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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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7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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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31 10:26
问题1:一、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是否存在严重的危机,决定了是否能够走上新的资本主义道路。由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就比如一个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的过程,旧房子越破、越烂,就越容易被抛弃,并且在拆除的时候就越容易,被拆除之后,然后盖上新房子。对一座半新半旧的房子,人们往往舍不得拆掉,即使拆除起来也要困难得多。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面临的社会危机越严重,就越容易发生*,建立新的政权和社会制度。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社会就已经危机重重,1825年发生了十二月党人*,1826年至1861年,*的农*动蓬勃发展,1826年至1839年的农民起义平均每年达到19次,1845年至1854年平均每年达到35次,1855年至1857年达到63次,1858年达到86次,1859年达到90次,1860年达到126次,1861年达到1176次。面对异常深重的农奴制危机,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在东方的日本,幕府统治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701年至1710年发生农民*55次,1801年至1810年发生98次,1851年至1860年发生170次,1861年至1867年发生194次,终于在1867年发生了遍及全国的倒幕运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1868年幕府统治被推翻。随之而后,日本开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明治维新改革,走上了新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又是怎么样呢?1851年至1864年发生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1900年发生了席卷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1856年至1860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70年代中国边疆出现重重危机,1883年发生中法战争,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但是,清*却经受住了内忧外患的考验,危而不倒,中外反动势力反而联合、勾结起来,清*这座旧房子,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仍然比较坚固。所以说,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旧的封建的清*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但危机还严重不到灭亡清*的程度,这样一来,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时机尚不成熟。
二、是否有深重的危机感,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会放弃老路、选择一条新路。国家的领导者、社会的精英们如果有了深重的危机感,就会生出深重的使命、责任感,穷则思变,抛弃旧的一套,顺应世界潮流,去选择一条全新的路—-资本主义。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强烈不强烈。沙皇*在传统上是欧洲国家,早在彼得一世时代,沙皇就深感*的落后,曾经化装亲自深入到英国、荷兰的手工工场进行考察,回国后大举改革,实现了富国强兵。*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面对此起彼伏、遍地开花的农民*,深深感受到了农奴制的危机,在185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他深深知道自己面临的处境,在1861年亲自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一时期的日本,一个岛国,地域狭小,资源匮乏,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其国民的危机意识。同时,内部的农民*连年不断,外部的英法美等强国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内忧外患,使得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担忧国家的命运,思考日本的出路。最早倡导武装倒幕的吉田松荫在《草莽崛起论》中说:“3000年来独立不受羁绊之大日本,一旦受人束缚,凡有血性之人岂能忍视之乎?如不奋起拿破仑之勇而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在草莽崛起论的指引下,日本人民发起了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统治,为明治维新改革奠定了基础。穷则思变,关键问题是要认识到自身的“穷”与“落后”,然后才谈得上去变革。在19世纪的中国,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鸦片战争以前,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无需同外国互通有无”,因而坚持闭关锁国*;1840年以后,中国的大门*打开,中国人接受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触到的西洋的坚船利炮,取其皮毛,但弃其本体,始终坚持认为: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变则乱”,拒绝变革。直到1905年,才派出了一个“五大臣考察团”赴欧美考察宪政,但回来之后所搞的“预备立宪”换汤不换药,制造了一个“皇族内阁”了事。庚子之乱后的清*也开始进行所谓的“新政”,但为时晚矣,此时的清*已经病入膏肓,没过几年,就被辛亥*推翻了。统治者对自身的社会制度、国家政权所面临危机的认识深刻程度,直接决定了其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如果自认为旧房子依然还好,谁还会去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呢?
三、革新派和造反派两派力量的结合,决定了社会变革能否成功。革新派是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19世纪的革新派当然应该是资本主义力量了。造反派是为了改变自身生活状况,要推翻现政权的力量,大多属于下层百姓,他们不懂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只懂得如果吃不饱饭、活下去就要造反。革新派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发展的初期不会太强大,依靠其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社会、旧政权,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保证了社会变革的进步性。造反派多是由生活所迫而成为造反派的,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是推翻旧政权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属于旧的社会制度的下层组成部分,不接触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因而提不出新的*理论和新的设想。造反派的斗争如果成功的话,也只能是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能够推翻旧的政权,但推翻不了旧的社会制度,不能够适应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所以,只有革新派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才能既保证了变革的方向性、进步性,顺应世界的资本主义潮流,又能保证社会变革的成功。*的1861年改革的领导者是沙皇*,废除农奴制度是造了自己的反,之后又学习西欧,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顺应了时代潮流,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沙皇*既是革新派又是造反派。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力量并不强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新兴地主、高利贷商人和部分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大名组成了明治维新的革新派。由于深重的社会危机,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中下级武士成为了强有力的造反派。尤其是中下级武士,本来属于幕府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由于社会危机现在站在了造反派的一边,要造幕府的反,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一部分人成为倒幕运动的领导者。在推翻幕府的过程中,革新派和造反派联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倒幕派。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的过程可以分成两部分:倒幕和改革。倒幕是拆掉旧房子,改革是盖新房子。拆旧房子是盖新房子的前提,倒幕运动的成功是改革变法的基础。日本的革新派和一个强大造反派结合在一起,保证了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无论哪个国家的社会变革都是需要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英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支持,法国大*由于有了广大的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的支持,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才不断地向前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各国都是如此,19世纪的中国是什么样呢?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规模宏大,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是一只非常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力量,强大造反派没有办法做到与革新派结合。虽然1859年洪仁玕来到天京,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但仅仅洪仁玕一个人,又怎能成为革新“派”呢?从1895年就开始了戊戌变法运动,是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响当当的革新派。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孤军奋战,他们缺少一个强大的造反派同盟军,改革又怎能成功呢?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缺少一个拆掉旧房子的过程,缺少像日本倒幕运动那样一个过程,革新派直接在旧的基础上盖新房子,怎么能站住脚呢?1900年遍及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显示了普通农民的爱国热情和农民阶级的强大力量,但是这支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却没有得到革新派的团结与领导。义和团盲目作战,一盘散沙,失败而终。进入20世纪以后发生的辛亥*,有*的领导者,有详尽的*纲领,但是依然缺乏工人和农民强大的力量支持,去造旧社会的反,最终依然“*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党成立后,才真正实现了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建立了强大的工农联盟,坚持中国*党的领导,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由此看来,19世纪的中国始终没有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所以每一次革新的尝试和斗争都没有能够跟上世界的步伐。
四、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出路与对策。一座尚没有完全腐朽的房子,拆了它可惜,并且比较艰难,怎么办?装修,装修得能够跟得上潮流、时尚。人们对早期的清*,该怎么办呢?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让上层的统治者感受到自身社会的缺陷与危机,接受新的资本主义,实现革新的资产阶级与*统治者结合。对一座已经腐朽的房子,当然是拆除它,盖新的。那么对后期的清*当然要是推翻他,用一个新*、新制度来替换它。为了保证顺利、成功,要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结合实际,科学的设计革新派的理论;发动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壮大造反派的力量
问题2: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古巴共和国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至1989年)
匈牙利(至1989年)
罗马尼亚(至1989年)
保加利亚(至1989年)
波兰(至1989年)
民主德国(至1990年)
阿尔巴尼亚(至1991年)
苏联(至1991年)
蒙古人民共和国(至1991年)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至1991年)
问题3:一、基本定义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概念。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先哲们原来有过严格的定义,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资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无产阶级政权。
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已经非常清楚:私有制与公有制仅仅只是生产的组织工具,市场*与计划*仅仅只是国民经济的*方式,因此它们都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既然如此,就应该重新定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否则将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我认为:应该从社会分配环节来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财团政党*;所谓社会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坚持全民平等、公平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全民政党*。
由上述的重新定义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不举张社会大众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也要谋求社会大众利益,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而社会主义社会总是平等、公平对待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公平对待劳资双方。
二、根本目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而不断满足资本利益。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资本利益而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
由上可知,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并不完全对立,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扼杀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扼杀资本利益。但是二者之间是有显著区别的,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的保障程度不及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利益的保障程度不及资本主义社会。
三、基本矛盾
私有资本者与劳工之间的矛盾即劳资矛盾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对于劳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观点,相信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因为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但是,对于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观点,可能有些人将会很难理解,因为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
那么,怎样认知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这是由公有资本的严重缺陷性所决定的。公有资本至少具有以下三个严重缺陷。
其一,公有资本管理者与生俱来就不是公有资本所有人,因而公有资本的损益必然无法与其管理者的切身利益直接、等量挂钩。所以,公有资本管理者对于资本利益或企事业利益的珍惜度天生不足。而企事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生产单元,也就成为分配的基本源泉。因此,深刻地讲,公有资本管理者对于国民经济的责任心天生不足。
其二,对于公有资本,必须有一套规范的管理与经营班子,这就要求公有资本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否则公有资本将在经营管理上承受不起相应的可变成本。但是,组织具有一定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很有可能不需要那样大的资本投入,因而这样的产品也就得不到生产,造*们的与此相关的生产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
其三,当市场供求状况发生变化时,公有资本的经营管理者往往无法及时地调整企业经营策略,这必将使得资本利益常常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公有资本的严重缺陷决定了公有资本不能完全满足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因此,仅仅拥有公有资本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善的社会主义。而私有资本的优点正好可以弥补公有资本的缺点,因此,私有资本也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工具。这就说明:完善的、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兼有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
正是因为私有资本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工具,因此,劳资矛盾必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四、劳资矛盾的化解
1.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化解。
其一,*化解。即实行多党轮替的财团政党*制度和全民直选制度。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所盛行的西式民主*,简称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在这种*制度之下,某个财团政党要想成为执政党,就必须比另一个财团政党更能化解劳资矛盾,因为劳工对于财团政党的取舍标准是两害相权择其轻。兴办社会公益是财团政党化解劳资矛盾的重要方式。兴办社会公益是双赢之举,因为财团自身也能从兴办社会福利中获得利益。因此,在财团政党围绕执政权力而展开的相互竞争之下,劳资矛盾显然能够逐步化解。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对于劳资矛盾的化解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财团是财团政党的组织者与供给者,是财团政党的源泉,因此:无论是哪一个财团政党执政,它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对财团的资本利益负责,财团政党对财团的资本利益负责实际上就是财团政党对其自身负责。这就决定了财团政党的首要基本职能是维护私有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而私有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是劳资矛盾的根源。
其二,技术化解。即通过技术手段来增加劳工的绝对所得,从而减轻劳工的生存发展压力。其主要途径就是做大国民经济这块蛋糕。蛋糕做大了,劳工所能分到的蛋糕数量也就增加了。技术化解是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主要手段。但这依赖于三个客观条件,即资源、市场、技术。当国内环境不能满足这些客观条件时,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谋求国外资源、市场、技术,其主要方式一是发动战争,二是建立统一、开放、畅通的世界市场。这两种方式在本质上都是侵略。因此,资本主义是国际矛盾与世界动荡之源,资本主义国家最具侵略性。
*化解是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短项,而技术化解则是长项,通过技术化解与*化解的长短结合,强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矛盾得到极大缓和,国内比较祥和、安定。但是这种祥和、安定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市场、技术之上的。
2.社会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化解
其一,*化解。即通过国家政权强行化解劳资矛盾。包括公平工资与社会公益。
所谓公平工资,是指能够满足劳工的正常消费需要的工资,即:一个正常劳工在正常劳动之后应该获得能够保障由其所负担的正常社会人口的正常生存发展的工资。
按照社会主义公平原则所确定的公平工资包含在产品成本之中,而正常情况之下的产品售价是能够保障私有资本正常利益的。那么,当产品销售成功时,私有资本者也就收回了向劳工支付的公平工资。公平工资对于劳资矛盾的化解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转是有显著区别的。其显著区别在于:虽然公平工资挤占了私有资本的部分利润空间,但是这将更加有利于私有资本根本利益的发展,因为由此引起的社会购买力的增加将会直接带来两个效应:一是私有资本者能够卖出更多的产品,二是私有资本者能够获得更大的投资空间。因此公平工资是社会主义社会化解劳资矛盾、促进劳资双赢的基本社会制度。
发展与普及社会公益事业有利于减轻劳工的生存发展压力。因此,发展与普及社会公益事业是化解劳资矛盾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
其二,技术化解。即通过降低成本的方法来增加私有资本的绝对利润或相对利润,从而使得劳资矛盾有所化解。但是,这种技术化解是有限的,因为它所依赖的客观条件——资源、市场、技术主要立足于国内环境。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政党*所决定的。全体国民是全民政党的组织者与供给者,是全民政党的源泉,因此全民政党的基本职责是对全体国民负责,而私有资本者只是全体国民中的少数,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断然不会为了少数国民的利益而去侵略他国。社会主义国家所举张的国际关系只能是平等、公平、互利。社会主义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之源。
五、国民幸福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基本上没有幸福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利用国际资源、市场、技术发展了国内经济,普遍保障了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因而其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
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国内*悬殊,大多数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得不到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又要经常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或战争,因而其国民基本上没有幸福感。
在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都不会出现较大的*差别,也就不会存在国民对于政界的愤恨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仇恨。民不恨贫,唯恨*不公。既然不存在“*不公”,自然也就不存在“民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虽然贫穷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幸福感仅仅只是一种建立在相互对比之上的心理慰藉,但是全体国民却能在这种心理慰藉之下真诚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发展生产。一旦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了能够基本满足全体国民的基本需求的阶段时,绝大多数国民就能普遍摆脱吃饭难、饮水难、穿衣难、住房难、出外难、哺育难、养老难、上学难、看病难、生产难。此时,全体国民的幸福感既是心理的,又是生理的,因而是真实的。
六、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因为:资本主义举张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社会主义举张社会分配应该平等、公平;资本主义实行财团政党*,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全民政党*。
所以: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七、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其理由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计划手段来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当国民经济发展到能够确保*、能够基本具备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工业基础、能够基本保障全体国民的温饱需求时,就可以通过*经济*改革而跨入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实际上是靠计划经济完成的,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是靠资本剥削完成的,表现为“人吃人”。
八、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
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的主要原因不是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优越,而是资本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
我们知道:一,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对于资本剥削具有巨大的减轻或加剧作用。二,社会就业从根本上讲不是受制于社会消费需求或社会投资需求的旺衰,而是受制于资源的多寡。三,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缺。因此:一,中国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将会长期是供远远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资本主义建设必将使得广大劳工遭受极端剥削,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之下;二,在长期的供远远大于求的背景之下,在优先保障资本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制度之下,在人均资源的极为匮缺之下,建设资本主义中国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差距越拉越大,劳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发生国内*;三,人均资源极为匮缺和*悬殊必将使得大多数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失去物质保障,即建设资本主义中国必将牺牲大多数国民的根本利益。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中华民族不会复兴只会衰弱。
九、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死敌
官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死敌。在官僚*之下,资本主义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必将演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民间私有资本必将遭受不公平的竞争,公有资产必将通过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转变成官僚或奸商的私有资产,广大国民必将在必要的基本生活上遭会资本、官僚资本、官僚的三重剥削。在官僚*之下,揭开表面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画皮,露出的将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本质。*、*、官僚资本、两极分化的组合出现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表征。
官僚资本主义必将同时牺牲民间中小资本者的根本利益和劳工的根本利益,必将使得民生空前艰难。
因此,官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同死敌。
十、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
虽然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并非就是所有国家的最佳选择。一个国家到底应该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视该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当国际资源普遍匮缺之时,当国际市场潜力挖尽之时,当技术进步空前困难之时,资本主义也就大限来临。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将自觉地或*地进行社会主义变革。这种变革非常简单,只要将财团政党变成全民政党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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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31 10:26
问题1:一、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是否存在严重的危机,决定了是否能够走上新的资本主义道路。由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就比如一个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的过程,旧房子越破、越烂,就越容易被抛弃,并且在拆除的时候就越容易,被拆除之后,然后盖上新房子。对一座半新半旧的房子,人们往往舍不得拆掉,即使拆除起来也要困难得多。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面临的社会危机越严重,就越容易发生*,建立新的政权和社会制度。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社会就已经危机重重,1825年发生了十二月党人*,1826年至1861年,*的农*动蓬勃发展,1826年至1839年的农民起义平均每年达到19次,1845年至1854年平均每年达到35次,1855年至1857年达到63次,1858年达到86次,1859年达到90次,1860年达到126次,1861年达到1176次。面对异常深重的农奴制危机,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在东方的日本,幕府统治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701年至1710年发生农民*55次,1801年至1810年发生98次,1851年至1860年发生170次,1861年至1867年发生194次,终于在1867年发生了遍及全国的倒幕运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1868年幕府统治被推翻。随之而后,日本开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明治维新改革,走上了新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又是怎么样呢?1851年至1864年发生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1900年发生了席卷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1856年至1860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70年代中国边疆出现重重危机,1883年发生中法战争,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但是,清*却经受住了内忧外患的考验,危而不倒,中外反动势力反而联合、勾结起来,清*这座旧房子,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仍然比较坚固。所以说,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旧的封建的清*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但危机还严重不到灭亡清*的程度,这样一来,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时机尚不成熟。
二、是否有深重的危机感,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会放弃老路、选择一条新路。国家的领导者、社会的精英们如果有了深重的危机感,就会生出深重的使命、责任感,穷则思变,抛弃旧的一套,顺应世界潮流,去选择一条全新的路—-资本主义。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强烈不强烈。沙皇*在传统上是欧洲国家,早在彼得一世时代,沙皇就深感*的落后,曾经化装亲自深入到英国、荷兰的手工工场进行考察,回国后大举改革,实现了富国强兵。*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面对此起彼伏、遍地开花的农民*,深深感受到了农奴制的危机,在185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他深深知道自己面临的处境,在1861年亲自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一时期的日本,一个岛国,地域狭小,资源匮乏,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其国民的危机意识。同时,内部的农民*连年不断,外部的英法美等强国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内忧外患,使得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担忧国家的命运,思考日本的出路。最早倡导武装倒幕的吉田松荫在《草莽崛起论》中说:“3000年来独立不受羁绊之大日本,一旦受人束缚,凡有血性之人岂能忍视之乎?如不奋起拿破仑之勇而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在草莽崛起论的指引下,日本人民发起了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统治,为明治维新改革奠定了基础。穷则思变,关键问题是要认识到自身的“穷”与“落后”,然后才谈得上去变革。在19世纪的中国,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鸦片战争以前,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无需同外国互通有无”,因而坚持闭关锁国*;1840年以后,中国的大门*打开,中国人接受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触到的西洋的坚船利炮,取其皮毛,但弃其本体,始终坚持认为: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变则乱”,拒绝变革。直到1905年,才派出了一个“五大臣考察团”赴欧美考察宪政,但回来之后所搞的“预备立宪”换汤不换药,制造了一个“皇族内阁”了事。庚子之乱后的清*也开始进行所谓的“新政”,但为时晚矣,此时的清*已经病入膏肓,没过几年,就被辛亥*推翻了。统治者对自身的社会制度、国家政权所面临危机的认识深刻程度,直接决定了其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如果自认为旧房子依然还好,谁还会去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呢?
