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治为什么劝孙策回去取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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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6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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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3-01 19:35
1、“精兵之地”与“丹阳兵”（就是后来的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孙策为什么“就舅氏(吴景)于丹阳”，对丹阳郡如此重视，并作为平定江东的根据地?
丹阳郡属于扬州，其辖境相当现在安徽*江以南地区，江苏省大茅山和浙江省天日山脉以西，以及浙扛省新安江支流武强溪以北地区，辖境内群山起伏，连绵不绝，具有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说：“丹阳山险，民多果劲，……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狄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这段记载，对丹阳地区的特点，以及丹阳人民的性格，描绘得淋漓尽致，现在的人们看来还感到栩栩如生。
就丹阳来说，“山谷万重”，“地势险阻”，“周旋数千里”，这是一个广袤的丛山地区，而且山出铜铁，又给铸造兵器提供了丰富资源。至于居住于丛山之中的人民，“未尝入城邑”，“白首于林莽”，见到进山的官吏，则“皆仗兵野逸”，这是指世代居住山中包括越族在内的“山民”(“山越”)；此外，被官府视为“逋亡宿恶”的平原居民，为了逃避压迫和惩罚，“咸共逃窜”，相率举家进山，也大多成为当地豪族的部曲或田客。无论原居深山或从平原迁徙而来，为了自卫和反抗，他们都“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富于战斗力。由于人们长期生活在深山丛莽之中，“升山赴险，抵突丛棘”，有如鱼游深渊，猿猴腾树。在山中豪族率领下，一有机会就“出为寇盗”。当官府出兵攻讨时，战胜则蜂拥而至，战败则如“鸟窜”，仍进入深山。《后汉书》、《三国志》有关史料所说的“山民”或“山贼”，基本如此，《诸葛恪传》的这条史料，具有典型意义；
生活在丹阳丛山中的居民，由于“好武习战”，是最好的士兵来源；如上所说，山中出钢铁，又为制造武器提供了条件。前引《江表传》所述袁术与孙策的对话，就指出丹阳是“精兵之地”，而“丹阳兵”也因之著称于时。(“丹阳兵”一词，见《三国志·魏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又见同书《蜀志》的《刘备传》。东汉末年以来，统治者经常赴丹阳募兵。灵帝时，大将军何进曾派都尉毌丘毅到这里募兵(《三国志·蜀志·刘备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太祖(曹操)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无疑，曹操从丹阳太守周昕那里得到的兵众，属于“丹阳兵”。以后，周昕还不断给曹操输送士卒，达万余人之多，当然也是“丹阻兵”(《三国志·吴志·孙静传》注引《会稽典录》)。此外，同书《刘备传》说，徐州刺史陶谦曾经将丹阳兵四千补充刘备的队伍；陶谦是丹阳人(《三国志·魏志·陶谦传》)，这批“丹阳兵”应该从家乡招募而来。据有丹阳郡，掌握一支“好武习战”的“丹阳兵”，对当时割据者来说，是富有极大吸引力的。从而可以理解，孙策为什么将丹阳郡作为平定江东的重要根据地，并作为既定策划的一个主要环节。
《三国志·吴志·吴夫人传》说：“孙破虏(孙坚)吴夫人，吴主(孙)权母也。本吴人，徙钱唐，早失父母，与弟(吴)景居。……景常随(孙)坚征伐有功，拜骑都尉。袁术上景领丹阳太守，讨故太守周昕，遂据其郡。”吴景是孙坚之妻吴夫人的亲弟，也是孙策的亲舅父，并一直随从孙坚作战，当然是孙策既定策划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孙策的这个策划，如前所说，具有明确的步骤目标；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也可以说策划的基础，这就是，必须首先攻占丹阳。有了地盘，不仅孙策索回的部队有立脚之地，也才可能凭借这个“精兵之地”的优越条件，“东据吴会”，进行平定江东的战争。
