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怎样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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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8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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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1-25 21:54
虽然，安特生早在1921年就注意到后来出土了北京人化石的地点（后来被称为“第一地点”）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虽然，自从1927年开始对第一地点进行大规模发掘以后这样的石片更是经常发现，但是，人们并没有对它们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在当时，人们关于石器的知识还非常有限。
北京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发现以后，石器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就在出土那个震惊世界的头盖骨的地方，裴文中发现了一件具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英块。
1931的发掘工作一开始，在清理地面上的松散堆积物为系统发掘进行准备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一层富含石英碎块和碎片的地层。7月，在发掘另一处名为“鸽子堂”的地点时，又发现了另外的碎石英富集层。
贾兰坡在周口店发掘
这一年，贾兰坡先生加入了周口店的发掘队伍。他对这些石英碎片很感兴趣，便虚心地向技工学习发掘技术。他的虚心好学不仅使他很快地掌握了发掘技术，而且不断提高了研究业务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加上他的勤奋与智慧，使得他从一个连大学都没有正规读过的一般工作人员逐步成长为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之一--到了80年代，他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90年代，他又被美国科学院聘为外籍院士。这简直是个奇迹。
经过裴文中、贾兰坡以及许多中外学者的认真研究，证实这些石英确实是石器--几十万年前北京人征服大自然时所使用过的工具。
周口店的石器大多是小型的石片石器，原料主要是当时洞外河滩上常见的成分为脉石英、砂岩、石英岩、燧石的河卵石，甚至有数公里外的花岗岩山坡上有时可以找到的水晶。
北京人用砾石作锤子，根据不同的原料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打制石片，然后再用砾石锤子进行修理。有时候他们也用木棒或动物角作成的棒来修理。修理的方法是以一面为主，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从劈裂面向背面打制。
北京猿人制造的刮削器
北京人的石器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石器有不同的作用。他们用椭圆形的河卵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制造出砍砸器，用以砍伐木材和制作狩猎用的木棒；他们用大小不同的石片经过修理制成各种形状（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和多边刃等）的刮削器，其中大型的凹刃刮削器用于刮削狩猎用的木棒，小型的刮削器在日常生活中用来当刀子使用。北京人的石器中数尖状器最为精良，虽然只要一节手指般大小，制作的程序和方法却相当固定，显示出一定的技术水平。尖状器可以用来割破并剥制兽皮，也可以用来剔挖骨头上的筋腱，还可以用来挖取钻在树干中的虫子。
石锤和石砧是制作石器的工具，作用就象打铁用的锤子和砧子一样。石锤上留下的痕迹说明，北京人善于用右手操作，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具有“利右手”现象，说明他们的大脑已经有了类似于现代人的左右不平衡的发育形式。
这些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石器表明，我们的祖先北京人已经进化到了相当智慧的阶段，已经掌握了相当熟练的石器制作技术。正因如此，他们才能不断地经受住大自然的种种考验，最终一步步地发展成为今天人类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的黄种人（或称蒙古人种）。
照亮世界
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的遗物中不仅有大量的石器，而且还有许多用动物骨骼或角制成的工具--骨器。
更为重要的发现是北京人使用火的证据。在这些证据包括灰烬、炭块和烧过的骨头和石头。
灰烬常常成层地被发现，当中含有黑、白、灰、黄、紫等颜色的物质。灰烬层通常很松软，内含较多的水分，但是晒干后分量很轻。黑色灰烬层中含有大量细微的炭粒，而且还发现过紫荆树被烧成的炭块；其它颜色的灰烬层中发现的骨头和石块大部分也都是被火烧过的。烧过的骨头表面上有许多裂纹，有些变形成扭扭歪歪的样子，有些颜色变成灰、绿、蓝、褐色甚至黑色，因此很容易判别；烧过的石头也都出现裂纹，有些甚至已经变成了石灰。