三、革新派和造反派两派力量的结合,决定了社会变革能否成功。革新派是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19世纪的革新派当然应该是资本主义力量了。造反派是为了改变自身生活状况,要推翻现政权的力量,大多属于下层百姓,他们不懂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只懂得如果吃不饱饭、活下去就要造反。革新派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发展的初期不会太强大,依靠其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社会、旧政权,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保证了社会变革的进步性。造反派多是由生活所迫而成为造反派的,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是推翻旧政权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属于旧的社会制度的下层组成部分,不接触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因而提不出新的*理论和新的设想。造反派的斗争如果成功的话,也只能是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能够推翻旧的政权,但推翻不了旧的社会制度,不能够适应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所以,只有革新派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才能既保证了变革的方向性、进步性,顺应世界的资本主义潮流,又能保证社会变革的成功。*的1861年改革的领导者是沙皇*,废除农奴制度是造了自己的反,之后又学习西欧,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顺应了时代潮流,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沙皇*既是革新派又是造反派。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力量并不强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新兴地主、高利贷商人和部分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大名组成了明治维新的革新派。由于深重的社会危机,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中下级武士成为了强有力的造反派。尤其是中下级武士,本来属于幕府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由于社会危机现在站在了造反派的一边,要造幕府的反,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一部分人成为倒幕运动的领导者。在推翻幕府的过程中,革新派和造反派联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倒幕派。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的过程可以分成两部分:倒幕和改革。倒幕是拆掉旧房子,改革是盖新房子。拆旧房子是盖新房子的前提,倒幕运动的成功是改革变法的基础。日本的革新派和一个强大造反派结合在一起,保证了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无论哪个国家的社会变革都是需要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英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支持,法国大*由于有了广大的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的支持,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才不断地向前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各国都是如此,19世纪的中国是什么样呢?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规模宏大,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是一只非常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力量,强大造反派没有办法做到与革新派结合。虽然1859年洪仁玕来到天京,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但仅仅洪仁玕一个人,又怎能成为革新“派”呢?从1895年就开始了戊戌变法运动,是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响当当的革新派。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孤军奋战,他们缺少一个强大的造反派同盟军,改革又怎能成功呢?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缺少一个拆掉旧房子的过程,缺少像日本倒幕运动那样一个过程,革新派直接在旧的基础上盖新房子,怎么能站住脚呢?1900年遍及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显示了普通农民的爱国热情和农民阶级的强大力量,但是这支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却没有得到革新派的团结与领导。义和团盲目作战,一盘散沙,失败而终。进入20世纪以后发生的辛亥*,有*的领导者,有详尽的*纲领,但是依然缺乏工人和农民强大的力量支持,去造旧社会的反,最终依然“*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党成立后,才真正实现了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建立了强大的工农联盟,坚持中国*党的领导,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由此看来,19世纪的中国始终没有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所以每一次革新的尝试和斗争都没有能够跟上世界的步伐。
四、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出路与对策。一座尚没有完全腐朽的房子,拆了它可惜,并且比较艰难,怎么办?装修,装修得能够跟得上潮流、时尚。人们对早期的清*,该怎么办呢?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让上层的统治者感受到自身社会的缺陷与危机,接受新的资本主义,实现革新的资产阶级与*统治者结合。对一座已经腐朽的房子,当然是拆除它,盖新的。那么对后期的清*当然要是推翻他,用一个新*、新制度来替换它。为了保证顺利、成功,要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结合实际,科学的设计革新派的理论;发动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壮大造反派的力量
问题2: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古巴共和国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至1989年)
匈牙利(至1989年)
罗马尼亚(至1989年)
保加利亚(至1989年)
波兰(至1989年)
民主德国(至1990年)
阿尔巴尼亚(至1991年)
苏联(至1991年)
蒙古人民共和国(至1991年)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至1991年)
问题3:一、基本定义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概念。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先哲们原来有过严格的定义,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资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无产阶级政权。
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已经非常清楚:私有制与公有制仅仅只是生产的组织工具,市场*与计划*仅仅只是国民经济的*方式,因此它们都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既然如此,就应该重新定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否则将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我认为:应该从社会分配环节来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财团政党*;所谓社会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坚持全民平等、公平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全民政党*。
由上述的重新定义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不举张社会大众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也要谋求社会大众利益,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而社会主义社会总是平等、公平对待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公平对待劳资双方。
二、根本目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而不断满足资本利益。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资本利益而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
由上可知,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并不完全对立,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扼杀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扼杀资本利益。但是二者之间是有显著区别的,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的保障程度不及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利益的保障程度不及资本主义社会。
三、基本矛盾
私有资本者与劳工之间的矛盾即劳资矛盾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对于劳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观点,相信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因为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但是,对于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观点,可能有些人将会很难理解,因为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
那么,怎样认知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这是由公有资本的严重缺陷性所决定的。公有资本至少具有以下三个严重缺陷。
其一,公有资本管理者与生俱来就不是公有资本所有人,因而公有资本的损益必然无法与其管理者的切身利益直接、等量挂钩。所以,公有资本管理者对于资本利益或企事业利益的珍惜度天生不足。而企事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生产单元,也就成为分配的基本源泉。因此,深刻地讲,公有资本管理者对于国民经济的责任心天生不足。
其二,对于公有资本,必须有一套规范的管理与经营班子,这就要求公有资本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否则公有资本将在经营管理上承受不起相应的可变成本。但是,组织具有一定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很有可能不需要那样大的资本投入,因而这样的产品也就得不到生产,造*们的与此相关的生产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
其三,当市场供求状况发生变化时,公有资本的经营管理者往往无法及时地调整企业经营策略,这必将使得资本利益常常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公有资本的严重缺陷决定了公有资本不能完全满足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因此,仅仅拥有公有资本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善的社会主义。而私有资本的优点正好可以弥补公有资本的缺点,因此,私有资本也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工具。这就说明:完善的、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兼有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
正是因为私有资本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工具,因此,劳资矛盾必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四、劳资矛盾的化解
1.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化解。
其一,*化解。即实行多党轮替的财团政党*制度和全民直选制度。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所盛行的西式民主*,简称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在这种*制度之下,某个财团政党要想成为执政党,就必须比另一个财团政党更能化解劳资矛盾,因为劳工对于财团政党的取舍标准是两害相权择其轻。兴办社会公益是财团政党化解劳资矛盾的重要方式。兴办社会公益是双赢之举,因为财团自身也能从兴办社会福利中获得利益。因此,在财团政党围绕执政权力而展开的相互竞争之下,劳资矛盾显然能够逐步化解。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对于劳资矛盾的化解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财团是财团政党的组织者与供给者,是财团政党的源泉,因此:无论是哪一个财团政党执政,它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对财团的资本利益负责,财团政党对财团的资本利益负责实际上就是财团政党对其自身负责。这就决定了财团政党的首要基本职能是维护私有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而私有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是劳资矛盾的根源。
其二,技术化解。即通过技术手段来增加劳工的绝对所得,从而减轻劳工的生存发展压力。其主要途径就是做大国民经济这块蛋糕。蛋糕做大了,劳工所能分到的蛋糕数量也就增加了。技术化解是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主要手段。但这依赖于三个客观条件,即资源、市场、技术。当国内环境不能满足这些客观条件时,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谋求国外资源、市场、技术,其主要方式一是发动战争,二是建立统一、开放、畅通的世界市场。这两种方式在本质上都是侵略。因此,资本主义是国际矛盾与世界动荡之源,资本主义国家最具侵略性。
*化解是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短项,而技术化解则是长项,通过技术化解与*化解的长短结合,强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矛盾得到极大缓和,国内比较祥和、安定。但是这种祥和、安定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市场、技术之上的。
2.社会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化解
其一,*化解。即通过国家政权强行化解劳资矛盾。包括公平工资与社会公益。
所谓公平工资,是指能够满足劳工的正常消费需要的工资,即:一个正常劳工在正常劳动之后应该获得能够保障由其所负担的正常社会人口的正常生存发展的工资。
按照社会主义公平原则所确定的公平工资包含在产品成本之中,而正常情况之下的产品售价是能够保障私有资本正常利益的。那么,当产品销售成功时,私有资本者也就收回了向劳工支付的公平工资。公平工资对于劳资矛盾的化解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转是有显著区别的。其显著区别在于:虽然公平工资挤占了私有资本的部分利润空间,但是这将更加有利于私有资本根本利益的发展,因为由此引起的社会购买力的增加将会直接带来两个效应:一是私有资本者能够卖出更多的产品,二是私有资本者能够获得更大的投资空间。因此公平工资是社会主义社会化解劳资矛盾、促进劳资双赢的基本社会制度。
发展与普及社会公益事业有利于减轻劳工的生存发展压力。因此,发展与普及社会公益事业是化解劳资矛盾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
其二,技术化解。即通过降低成本的方法来增加私有资本的绝对利润或相对利润,从而使得劳资矛盾有所化解。但是,这种技术化解是有限的,因为它所依赖的客观条件——资源、市场、技术主要立足于国内环境。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政党*所决定的。全体国民是全民政党的组织者与供给者,是全民政党的源泉,因此全民政党的基本职责是对全体国民负责,而私有资本者只是全体国民中的少数,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断然不会为了少数国民的利益而去侵略他国。社会主义国家所举张的国际关系只能是平等、公平、互利。社会主义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之源。
五、国民幸福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基本上没有幸福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利用国际资源、市场、技术发展了国内经济,普遍保障了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因而其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
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国内*悬殊,大多数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得不到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又要经常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或战争,因而其国民基本上没有幸福感。
在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都不会出现较大的*差别,也就不会存在国民对于政界的愤恨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仇恨。民不恨贫,唯恨*不公。既然不存在“*不公”,自然也就不存在“民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虽然贫穷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幸福感仅仅只是一种建立在相互对比之上的心理慰藉,但是全体国民却能在这种心理慰藉之下真诚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发展生产。一旦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了能够基本满足全体国民的基本需求的阶段时,绝大多数国民就能普遍摆脱吃饭难、饮水难、穿衣难、住房难、出外难、哺育难、养老难、上学难、看病难、生产难。此时,全体国民的幸福感既是心理的,又是生理的,因而是真实的。
六、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因为:资本主义举张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社会主义举张社会分配应该平等、公平;资本主义实行财团政党*,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全民政党*。
所以: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七、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其理由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计划手段来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当国民经济发展到能够确保*、能够基本具备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工业基础、能够基本保障全体国民的温饱需求时,就可以通过*经济*改革而跨入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实际上是靠计划经济完成的,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是靠资本剥削完成的,表现为“人吃人”。
八、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
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的主要原因不是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优越,而是资本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
我们知道:一,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对于资本剥削具有巨大的减轻或加剧作用。二,社会就业从根本上讲不是受制于社会消费需求或社会投资需求的旺衰,而是受制于资源的多寡。三,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缺。因此:一,中国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将会长期是供远远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资本主义建设必将使得广大劳工遭受极端剥削,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之下;二,在长期的供远远大于求的背景之下,在优先保障资本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制度之下,在人均资源的极为匮缺之下,建设资本主义中国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差距越拉越大,劳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发生国内*;三,人均资源极为匮缺和*悬殊必将使得大多数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失去物质保障,即建设资本主义中国必将牺牲大多数国民的根本利益。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中华民族不会复兴只会衰弱。
九、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死敌
官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死敌。在官僚*之下,资本主义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必将演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民间私有资本必将遭受不公平的竞争,公有资产必将通过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转变成官僚或奸商的私有资产,广大国民必将在必要的基本生活上遭会资本、官僚资本、官僚的三重剥削。在官僚*之下,揭开表面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画皮,露出的将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本质。*、*、官僚资本、两极分化的组合出现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表征。
官僚资本主义必将同时牺牲民间中小资本者的根本利益和劳工的根本利益,必将使得民生空前艰难。
因此,官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同死敌。
十、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
虽然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并非就是所有国家的最佳选择。一个国家到底应该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视该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当国际资源普遍匮缺之时,当国际市场潜力挖尽之时,当技术进步空前困难之时,资本主义也就大限来临。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将自觉地或*地进行社会主义变革。这种变革非常简单,只要将财团政党变成全民政党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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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31 10:26
问题1:一、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是否存在严重的危机,决定了是否能够走上新的资本主义道路。由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就比如一个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的过程,旧房子越破、越烂,就越容易被抛弃,并且在拆除的时候就越容易,被拆除之后,然后盖上新房子。对一座半新半旧的房子,人们往往舍不得拆掉,即使拆除起来也要困难得多。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面临的社会危机越严重,就越容易发生*,建立新的政权和社会制度。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社会就已经危机重重,1825年发生了十二月党人*,1826年至1861年,*的农*动蓬勃发展,1826年至1839年的农民起义平均每年达到19次,1845年至1854年平均每年达到35次,1855年至1857年达到63次,1858年达到86次,1859年达到90次,1860年达到126次,1861年达到1176次。面对异常深重的农奴制危机,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在东方的日本,幕府统治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701年至1710年发生农民*55次,1801年至1810年发生98次,1851年至1860年发生170次,1861年至1867年发生194次,终于在1867年发生了遍及全国的倒幕运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1868年幕府统治被推翻。随之而后,日本开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明治维新改革,走上了新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又是怎么样呢?1851年至1864年发生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1900年发生了席卷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1856年至1860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70年代中国边疆出现重重危机,1883年发生中法战争,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但是,清*却经受住了内忧外患的考验,危而不倒,中外反动势力反而联合、勾结起来,清*这座旧房子,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仍然比较坚固。所以说,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旧的封建的清*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但危机还严重不到灭亡清*的程度,这样一来,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时机尚不成熟。
二、是否有深重的危机感,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会放弃老路、选择一条新路。国家的领导者、社会的精英们如果有了深重的危机感,就会生出深重的使命、责任感,穷则思变,抛弃旧的一套,顺应世界潮流,去选择一条全新的路—-资本主义。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强烈不强烈。沙皇*在传统上是欧洲国家,早在彼得一世时代,沙皇就深感*的落后,曾经化装亲自深入到英国、荷兰的手工工场进行考察,回国后大举改革,实现了富国强兵。*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面对此起彼伏、遍地开花的农民*,深深感受到了农奴制的危机,在185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他深深知道自己面临的处境,在1861年亲自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一时期的日本,一个岛国,地域狭小,资源匮乏,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其国民的危机意识。同时,内部的农民*连年不断,外部的英法美等强国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内忧外患,使得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担忧国家的命运,思考日本的出路。最早倡导武装倒幕的吉田松荫在《草莽崛起论》中说:“3000年来独立不受羁绊之大日本,一旦受人束缚,凡有血性之人岂能忍视之乎?如不奋起拿破仑之勇而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在草莽崛起论的指引下,日本人民发起了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统治,为明治维新改革奠定了基础。穷则思变,关键问题是要认识到自身的“穷”与“落后”,然后才谈得上去变革。在19世纪的中国,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鸦片战争以前,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无需同外国互通有无”,因而坚持闭关锁国*;1840年以后,中国的大门*打开,中国人接受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触到的西洋的坚船利炮,取其皮毛,但弃其本体,始终坚持认为: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变则乱”,拒绝变革。直到1905年,才派出了一个“五大臣考察团”赴欧美考察宪政,但回来之后所搞的“预备立宪”换汤不换药,制造了一个“皇族内阁”了事。庚子之乱后的清*也开始进行所谓的“新政”,但为时晚矣,此时的清*已经病入膏肓,没过几年,就被辛亥*推翻了。统治者对自身的社会制度、国家政权所面临危机的认识深刻程度,直接决定了其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如果自认为旧房子依然还好,谁还会去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呢?
