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季海的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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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7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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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5 14:12
他是鲁迅的同门，国学界的大师，学问高，资格老，如今却贫困潦倒；或许是不愿进*，不愿被打扰，朱季海，一直处在公众视野之外。
对于外界评价，他笑眯眯地反问：“我哪里怪了？他们来我这里拿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说我怪。”
而此外，据说是因为长期受到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的照顾，比如免收门票、免费提供开水等等，碍于情面，他就答应了充当私塾顾问。
江南的苏州有一处双塔公园，园中矗立的双塔，被看做两支笔，是该城的文化象征之一。一代宗师章太炎的故居便在附近。
每日早上的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公园里“啸轩”外侧走廊拐角的硬木椅总会迎来一位从两里外来这喝茶的老人。老人身边的一张红漆旧木桌上，总是放着充当茶杯的玻璃罐、水壶以及一只小塑料袋。他不和旁人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绿树和阳光，或者闭目养神。
庭院的另一侧，一群老人在聊天或者打牌，不时的喧闹声更衬托着前者的孤独。
这位老人，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朱季海，今年91岁。鲁迅是其同门师兄，陈寅恪是他同辈学人。其著作《楚辞解故》因深奥难解，被称为“学界天书”。但同鲁迅、陈寅恪等其他文化耆宿不同，这位国学界的传奇人物，似乎一直在大众视野之外。
有人说，在苏州，朱季海资格最老、学问最大、脾气最怪，是个“有点痴有点迂有点怪有点狂的高人”。
有人说，朱季海长期穷困潦倒，是一位“无钱、无劳保、无人照顾”的“三无人员”。
坊间还有种种传闻。据说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想见其一面却终死未能如愿，朱季海称：“二人皆恃才，不见也罢”。据说南京大学前校长匡亚明要请他出山，老人的答复是：每月薪水由他定，“不能少也不能多”，“而且每节课只上20分钟，因为我没有水分”。
最近他出山担任一家现代私塾的顾问，更引起多种的猜测和讨论。近日，记者前往苏州访问了这位神秘的国学大师。
一位真实可爱的老人
朱季海老先生是没法约见的，因为他没有任何联系工具，除了写信。要见他只有从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在双塔公园里等着。
在友人的引荐下，笔者很幸运地坐到朱老先生面前。当得知记者来自广州，老先生立刻就说，英语的“TEA”就是根据中国南方的茶的发音，因为中国的茶叶最先都是从南方港口运往西方的。这样的开场一下子就让记者紧绷的神经放松了。
这是一位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长者，脸上很少老人斑。他的衣着朴素而优雅：一顶呢绒鸭舌帽，灰夹克，条纹裤，一双呢鞋。对于外界评价他的“三最”。他笑眯眯地反问，“我哪里怪了？他们来我这里拿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说我怪。”
他把手上的报纸拿给我们看，指着上面的一则新闻——“江苏要消灭20万个自然村”。“这是要干什么？”他告诉我们，没钱订报纸，只能买一些便宜的报纸看，并通过这对当下的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对现在某些人的读书无用论，朱季海说：“孔子没能改变鲁国，可是我们拉长一点时间来看，他却能影响世界。”
而对如今所谓的“复兴国学”、“返回传统”，他则表示：“现在不是要返回传统，而是要拾起失落的人文。孔子不是一块招牌，也不是一种魔术——念几声咒语就万事大吉。现在所谓的纪念孔子正是一个‘文化盲点’。就像落花流水，几天就没有了。”他接着解释道：“什么叫回到传统？所谓传统就是会一直传下去，传不了的就不是传统。每天都在前进，哪里回得去？”
为什么充当私塾顾问呢？他没有回答，只是无奈地说，原来说好的只是形式上挂个名，不采访，不拍照，现在全部不作数了。记者听到一个说法，私塾主人请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牵线搭桥，朱季海因为长期受到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的照顾，比如免收门票、免费提供开水等等，碍于情面就答应了。
