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两弹元勋"吗?那他是"两弹一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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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9-08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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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秋天,钱学森历经曲折和磨难,从美国回到了祖国。从此,他把自己的一腔报国之情融入在新中国的建设之中。这年冬天,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时任院长的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来接待他。在校园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钱学森停下脚步,很有兴趣地和正在安装调试的教师讨论起来。陈赓大将从旁边问:“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说:“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同样能造得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陈赓兴奋地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我就要你这句话。” 也许正是这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
●叶帅希望钱学森能主持研究中国的导弹技术,钱学森爽快答应,并起草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通过。
1956年2月的一个周末,叶剑英元帅会见并宴请钱学森夫妇,谈话的主题就是关于导弹问题。叶帅直截了当地向钱学森提出,希望他能主持研究中国的导弹技术。钱学森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随后,叶帅便带着钱学森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总理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们的想法,我完全赞成。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包括如何组建机构、调配人力,需要些什么条件等等,以便提交*讨论。” 从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中,钱学森体会到党对他的信任和重托,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只说了两个字:“好的。”
几天以后,也就是1956年2月17日,一份由钱学森起草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 ”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的航天事业。钱学森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意见书》还写到了一批可以调来参与这项事业的21位高级专家名单,包括任新民、罗沛霖、梁守�等。
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了党*的高度重视。1956年3月14日,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按照钱学森的建议,组建我国的导弹科研、设计和生产机构。于是,1956年10月8日,由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的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这一天正好是钱学森回归祖国一周年的日子。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也由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刚刚毕业的156名大学生走进了导弹科研队伍,钱学森拿起教鞭为他们授课,给他们讲起了导弹的基本知识。这些大学生为能亲耳聆听世界知名科学家的讲课而感到十分庆幸,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里的著名专家。
在钱学森的具体组织指导下,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控制系统、无线电、计算机、技术物理等一批研究室相继建立。研制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工作也在这里悄悄拉开了帷幕。
●聂帅在我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后的庆贺酒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第一枚导弹的研制是仿造苏联提供的教学和科研弹进行的,代号为“东风一号”。作为总体技术负责人,钱学森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工程。他组织科技人员翻译和消化苏联的图纸资料,派技术人员向苏联专家跟班学习,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反设计”。通过仿制“爬楼梯”,大练兵,逐步向独立设计发展。
然而,当“东风一号”导弹研制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研制工作陷入了困境。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二天,聂荣臻元帅把 钱学森等专家召集到自己的家中,聂帅急切地问钱学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坚定地说:“能,当然能。”聂帅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赫鲁晓夫把我们*上梁山,我们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党*就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
聂帅的一席话给钱学森等专家以极大鼓舞。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钱学森和其他专家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克服了无数技术和非技术的难关,解决了外国专家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10月17日,火箭发动机地面试车试验成功,预示着“东风一号”导弹已可以进行全程飞行试验了。