三、革新派和造反派两派力量的结合,决定了社会变革能否成功。革新派是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19世纪的革新派当然应该是资本主义力量了。造反派是为了改变自身生活状况,要推翻现政权的力量,大多属于下层百姓,他们不懂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只懂得如果吃不饱饭、活下去就要造反。革新派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发展的初期不会太强大,依靠其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社会、旧政权,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保证了社会变革的进步性。造反派多是由生活所迫而成为造反派的,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是推翻旧政权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属于旧的社会制度的下层组成部分,不接触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因而提不出新的*理论和新的设想。造反派的斗争如果成功的话,也只能是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能够推翻旧的政权,但推翻不了旧的社会制度,不能够适应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所以,只有革新派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才能既保证了变革的方向性、进步性,顺应世界的资本主义潮流,又能保证社会变革的成功。*的1861年改革的领导者是沙皇*,废除农奴制度是造了自己的反,之后又学习西欧,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顺应了时代潮流,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沙皇*既是革新派又是造反派。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力量并不强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新兴地主、高利贷商人和部分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大名组成了明治维新的革新派。由于深重的社会危机,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中下级武士成为了强有力的造反派。尤其是中下级武士,本来属于幕府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由于社会危机现在站在了造反派的一边,要造幕府的反,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一部分人成为倒幕运动的领导者。在推翻幕府的过程中,革新派和造反派联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倒幕派。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的过程可以分成两部分:倒幕和改革。倒幕是拆掉旧房子,改革是盖新房子。拆旧房子是盖新房子的前提,倒幕运动的成功是改革变法的基础。日本的革新派和一个强大造反派结合在一起,保证了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无论哪个国家的社会变革都是需要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英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支持,法国大*由于有了广大的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的支持,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才不断地向前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各国都是如此,19世纪的中国是什么样呢?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规模宏大,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是一只非常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力量,强大造反派没有办法做到与革新派结合。虽然1859年洪仁玕来到天京,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但仅仅洪仁玕一个人,又怎能成为革新“派”呢?从1895年就开始了戊戌变法运动,是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响当当的革新派。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孤军奋战,他们缺少一个强大的造反派同盟军,改革又怎能成功呢?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缺少一个拆掉旧房子的过程,缺少像日本倒幕运动那样一个过程,革新派直接在旧的基础上盖新房子,怎么能站住脚呢?1900年遍及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显示了普通农民的爱国热情和农民阶级的强大力量,但是这支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却没有得到革新派的团结与领导。义和团盲目作战,一盘散沙,失败而终。进入20世纪以后发生的辛亥*,有*的领导者,有详尽的*纲领,但是依然缺乏工人和农民强大的力量支持,去造旧社会的反,最终依然“*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党成立后,才真正实现了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建立了强大的工农联盟,坚持中国*党的领导,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由此看来,19世纪的中国始终没有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所以每一次革新的尝试和斗争都没有能够跟上世界的步伐。
四、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出路与对策。一座尚没有完全腐朽的房子,拆了它可惜,并且比较艰难,怎么办?装修,装修得能够跟得上潮流、时尚。人们对早期的清*,该怎么办呢?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让上层的统治者感受到自身社会的缺陷与危机,接受新的资本主义,实现革新的资产阶级与*统治者结合。对一座已经腐朽的房子,当然是拆除它,盖新的。那么对后期的清*当然要是推翻他,用一个新*、新制度来替换它。为了保证顺利、成功,要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结合实际,科学的设计革新派的理论;发动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壮大造反派的力量
问题2: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古巴共和国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至1989年)
匈牙利(至1989年)
罗马尼亚(至1989年)
保加利亚(至1989年)
波兰(至1989年)
民主德国(至1990年)
阿尔巴尼亚(至1991年)
苏联(至1991年)
蒙古人民共和国(至1991年)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至1991年)
问题3:一、基本定义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概念。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先哲们原来有过严格的定义,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资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无产阶级政权。
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已经非常清楚:私有制与公有制仅仅只是生产的组织工具,市场*与计划*仅仅只是国民经济的*方式,因此它们都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既然如此,就应该重新定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否则将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我认为:应该从社会分配环节来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财团政党*;所谓社会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坚持全民平等、公平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全民政党*。
由上述的重新定义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不举张社会大众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也要谋求社会大众利益,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而社会主义社会总是平等、公平对待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公平对待劳资双方。
二、根本目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而不断满足资本利益。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资本利益而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
由上可知,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并不完全对立,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扼杀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扼杀资本利益。但是二者之间是有显著区别的,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的保障程度不及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利益的保障程度不及资本主义社会。
三、基本矛盾
私有资本者与劳工之间的矛盾即劳资矛盾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对于劳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观点,相信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因为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但是,对于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观点,可能有些人将会很难理解,因为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
那么,怎样认知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这是由公有资本的严重缺陷性所决定的。公有资本至少具有以下三个严重缺陷。
其一,公有资本管理者与生俱来就不是公有资本所有人,因而公有资本的损益必然无法与其管理者的切身利益直接、等量挂钩。所以,公有资本管理者对于资本利益或企事业利益的珍惜度天生不足。而企事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生产单元,也就成为分配的基本源泉。因此,深刻地讲,公有资本管理者对于国民经济的责任心天生不足。
其二,对于公有资本,必须有一套规范的管理与经营班子,这就要求公有资本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否则公有资本将在经营管理上承受不起相应的可变成本。但是,组织具有一定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很有可能不需要那样大的资本投入,因而这样的产品也就得不到生产,造*们的与此相关的生产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
其三,当市场供求状况发生变化时,公有资本的经营管理者往往无法及时地调整企业经营策略,这必将使得资本利益常常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公有资本的严重缺陷决定了公有资本不能完全满足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因此,仅仅拥有公有资本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善的社会主义。而私有资本的优点正好可以弥补公有资本的缺点,因此,私有资本也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工具。这就说明:完善的、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兼有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
正是因为私有资本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工具,因此,劳资矛盾必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四、劳资矛盾的化解
1.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化解。
其一,*化解。即实行多党轮替的财团政党*制度和全民直选制度。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所盛行的西式民主*,简称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在这种*制度之下,某个财团政党要想成为执政党,就必须比另一个财团政党更能化解劳资矛盾,因为劳工对于财团政党的取舍标准是两害相权择其轻。兴办社会公益是财团政党化解劳资矛盾的重要方式。兴办社会公益是双赢之举,因为财团自身也能从兴办社会福利中获得利益。因此,在财团政党围绕执政权力而展开的相互竞争之下,劳资矛盾显然能够逐步化解。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对于劳资矛盾的化解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财团是财团政党的组织者与供给者,是财团政党的源泉,因此:无论是哪一个财团政党执政,它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对财团的资本利益负责,财团政党对财团的资本利益负责实际上就是财团政党对其自身负责。这就决定了财团政党的首要基本职能是维护私有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而私有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是劳资矛盾的根源。
其二,技术化解。即通过技术手段来增加劳工的绝对所得,从而减轻劳工的生存发展压力。其主要途径就是做大国民经济这块蛋糕。蛋糕做大了,劳工所能分到的蛋糕数量也就增加了。技术化解是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主要手段。但这依赖于三个客观条件,即资源、市场、技术。当国内环境不能满足这些客观条件时,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谋求国外资源、市场、技术,其主要方式一是发动战争,二是建立统一、开放、畅通的世界市场。这两种方式在本质上都是侵略。因此,资本主义是国际矛盾与世界动荡之源,资本主义国家最具侵略性。
*化解是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短项,而技术化解则是长项,通过技术化解与*化解的长短结合,强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矛盾得到极大缓和,国内比较祥和、安定。但是这种祥和、安定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市场、技术之上的。
2.社会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化解
其一,*化解。即通过国家政权强行化解劳资矛盾。包括公平工资与社会公益。
所谓公平工资,是指能够满足劳工的正常消费需要的工资,即:一个正常劳工在正常劳动之后应该获得能够保障由其所负担的正常社会人口的正常生存发展的工资。
按照社会主义公平原则所确定的公平工资包含在产品成本之中,而正常情况之下的产品售价是能够保障私有资本正常利益的。那么,当产品销售成功时,私有资本者也就收回了向劳工支付的公平工资。公平工资对于劳资矛盾的化解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转是有显著区别的。其显著区别在于:虽然公平工资挤占了私有资本的部分利润空间,但是这将更加有利于私有资本根本利益的发展,因为由此引起的社会购买力的增加将会直接带来两个效应:一是私有资本者能够卖出更多的产品,二是私有资本者能够获得更大的投资空间。因此公平工资是社会主义社会化解劳资矛盾、促进劳资双赢的基本社会制度。
发展与普及社会公益事业有利于减轻劳工的生存发展压力。因此,发展与普及社会公益事业是化解劳资矛盾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
其二,技术化解。即通过降低成本的方法来增加私有资本的绝对利润或相对利润,从而使得劳资矛盾有所化解。但是,这种技术化解是有限的,因为它所依赖的客观条件——资源、市场、技术主要立足于国内环境。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政党*所决定的。全体国民是全民政党的组织者与供给者,是全民政党的源泉,因此全民政党的基本职责是对全体国民负责,而私有资本者只是全体国民中的少数,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断然不会为了少数国民的利益而去侵略他国。社会主义国家所举张的国际关系只能是平等、公平、互利。社会主义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之源。
五、国民幸福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基本上没有幸福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利用国际资源、市场、技术发展了国内经济,普遍保障了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因而其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
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国内*悬殊,大多数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得不到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又要经常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或战争,因而其国民基本上没有幸福感。
在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都不会出现较大的*差别,也就不会存在国民对于政界的愤恨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仇恨。民不恨贫,唯恨*不公。既然不存在“*不公”,自然也就不存在“民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虽然贫穷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幸福感仅仅只是一种建立在相互对比之上的心理慰藉,但是全体国民却能在这种心理慰藉之下真诚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发展生产。一旦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了能够基本满足全体国民的基本需求的阶段时,绝大多数国民就能普遍摆脱吃饭难、饮水难、穿衣难、住房难、出外难、哺育难、养老难、上学难、看病难、生产难。此时,全体国民的幸福感既是心理的,又是生理的,因而是真实的。
六、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因为:资本主义举张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社会主义举张社会分配应该平等、公平;资本主义实行财团政党*,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全民政党*。
所以: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七、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其理由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计划手段来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当国民经济发展到能够确保*、能够基本具备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工业基础、能够基本保障全体国民的温饱需求时,就可以通过*经济*改革而跨入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实际上是靠计划经济完成的,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是靠资本剥削完成的,表现为“人吃人”。
八、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
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的主要原因不是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优越,而是资本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
我们知道:一,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对于资本剥削具有巨大的减轻或加剧作用。二,社会就业从根本上讲不是受制于社会消费需求或社会投资需求的旺衰,而是受制于资源的多寡。三,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缺。因此:一,中国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将会长期是供远远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资本主义建设必将使得广大劳工遭受极端剥削,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之下;二,在长期的供远远大于求的背景之下,在优先保障资本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制度之下,在人均资源的极为匮缺之下,建设资本主义中国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差距越拉越大,劳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发生国内*;三,人均资源极为匮缺和*悬殊必将使得大多数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失去物质保障,即建设资本主义中国必将牺牲大多数国民的根本利益。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中华民族不会复兴只会衰弱。
九、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死敌
官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死敌。在官僚*之下,资本主义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必将演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民间私有资本必将遭受不公平的竞争,公有资产必将通过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转变成官僚或奸商的私有资产,广大国民必将在必要的基本生活上遭会资本、官僚资本、官僚的三重剥削。在官僚*之下,揭开表面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画皮,露出的将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本质。*、*、官僚资本、两极分化的组合出现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表征。
官僚资本主义必将同时牺牲民间中小资本者的根本利益和劳工的根本利益,必将使得民生空前艰难。
因此,官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同死敌。
十、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
虽然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并非就是所有国家的最佳选择。一个国家到底应该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视该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当国际资源普遍匮缺之时,当国际市场潜力挖尽之时,当技术进步空前困难之时,资本主义也就大限来临。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将自觉地或*地进行社会主义变革。这种变革非常简单,只要将财团政党变成全民政党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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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31 10:26
问题1:一、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是否存在严重的危机,决定了是否能够走上新的资本主义道路。由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就比如一个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的过程,旧房子越破、越烂,就越容易被抛弃,并且在拆除的时候就越容易,被拆除之后,然后盖上新房子。对一座半新半旧的房子,人们往往舍不得拆掉,即使拆除起来也要困难得多。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面临的社会危机越严重,就越容易发生*,建立新的政权和社会制度。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社会就已经危机重重,1825年发生了十二月党人*,1826年至1861年,*的农*动蓬勃发展,1826年至1839年的农民起义平均每年达到19次,1845年至1854年平均每年达到35次,1855年至1857年达到63次,1858年达到86次,1859年达到90次,1860年达到126次,1861年达到1176次。面对异常深重的农奴制危机,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在东方的日本,幕府统治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701年至1710年发生农民*55次,1801年至1810年发生98次,1851年至1860年发生170次,1861年至1867年发生194次,终于在1867年发生了遍及全国的倒幕运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1868年幕府统治被推翻。随之而后,日本开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明治维新改革,走上了新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又是怎么样呢?1851年至1864年发生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1900年发生了席卷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1856年至1860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70年代中国边疆出现重重危机,1883年发生中法战争,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但是,清*却经受住了内忧外患的考验,危而不倒,中外反动势力反而联合、勾结起来,清*这座旧房子,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仍然比较坚固。所以说,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旧的封建的清*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但危机还严重不到灭亡清*的程度,这样一来,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时机尚不成熟。
二、是否有深重的危机感,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会放弃老路、选择一条新路。国家的领导者、社会的精英们如果有了深重的危机感,就会生出深重的使命、责任感,穷则思变,抛弃旧的一套,顺应世界潮流,去选择一条全新的路—-资本主义。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强烈不强烈。沙皇*在传统上是欧洲国家,早在彼得一世时代,沙皇就深感*的落后,曾经化装亲自深入到英国、荷兰的手工工场进行考察,回国后大举改革,实现了富国强兵。*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面对此起彼伏、遍地开花的农民*,深深感受到了农奴制的危机,在185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他深深知道自己面临的处境,在1861年亲自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一时期的日本,一个岛国,地域狭小,资源匮乏,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其国民的危机意识。同时,内部的农民*连年不断,外部的英法美等强国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内忧外患,使得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担忧国家的命运,思考日本的出路。最早倡导武装倒幕的吉田松荫在《草莽崛起论》中说:“3000年来独立不受羁绊之大日本,一旦受人束缚,凡有血性之人岂能忍视之乎?如不奋起拿破仑之勇而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在草莽崛起论的指引下,日本人民发起了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统治,为明治维新改革奠定了基础。穷则思变,关键问题是要认识到自身的“穷”与“落后”,然后才谈得上去变革。在19世纪的中国,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鸦片战争以前,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无需同外国互通有无”,因而坚持闭关锁国*;1840年以后,中国的大门*打开,中国人接受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触到的西洋的坚船利炮,取其皮毛,但弃其本体,始终坚持认为: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变则乱”,拒绝变革。直到1905年,才派出了一个“五大臣考察团”赴欧美考察宪政,但回来之后所搞的“预备立宪”换汤不换药,制造了一个“皇族内阁”了事。庚子之乱后的清*也开始进行所谓的“新政”,但为时晚矣,此时的清*已经病入膏肓,没过几年,就被辛亥*推翻了。统治者对自身的社会制度、国家政权所面临危机的认识深刻程度,直接决定了其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如果自认为旧房子依然还好,谁还会去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呢?