他对现在的环境污染意见很大。“现在是垃圾文明，制造各种垃圾，所以癌症大量地出现”。他甚至对茶叶都表示了极度的不信任：“都是农药。”
每天都来双塔公园，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他无奈地说。朱季海的卧室就在街边，晚上总是睡不好。因此来双塔有三个目的：保持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还可以“补觉”。当交谈间听到一个笑话，老先生笑得茶水从口中喷出来，流出了眼泪。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实可爱的老人。
记者做东，请朱季海到饭店吃饭，一走进大厅，朱季海就说空气不好，都是油烟味。点饮料的时候，朱季海建议喝红酒——“喝点红酒对心脏有好处”，同时要兑着果汁喝。
他害怕生病，因为“看不起病，也没有人照顾”。因此朱季海说，活在当下要做学问，首先就是要“保护自己”。
朱季海说自己已经买不起书，每个月的收入，还不够吃饭和穿衣。
复兴私塾的负责人傅奇告诉记者，朱季海中午有时候到路边的小店吃点东西，有时候不吃饭。双塔公园里的一位老妈妈看他可怜，有时候中午做了饭请他一起吃。
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
朱季海1916年出生。他的父亲也是一位读书人，曾经留学日本，与*领袖黄兴相识。
朱季海16岁起师从章太炎。对于“章太炎最后的弟子”一说，朱季海说自己并不是最后一个听章太炎讲课的学生，因为章太炎晚年授课是开放式的：交点钱，谁都可以来听。他是其中年纪最小的弟子之一，章太炎十分器重这个聪明而用功的学生，称其为“千里驹”，并委以重任，所以外界有“最后的弟子”一说。
“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却说‘一句也不记得了’。”
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
“章老师要我办两件事：一件是筹办章氏国学讲习所；一件是创办《制言》杂志。”朱季海回忆说，自己跟章先生学习，主要的方式就是聊天。
章氏国学讲习所于1935年创办后，章太炎指定朱季海担任主讲人，当时朱才20岁左右。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弱冠青年为一群比自己年长的读书人讲学，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令人惊奇的是，朱季海读大学选的专业是物理学，因为“对一切都感兴趣”。朱季海毫不犹豫用一个词形容年轻时候的自己——“潇洒”。那个时候的他，和其他时髦青年一样爱玩，喜欢看电影；不同的是，他对世间万物，甚至高深的学问，都怀有浓厚的兴趣，“研究也是玩”。
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朱季海最爱谈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次北京之行。此行的起因并不令人愉快，因为章氏国学讲习所的缘故，他与同门发生了矛盾，愤而赴京观光。此次的北京之行，却令他眼界大开，收获颇丰。应蒋梦麟邀请，到北大藏书楼新馆开馆仪式上助兴；跟德国学者李华德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本来还想学古琴，可惜心仪的老师不在；而最让他感到舒心的是，白天逛东安市场的书摊，晚上在故宫武英殿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读道藏(道教经籍)。
在朱季海的记忆中，这段在北京的时光充实而愉快，这是他以后两次来北京所难以感受到的。
谈到同门，记者问到他不肯见大师兄黄侃的传闻是否属实，他立刻否定了这个说法：“有机会我当然会去看他。”他介绍说，章老师与黄侃关系很好，写了文章都要给对方看。说起这些，他的眼圈开始红了。
而对于章太炎的另一著名弟子鲁迅，朱季海却颇有微词，尤其是对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写道“(章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是为什么？”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朱先生认为，要救国首先要有文化，“没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鲁迅的出发点并不坏，但是认识不清”。“办《制言》，也是为了制约他们这种全面学习苏俄的倾向”。
“但是我还是可以理解他的偏激，因为他的父亲死得很冤枉”。
1946年，精通英、德、日语的朱季海来到南京国史馆工作。他看不惯擅长钻营的副馆长，副馆长也很不满，说他“目无官长”；朱季海听到后还击说：“此乃‘长官无目’！”。因此，两年后他没有随同“南京国史馆”迁往台湾。“副馆长是个官僚，学问是有的，但也谈不上有多高明，但比现在的一些*要高多了。”朱季海说。