北京猿人用火
北京人用火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于有的灰烬成堆出现，说明北京人已经懂得如何能够使火不向四周蔓延，也就是说，北京人已经会管理控制火了。
人类用火可是一件异常重大的事件，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火，人类的今天将是什么样子。北京人用火的证据的发现是当时所知道的人类最早的用火记录，它将人类用火的历史一下子提前了100多万年。另一方面，北京人所拥有的管理控制火的能力说明，北京人也不是最早用火的人类群体，人类最初开始用火的时间还应该提前。这样的判断使得人们继续向人类史的源头方向探索，从而导致了我国在那些比北京人时代还早的古人类遗址和古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更早的用火证据，这些遗址包括比北京人稍早的周口店第13地点和山西芮城县的匼河文化遗址，也包括距今80-100万年前的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蓝田人遗址。后来，其它国家的人类学家也在非洲等地更为古老的直立人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用火的遗迹。因此，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周口店的的火种照亮了世界。
我们还可以说，周口店的火种从广义上来说还不仅仅是北京人点燃的自然界的火，北京人及其文化的发现本身就是火种：它是人类学这一学科的火种，也是人类认识自身发展历史的火种。正是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以及随后不久的北京人的石器、骨器和用火证据的发现，使得北京人遗址在科学研究上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将当时全世界的史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以及对人类进化感兴趣的人们的目光都吸引到周口店这个小地方上来，从而导致了周口店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更大的丰收。
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为止，在北京人遗址的3-11层*发掘出北京人头盖骨5个，头骨碎片15块，下颌骨14件，零散牙齿147枚。此外，还发现了一些破碎的身体骨骼，包括股骨（即大腿骨）、肱骨、锁骨、月骨。这些化石代表男女老少40多个猿人。同时，发现有100多种动物化石和多种植物化石以及几万件石器和大量用火的遗迹，从而使周口店成为世界上任何其它地点都无法取代的直立人阶段的典型地点。
魏敦瑞
1935年初接替步达生来华工作的著名美籍德裔人类学家魏敦瑞仔细研究了这些化石，详尽地描述了北京猿人的形态特征，确立了猿人作为智人祖先的地位。通过与爪哇猿人的比较，他认识到北京猿人与爪哇猿人虽然在形态上有某些区别，但是他们只是同一演化级上的地理变异。这一科学的结论将爪哇猿人从“大长臂猿”的错误归类中解救出来，从而使其同北京猿人一起昂首屹立于人类祖先的行列中。虽然魏敦瑞在他的研究论文中仍然沿用当初步达生对北京猿人的命名--北京中国猿人，但是事实上他已经建议将北京猿人与爪哇猿人进行属种合并，把他们仅仅作为直立人的两个亚种来看待。现代的人类学家已经完全确定了北京猿人与爪哇猿人作为直立人中的两个亚种的分类方案。
魏敦瑞还发现，北京猿人的体质特征中有许多是与现代蒙古人种一致的，例如，铲形的上门齿、头骨上有明显的矢状脊、较宽阔而且较垂直的鼻部、颧骨向前突出、存在印加骨等等，从而认为他们之间有连续的遗传关系，进而提出人类起源的多中心论（现在这一理论演变为现代人起源的多中心论）。他的这一发现现在已被我国解放后发现的不同时代的一系列人类化石所证实。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北京猿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周口店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除此之外，1933年还在龙骨山北京人遗址之上的山顶洞发现了我们将要在后面谈到的著名的山顶洞人化石。
北京人神秘的失踪
1937年，正当周口店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的时候，万恶的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包括周口店在内的华北大地，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停止了。
周口店发现的所有人类化石以及一些灵长类化石一直都保存在美国人开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内。这家医学院位于北京市东单三条胡同内，由一系列宫殿式建筑组成。当时的解剖科设在B楼，B楼的底层有一间研究室，步达生和魏敦瑞在这里先后研究过北京人化石，北京人化石就收藏在这间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1941年，美日关系渐渐趋于破裂，居住在北京的美国侨民纷纷撤回美国。保存在协和医学院中的北京人化石面临着被日本人闯入掠走的危险。
早在这一年的1月份，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就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探讨应付危机的办法。他们设想了三个选择方案：一．把化石运到当时**的陪都重庆；二．留在北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秘密地掩藏起来；三．运到美国暂时保管起来。