三、革新派和造反派两派力量的结合,决定了社会变革能否成功。革新派是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19世纪的革新派当然应该是资本主义力量了。造反派是为了改变自身生活状况,要推翻现政权的力量,大多属于下层百姓,他们不懂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只懂得如果吃不饱饭、活下去就要造反。革新派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发展的初期不会太强大,依靠其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社会、旧政权,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保证了社会变革的进步性。造反派多是由生活所迫而成为造反派的,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是推翻旧政权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属于旧的社会制度的下层组成部分,不接触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因而提不出新的*理论和新的设想。造反派的斗争如果成功的话,也只能是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能够推翻旧的政权,但推翻不了旧的社会制度,不能够适应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所以,只有革新派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才能既保证了变革的方向性、进步性,顺应世界的资本主义潮流,又能保证社会变革的成功。*的1861年改革的领导者是沙皇*,废除农奴制度是造了自己的反,之后又学习西欧,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顺应了时代潮流,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沙皇*既是革新派又是造反派。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力量并不强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新兴地主、高利贷商人和部分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大名组成了明治维新的革新派。由于深重的社会危机,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中下级武士成为了强有力的造反派。尤其是中下级武士,本来属于幕府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由于社会危机现在站在了造反派的一边,要造幕府的反,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一部分人成为倒幕运动的领导者。在推翻幕府的过程中,革新派和造反派联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倒幕派。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的过程可以分成两部分:倒幕和改革。倒幕是拆掉旧房子,改革是盖新房子。拆旧房子是盖新房子的前提,倒幕运动的成功是改革变法的基础。日本的革新派和一个强大造反派结合在一起,保证了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无论哪个国家的社会变革都是需要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英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支持,法国大*由于有了广大的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的支持,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才不断地向前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各国都是如此,19世纪的中国是什么样呢?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规模宏大,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是一只非常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力量,强大造反派没有办法做到与革新派结合。虽然1859年洪仁玕来到天京,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但仅仅洪仁玕一个人,又怎能成为革新“派”呢?从1895年就开始了戊戌变法运动,是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响当当的革新派。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孤军奋战,他们缺少一个强大的造反派同盟军,改革又怎能成功呢?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缺少一个拆掉旧房子的过程,缺少像日本倒幕运动那样一个过程,革新派直接在旧的基础上盖新房子,怎么能站住脚呢?1900年遍及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显示了普通农民的爱国热情和农民阶级的强大力量,但是这支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却没有得到革新派的团结与领导。义和团盲目作战,一盘散沙,失败而终。进入20世纪以后发生的辛亥*,有*的领导者,有详尽的*纲领,但是依然缺乏工人和农民强大的力量支持,去造旧社会的反,最终依然“*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党成立后,才真正实现了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建立了强大的工农联盟,坚持中国*党的领导,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由此看来,19世纪的中国始终没有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所以每一次革新的尝试和斗争都没有能够跟上世界的步伐。
四、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出路与对策。一座尚没有完全腐朽的房子,拆了它可惜,并且比较艰难,怎么办?装修,装修得能够跟得上潮流、时尚。人们对早期的清*,该怎么办呢?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让上层的统治者感受到自身社会的缺陷与危机,接受新的资本主义,实现革新的资产阶级与*统治者结合。对一座已经腐朽的房子,当然是拆除它,盖新的。那么对后期的清*当然要是推翻他,用一个新*、新制度来替换它。为了保证顺利、成功,要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结合实际,科学的设计革新派的理论;发动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壮大造反派的力量
问题2: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古巴共和国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至1989年)
匈牙利(至1989年)
罗马尼亚(至1989年)
保加利亚(至1989年)
波兰(至1989年)
民主德国(至1990年)
阿尔巴尼亚(至1991年)
苏联(至1991年)
蒙古人民共和国(至1991年)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至1991年)
问题3:一、基本定义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概念。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先哲们原来有过严格的定义,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资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无产阶级政权。
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已经非常清楚:私有制与公有制仅仅只是生产的组织工具,市场*与计划*仅仅只是国民经济的*方式,因此它们都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既然如此,就应该重新定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否则将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我认为:应该从社会分配环节来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财团政党*;所谓社会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坚持全民平等、公平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全民政党*。
由上述的重新定义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不举张社会大众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也要谋求社会大众利益,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而社会主义社会总是平等、公平对待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公平对待劳资双方。
二、根本目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而不断满足资本利益。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资本利益而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
由上可知,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并不完全对立,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扼杀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扼杀资本利益。但是二者之间是有显著区别的,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的保障程度不及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利益的保障程度不及资本主义社会。
三、基本矛盾
私有资本者与劳工之间的矛盾即劳资矛盾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对于劳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观点,相信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因为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但是,对于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观点,可能有些人将会很难理解,因为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
那么,怎样认知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这是由公有资本的严重缺陷性所决定的。公有资本至少具有以下三个严重缺陷。
其一,公有资本管理者与生俱来就不是公有资本所有人,因而公有资本的损益必然无法与其管理者的切身利益直接、等量挂钩。所以,公有资本管理者对于资本利益或企事业利益的珍惜度天生不足。而企事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生产单元,也就成为分配的基本源泉。因此,深刻地讲,公有资本管理者对于国民经济的责任心天生不足。
其二,对于公有资本,必须有一套规范的管理与经营班子,这就要求公有资本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否则公有资本将在经营管理上承受不起相应的可变成本。但是,组织具有一定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很有可能不需要那样大的资本投入,因而这样的产品也就得不到生产,造*们的与此相关的生产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
其三,当市场供求状况发生变化时,公有资本的经营管理者往往无法及时地调整企业经营策略,这必将使得资本利益常常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公有资本的严重缺陷决定了公有资本不能完全满足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因此,仅仅拥有公有资本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善的社会主义。而私有资本的优点正好可以弥补公有资本的缺点,因此,私有资本也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工具。这就说明:完善的、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兼有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
正是因为私有资本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工具,因此,劳资矛盾必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四、劳资矛盾的化解
1.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化解。
其一,*化解。即实行多党轮替的财团政党*制度和全民直选制度。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所盛行的西式民主*,简称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在这种*制度之下,某个财团政党要想成为执政党,就必须比另一个财团政党更能化解劳资矛盾,因为劳工对于财团政党的取舍标准是两害相权择其轻。兴办社会公益是财团政党化解劳资矛盾的重要方式。兴办社会公益是双赢之举,因为财团自身也能从兴办社会福利中获得利益。因此,在财团政党围绕执政权力而展开的相互竞争之下,劳资矛盾显然能够逐步化解。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对于劳资矛盾的化解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财团是财团政党的组织者与供给者,是财团政党的源泉,因此:无论是哪一个财团政党执政,它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对财团的资本利益负责,财团政党对财团的资本利益负责实际上就是财团政党对其自身负责。这就决定了财团政党的首要基本职能是维护私有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而私有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是劳资矛盾的根源。
其二,技术化解。即通过技术手段来增加劳工的绝对所得,从而减轻劳工的生存发展压力。其主要途径就是做大国民经济这块蛋糕。蛋糕做大了,劳工所能分到的蛋糕数量也就增加了。技术化解是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主要手段。但这依赖于三个客观条件,即资源、市场、技术。当国内环境不能满足这些客观条件时,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谋求国外资源、市场、技术,其主要方式一是发动战争,二是建立统一、开放、畅通的世界市场。这两种方式在本质上都是侵略。因此,资本主义是国际矛盾与世界动荡之源,资本主义国家最具侵略性。
*化解是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短项,而技术化解则是长项,通过技术化解与*化解的长短结合,强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矛盾得到极大缓和,国内比较祥和、安定。但是这种祥和、安定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市场、技术之上的。
2.社会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化解
其一,*化解。即通过国家政权强行化解劳资矛盾。包括公平工资与社会公益。
所谓公平工资,是指能够满足劳工的正常消费需要的工资,即:一个正常劳工在正常劳动之后应该获得能够保障由其所负担的正常社会人口的正常生存发展的工资。
按照社会主义公平原则所确定的公平工资包含在产品成本之中,而正常情况之下的产品售价是能够保障私有资本正常利益的。那么,当产品销售成功时,私有资本者也就收回了向劳工支付的公平工资。公平工资对于劳资矛盾的化解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转是有显著区别的。其显著区别在于:虽然公平工资挤占了私有资本的部分利润空间,但是这将更加有利于私有资本根本利益的发展,因为由此引起的社会购买力的增加将会直接带来两个效应:一是私有资本者能够卖出更多的产品,二是私有资本者能够获得更大的投资空间。因此公平工资是社会主义社会化解劳资矛盾、促进劳资双赢的基本社会制度。
发展与普及社会公益事业有利于减轻劳工的生存发展压力。因此,发展与普及社会公益事业是化解劳资矛盾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
其二,技术化解。即通过降低成本的方法来增加私有资本的绝对利润或相对利润,从而使得劳资矛盾有所化解。但是,这种技术化解是有限的,因为它所依赖的客观条件——资源、市场、技术主要立足于国内环境。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政党*所决定的。全体国民是全民政党的组织者与供给者,是全民政党的源泉,因此全民政党的基本职责是对全体国民负责,而私有资本者只是全体国民中的少数,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断然不会为了少数国民的利益而去侵略他国。社会主义国家所举张的国际关系只能是平等、公平、互利。社会主义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之源。
五、国民幸福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基本上没有幸福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利用国际资源、市场、技术发展了国内经济,普遍保障了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因而其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
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国内*悬殊,大多数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得不到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又要经常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或战争,因而其国民基本上没有幸福感。
在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都不会出现较大的*差别,也就不会存在国民对于政界的愤恨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仇恨。民不恨贫,唯恨*不公。既然不存在“*不公”,自然也就不存在“民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虽然贫穷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幸福感仅仅只是一种建立在相互对比之上的心理慰藉,但是全体国民却能在这种心理慰藉之下真诚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发展生产。一旦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了能够基本满足全体国民的基本需求的阶段时,绝大多数国民就能普遍摆脱吃饭难、饮水难、穿衣难、住房难、出外难、哺育难、养老难、上学难、看病难、生产难。此时,全体国民的幸福感既是心理的,又是生理的,因而是真实的。
六、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因为:资本主义举张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社会主义举张社会分配应该平等、公平;资本主义实行财团政党*,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全民政党*。
所以: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七、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其理由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计划手段来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当国民经济发展到能够确保*、能够基本具备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工业基础、能够基本保障全体国民的温饱需求时,就可以通过*经济*改革而跨入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实际上是靠计划经济完成的,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是靠资本剥削完成的,表现为“人吃人”。
八、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
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的主要原因不是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优越,而是资本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
我们知道:一,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对于资本剥削具有巨大的减轻或加剧作用。二,社会就业从根本上讲不是受制于社会消费需求或社会投资需求的旺衰,而是受制于资源的多寡。三,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缺。因此:一,中国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将会长期是供远远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资本主义建设必将使得广大劳工遭受极端剥削,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之下;二,在长期的供远远大于求的背景之下,在优先保障资本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制度之下,在人均资源的极为匮缺之下,建设资本主义中国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差距越拉越大,劳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发生国内*;三,人均资源极为匮缺和*悬殊必将使得大多数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失去物质保障,即建设资本主义中国必将牺牲大多数国民的根本利益。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中华民族不会复兴只会衰弱。
九、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死敌
官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死敌。在官僚*之下,资本主义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必将演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民间私有资本必将遭受不公平的竞争,公有资产必将通过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转变成官僚或奸商的私有资产,广大国民必将在必要的基本生活上遭会资本、官僚资本、官僚的三重剥削。在官僚*之下,揭开表面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画皮,露出的将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本质。*、*、官僚资本、两极分化的组合出现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表征。
官僚资本主义必将同时牺牲民间中小资本者的根本利益和劳工的根本利益,必将使得民生空前艰难。
因此,官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同死敌。
十、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
虽然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并非就是所有国家的最佳选择。一个国家到底应该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视该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当国际资源普遍匮缺之时,当国际市场潜力挖尽之时,当技术进步空前困难之时,资本主义也就大限来临。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将自觉地或*地进行社会主义变革。这种变革非常简单,只要将财团政党变成全民政党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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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22 11:24
问题1:一、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是否存在严重的危机,决定了是否能够走上新的资本主义道路。由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就比如一个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的过程,旧房子越破、越烂,就越容易被抛弃,并且在拆除的时候就越容易,被拆除之后,然后盖上新房子。对一座半新半旧的房子,人们往往舍不得拆掉,即使拆除起来也要困难得多。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面临的社会危机越严重,就越容易发生*,建立新的政权和社会制度。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社会就已经危机重重,1825年发生了十二月党人*,1826年至1861年,*的农*动蓬勃发展,1826年至1839年的农民起义平均每年达到19次,1845年至1854年平均每年达到35次,1855年至1857年达到63次,1858年达到86次,1859年达到90次,1860年达到126次,1861年达到1176次。面对异常深重的农奴制危机,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在东方的日本,幕府统治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701年至1710年发生农民*55次,1801年至1810年发生98次,1851年至1860年发生170次,1861年至1867年发生194次,终于在1867年发生了遍及全国的倒幕运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1868年幕府统治被推翻。随之而后,日本开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明治维新改革,走上了新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又是怎么样呢?1851年至1864年发生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1900年发生了席卷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1856年至1860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70年代中国边疆出现重重危机,1883年发生中法战争,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但是,清*却经受住了内忧外患的考验,危而不倒,中外反动势力反而联合、勾结起来,清*这座旧房子,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仍然比较坚固。所以说,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旧的封建的清*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但危机还严重不到灭亡清*的程度,这样一来,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时机尚不成熟。
二、是否有深重的危机感,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会放弃老路、选择一条新路。国家的领导者、社会的精英们如果有了深重的危机感,就会生出深重的使命、责任感,穷则思变,抛弃旧的一套,顺应世界潮流,去选择一条全新的路—-资本主义。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强烈不强烈。沙皇*在传统上是欧洲国家,早在彼得一世时代,沙皇就深感*的落后,曾经化装亲自深入到英国、荷兰的手工工场进行考察,回国后大举改革,实现了富国强兵。*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面对此起彼伏、遍地开花的农民*,深深感受到了农奴制的危机,在185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他深深知道自己面临的处境,在1861年亲自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一时期的日本,一个岛国,地域狭小,资源匮乏,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其国民的危机意识。同时,内部的农民*连年不断,外部的英法美等强国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内忧外患,使得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担忧国家的命运,思考日本的出路。最早倡导武装倒幕的吉田松荫在《草莽崛起论》中说:“3000年来独立不受羁绊之大日本,一旦受人束缚,凡有血性之人岂能忍视之乎?如不奋起拿破仑之勇而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在草莽崛起论的指引下,日本人民发起了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统治,为明治维新改革奠定了基础。穷则思变,关键问题是要认识到自身的“穷”与“落后”,然后才谈得上去变革。在19世纪的中国,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鸦片战争以前,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无需同外国互通有无”,因而坚持闭关锁国*;1840年以后,中国的大门*打开,中国人接受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触到的西洋的坚船利炮,取其皮毛,但弃其本体,始终坚持认为: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变则乱”,拒绝变革。直到1905年,才派出了一个“五大臣考察团”赴欧美考察宪政,但回来之后所搞的“预备立宪”换汤不换药,制造了一个“皇族内阁”了事。庚子之乱后的清*也开始进行所谓的“新政”,但为时晚矣,此时的清*已经病入膏肓,没过几年,就被辛亥*推翻了。统治者对自身的社会制度、国家政权所面临危机的认识深刻程度,直接决定了其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如果自认为旧房子依然还好,谁还会去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呢?