对于越来越厚的学术著作，朱季海一直非常不以为然。“那是给文盲看的。文盲也不看，就摆在那边装样子”。他认为一本书也许都比不上一条注释。建国初，他给吕叔湘主持的《语言研究》投稿，不见回音。后来在上海见面了。“我问他，稿子怎么样，怎么没有发呢？他说，我们这里要论文的，一条一条的东西不能出。我就说，什么叫一条一条，学术就是问它是不是真理。结果他一回去马上就发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语言研究》上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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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鲁迅的同门，国学界的大师，学问高，资格老，如今却贫困潦倒；或许是不愿进*，不愿被打扰，朱季海，一直处在公众视野之外。
对于外界评价，他笑眯眯地反问：“我哪里怪了？他们来我这里拿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说我怪。”
而此外，据说是因为长期受到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的照顾，比如免收门票、免费提供开水等等，碍于情面，他就答应了充当私塾顾问。
江南的苏州有一处双塔公园，园中矗立的双塔，被看做两支笔，是该城的文化象征之一。一代宗师章太炎的故居便在附近。
每日早上的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公园里“啸轩”外侧走廊拐角的硬木椅总会迎来一位从两里外来这喝茶的老人。老人身边的一张红漆旧木桌上，总是放着充当茶杯的玻璃罐、水壶以及一只小塑料袋。他不和旁人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绿树和阳光，或者闭目养神。
庭院的另一侧，一群老人在聊天或者打牌，不时的喧闹声更衬托着前者的孤独。
这位老人，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朱季海，今年91岁。鲁迅是其同门师兄，陈寅恪是他同辈学人。其著作《楚辞解故》因深奥难解，被称为“学界天书”。但同鲁迅、陈寅恪等其他文化耆宿不同，这位国学界的传奇人物，似乎一直在大众视野之外。
有人说，在苏州，朱季海资格最老、学问最大、脾气最怪，是个“有点痴有点迂有点怪有点狂的高人”。
有人说，朱季海长期穷困潦倒，是一位“无钱、无劳保、无人照顾”的“三无人员”。
坊间还有种种传闻。据说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想见其一面却终死未能如愿，朱季海称：“二人皆恃才，不见也罢”。据说南京大学前校长匡亚明要请他出山，老人的答复是：每月薪水由他定，“不能少也不能多”，“而且每节课只上20分钟，因为我没有水分”。
最近他出山担任一家现代私塾的顾问，更引起多种的猜测和讨论。近日，记者前往苏州访问了这位神秘的国学大师。
一位真实可爱的老人
朱季海老先生是没法约见的，因为他没有任何联系工具，除了写信。要见他只有从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在双塔公园里等着。
在友人的引荐下，笔者很幸运地坐到朱老先生面前。当得知记者来自广州，老先生立刻就说，英语的“TEA”就是根据中国南方的茶的发音，因为中国的茶叶最先都是从南方港口运往西方的。这样的开场一下子就让记者紧绷的神经放松了。
这是一位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长者，脸上很少老人斑。他的衣着朴素而优雅：一顶呢绒鸭舌帽，灰夹克，条纹裤，一双呢鞋。对于外界评价他的“三最”。他笑眯眯地反问，“我哪里怪了？他们来我这里拿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说我怪。”
他把手上的报纸拿给我们看，指着上面的一则新闻——“江苏要消灭20万个自然村”。“这是要干什么？”他告诉我们，没钱订报纸，只能买一些便宜的报纸看，并通过这对当下的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对现在某些人的读书无用论，朱季海说：“孔子没能改变鲁国，可是我们拉长一点时间来看，他却能影响世界。”
而对如今所谓的“复兴国学”、“返回传统”，他则表示：“现在不是要返回传统，而是要拾起失落的人文。孔子不是一块招牌，也不是一种魔术——念几声咒语就万事大吉。现在所谓的纪念孔子正是一个‘文化盲点’。就像落花流水，几天就没有了。”他接着解释道：“什么叫回到传统？所谓传统就是会一直传下去，传不了的就不是传统。每天都在前进，哪里回得去？”
为什么充当私塾顾问呢？他没有回答，只是无奈地说，原来说好的只是形式上挂个名，不采访，不拍照，现在全部不作数了。记者听到一个说法，私塾主人请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牵线搭桥，朱季海因为长期受到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的照顾，比如免收门票、免费提供开水等等，碍于情面就答应了。
他对现在的环境污染意见很大。“现在是垃圾文明，制造各种垃圾，所以癌症大量地出现”。他甚至对茶叶都表示了极度的不信任：“都是农药。”
