袍那几株茶树的附近，有一座寺庙，里面住了几个和尚。和尚们养了几只鸡，每天把收得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去卖，然后换大米回来吃。一天，庙里面的一个小和尚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下山去集市，走到那几株大红袍茶树的地方觉得累了，于是就坐下来休息。哪知道，他一觉醒来，篮子里的鸡蛋全部没了，在附近找了，怎么找也找不着。小和尚没有办法，只好回去跟大和尚说了，大和尚心想怎么会这么奇怪，就说那下次我去。轮到下一次赶集的时候，大和尚也提了一个篮子装了鸡蛋，大和尚平时常在手里玩两个铁弹子，于是就把两个铁弹子也混在鸡蛋里装进篮子。来到那几棵茶树旁边，他就把篮子放在石头旁，自己躲在一边看。不一会就看到一条大蟒蛇爬来了，一下子就把篮子里的鸡蛋连同弹子都吞下肚子了。铁弹吞下去后不消化，大蟒蛇就在地上打滚，然后用身体去磨蹭那几株茶树，从茶树上就掉下一些茶叶来，蟒蛇把茶叶吞来吃了，一会儿似乎就恢复平静了，然后就又游进草丛中不见了。这些都被大和尚看见了，回去后就给寺庙里其他人都说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过了一段时间，宫里的太后病了，皇帝就在全国各地招贴皇榜，就说谁能治好皇帝母亲的病，重重有赏。
榜贴出来后，大街上很多人都围拢去看，小和尚那天也去赶集，人群推来搡去，一下子就把他推到最前面，不小心就把皇榜揭下来了。他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去。实在没有法子，就去把那几株茶树的茶叶采下来带进宫去，熬成水给皇帝的母亲喝，却不料喝了这种茶水后，太后的病居然好了。皇帝于是赐大红袍给那几株茶树披上，这就是大红袍的来历。
名枞要么直接归属于各寺庙道观，要么与寺庙道观的关系甚密，在旁人不可得的情况下，僧道往往可以设法获得少许。如《寒秀草堂笔记》中记载的名枞“不知春”：
言茶之至美，名为不知春，在武夷天佑岩下，仅一树。每岁，广东洋商预以金定此树，自春前至四月，皆有人守之。惟寺僧偶乞得一二两，以饷富商大贾，求檀施。大致与粟米相类，色香俱绝，非他茶所能方驾。
此一记载至少给了我们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表明了当时的茶商有来自广东的洋商。据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的记载：“且粤东岁运，蕃舶通之外夷。”这些茶商，先是批量购买岩茶，后便是定厂包销，再后就购山、购厂自产自制，成为岩主或厂主。鸦片战争前，福建茶主要产于“建阳崇安数邑”。“该夷(英国)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夷所醉心。”为了保证自己茶叶的品质，十三行中实力最强的潘启官(潘振成)在武夷山拥有大量的茶园。二是茶树，尤其是极其稀罕的名树与山中僧道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些名枞，“……十六峰中，不过数峰有之。各寺院所藏，每种不能满一斤，用极小之锡瓶贮之，装有各种大瓶中间，遇贵客名流到山，始出少许，郑重口之”。僧道往往通过这种名茶与地方富商大贾结交。历任崇安县的知县中，有很多都“性嗜茶”，甚至亲自与山中道人一起采摘名茶。
如清雍正十至十二年任崇安知县的刘靖在《片刻余闲集》中记载了与天游观道人一起采摘“洞宾茶”的情形：
又五曲道院名天游观，观前有老茶，盘根旋绕于水石之间，每年发十数枝，其叶肥厚稀疏，仅可得茶三二两，以观供吕纯阳，因名曰洞宾茶。届将熟时，道人请于邑令，遣家人于采茶之前夕，住宿其庙，次日黎明，同道人带露采摘，守候焙制，顷刻而成……余为崇安令五年，至去任时，计所收藏未半斤。
较之全年耕作无休的下层民众，武夷山的僧道们在参禅、悟道之余，有更多的时间精心培植和制作产量极少的名茶。“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道人山客资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因此，大量的质量一般的茶叶往往来自民间，而一些产量极为有限的精制名茶则来自寺院、道观。僧道们为抬高茶树的身价，往往将之与释家、道家中虚无缥缈的神仙人物相联系，为其添加了几分玄幻色彩。如星村的“吕仙茶”即传说为道教“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所植：
崇安县星村有茶树五株，叶皆对生，自下至上，大小不殊，味冠诸种，云吕仙所植者，村人珍之。每茶时公阄一人收果，先以送官，后以分给各户，然不能多，每年只数斤而已，各户分得不过数两，遇贵客始出饷之，名吕仙茶，依曰吕岩茶。
值得注意的是，武夷山的僧人很多都是闽南籍，清初闽南教徒开始迁入武夷山修持，武夷山的岩茶(即乌龙茶)，主要由闽南僧人所管寺庙所有。这些闽南籍的僧人很多都是培植茶树及制茶的高手。
“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被奉为武夷山“茶神”的释超全，为同安人，曾在天心永乐禅寺修行，传习茶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