三、革新派和造反派两派力量的结合,决定了社会变革能否成功。革新派是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19世纪的革新派当然应该是资本主义力量了。造反派是为了改变自身生活状况,要推翻现政权的力量,大多属于下层百姓,他们不懂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只懂得如果吃不饱饭、活下去就要造反。革新派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发展的初期不会太强大,依靠其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社会、旧政权,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保证了社会变革的进步性。造反派多是由生活所迫而成为造反派的,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是推翻旧政权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属于旧的社会制度的下层组成部分,不接触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因而提不出新的*理论和新的设想。造反派的斗争如果成功的话,也只能是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能够推翻旧的政权,但推翻不了旧的社会制度,不能够适应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所以,只有革新派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才能既保证了变革的方向性、进步性,顺应世界的资本主义潮流,又能保证社会变革的成功。*的1861年改革的领导者是沙皇*,废除农奴制度是造了自己的反,之后又学习西欧,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顺应了时代潮流,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沙皇*既是革新派又是造反派。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力量并不强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新兴地主、高利贷商人和部分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大名组成了明治维新的革新派。由于深重的社会危机,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中下级武士成为了强有力的造反派。尤其是中下级武士,本来属于幕府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由于社会危机现在站在了造反派的一边,要造幕府的反,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一部分人成为倒幕运动的领导者。在推翻幕府的过程中,革新派和造反派联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倒幕派。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的过程可以分成两部分:倒幕和改革。倒幕是拆掉旧房子,改革是盖新房子。拆旧房子是盖新房子的前提,倒幕运动的成功是改革变法的基础。日本的革新派和一个强大造反派结合在一起,保证了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无论哪个国家的社会变革都是需要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英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支持,法国大*由于有了广大的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的支持,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才不断地向前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各国都是如此,19世纪的中国是什么样呢?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规模宏大,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是一只非常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力量,强大造反派没有办法做到与革新派结合。虽然1859年洪仁玕来到天京,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但仅仅洪仁玕一个人,又怎能成为革新“派”呢?从1895年就开始了戊戌变法运动,是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响当当的革新派。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孤军奋战,他们缺少一个强大的造反派同盟军,改革又怎能成功呢?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缺少一个拆掉旧房子的过程,缺少像日本倒幕运动那样一个过程,革新派直接在旧的基础上盖新房子,怎么能站住脚呢?1900年遍及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显示了普通农民的爱国热情和农民阶级的强大力量,但是这支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却没有得到革新派的团结与领导。义和团盲目作战,一盘散沙,失败而终。进入20世纪以后发生的辛亥*,有*的领导者,有详尽的*纲领,但是依然缺乏工人和农民强大的力量支持,去造旧社会的反,最终依然“*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党成立后,才真正实现了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建立了强大的工农联盟,坚持中国*党的领导,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由此看来,19世纪的中国始终没有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所以每一次革新的尝试和斗争都没有能够跟上世界的步伐。
四、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出路与对策。一座尚没有完全腐朽的房子,拆了它可惜,并且比较艰难,怎么办?装修,装修得能够跟得上潮流、时尚。人们对早期的清*,该怎么办呢?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让上层的统治者感受到自身社会的缺陷与危机,接受新的资本主义,实现革新的资产阶级与*统治者结合。对一座已经腐朽的房子,当然是拆除它,盖新的。那么对后期的清*当然要是推翻他,用一个新*、新制度来替换它。为了保证顺利、成功,要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结合实际,科学的设计革新派的理论;发动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壮大造反派的力量
问题2: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古巴共和国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至1989年)
匈牙利(至1989年)
罗马尼亚(至1989年)
保加利亚(至1989年)
波兰(至1989年)
民主德国(至1990年)
阿尔巴尼亚(至1991年)
苏联(至1991年)
蒙古人民共和国(至1991年)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至1991年)
问题3:一、基本定义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概念。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先哲们原来有过严格的定义,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资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无产阶级政权。
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已经非常清楚:私有制与公有制仅仅只是生产的组织工具,市场*与计划*仅仅只是国民经济的*方式,因此它们都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既然如此,就应该重新定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否则将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我认为:应该从社会分配环节来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财团政党*;所谓社会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坚持全民平等、公平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全民政党*。
由上述的重新定义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不举张社会大众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也要谋求社会大众利益,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而社会主义社会总是平等、公平对待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公平对待劳资双方。
二、根本目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而不断满足资本利益。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资本利益而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
由上可知,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并不完全对立,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扼杀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扼杀资本利益。但是二者之间是有显著区别的,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的保障程度不及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利益的保障程度不及资本主义社会。
三、基本矛盾
私有资本者与劳工之间的矛盾即劳资矛盾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对于劳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观点,相信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因为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但是,对于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观点,可能有些人将会很难理解,因为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
那么,怎样认知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这是由公有资本的严重缺陷性所决定的。公有资本至少具有以下三个严重缺陷。
其一,公有资本管理者与生俱来就不是公有资本所有人,因而公有资本的损益必然无法与其管理者的切身利益直接、等量挂钩。所以,公有资本管理者对于资本利益或企事业利益的珍惜度天生不足。而企事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生产单元,也就成为分配的基本源泉。因此,深刻地讲,公有资本管理者对于国民经济的责任心天生不足。
其二,对于公有资本,必须有一套规范的管理与经营班子,这就要求公有资本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否则公有资本将在经营管理上承受不起相应的可变成本。但是,组织具有一定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很有可能不需要那样大的资本投入,因而这样的产品也就得不到生产,造*们的与此相关的生产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
其三,当市场供求状况发生变化时,公有资本的经营管理者往往无法及时地调整企业经营策略,这必将使得资本利益常常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公有资本的严重缺陷决定了公有资本不能完全满足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因此,仅仅拥有公有资本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善的社会主义。而私有资本的优点正好可以弥补公有资本的缺点,因此,私有资本也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工具。这就说明:完善的、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兼有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
正是因为私有资本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工具,因此,劳资矛盾必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四、劳资矛盾的化解
1.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化解。
其一,*化解。即实行多党轮替的财团政党*制度和全民直选制度。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所盛行的西式民主*,简称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在这种*制度之下,某个财团政党要想成为执政党,就必须比另一个财团政党更能化解劳资矛盾,因为劳工对于财团政党的取舍标准是两害相权择其轻。兴办社会公益是财团政党化解劳资矛盾的重要方式。兴办社会公益是双赢之举,因为财团自身也能从兴办社会福利中获得利益。因此,在财团政党围绕执政权力而展开的相互竞争之下,劳资矛盾显然能够逐步化解。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对于劳资矛盾的化解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财团是财团政党的组织者与供给者,是财团政党的源泉,因此:无论是哪一个财团政党执政,它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对财团的资本利益负责,财团政党对财团的资本利益负责实际上就是财团政党对其自身负责。这就决定了财团政党的首要基本职能是维护私有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而私有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是劳资矛盾的根源。
其二,技术化解。即通过技术手段来增加劳工的绝对所得,从而减轻劳工的生存发展压力。其主要途径就是做大国民经济这块蛋糕。蛋糕做大了,劳工所能分到的蛋糕数量也就增加了。技术化解是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主要手段。但这依赖于三个客观条件,即资源、市场、技术。当国内环境不能满足这些客观条件时,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谋求国外资源、市场、技术,其主要方式一是发动战争,二是建立统一、开放、畅通的世界市场。这两种方式在本质上都是侵略。因此,资本主义是国际矛盾与世界动荡之源,资本主义国家最具侵略性。
*化解是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短项,而技术化解则是长项,通过技术化解与*化解的长短结合,强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矛盾得到极大缓和,国内比较祥和、安定。但是这种祥和、安定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市场、技术之上的。
2.社会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化解
其一,*化解。即通过国家政权强行化解劳资矛盾。包括公平工资与社会公益。
所谓公平工资,是指能够满足劳工的正常消费需要的工资,即:一个正常劳工在正常劳动之后应该获得能够保障由其所负担的正常社会人口的正常生存发展的工资。
按照社会主义公平原则所确定的公平工资包含在产品成本之中,而正常情况之下的产品售价是能够保障私有资本正常利益的。那么,当产品销售成功时,私有资本者也就收回了向劳工支付的公平工资。公平工资对于劳资矛盾的化解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转是有显著区别的。其显著区别在于:虽然公平工资挤占了私有资本的部分利润空间,但是这将更加有利于私有资本根本利益的发展,因为由此引起的社会购买力的增加将会直接带来两个效应:一是私有资本者能够卖出更多的产品,二是私有资本者能够获得更大的投资空间。因此公平工资是社会主义社会化解劳资矛盾、促进劳资双赢的基本社会制度。
发展与普及社会公益事业有利于减轻劳工的生存发展压力。因此,发展与普及社会公益事业是化解劳资矛盾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
其二,技术化解。即通过降低成本的方法来增加私有资本的绝对利润或相对利润,从而使得劳资矛盾有所化解。但是,这种技术化解是有限的,因为它所依赖的客观条件——资源、市场、技术主要立足于国内环境。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政党*所决定的。全体国民是全民政党的组织者与供给者,是全民政党的源泉,因此全民政党的基本职责是对全体国民负责,而私有资本者只是全体国民中的少数,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断然不会为了少数国民的利益而去侵略他国。社会主义国家所举张的国际关系只能是平等、公平、互利。社会主义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之源。
五、国民幸福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基本上没有幸福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利用国际资源、市场、技术发展了国内经济,普遍保障了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因而其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
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国内*悬殊,大多数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得不到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又要经常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或战争,因而其国民基本上没有幸福感。
在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都不会出现较大的*差别,也就不会存在国民对于政界的愤恨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仇恨。民不恨贫,唯恨*不公。既然不存在“*不公”,自然也就不存在“民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虽然贫穷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幸福感仅仅只是一种建立在相互对比之上的心理慰藉,但是全体国民却能在这种心理慰藉之下真诚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发展生产。一旦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了能够基本满足全体国民的基本需求的阶段时,绝大多数国民就能普遍摆脱吃饭难、饮水难、穿衣难、住房难、出外难、哺育难、养老难、上学难、看病难、生产难。此时,全体国民的幸福感既是心理的,又是生理的,因而是真实的。
六、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因为:资本主义举张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社会主义举张社会分配应该平等、公平;资本主义实行财团政党*,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全民政党*。
所以: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七、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其理由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计划手段来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当国民经济发展到能够确保*、能够基本具备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工业基础、能够基本保障全体国民的温饱需求时,就可以通过*经济*改革而跨入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实际上是靠计划经济完成的,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是靠资本剥削完成的,表现为“人吃人”。
八、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
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的主要原因不是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优越,而是资本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
我们知道:一,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对于资本剥削具有巨大的减轻或加剧作用。二,社会就业从根本上讲不是受制于社会消费需求或社会投资需求的旺衰,而是受制于资源的多寡。三,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缺。因此:一,中国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将会长期是供远远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资本主义建设必将使得广大劳工遭受极端剥削,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之下;二,在长期的供远远大于求的背景之下,在优先保障资本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制度之下,在人均资源的极为匮缺之下,建设资本主义中国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差距越拉越大,劳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发生国内*;三,人均资源极为匮缺和*悬殊必将使得大多数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失去物质保障,即建设资本主义中国必将牺牲大多数国民的根本利益。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中华民族不会复兴只会衰弱。
九、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死敌
官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死敌。在官僚*之下,资本主义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必将演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民间私有资本必将遭受不公平的竞争,公有资产必将通过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转变成官僚或奸商的私有资产,广大国民必将在必要的基本生活上遭会资本、官僚资本、官僚的三重剥削。在官僚*之下,揭开表面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画皮,露出的将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本质。*、*、官僚资本、两极分化的组合出现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表征。
官僚资本主义必将同时牺牲民间中小资本者的根本利益和劳工的根本利益,必将使得民生空前艰难。
因此,官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同死敌。
十、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
虽然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并非就是所有国家的最佳选择。一个国家到底应该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视该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当国际资源普遍匮缺之时,当国际市场潜力挖尽之时,当技术进步空前困难之时,资本主义也就大限来临。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将自觉地或*地进行社会主义变革。这种变革非常简单,只要将财团政党变成全民政党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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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31 10:26
问题1:一、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是否存在严重的危机,决定了是否能够走上新的资本主义道路。由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就比如一个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的过程,旧房子越破、越烂,就越容易被抛弃,并且在拆除的时候就越容易,被拆除之后,然后盖上新房子。对一座半新半旧的房子,人们往往舍不得拆掉,即使拆除起来也要困难得多。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面临的社会危机越严重,就越容易发生*,建立新的政权和社会制度。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社会就已经危机重重,1825年发生了十二月党人*,1826年至1861年,*的农*动蓬勃发展,1826年至1839年的农民起义平均每年达到19次,1845年至1854年平均每年达到35次,1855年至1857年达到63次,1858年达到86次,1859年达到90次,1860年达到126次,1861年达到1176次。面对异常深重的农奴制危机,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在东方的日本,幕府统治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701年至1710年发生农民*55次,1801年至1810年发生98次,1851年至1860年发生170次,1861年至1867年发生194次,终于在1867年发生了遍及全国的倒幕运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1868年幕府统治被推翻。随之而后,日本开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明治维新改革,走上了新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又是怎么样呢?1851年至1864年发生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1900年发生了席卷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1856年至1860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70年代中国边疆出现重重危机,1883年发生中法战争,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但是,清*却经受住了内忧外患的考验,危而不倒,中外反动势力反而联合、勾结起来,清*这座旧房子,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仍然比较坚固。所以说,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旧的封建的清*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但危机还严重不到灭亡清*的程度,这样一来,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时机尚不成熟。
二、是否有深重的危机感,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会放弃老路、选择一条新路。国家的领导者、社会的精英们如果有了深重的危机感,就会生出深重的使命、责任感,穷则思变,抛弃旧的一套,顺应世界潮流,去选择一条全新的路—-资本主义。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强烈不强烈。沙皇*在传统上是欧洲国家,早在彼得一世时代,沙皇就深感*的落后,曾经化装亲自深入到英国、荷兰的手工工场进行考察,回国后大举改革,实现了富国强兵。*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面对此起彼伏、遍地开花的农民*,深深感受到了农奴制的危机,在185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他深深知道自己面临的处境,在1861年亲自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一时期的日本,一个岛国,地域狭小,资源匮乏,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其国民的危机意识。同时,内部的农民*连年不断,外部的英法美等强国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内忧外患,使得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担忧国家的命运,思考日本的出路。最早倡导武装倒幕的吉田松荫在《草莽崛起论》中说:“3000年来独立不受羁绊之大日本,一旦受人束缚,凡有血性之人岂能忍视之乎?如不奋起拿破仑之勇而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在草莽崛起论的指引下,日本人民发起了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统治,为明治维新改革奠定了基础。穷则思变,关键问题是要认识到自身的“穷”与“落后”,然后才谈得上去变革。在19世纪的中国,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鸦片战争以前,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无需同外国互通有无”,因而坚持闭关锁国*;1840年以后,中国的大门*打开,中国人接受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触到的西洋的坚船利炮,取其皮毛,但弃其本体,始终坚持认为: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变则乱”,拒绝变革。直到1905年,才派出了一个“五大臣考察团”赴欧美考察宪政,但回来之后所搞的“预备立宪”换汤不换药,制造了一个“皇族内阁”了事。庚子之乱后的清*也开始进行所谓的“新政”,但为时晚矣,此时的清*已经病入膏肓,没过几年,就被辛亥*推翻了。统治者对自身的社会制度、国家政权所面临危机的认识深刻程度,直接决定了其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如果自认为旧房子依然还好,谁还会去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呢?