每天都来双塔公园，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他无奈地说。朱季海的卧室就在街边，晚上总是睡不好。因此来双塔有三个目的：保持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还可以“补觉”。当交谈间听到一个笑话，老先生笑得茶水从口中喷出来，流出了眼泪。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实可爱的老人。
记者做东，请朱季海到饭店吃饭，一走进大厅，朱季海就说空气不好，都是油烟味。点饮料的时候，朱季海建议喝红酒——“喝点红酒对心脏有好处”，同时要兑着果汁喝。
他害怕生病，因为“看不起病，也没有人照顾”。因此朱季海说，活在当下要做学问，首先就是要“保护自己”。
朱季海说自己已经买不起书，每个月的收入，还不够吃饭和穿衣。
复兴私塾的负责人傅奇告诉记者，朱季海中午有时候到路边的小店吃点东西，有时候不吃饭。双塔公园里的一位老妈妈看他可怜，有时候中午做了饭请他一起吃。
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
朱季海1916年出生。他的父亲也是一位读书人，曾经留学日本，与*领袖黄兴相识。
朱季海16岁起师从章太炎。对于“章太炎最后的弟子”一说，朱季海说自己并不是最后一个听章太炎讲课的学生，因为章太炎晚年授课是开放式的：交点钱，谁都可以来听。他是其中年纪最小的弟子之一，章太炎十分器重这个聪明而用功的学生，称其为“千里驹”，并委以重任，所以外界有“最后的弟子”一说。
“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却说‘一句也不记得了’。”
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
“章老师要我办两件事：一件是筹办章氏国学讲习所；一件是创办《制言》杂志。”朱季海回忆说，自己跟章先生学习，主要的方式就是聊天。
章氏国学讲习所于1935年创办后，章太炎指定朱季海担任主讲人，当时朱才20岁左右。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弱冠青年为一群比自己年长的读书人讲学，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令人惊奇的是，朱季海读大学选的专业是物理学，因为“对一切都感兴趣”。朱季海毫不犹豫用一个词形容年轻时候的自己——“潇洒”。那个时候的他，和其他时髦青年一样爱玩，喜欢看电影；不同的是，他对世间万物，甚至高深的学问，都怀有浓厚的兴趣，“研究也是玩”。
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朱季海最爱谈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次北京之行。此行的起因并不令人愉快，因为章氏国学讲习所的缘故，他与同门发生了矛盾，愤而赴京观光。此次的北京之行，却令他眼界大开，收获颇丰。应蒋梦麟邀请，到北大藏书楼新馆开馆仪式上助兴；跟德国学者李华德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本来还想学古琴，可惜心仪的老师不在；而最让他感到舒心的是，白天逛东安市场的书摊，晚上在故宫武英殿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读道藏(道教经籍)。
在朱季海的记忆中，这段在北京的时光充实而愉快，这是他以后两次来北京所难以感受到的。
谈到同门，记者问到他不肯见大师兄黄侃的传闻是否属实，他立刻否定了这个说法：“有机会我当然会去看他。”他介绍说，章老师与黄侃关系很好，写了文章都要给对方看。说起这些，他的眼圈开始红了。
而对于章太炎的另一著名弟子鲁迅，朱季海却颇有微词，尤其是对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写道“(章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是为什么？”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朱先生认为，要救国首先要有文化，“没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鲁迅的出发点并不坏，但是认识不清”。“办《制言》，也是为了制约他们这种全面学习苏俄的倾向”。
“但是我还是可以理解他的偏激，因为他的父亲死得很冤枉”。
1946年，精通英、德、日语的朱季海来到南京国史馆工作。他看不惯擅长钻营的副馆长，副馆长也很不满，说他“目无官长”；朱季海听到后还击说：“此乃‘长官无目’！”。因此，两年后他没有随同“南京国史馆”迁往台湾。“副馆长是个官僚，学问是有的，但也谈不上有多高明，但比现在的一些*要高多了。”朱季海说。