“东风一号”发射前夕,钱学森随聂荣臻元帅来到酒泉导弹发射基地。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与科技人员仔细检查导弹质量状况,研究解决试验中的各种问题,确保发射万无一失。11月5日清晨,浩瀚的酒泉大漠响起了一阵巨大的轰鸣,随着一团橘红色的烈焰,“东风一号”导弹腾空而起,似一柄利剑直刺苍穹……我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了。聂荣臻元帅在庆贺酒会上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钱学森提出“两弹结合”设想
●钱学森提出“两弹结合”的设想,并担纲负责抓总。
1966年10月20日,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两名荷*实弹的士兵站立在大厅门口两侧,威严中透出这里活动的重大和隐秘。
这里召开的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要给世界创造一个惊人的奇迹:中国将在本国的国土上,用导弹运载原子弹弹头,从西部的巴甘吉林沙漠打到罗布泊去。
将导弹与原子弹结合起来,组成有实战价值、威力巨大的核武器,是当时世界国防科技中的重大课题。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前,钱学森就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两弹结合”的设想。1964年9月1日,*专委召开会议,决定由二机部和国防部五院共同组织“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进行研究设计,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负责抓总。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钱学森便与方案论证小组一起开始工作,进行方案选择。一个月后,他便向聂帅提出了一个方案。随后他又组织了改进型导弹的研制工作,从方案设计到完成飞行试验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
在本国领土上以“两弹结合”的方式进行核试验,要冒极大的风险。周恩来总理极为关心安全问题,要求研制和试验单位做到导弹在飞行中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并指示在进行“两弹结合”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的两项 “冷”试验后,根据试验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热”试验。为解决这一极为关键的安全问题,钱学森耗费了大量心血。他两次飞赴酒泉导弹发射基地,组织了两批多发改进型导弹的安全可靠性飞行试验。在当时他的《工作手册》中,他以表格方式详细开列了“外协配套仪器存在的主要问题”,大到保管期不足和无保管期,小到晶体管、电位器、开关、插头插座等。对这些问题,他都认真对待,并指定具体负责人去落实解决。一次,基地一位新战士在进行弹体内外观察时,发现弹体内部24号插头第5接点里有根约5毫米长的小白毛,他怕通电接触不良,就用镊子夹,细铁丝挑,都没取出来,最后用一根猪鬃,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挑出来。钱学森知道后,极为赞赏,他小心翼翼地把这根小白毛包好,带回北京去教育身边的科技人员。
经过钱学森等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两弹结合”两次“冷”试验相继获得成功。1966年10月20日,*专委决定实施“热”试验。
●中国在本国领土上以“两弹结合”的方式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
启程去酒泉发射基地前,钱学森随聂帅来到中南海,向**汇报试验任务的准备情况。听完汇报,**高兴地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核武器,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尔后,他又勉励钱学森说:“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一定要认真充分地做准备。要从坏处着想,不要打无准备之仗。”
临近试验,发射场区天气骤变,风沙遮天蔽日,能见度不到20米。钱学森跟随聂帅坚持在现场检查指导工作。看到参试人员焦急的情形,他耐心地劝说大家:“不要着急,天气很快会好起来的。大家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周到,万无一失。”
27日清晨,发射场区仍然阴云低垂,狂风大作。发射是否进行?在认真听取气象人员的汇报后,钱学森与有关专家商议:一切按计划进行,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中止发射。上午8时以后,天气逐渐好转,风速下降到每秒20米,能见度也在迅速提高。发射进入正常程序:起竖,测试,加注……
9时整,随着一声:“点火!”的口令,大漠上闪现一团耀眼的火光,导弹像一条巨龙,拔地而起,载着核弹头,向千里之外的目标飞去。随后,核弹头在罗布泊上空靶心距地面一定的高度爆炸,形成一团翻卷的蘑菇状烟云袅袅上升…… 试验获得*成功。聂帅与钱学森紧紧拥抱在一起,眼眶涌出了热泪。
钱学森主持研制中国卫星
●毛*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58年5月17日,毛*在中国*党八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从此,我国卫星发展事业拉开了序幕。
这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和空间物理研究的机构。钱学森提出,先进行探空火箭和气象火箭发射试验,为研制运载火箭和发射卫星储备技术,积累经验。在“东风二号”导弹试验成功以后,他感到发射人造卫星已经有了比较可靠的基础,于是在1965年1月8日,他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聂荣臻很重视钱学森的建议,指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专门委员会经过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批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以及争取在1970年左右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由于钱学森的建议是1965年1月提出的,所以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为 “651”工程。
●钱学森建议人造卫星研究计划列入国家任务,并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
为了保证卫星工程顺利进行,1968年2月,*、**批准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将科学院原来从事卫星工程的单位划归空间技术研究院,担负卫星研制任务,并任命钱学森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
在“651”工程中,钱学森负责总体技术工作,即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长征一号”火箭是在“东风四号”导弹的基础上,在上面加一个固体的第*火箭组成的。钱学森在听取“ 东风四号”和“长征一号”问题汇报时提出:卫星不放则已,一放就要成功。他还提请“长征一号”总体部和总设计师考虑:火箭二、*滑行段姿态控制系统是否要做环境模拟试验?在失重条件下的晃动问题,力矩是多少?