三、革新派和造反派两派力量的结合,决定了社会变革能否成功。革新派是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19世纪的革新派当然应该是资本主义力量了。造反派是为了改变自身生活状况,要推翻现政权的力量,大多属于下层百姓,他们不懂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只懂得如果吃不饱饭、活下去就要造反。革新派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发展的初期不会太强大,依靠其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社会、旧政权,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保证了社会变革的进步性。造反派多是由生活所迫而成为造反派的,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是推翻旧政权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属于旧的社会制度的下层组成部分,不接触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因而提不出新的*理论和新的设想。造反派的斗争如果成功的话,也只能是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能够推翻旧的政权,但推翻不了旧的社会制度,不能够适应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所以,只有革新派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才能既保证了变革的方向性、进步性,顺应世界的资本主义潮流,又能保证社会变革的成功。*的1861年改革的领导者是沙皇*,废除农奴制度是造了自己的反,之后又学习西欧,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顺应了时代潮流,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沙皇*既是革新派又是造反派。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力量并不强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新兴地主、高利贷商人和部分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大名组成了明治维新的革新派。由于深重的社会危机,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中下级武士成为了强有力的造反派。尤其是中下级武士,本来属于幕府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由于社会危机现在站在了造反派的一边,要造幕府的反,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一部分人成为倒幕运动的领导者。在推翻幕府的过程中,革新派和造反派联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倒幕派。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的过程可以分成两部分:倒幕和改革。倒幕是拆掉旧房子,改革是盖新房子。拆旧房子是盖新房子的前提,倒幕运动的成功是改革变法的基础。日本的革新派和一个强大造反派结合在一起,保证了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无论哪个国家的社会变革都是需要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英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支持,法国大*由于有了广大的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的支持,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才不断地向前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各国都是如此,19世纪的中国是什么样呢?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规模宏大,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是一只非常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力量,强大造反派没有办法做到与革新派结合。虽然1859年洪仁玕来到天京,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但仅仅洪仁玕一个人,又怎能成为革新“派”呢?从1895年就开始了戊戌变法运动,是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响当当的革新派。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孤军奋战,他们缺少一个强大的造反派同盟军,改革又怎能成功呢?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缺少一个拆掉旧房子的过程,缺少像日本倒幕运动那样一个过程,革新派直接在旧的基础上盖新房子,怎么能站住脚呢?1900年遍及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显示了普通农民的爱国热情和农民阶级的强大力量,但是这支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却没有得到革新派的团结与领导。义和团盲目作战,一盘散沙,失败而终。进入20世纪以后发生的辛亥*,有*的领导者,有详尽的*纲领,但是依然缺乏工人和农民强大的力量支持,去造旧社会的反,最终依然“*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党成立后,才真正实现了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建立了强大的工农联盟,坚持中国*党的领导,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由此看来,19世纪的中国始终没有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所以每一次革新的尝试和斗争都没有能够跟上世界的步伐。
四、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出路与对策。一座尚没有完全腐朽的房子,拆了它可惜,并且比较艰难,怎么办?装修,装修得能够跟得上潮流、时尚。人们对早期的清*,该怎么办呢?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让上层的统治者感受到自身社会的缺陷与危机,接受新的资本主义,实现革新的资产阶级与*统治者结合。对一座已经腐朽的房子,当然是拆除它,盖新的。那么对后期的清*当然要是推翻他,用一个新*、新制度来替换它。为了保证顺利、成功,要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结合实际,科学的设计革新派的理论;发动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壮大造反派的力量
问题2: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古巴共和国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至1989年)
匈牙利(至1989年)
罗马尼亚(至1989年)
保加利亚(至1989年)
波兰(至1989年)
民主德国(至1990年)
阿尔巴尼亚(至1991年)
苏联(至1991年)
蒙古人民共和国(至1991年)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至1991年)
问题3:一、基本定义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概念。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先哲们原来有过严格的定义,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资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无产阶级政权。
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已经非常清楚:私有制与公有制仅仅只是生产的组织工具,市场*与计划*仅仅只是国民经济的*方式,因此它们都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既然如此,就应该重新定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否则将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我认为:应该从社会分配环节来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财团政党*;所谓社会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坚持全民平等、公平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全民政党*。
由上述的重新定义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不举张社会大众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也要谋求社会大众利益,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而社会主义社会总是平等、公平对待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公平对待劳资双方。
二、根本目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而不断满足资本利益。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资本利益而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
由上可知,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并不完全对立,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扼杀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扼杀资本利益。但是二者之间是有显著区别的,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的保障程度不及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利益的保障程度不及资本主义社会。
三、基本矛盾
私有资本者与劳工之间的矛盾即劳资矛盾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对于劳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观点,相信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因为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但是,对于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观点,可能有些人将会很难理解,因为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
那么,怎样认知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这是由公有资本的严重缺陷性所决定的。公有资本至少具有以下三个严重缺陷。
其一,公有资本管理者与生俱来就不是公有资本所有人,因而公有资本的损益必然无法与其管理者的切身利益直接、等量挂钩。所以,公有资本管理者对于资本利益或企事业利益的珍惜度天生不足。而企事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生产单元,也就成为分配的基本源泉。因此,深刻地讲,公有资本管理者对于国民经济的责任心天生不足。
其二,对于公有资本,必须有一套规范的管理与经营班子,这就要求公有资本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否则公有资本将在经营管理上承受不起相应的可变成本。但是,组织具有一定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很有可能不需要那样大的资本投入,因而这样的产品也就得不到生产,造*们的与此相关的生产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
其三,当市场供求状况发生变化时,公有资本的经营管理者往往无法及时地调整企业经营策略,这必将使得资本利益常常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公有资本的严重缺陷决定了公有资本不能完全满足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因此,仅仅拥有公有资本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善的社会主义。而私有资本的优点正好可以弥补公有资本的缺点,因此,私有资本也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工具。这就说明:完善的、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兼有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
正是因为私有资本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工具,因此,劳资矛盾必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四、劳资矛盾的化解
1.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化解。
其一,*化解。即实行多党轮替的财团政党*制度和全民直选制度。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所盛行的西式民主*,简称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在这种*制度之下,某个财团政党要想成为执政党,就必须比另一个财团政党更能化解劳资矛盾,因为劳工对于财团政党的取舍标准是两害相权择其轻。兴办社会公益是财团政党化解劳资矛盾的重要方式。兴办社会公益是双赢之举,因为财团自身也能从兴办社会福利中获得利益。因此,在财团政党围绕执政权力而展开的相互竞争之下,劳资矛盾显然能够逐步化解。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对于劳资矛盾的化解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财团是财团政党的组织者与供给者,是财团政党的源泉,因此:无论是哪一个财团政党执政,它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对财团的资本利益负责,财团政党对财团的资本利益负责实际上就是财团政党对其自身负责。这就决定了财团政党的首要基本职能是维护私有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而私有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是劳资矛盾的根源。
其二,技术化解。即通过技术手段来增加劳工的绝对所得,从而减轻劳工的生存发展压力。其主要途径就是做大国民经济这块蛋糕。蛋糕做大了,劳工所能分到的蛋糕数量也就增加了。技术化解是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主要手段。但这依赖于三个客观条件,即资源、市场、技术。当国内环境不能满足这些客观条件时,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谋求国外资源、市场、技术,其主要方式一是发动战争,二是建立统一、开放、畅通的世界市场。这两种方式在本质上都是侵略。因此,资本主义是国际矛盾与世界动荡之源,资本主义国家最具侵略性。
*化解是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短项,而技术化解则是长项,通过技术化解与*化解的长短结合,强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矛盾得到极大缓和,国内比较祥和、安定。但是这种祥和、安定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市场、技术之上的。
2.社会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化解
其一,*化解。即通过国家政权强行化解劳资矛盾。包括公平工资与社会公益。
所谓公平工资,是指能够满足劳工的正常消费需要的工资,即:一个正常劳工在正常劳动之后应该获得能够保障由其所负担的正常社会人口的正常生存发展的工资。
按照社会主义公平原则所确定的公平工资包含在产品成本之中,而正常情况之下的产品售价是能够保障私有资本正常利益的。那么,当产品销售成功时,私有资本者也就收回了向劳工支付的公平工资。公平工资对于劳资矛盾的化解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转是有显著区别的。其显著区别在于:虽然公平工资挤占了私有资本的部分利润空间,但是这将更加有利于私有资本根本利益的发展,因为由此引起的社会购买力的增加将会直接带来两个效应:一是私有资本者能够卖出更多的产品,二是私有资本者能够获得更大的投资空间。因此公平工资是社会主义社会化解劳资矛盾、促进劳资双赢的基本社会制度。
发展与普及社会公益事业有利于减轻劳工的生存发展压力。因此,发展与普及社会公益事业是化解劳资矛盾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
其二,技术化解。即通过降低成本的方法来增加私有资本的绝对利润或相对利润,从而使得劳资矛盾有所化解。但是,这种技术化解是有限的,因为它所依赖的客观条件——资源、市场、技术主要立足于国内环境。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政党*所决定的。全体国民是全民政党的组织者与供给者,是全民政党的源泉,因此全民政党的基本职责是对全体国民负责,而私有资本者只是全体国民中的少数,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断然不会为了少数国民的利益而去侵略他国。社会主义国家所举张的国际关系只能是平等、公平、互利。社会主义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之源。
五、国民幸福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基本上没有幸福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利用国际资源、市场、技术发展了国内经济,普遍保障了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因而其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
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国内*悬殊,大多数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得不到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又要经常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或战争,因而其国民基本上没有幸福感。
在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都不会出现较大的*差别,也就不会存在国民对于政界的愤恨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仇恨。民不恨贫,唯恨*不公。既然不存在“*不公”,自然也就不存在“民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虽然贫穷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幸福感仅仅只是一种建立在相互对比之上的心理慰藉,但是全体国民却能在这种心理慰藉之下真诚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发展生产。一旦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了能够基本满足全体国民的基本需求的阶段时,绝大多数国民就能普遍摆脱吃饭难、饮水难、穿衣难、住房难、出外难、哺育难、养老难、上学难、看病难、生产难。此时,全体国民的幸福感既是心理的,又是生理的,因而是真实的。
六、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因为:资本主义举张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社会主义举张社会分配应该平等、公平;资本主义实行财团政党*,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全民政党*。
所以: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七、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其理由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计划手段来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当国民经济发展到能够确保*、能够基本具备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工业基础、能够基本保障全体国民的温饱需求时,就可以通过*经济*改革而跨入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实际上是靠计划经济完成的,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是靠资本剥削完成的,表现为“人吃人”。
八、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
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的主要原因不是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优越,而是资本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
我们知道:一,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对于资本剥削具有巨大的减轻或加剧作用。二,社会就业从根本上讲不是受制于社会消费需求或社会投资需求的旺衰,而是受制于资源的多寡。三,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缺。因此:一,中国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将会长期是供远远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资本主义建设必将使得广大劳工遭受极端剥削,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之下;二,在长期的供远远大于求的背景之下,在优先保障资本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制度之下,在人均资源的极为匮缺之下,建设资本主义中国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差距越拉越大,劳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发生国内*;三,人均资源极为匮缺和*悬殊必将使得大多数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失去物质保障,即建设资本主义中国必将牺牲大多数国民的根本利益。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中华民族不会复兴只会衰弱。
九、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死敌
官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死敌。在官僚*之下,资本主义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必将演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民间私有资本必将遭受不公平的竞争,公有资产必将通过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转变成官僚或奸商的私有资产,广大国民必将在必要的基本生活上遭会资本、官僚资本、官僚的三重剥削。在官僚*之下,揭开表面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画皮,露出的将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本质。*、*、官僚资本、两极分化的组合出现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表征。
官僚资本主义必将同时牺牲民间中小资本者的根本利益和劳工的根本利益,必将使得民生空前艰难。
因此,官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同死敌。
十、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
虽然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并非就是所有国家的最佳选择。一个国家到底应该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视该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当国际资源普遍匮缺之时,当国际市场潜力挖尽之时,当技术进步空前困难之时,资本主义也就大限来临。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将自觉地或*地进行社会主义变革。这种变革非常简单,只要将财团政党变成全民政党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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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31 10:26
问题1:一、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是否存在严重的危机,决定了是否能够走上新的资本主义道路。由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就比如一个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的过程,旧房子越破、越烂,就越容易被抛弃,并且在拆除的时候就越容易,被拆除之后,然后盖上新房子。对一座半新半旧的房子,人们往往舍不得拆掉,即使拆除起来也要困难得多。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面临的社会危机越严重,就越容易发生*,建立新的政权和社会制度。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社会就已经危机重重,1825年发生了十二月党人*,1826年至1861年,*的农*动蓬勃发展,1826年至1839年的农民起义平均每年达到19次,1845年至1854年平均每年达到35次,1855年至1857年达到63次,1858年达到86次,1859年达到90次,1860年达到126次,1861年达到1176次。面对异常深重的农奴制危机,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在东方的日本,幕府统治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701年至1710年发生农民*55次,1801年至1810年发生98次,1851年至1860年发生170次,1861年至1867年发生194次,终于在1867年发生了遍及全国的倒幕运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1868年幕府统治被推翻。随之而后,日本开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明治维新改革,走上了新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又是怎么样呢?1851年至1864年发生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1900年发生了席卷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1856年至1860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70年代中国边疆出现重重危机,1883年发生中法战争,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但是,清*却经受住了内忧外患的考验,危而不倒,中外反动势力反而联合、勾结起来,清*这座旧房子,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仍然比较坚固。所以说,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旧的封建的清*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但危机还严重不到灭亡清*的程度,这样一来,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时机尚不成熟。
二、是否有深重的危机感,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会放弃老路、选择一条新路。国家的领导者、社会的精英们如果有了深重的危机感,就会生出深重的使命、责任感,穷则思变,抛弃旧的一套,顺应世界潮流,去选择一条全新的路—-资本主义。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强烈不强烈。沙皇*在传统上是欧洲国家,早在彼得一世时代,沙皇就深感*的落后,曾经化装亲自深入到英国、荷兰的手工工场进行考察,回国后大举改革,实现了富国强兵。*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面对此起彼伏、遍地开花的农民*,深深感受到了农奴制的危机,在185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他深深知道自己面临的处境,在1861年亲自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一时期的日本,一个岛国,地域狭小,资源匮乏,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其国民的危机意识。同时,内部的农民*连年不断,外部的英法美等强国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内忧外患,使得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担忧国家的命运,思考日本的出路。最早倡导武装倒幕的吉田松荫在《草莽崛起论》中说:“3000年来独立不受羁绊之大日本,一旦受人束缚,凡有血性之人岂能忍视之乎?如不奋起拿破仑之勇而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在草莽崛起论的指引下,日本人民发起了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统治,为明治维新改革奠定了基础。穷则思变,关键问题是要认识到自身的“穷”与“落后”,然后才谈得上去变革。在19世纪的中国,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鸦片战争以前,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无需同外国互通有无”,因而坚持闭关锁国*;1840年以后,中国的大门*打开,中国人接受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触到的西洋的坚船利炮,取其皮毛,但弃其本体,始终坚持认为: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变则乱”,拒绝变革。直到1905年,才派出了一个“五大臣考察团”赴欧美考察宪政,但回来之后所搞的“预备立宪”换汤不换药,制造了一个“皇族内阁”了事。庚子之乱后的清*也开始进行所谓的“新政”,但为时晚矣,此时的清*已经病入膏肓,没过几年,就被辛亥*推翻了。统治者对自身的社会制度、国家政权所面临危机的认识深刻程度,直接决定了其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如果自认为旧房子依然还好,谁还会去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呢?