对于越来越厚的学术著作，朱季海一直非常不以为然。“那是给文盲看的。文盲也不看，就摆在那边装样子”。他认为一本书也许都比不上一条注释。建国初，他给吕叔湘主持的《语言研究》投稿，不见回音。后来在上海见面了。“我问他，稿子怎么样，怎么没有发呢？他说，我们这里要论文的，一条一条的东西不能出。我就说，什么叫一条一条，学术就是问它是不是真理。结果他一回去马上就发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语言研究》上发表文章”。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25 14:12
他是鲁迅的同门，国学界的大师，学问高，资格老，如今却贫困潦倒；或许是不愿进*，不愿被打扰，朱季海，一直处在公众视野之外。
对于外界评价，他笑眯眯地反问：“我哪里怪了？他们来我这里拿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说我怪。”
而此外，据说是因为长期受到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的照顾，比如免收门票、免费提供开水等等，碍于情面，他就答应了充当私塾顾问。
江南的苏州有一处双塔公园，园中矗立的双塔，被看做两支笔，是该城的文化象征之一。一代宗师章太炎的故居便在附近。
每日早上的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公园里“啸轩”外侧走廊拐角的硬木椅总会迎来一位从两里外来这喝茶的老人。老人身边的一张红漆旧木桌上，总是放着充当茶杯的玻璃罐、水壶以及一只小塑料袋。他不和旁人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绿树和阳光，或者闭目养神。
庭院的另一侧，一群老人在聊天或者打牌，不时的喧闹声更衬托着前者的孤独。
这位老人，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朱季海，今年91岁。鲁迅是其同门师兄，陈寅恪是他同辈学人。其著作《楚辞解故》因深奥难解，被称为“学界天书”。但同鲁迅、陈寅恪等其他文化耆宿不同，这位国学界的传奇人物，似乎一直在大众视野之外。
有人说，在苏州，朱季海资格最老、学问最大、脾气最怪，是个“有点痴有点迂有点怪有点狂的高人”。
有人说，朱季海长期穷困潦倒，是一位“无钱、无劳保、无人照顾”的“三无人员”。
坊间还有种种传闻。据说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想见其一面却终死未能如愿，朱季海称：“二人皆恃才，不见也罢”。据说南京大学前校长匡亚明要请他出山，老人的答复是：每月薪水由他定，“不能少也不能多”，“而且每节课只上20分钟，因为我没有水分”。
最近他出山担任一家现代私塾的顾问，更引起多种的猜测和讨论。近日，记者前往苏州访问了这位神秘的国学大师。
一位真实可爱的老人
朱季海老先生是没法约见的，因为他没有任何联系工具，除了写信。要见他只有从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在双塔公园里等着。
在友人的引荐下，笔者很幸运地坐到朱老先生面前。当得知记者来自广州，老先生立刻就说，英语的“TEA”就是根据中国南方的茶的发音，因为中国的茶叶最先都是从南方港口运往西方的。这样的开场一下子就让记者紧绷的神经放松了。
这是一位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长者，脸上很少老人斑。他的衣着朴素而优雅：一顶呢绒鸭舌帽，灰夹克，条纹裤，一双呢鞋。对于外界评价他的“三最”。他笑眯眯地反问，“我哪里怪了？他们来我这里拿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说我怪。”
他把手上的报纸拿给我们看，指着上面的一则新闻——“江苏要消灭20万个自然村”。“这是要干什么？”他告诉我们，没钱订报纸，只能买一些便宜的报纸看，并通过这对当下的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对现在某些人的读书无用论，朱季海说：“孔子没能改变鲁国，可是我们拉长一点时间来看，他却能影响世界。”
而对如今所谓的“复兴国学”、“返回传统”，他则表示：“现在不是要返回传统，而是要拾起失落的人文。孔子不是一块招牌，也不是一种魔术——念几声咒语就万事大吉。现在所谓的纪念孔子正是一个‘文化盲点’。就像落花流水，几天就没有了。”他接着解释道：“什么叫回到传统？所谓传统就是会一直传下去，传不了的就不是传统。每天都在前进，哪里回得去？”
为什么充当私塾顾问呢？他没有回答，只是无奈地说，原来说好的只是形式上挂个名，不采访，不拍照，现在全部不作数了。记者听到一个说法，私塾主人请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牵线搭桥，朱季海因为长期受到双塔公园的负责人的照顾，比如免收门票、免费提供开水等等，碍于情面就答应了。
他对现在的环境污染意见很大。“现在是垃圾文明，制造各种垃圾，所以癌症大量地出现”。他甚至对茶叶都表示了极度的不信任：“都是农药。”
每天都来双塔公园，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他无奈地说。朱季海的卧室就在街边，晚上总是睡不好。因此来双塔有三个目的：保持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还可以“补觉”。当交谈间听到一个笑话，老先生笑得茶水从口中喷出来，流出了眼泪。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实可爱的老人。