当时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已经迁到了重庆，如果按第一方案运做，只要化石能够运到重庆，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可是，在当时那种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经过道道关卡从北京到重庆辗转几千里的运输是根本不可能作到的。如果按照第二方案将化石留在沦陷的北京，那么随时都难免会发生意外，所以这也不是妥善的办法。看来只有第三方案比较可行。但是，当初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订有协议，规定周口店发现的人类化石一律不准运出中国。由于这些原因，北京人化石的处理问题就拖了下来。
4月份，魏敦瑞要随着撤退的美国侨民一起去美国，到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出发前，他让他的得力助手之一胡承志把所有的北京人头骨化石都作成里、外面都有的脑壳模型，然后寄到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以便于他能够在那里继续进行北京人的研究。胡承志对他说，做里、外面都有的模型很费时间，而且有些化石还需要重新作模具。魏敦瑞最后说，做到那里算那里，直到接到把化石装箱的通知后就停止模型制作工作。魏敦瑞还说，现在是非常时期，真标本留在沦陷区不安全，等他和翁文灏先生商量之后，就可以决定将它们运出沦陷区。魏敦瑞走后两三个月，因杨钟健南下而临时担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的裴文中告诉胡承志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胡承志没有多问，只问了需要装箱的时间，裴文中说“听讯。”就这样又过了两三个月。一天上午，留在北京的魏敦瑞的女秘书息式白通知胡承志说：“标本要装箱运走。”胡承志答应了一下，并没有马上动手。当天下午他找到裴文中把息式白让装箱的话告诉他，问他该怎么办。裴文中说：“立即就装。”
第二天，胡承志就和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一起将所有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化石装进了两个没有上油漆的白木版箱子里，其中一个扁的箱子有写字台的桌面那么大，另一个略微小一点。装箱很考究。先将头骨化石用擦显微镜镜头的细绵纸包好，再用一般软纸包上；然后，用洁白的医用吸水棉花裹住，再用粉莲纸包上；再用医用细纱布一层层地在外面包好，然后装进小木盒里，木盒内周围六个面都垫着数层具有弹性的*瓦垄纸，最后，用吸水棉花将小盒塞满。小木盒一一装进大箱后，大箱内的空隙再用木丝填充。牙齿化石则全部装入首饰盒似的小纸盒内并用棉花填好。小纸盒上面有玻璃，有红边的标志号码卡片衬垫在玻璃下面，卡片上还详细注明牙齿所属部位。两个白木版箱子装好以后，较大的箱子上标明“CAD1”字样，较小的箱子上标明“CAD2”字样。两个装好的箱子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他们就交了差。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胡承志就南下了。
两个装有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的箱子送到博文的办公室的时间大约是在12月8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18天到21天之间。当时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的王锡炽曾告诉裴文中说，两个箱子在送到总务长办公室的当天就被转移到F楼4号保险室里，过了一夜又被运走，但不知去向如何。据说，博文大约在11月底把它们送到了美国大使馆，准备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它们携带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12月5日早上5点，带有北京人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驶离北京，沿着当时的“京山铁路”驶向秦皇岛，准备在那里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开到秦皇岛，然后将要驶向美国的定期航班--哈里逊总统号。这艘船原定于12月8日到达秦皇岛，可是它没有到。它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航以后，还没到上海，中途就被一艘日本军舰追逐，在长江附近搁浅了。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天，侵华日军迅速占领了包括协和医学院在内的美国在北京、天津和秦皇岛等地的所有机构；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列在秦皇岛被日军拦截。可是，那两个重要的箱子却不翼而飞了。
北京人从此神秘地失踪了。虽经中外人士多方搜寻查找，但至今这些北京人的下落依然是一个吸引了无数人的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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