三、革新派和造反派两派力量的结合,决定了社会变革能否成功。革新派是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19世纪的革新派当然应该是资本主义力量了。造反派是为了改变自身生活状况,要推翻现政权的力量,大多属于下层百姓,他们不懂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只懂得如果吃不饱饭、活下去就要造反。革新派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发展的初期不会太强大,依靠其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社会、旧政权,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保证了社会变革的进步性。造反派多是由生活所迫而成为造反派的,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是推翻旧政权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属于旧的社会制度的下层组成部分,不接触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因而提不出新的*理论和新的设想。造反派的斗争如果成功的话,也只能是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能够推翻旧的政权,但推翻不了旧的社会制度,不能够适应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所以,只有革新派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才能既保证了变革的方向性、进步性,顺应世界的资本主义潮流,又能保证社会变革的成功。*的1861年改革的领导者是沙皇*,废除农奴制度是造了自己的反,之后又学习西欧,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顺应了时代潮流,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沙皇*既是革新派又是造反派。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力量并不强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新兴地主、高利贷商人和部分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大名组成了明治维新的革新派。由于深重的社会危机,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中下级武士成为了强有力的造反派。尤其是中下级武士,本来属于幕府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由于社会危机现在站在了造反派的一边,要造幕府的反,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一部分人成为倒幕运动的领导者。在推翻幕府的过程中,革新派和造反派联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倒幕派。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的过程可以分成两部分:倒幕和改革。倒幕是拆掉旧房子,改革是盖新房子。拆旧房子是盖新房子的前提,倒幕运动的成功是改革变法的基础。日本的革新派和一个强大造反派结合在一起,保证了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无论哪个国家的社会变革都是需要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英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支持,法国大*由于有了广大的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的支持,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才不断地向前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各国都是如此,19世纪的中国是什么样呢?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规模宏大,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是一只非常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力量,强大造反派没有办法做到与革新派结合。虽然1859年洪仁玕来到天京,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但仅仅洪仁玕一个人,又怎能成为革新“派”呢?从1895年就开始了戊戌变法运动,是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响当当的革新派。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孤军奋战,他们缺少一个强大的造反派同盟军,改革又怎能成功呢?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缺少一个拆掉旧房子的过程,缺少像日本倒幕运动那样一个过程,革新派直接在旧的基础上盖新房子,怎么能站住脚呢?1900年遍及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显示了普通农民的爱国热情和农民阶级的强大力量,但是这支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却没有得到革新派的团结与领导。义和团盲目作战,一盘散沙,失败而终。进入20世纪以后发生的辛亥*,有*的领导者,有详尽的*纲领,但是依然缺乏工人和农民强大的力量支持,去造旧社会的反,最终依然“*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党成立后,才真正实现了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建立了强大的工农联盟,坚持中国*党的领导,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由此看来,19世纪的中国始终没有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所以每一次革新的尝试和斗争都没有能够跟上世界的步伐。
四、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出路与对策。一座尚没有完全腐朽的房子,拆了它可惜,并且比较艰难,怎么办?装修,装修得能够跟得上潮流、时尚。人们对早期的清*,该怎么办呢?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让上层的统治者感受到自身社会的缺陷与危机,接受新的资本主义,实现革新的资产阶级与*统治者结合。对一座已经腐朽的房子,当然是拆除它,盖新的。那么对后期的清*当然要是推翻他,用一个新*、新制度来替换它。为了保证顺利、成功,要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结合实际,科学的设计革新派的理论;发动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壮大造反派的力量
问题2: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古巴共和国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至1989年)
匈牙利(至1989年)
罗马尼亚(至1989年)
保加利亚(至1989年)
波兰(至1989年)
民主德国(至1990年)
阿尔巴尼亚(至1991年)
苏联(至1991年)
蒙古人民共和国(至1991年)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至1991年)
问题3:一、基本定义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概念。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先哲们原来有过严格的定义,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资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无产阶级政权。
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已经非常清楚:私有制与公有制仅仅只是生产的组织工具,市场*与计划*仅仅只是国民经济的*方式,因此它们都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既然如此,就应该重新定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否则将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我认为:应该从社会分配环节来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财团政党*;所谓社会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坚持全民平等、公平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全民政党*。
由上述的重新定义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不举张社会大众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也要谋求社会大众利益,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而社会主义社会总是平等、公平对待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公平对待劳资双方。
二、根本目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而不断满足资本利益。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资本利益而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
由上可知,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并不完全对立,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扼杀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扼杀资本利益。但是二者之间是有显著区别的,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的保障程度不及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利益的保障程度不及资本主义社会。
三、基本矛盾
私有资本者与劳工之间的矛盾即劳资矛盾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对于劳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观点,相信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因为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但是,对于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观点,可能有些人将会很难理解,因为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
那么,怎样认知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这是由公有资本的严重缺陷性所决定的。公有资本至少具有以下三个严重缺陷。
其一,公有资本管理者与生俱来就不是公有资本所有人,因而公有资本的损益必然无法与其管理者的切身利益直接、等量挂钩。所以,公有资本管理者对于资本利益或企事业利益的珍惜度天生不足。而企事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生产单元,也就成为分配的基本源泉。因此,深刻地讲,公有资本管理者对于国民经济的责任心天生不足。
其二,对于公有资本,必须有一套规范的管理与经营班子,这就要求公有资本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否则公有资本将在经营管理上承受不起相应的可变成本。但是,组织具有一定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很有可能不需要那样大的资本投入,因而这样的产品也就得不到生产,造*们的与此相关的生产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
其三,当市场供求状况发生变化时,公有资本的经营管理者往往无法及时地调整企业经营策略,这必将使得资本利益常常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公有资本的严重缺陷决定了公有资本不能完全满足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因此,仅仅拥有公有资本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善的社会主义。而私有资本的优点正好可以弥补公有资本的缺点,因此,私有资本也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工具。这就说明:完善的、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兼有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
正是因为私有资本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工具,因此,劳资矛盾必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四、劳资矛盾的化解
1.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化解。
其一,*化解。即实行多党轮替的财团政党*制度和全民直选制度。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所盛行的西式民主*,简称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在这种*制度之下,某个财团政党要想成为执政党,就必须比另一个财团政党更能化解劳资矛盾,因为劳工对于财团政党的取舍标准是两害相权择其轻。兴办社会公益是财团政党化解劳资矛盾的重要方式。兴办社会公益是双赢之举,因为财团自身也能从兴办社会福利中获得利益。因此,在财团政党围绕执政权力而展开的相互竞争之下,劳资矛盾显然能够逐步化解。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对于劳资矛盾的化解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财团是财团政党的组织者与供给者,是财团政党的源泉,因此:无论是哪一个财团政党执政,它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对财团的资本利益负责,财团政党对财团的资本利益负责实际上就是财团政党对其自身负责。这就决定了财团政党的首要基本职能是维护私有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而私有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是劳资矛盾的根源。
其二,技术化解。即通过技术手段来增加劳工的绝对所得,从而减轻劳工的生存发展压力。其主要途径就是做大国民经济这块蛋糕。蛋糕做大了,劳工所能分到的蛋糕数量也就增加了。技术化解是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主要手段。但这依赖于三个客观条件,即资源、市场、技术。当国内环境不能满足这些客观条件时,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谋求国外资源、市场、技术,其主要方式一是发动战争,二是建立统一、开放、畅通的世界市场。这两种方式在本质上都是侵略。因此,资本主义是国际矛盾与世界动荡之源,资本主义国家最具侵略性。
*化解是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短项,而技术化解则是长项,通过技术化解与*化解的长短结合,强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矛盾得到极大缓和,国内比较祥和、安定。但是这种祥和、安定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市场、技术之上的。
2.社会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化解
其一,*化解。即通过国家政权强行化解劳资矛盾。包括公平工资与社会公益。
所谓公平工资,是指能够满足劳工的正常消费需要的工资,即:一个正常劳工在正常劳动之后应该获得能够保障由其所负担的正常社会人口的正常生存发展的工资。
按照社会主义公平原则所确定的公平工资包含在产品成本之中,而正常情况之下的产品售价是能够保障私有资本正常利益的。那么,当产品销售成功时,私有资本者也就收回了向劳工支付的公平工资。公平工资对于劳资矛盾的化解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转是有显著区别的。其显著区别在于:虽然公平工资挤占了私有资本的部分利润空间,但是这将更加有利于私有资本根本利益的发展,因为由此引起的社会购买力的增加将会直接带来两个效应:一是私有资本者能够卖出更多的产品,二是私有资本者能够获得更大的投资空间。因此公平工资是社会主义社会化解劳资矛盾、促进劳资双赢的基本社会制度。
发展与普及社会公益事业有利于减轻劳工的生存发展压力。因此,发展与普及社会公益事业是化解劳资矛盾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
其二,技术化解。即通过降低成本的方法来增加私有资本的绝对利润或相对利润,从而使得劳资矛盾有所化解。但是,这种技术化解是有限的,因为它所依赖的客观条件——资源、市场、技术主要立足于国内环境。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政党*所决定的。全体国民是全民政党的组织者与供给者,是全民政党的源泉,因此全民政党的基本职责是对全体国民负责,而私有资本者只是全体国民中的少数,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断然不会为了少数国民的利益而去侵略他国。社会主义国家所举张的国际关系只能是平等、公平、互利。社会主义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之源。
五、国民幸福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基本上没有幸福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利用国际资源、市场、技术发展了国内经济,普遍保障了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因而其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
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国内*悬殊,大多数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得不到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又要经常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或战争,因而其国民基本上没有幸福感。
在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都不会出现较大的*差别,也就不会存在国民对于政界的愤恨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仇恨。民不恨贫,唯恨*不公。既然不存在“*不公”,自然也就不存在“民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虽然贫穷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幸福感仅仅只是一种建立在相互对比之上的心理慰藉,但是全体国民却能在这种心理慰藉之下真诚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发展生产。一旦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了能够基本满足全体国民的基本需求的阶段时,绝大多数国民就能普遍摆脱吃饭难、饮水难、穿衣难、住房难、出外难、哺育难、养老难、上学难、看病难、生产难。此时,全体国民的幸福感既是心理的,又是生理的,因而是真实的。
六、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因为:资本主义举张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社会主义举张社会分配应该平等、公平;资本主义实行财团政党*,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全民政党*。
所以: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七、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其理由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计划手段来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当国民经济发展到能够确保*、能够基本具备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工业基础、能够基本保障全体国民的温饱需求时,就可以通过*经济*改革而跨入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实际上是靠计划经济完成的,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是靠资本剥削完成的,表现为“人吃人”。
八、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
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的主要原因不是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优越,而是资本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
我们知道:一,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对于资本剥削具有巨大的减轻或加剧作用。二,社会就业从根本上讲不是受制于社会消费需求或社会投资需求的旺衰,而是受制于资源的多寡。三,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缺。因此:一,中国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将会长期是供远远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资本主义建设必将使得广大劳工遭受极端剥削,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之下;二,在长期的供远远大于求的背景之下,在优先保障资本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制度之下,在人均资源的极为匮缺之下,建设资本主义中国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差距越拉越大,劳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发生国内*;三,人均资源极为匮缺和*悬殊必将使得大多数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失去物质保障,即建设资本主义中国必将牺牲大多数国民的根本利益。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中华民族不会复兴只会衰弱。
九、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死敌
官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死敌。在官僚*之下,资本主义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必将演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民间私有资本必将遭受不公平的竞争,公有资产必将通过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转变成官僚或奸商的私有资产,广大国民必将在必要的基本生活上遭会资本、官僚资本、官僚的三重剥削。在官僚*之下,揭开表面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画皮,露出的将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本质。*、*、官僚资本、两极分化的组合出现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表征。
官僚资本主义必将同时牺牲民间中小资本者的根本利益和劳工的根本利益,必将使得民生空前艰难。
因此,官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同死敌。
十、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
虽然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并非就是所有国家的最佳选择。一个国家到底应该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视该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当国际资源普遍匮缺之时,当国际市场潜力挖尽之时,当技术进步空前困难之时,资本主义也就大限来临。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将自觉地或*地进行社会主义变革。这种变革非常简单,只要将财团政党变成全民政党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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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31 10:26
问题1:一、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是否存在严重的危机,决定了是否能够走上新的资本主义道路。由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就比如一个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的过程,旧房子越破、越烂,就越容易被抛弃,并且在拆除的时候就越容易,被拆除之后,然后盖上新房子。对一座半新半旧的房子,人们往往舍不得拆掉,即使拆除起来也要困难得多。旧的社会制度、旧的政权面临的社会危机越严重,就越容易发生*,建立新的政权和社会制度。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社会就已经危机重重,1825年发生了十二月党人*,1826年至1861年,*的农*动蓬勃发展,1826年至1839年的农民起义平均每年达到19次,1845年至1854年平均每年达到35次,1855年至1857年达到63次,1858年达到86次,1859年达到90次,1860年达到126次,1861年达到1176次。面对异常深重的农奴制危机,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在东方的日本,幕府统治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701年至1710年发生农民*55次,1801年至1810年发生98次,1851年至1860年发生170次,1861年至1867年发生194次,终于在1867年发生了遍及全国的倒幕运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1868年幕府统治被推翻。随之而后,日本开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明治维新改革,走上了新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又是怎么样呢?1851年至1864年发生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1900年发生了席卷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1856年至1860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70年代中国边疆出现重重危机,1883年发生中法战争,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但是,清*却经受住了内忧外患的考验,危而不倒,中外反动势力反而联合、勾结起来,清*这座旧房子,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仍然比较坚固。所以说,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旧的封建的清*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但危机还严重不到灭亡清*的程度,这样一来,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时机尚不成熟。
二、是否有深重的危机感,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会放弃老路、选择一条新路。国家的领导者、社会的精英们如果有了深重的危机感,就会生出深重的使命、责任感,穷则思变,抛弃旧的一套,顺应世界潮流,去选择一条全新的路—-资本主义。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强烈不强烈。沙皇*在传统上是欧洲国家,早在彼得一世时代,沙皇就深感*的落后,曾经化装亲自深入到英国、荷兰的手工工场进行考察,回国后大举改革,实现了富国强兵。*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面对此起彼伏、遍地开花的农民*,深深感受到了农奴制的危机,在185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他深深知道自己面临的处境,在1861年亲自签署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一时期的日本,一个岛国,地域狭小,资源匮乏,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其国民的危机意识。同时,内部的农民*连年不断,外部的英法美等强国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内忧外患,使得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担忧国家的命运,思考日本的出路。最早倡导武装倒幕的吉田松荫在《草莽崛起论》中说:“3000年来独立不受羁绊之大日本,一旦受人束缚,凡有血性之人岂能忍视之乎?如不奋起拿破仑之勇而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在草莽崛起论的指引下,日本人民发起了倒幕运动,推翻了幕府统治,为明治维新改革奠定了基础。穷则思变,关键问题是要认识到自身的“穷”与“落后”,然后才谈得上去变革。在19世纪的中国,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鸦片战争以前,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无需同外国互通有无”,因而坚持闭关锁国*;1840年以后,中国的大门*打开,中国人接受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触到的西洋的坚船利炮,取其皮毛,但弃其本体,始终坚持认为: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变则乱”,拒绝变革。直到1905年,才派出了一个“五大臣考察团”赴欧美考察宪政,但回来之后所搞的“预备立宪”换汤不换药,制造了一个“皇族内阁”了事。庚子之乱后的清*也开始进行所谓的“新政”,但为时晚矣,此时的清*已经病入膏肓,没过几年,就被辛亥*推翻了。统治者对自身的社会制度、国家政权所面临危机的认识深刻程度,直接决定了其对社会变革的态度,如果自认为旧房子依然还好,谁还会去拆掉旧房子盖新房子呢?