记者做东，请朱季海到饭店吃饭，一走进大厅，朱季海就说空气不好，都是油烟味。点饮料的时候，朱季海建议喝红酒——“喝点红酒对心脏有好处”，同时要兑着果汁喝。
他害怕生病，因为“看不起病，也没有人照顾”。因此朱季海说，活在当下要做学问，首先就是要“保护自己”。
朱季海说自己已经买不起书，每个月的收入，还不够吃饭和穿衣。
复兴私塾的负责人傅奇告诉记者，朱季海中午有时候到路边的小店吃点东西，有时候不吃饭。双塔公园里的一位老妈妈看他可怜，有时候中午做了饭请他一起吃。
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
朱季海1916年出生。他的父亲也是一位读书人，曾经留学日本，与*领袖黄兴相识。
朱季海16岁起师从章太炎。对于“章太炎最后的弟子”一说，朱季海说自己并不是最后一个听章太炎讲课的学生，因为章太炎晚年授课是开放式的：交点钱，谁都可以来听。他是其中年纪最小的弟子之一，章太炎十分器重这个聪明而用功的学生，称其为“千里驹”，并委以重任，所以外界有“最后的弟子”一说。
“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却说‘一句也不记得了’。”
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
“章老师要我办两件事：一件是筹办章氏国学讲习所；一件是创办《制言》杂志。”朱季海回忆说，自己跟章先生学习，主要的方式就是聊天。
章氏国学讲习所于1935年创办后，章太炎指定朱季海担任主讲人，当时朱才20岁左右。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弱冠青年为一群比自己年长的读书人讲学，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令人惊奇的是，朱季海读大学选的专业是物理学，因为“对一切都感兴趣”。朱季海毫不犹豫用一个词形容年轻时候的自己——“潇洒”。那个时候的他，和其他时髦青年一样爱玩，喜欢看电影；不同的是，他对世间万物，甚至高深的学问，都怀有浓厚的兴趣，“研究也是玩”。
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朱季海最爱谈的一件事就是第一次北京之行。此行的起因并不令人愉快，因为章氏国学讲习所的缘故，他与同门发生了矛盾，愤而赴京观光。此次的北京之行，却令他眼界大开，收获颇丰。应蒋梦麟邀请，到北大藏书楼新馆开馆仪式上助兴；跟德国学者李华德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本来还想学古琴，可惜心仪的老师不在；而最让他感到舒心的是，白天逛东安市场的书摊，晚上在故宫武英殿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读道藏(道教经籍)。
在朱季海的记忆中，这段在北京的时光充实而愉快，这是他以后两次来北京所难以感受到的。
谈到同门，记者问到他不肯见大师兄黄侃的传闻是否属实，他立刻否定了这个说法：“有机会我当然会去看他。”他介绍说，章老师与黄侃关系很好，写了文章都要给对方看。说起这些，他的眼圈开始红了。
而对于章太炎的另一著名弟子鲁迅，朱季海却颇有微词，尤其是对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写道“(章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每课必到的就是鲁迅和朱希祖，鲁迅还做了笔记，现在就放在鲁迅纪念馆里。他后来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是为什么？”朱季海认为这是当时鲁迅要表明自己的所谓“*立场”，“这是一种‘左派幼稚病’”。朱先生认为，要救国首先要有文化，“没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鲁迅的出发点并不坏，但是认识不清”。“办《制言》，也是为了制约他们这种全面学习苏俄的倾向”。
“但是我还是可以理解他的偏激，因为他的父亲死得很冤枉”。
1946年，精通英、德、日语的朱季海来到南京国史馆工作。他看不惯擅长钻营的副馆长，副馆长也很不满，说他“目无官长”；朱季海听到后还击说：“此乃‘长官无目’！”。因此，两年后他没有随同“南京国史馆”迁往台湾。“副馆长是个官僚，学问是有的，但也谈不上有多高明，但比现在的一些*要高多了。”朱季海说。
对于越来越厚的学术著作，朱季海一直非常不以为然。“那是给文盲看的。文盲也不看，就摆在那边装样子”。他认为一本书也许都比不上一条注释。建国初，他给吕叔湘主持的《语言研究》投稿，不见回音。后来在上海见面了。“我问他，稿子怎么样，怎么没有发呢？他说，我们这里要论文的，一条一条的东西不能出。我就说，什么叫一条一条，学术就是问它是不是真理。结果他一回去马上就发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语言研究》上发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