按照钱学森的部署,为解决火箭滑行段喷管控制问题,火箭研制部门进行了滑行段晃动半实物仿真试验,结果出现了晃动幅值达几十米的异常现象,这使设计人员十分震惊。钱学森亲临现场,在讨论中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他十分有把握地认定:滑行段在近于失重状态下,原晃动模型已不成立,此时流体已呈粉末状态,晃动力应该很小,所以它不会影响飞行。后来多次飞行试验证明,这个大胆的结论是正确的。随着任务的进程,“长征—号”连续进行一、二级,二级,二、*和*4次发动机全推力下的试车。钱学森每次都亲临现场,解决试车中的技术问题。在那个特殊的*年月,有时技术问题和派性问题搅和在一起,他总是想方设法做工作,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大家团结起来,把心思和精力投入到卫星研制任务中。1970年1月,“东风四号”发射成功,并顺利实现高空点火和两级分离。至此,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基本解决。为尽快研制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钱学森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出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后,首先把各机构组建起来。考虑到科学院划拨过来的人员在总体设计方面相对薄弱一些,又从火箭研制单位总体部调来少数专家和技术骨干,加强总体设计的力量。他还提出,总体部的人知识面要广,既懂工程上的问题,又要有比较广博的科技知识。学工的人知识面窄,而学理的人基础知识面较宽,这正是来自科学院人员的优势,要让他们尽快熟悉工程上的问题,从中培养出一批适合搞总体设计的人员。
第一颗人造卫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颗“*卫星”。所以,对钱学森 压力最大的,莫过于“一次成功”的要求,要一次成功地送上天,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让世界人民听得到,看得见。周总理也多次要求,要过细地工作,做到万无一失。这些要求归结到一点,就是这一套复杂系统工程设计要正确,且各个部分,各个环节,乃至每个元件、器件、零件等都要质量好、可靠性高,这是一件十分艰巨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为此,钱学森多次听取汇报,不厌其烦地将每次汇报中所反映的大大小小的问题都一一详细记录下来,并落实解决。
为了确保卫星播送《东方红》乐曲准确、可靠、悦耳,他多次听取卫星总体负责人员的汇报,审查设计方案,检查设备质量。当卫星总体超重时,钱学森提出,凡是和广播《东方红》乐曲有矛盾的,都要给广播让路。经研制部门和各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东方红—号”卫星的检验星于1969年9月完成了全部环境模拟试验,星上各系统工作正常,尤其是《东方红》乐音的质量很好。钱学森对卫星发射充满了信心。
●1970年4月24日,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声响彻太空。
1970年4月下旬,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等专家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周总理提出:“第一颗卫星发射要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决不能带任何一个疑点上天!”为落实周总理的指示,钱学森等专家在发射场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测试检查工作。全部准备工作结束后,钱学森与基地领导郑重地在发射任务书上签字,确定此次发射在4月24日21时30分左右进行。
临近发射时,地面一部跟踪雷达出现了不稳定状态,连续波测量也不太同步。钱学森来到发生故障的机房,非常镇定地安抚大家:“不要紧张,这如同临阵打仗一样,一慌就出错,现在最需要的是头脑冷静。”钱学森的一番话,使大家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迅速查明了原因,排除了故障。
21时35分,发射“零”时终于到了。大漠响起一声巨大的轰鸣,“长征一号 ”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腾空而起,在轰隆隆的响声中徐徐上升。18秒钟后,火箭开始拐弯,朝东南方向越飞越快,转瞬便消失在茫茫夜空之中。
21时45分,从数千公里以外的观测站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报告:“星箭分离! ”“卫星入轨!”发射场顿时沸腾起来。5分钟后,又传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广播事业局打来电话:“我们已经收到了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声音非常清晰、洪亮!”
此时,钱学森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两行热泪从面颊上流淌下来,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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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1929年至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39年至1943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1943年至194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其间:1940年至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1945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1946年至1949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1949年至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5年回国。1955年至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1965年至1970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还历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团执行主任、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6年至1991年5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科协名誉*。1992年4月被聘为中科院学部*团名誉*。1994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是*第九至十二届*候补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
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初,向**、*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1956年,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10月获*、**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