三、革新派和造反派两派力量的结合,决定了社会变革能否成功。革新派是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19世纪的革新派当然应该是资本主义力量了。造反派是为了改变自身生活状况,要推翻现政权的力量,大多属于下层百姓,他们不懂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只懂得如果吃不饱饭、活下去就要造反。革新派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发展的初期不会太强大,依靠其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社会、旧政权,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力量,保证了社会变革的进步性。造反派多是由生活所迫而成为造反派的,人数众多,力量强大,是推翻旧政权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属于旧的社会制度的下层组成部分,不接触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因而提不出新的*理论和新的设想。造反派的斗争如果成功的话,也只能是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能够推翻旧的政权,但推翻不了旧的社会制度,不能够适应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所以,只有革新派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才能既保证了变革的方向性、进步性,顺应世界的资本主义潮流,又能保证社会变革的成功。*的1861年改革的领导者是沙皇*,废除农奴制度是造了自己的反,之后又学习西欧,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顺应了时代潮流,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沙皇*既是革新派又是造反派。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力量并不强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新兴地主、高利贷商人和部分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大名组成了明治维新的革新派。由于深重的社会危机,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中下级武士成为了强有力的造反派。尤其是中下级武士,本来属于幕府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由于社会危机现在站在了造反派的一边,要造幕府的反,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一部分人成为倒幕运动的领导者。在推翻幕府的过程中,革新派和造反派联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倒幕派。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的过程可以分成两部分:倒幕和改革。倒幕是拆掉旧房子,改革是盖新房子。拆旧房子是盖新房子的前提,倒幕运动的成功是改革变法的基础。日本的革新派和一个强大造反派结合在一起,保证了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无论哪个国家的社会变革都是需要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英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支持,法国大*由于有了广大的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的支持,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才不断地向前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各国都是如此,19世纪的中国是什么样呢?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规模宏大,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是一只非常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力量,强大造反派没有办法做到与革新派结合。虽然1859年洪仁玕来到天京,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但仅仅洪仁玕一个人,又怎能成为革新“派”呢?从1895年就开始了戊戌变法运动,是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响当当的革新派。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孤军奋战,他们缺少一个强大的造反派同盟军,改革又怎能成功呢?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缺少一个拆掉旧房子的过程,缺少像日本倒幕运动那样一个过程,革新派直接在旧的基础上盖新房子,怎么能站住脚呢?1900年遍及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显示了普通农民的爱国热情和农民阶级的强大力量,但是这支强大的造反派队伍却没有得到革新派的团结与领导。义和团盲目作战,一盘散沙,失败而终。进入20世纪以后发生的辛亥*,有*的领导者,有详尽的*纲领,但是依然缺乏工人和农民强大的力量支持,去造旧社会的反,最终依然“*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党成立后,才真正实现了革新派和造反派的结合,建立了强大的工农联盟,坚持中国*党的领导,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由此看来,19世纪的中国始终没有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所以每一次革新的尝试和斗争都没有能够跟上世界的步伐。
四、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出路与对策。一座尚没有完全腐朽的房子,拆了它可惜,并且比较艰难,怎么办?装修,装修得能够跟得上潮流、时尚。人们对早期的清*,该怎么办呢?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让上层的统治者感受到自身社会的缺陷与危机,接受新的资本主义,实现革新的资产阶级与*统治者结合。对一座已经腐朽的房子,当然是拆除它,盖新的。那么对后期的清*当然要是推翻他,用一个新*、新制度来替换它。为了保证顺利、成功,要做到革新派与造反派的结合,结合实际,科学的设计革新派的理论;发动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壮大造反派的力量
问题2: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古巴共和国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至1989年)
匈牙利(至1989年)
罗马尼亚(至1989年)
保加利亚(至1989年)
波兰(至1989年)
民主德国(至1990年)
阿尔巴尼亚(至1991年)
苏联(至1991年)
蒙古人民共和国(至1991年)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至1991年)
问题3:一、基本定义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概念。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先哲们原来有过严格的定义,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资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无产阶级政权。
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已经非常清楚:私有制与公有制仅仅只是生产的组织工具,市场*与计划*仅仅只是国民经济的*方式,因此它们都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既然如此,就应该重新定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否则将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我认为:应该从社会分配环节来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财团政党*;所谓社会主义,是指关于社会分配应该坚持全民平等、公平的举张与制度,其根本标志与根本保障是实行全民政党*。
由上述的重新定义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不举张社会大众利益,资本主义社会也要谋求社会大众利益,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而社会主义社会总是平等、公平对待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公平对待劳资双方。
二、根本目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而不断满足资本利益。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保障资本利益而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
由上可知,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并不完全对立,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扼杀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扼杀资本利益。但是二者之间是有显著区别的,其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人们的物质文化等需要的保障程度不及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利益的保障程度不及资本主义社会。
三、基本矛盾
私有资本者与劳工之间的矛盾即劳资矛盾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对于劳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观点,相信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因为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但是,对于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观点,可能有些人将会很难理解,因为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
那么,怎样认知劳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这是由公有资本的严重缺陷性所决定的。公有资本至少具有以下三个严重缺陷。
其一,公有资本管理者与生俱来就不是公有资本所有人,因而公有资本的损益必然无法与其管理者的切身利益直接、等量挂钩。所以,公有资本管理者对于资本利益或企事业利益的珍惜度天生不足。而企事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生产单元,也就成为分配的基本源泉。因此,深刻地讲,公有资本管理者对于国民经济的责任心天生不足。
其二,对于公有资本,必须有一套规范的管理与经营班子,这就要求公有资本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否则公有资本将在经营管理上承受不起相应的可变成本。但是,组织具有一定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很有可能不需要那样大的资本投入,因而这样的产品也就得不到生产,造*们的与此相关的生产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
其三,当市场供求状况发生变化时,公有资本的经营管理者往往无法及时地调整企业经营策略,这必将使得资本利益常常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公有资本的严重缺陷决定了公有资本不能完全满足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因此,仅仅拥有公有资本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善的社会主义。而私有资本的优点正好可以弥补公有资本的缺点,因此,私有资本也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工具。这就说明:完善的、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兼有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
正是因为私有资本同样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工具,因此,劳资矛盾必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四、劳资矛盾的化解
1.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化解。
其一,*化解。即实行多党轮替的财团政党*制度和全民直选制度。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所盛行的西式民主*,简称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在这种*制度之下,某个财团政党要想成为执政党,就必须比另一个财团政党更能化解劳资矛盾,因为劳工对于财团政党的取舍标准是两害相权择其轻。兴办社会公益是财团政党化解劳资矛盾的重要方式。兴办社会公益是双赢之举,因为财团自身也能从兴办社会福利中获得利益。因此,在财团政党围绕执政权力而展开的相互竞争之下,劳资矛盾显然能够逐步化解。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对于劳资矛盾的化解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财团是财团政党的组织者与供给者,是财团政党的源泉,因此:无论是哪一个财团政党执政,它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对财团的资本利益负责,财团政党对财团的资本利益负责实际上就是财团政党对其自身负责。这就决定了财团政党的首要基本职能是维护私有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而私有资本对于劳工的剥削是劳资矛盾的根源。
其二,技术化解。即通过技术手段来增加劳工的绝对所得,从而减轻劳工的生存发展压力。其主要途径就是做大国民经济这块蛋糕。蛋糕做大了,劳工所能分到的蛋糕数量也就增加了。技术化解是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主要手段。但这依赖于三个客观条件,即资源、市场、技术。当国内环境不能满足这些客观条件时,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谋求国外资源、市场、技术,其主要方式一是发动战争,二是建立统一、开放、畅通的世界市场。这两种方式在本质上都是侵略。因此,资本主义是国际矛盾与世界动荡之源,资本主义国家最具侵略性。
*化解是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劳资矛盾的短项,而技术化解则是长项,通过技术化解与*化解的长短结合,强势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矛盾得到极大缓和,国内比较祥和、安定。但是这种祥和、安定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市场、技术之上的。
2.社会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化解
其一,*化解。即通过国家政权强行化解劳资矛盾。包括公平工资与社会公益。
所谓公平工资,是指能够满足劳工的正常消费需要的工资,即:一个正常劳工在正常劳动之后应该获得能够保障由其所负担的正常社会人口的正常生存发展的工资。
按照社会主义公平原则所确定的公平工资包含在产品成本之中,而正常情况之下的产品售价是能够保障私有资本正常利益的。那么,当产品销售成功时,私有资本者也就收回了向劳工支付的公平工资。公平工资对于劳资矛盾的化解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转是有显著区别的。其显著区别在于:虽然公平工资挤占了私有资本的部分利润空间,但是这将更加有利于私有资本根本利益的发展,因为由此引起的社会购买力的增加将会直接带来两个效应:一是私有资本者能够卖出更多的产品,二是私有资本者能够获得更大的投资空间。因此公平工资是社会主义社会化解劳资矛盾、促进劳资双赢的基本社会制度。
发展与普及社会公益事业有利于减轻劳工的生存发展压力。因此,发展与普及社会公益事业是化解劳资矛盾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
其二,技术化解。即通过降低成本的方法来增加私有资本的绝对利润或相对利润,从而使得劳资矛盾有所化解。但是,这种技术化解是有限的,因为它所依赖的客观条件——资源、市场、技术主要立足于国内环境。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政党*所决定的。全体国民是全民政党的组织者与供给者,是全民政党的源泉,因此全民政党的基本职责是对全体国民负责,而私有资本者只是全体国民中的少数,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断然不会为了少数国民的利益而去侵略他国。社会主义国家所举张的国际关系只能是平等、公平、互利。社会主义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之源。
五、国民幸福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基本上没有幸福感,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利用国际资源、市场、技术发展了国内经济,普遍保障了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因而其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
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国内*悬殊,大多数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得不到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又要经常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或战争,因而其国民基本上没有幸福感。
在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都不会出现较大的*差别,也就不会存在国民对于政界的愤恨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仇恨。民不恨贫,唯恨*不公。既然不存在“*不公”,自然也就不存在“民恨”。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普遍具有幸福感。虽然贫穷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幸福感仅仅只是一种建立在相互对比之上的心理慰藉,但是全体国民却能在这种心理慰藉之下真诚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发展生产。一旦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了能够基本满足全体国民的基本需求的阶段时,绝大多数国民就能普遍摆脱吃饭难、饮水难、穿衣难、住房难、出外难、哺育难、养老难、上学难、看病难、生产难。此时,全体国民的幸福感既是心理的,又是生理的,因而是真实的。
六、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因为:资本主义举张社会分配应该优先保障私有资本利益,社会主义举张社会分配应该平等、公平;资本主义实行财团政党*,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全民政党*。
所以: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七、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其理由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计划手段来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当国民经济发展到能够确保*、能够基本具备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工业基础、能够基本保障全体国民的温饱需求时,就可以通过*经济*改革而跨入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实际上是靠计划经济完成的,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是靠资本剥削完成的,表现为“人吃人”。
八、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
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的主要原因不是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优越,而是资本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
我们知道:一,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对于资本剥削具有巨大的减轻或加剧作用。二,社会就业从根本上讲不是受制于社会消费需求或社会投资需求的旺衰,而是受制于资源的多寡。三,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缺。因此:一,中国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将会长期是供远远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资本主义建设必将使得广大劳工遭受极端剥削,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之下;二,在长期的供远远大于求的背景之下,在优先保障资本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制度之下,在人均资源的极为匮缺之下,建设资本主义中国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差距越拉越大,劳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发生国内*;三,人均资源极为匮缺和*悬殊必将使得大多数国民的正常生存发展失去物质保障,即建设资本主义中国必将牺牲大多数国民的根本利益。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中华民族不会复兴只会衰弱。
九、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死敌
官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死敌。在官僚*之下,资本主义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必将演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民间私有资本必将遭受不公平的竞争,公有资产必将通过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转变成官僚或奸商的私有资产,广大国民必将在必要的基本生活上遭会资本、官僚资本、官僚的三重剥削。在官僚*之下,揭开表面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画皮,露出的将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本质。*、*、官僚资本、两极分化的组合出现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表征。
官僚资本主义必将同时牺牲民间中小资本者的根本利益和劳工的根本利益,必将使得民生空前艰难。
因此,官僚*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同死敌。
十、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
虽然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并非就是所有国家的最佳选择。一个国家到底应该实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视该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当国际资源普遍匮缺之时,当国际市场潜力挖尽之时,当技术进步空前困难之时,资本主义也就大限来临。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将自觉地或*地进行社会主义变革。这种变革非常简单,只要将财团政党变成全民政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