当时东汉*所任命的丹阳太守周昕，属于会稽周氏。《三国志·吴志·孙静传》注引《会稽典录》说：“(周)昕字大明。少游京师，师事太傅陈蕃，博览群书，明于风角，善推灾异。辟太尉府，举高第，稍迁丹阳太守。曹公(曹操)起义兵，昕前后遣兵万余人助公征伐。袁术之在淮南也，(周)昕恶其淫虐，绝不与通。”说明周昕是当时名士，出任丹阳太守为东汉*所任命，他与曹操的关系非同寻常，属于以袁绍、曹操为代表的*集团。周昕“前后遣兵万余人助公征伐”，如前所说，所遣送的当然是“丹阳兵”。丹阳成为曹操的兵源之地，对袁术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
攻占丹阳，拔掉袁绍、曹操在扬州的这颗钉子，对袁术，包括与之结盟的孙策、吴景等人，实在刻不容缓。袁术利用孙坚旧部，将这个任务交给吴景。在孙策、吴景看来，占有“精兵之地”的丹阳，更是一个发展的大好时机。前引《吴夫人传》，仅说明袁术任命吴景为丹阳太守，吴景击败周听，攻占丹阳，叙述极为简单。同书《孙静传》注引《献帝春秋》说：“袁术遣吴景攻(周)昕(丹阳)，未拔，景乃募百姓敢从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则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还本郡(会稽)。”说明吴景攻克丹阳，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支持周昕的所谓“百姓”，决非一般人民，应该是当地豪族，待吴景切断了他们与周昕的联系之后，周昕这才放弃丹阳，解散部队，逃回家乡会稽。后来，孙策进攻会稽，周昕仍率军与孙策为敌，为孙策所杀(《三国志·吴志·孙静传》)。丹阳之战能否获胜，不但对孙策一生，即是对孙吴政权的建立，也是十分重要的关键。吴景攻占丹阳，并被袁术任为太守，是孙策的一大胜利，为既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前引《吴夫人传》说：“袁术上(吴)景领丹阳太守，讨故太守周昕，遂据其郡。”紧接其后，又说：“孙策与孙河、吕范依(吴)景，合众共讨泾县山贼祖郎，郎败走。”说明吴景初据丹阳之际，孙策就立即偕孙河、吕范前来，这是为什么?据同书《孙河传》及注所引《吴书》，孙河是孙坚族子，“少从坚征伐”，“典知内事，待以腹心之任”，以出继其姑母俞氏，“孙策爱之，赐姓为孙，列之属籍”。再据同书《吕范传》，吕范“避乱寿春，孙策见而异之”，“时唯(吕)范与孙河常从(孙)策，跋涉辛苦，危难不避，策亦亲戚待之”。说明孙河、吕范当时是孙策参与机密的左右手。孙策偕同两人赶来丹阳，必然有重要事务需要与吴景商议。从当时形势，以及此后的行动看来，其结果即是策划的形成，以及付诸实施的步骤。如前所说，孙策既定策划的形成，应该是在吴景取得丹阳这块地盘之后，其主要依据即在这里。
2、丹阳成为孙策平定江东的根据地
《三国志·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说：“(孙)策说(袁)术云：‘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吴景)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匡济汉室。’术知其恨，而以刘繇据曲阿，王朗在会稽，谓策未必能定，故许之。”袁术认为，东汉*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驻军吴郡曲阿，会稽郡又为东汉*的太守王朗所控制，孙策不能有所作为。如前所述，袁术本来允诺任命孙策为庐江太守，又事后食言另委刘勋，为此，袁术知道孙策当然怀恨在心，从而勉强同意。孙策得到袁术许诺，立即进兵江东。
这里有必要对当时的形势作补充说明。《孙策传》说：“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寿春，(袁)术已据之，繇乃渡江治(吴郡)曲阿。时吴景尚在丹阳，(孙)策从兄(孙)贲又为丹阳都尉，(刘)繇至，皆
迫逐之。(吴)景、(孙)贲退舍历阳。繇遣樊能、于麋东屯横江津，张英屯当利口，以距(袁)术。术自用故吏琅邪惠衢为扬州刺史，更以(吴)景为督军中郎将，与(孙)贲等共将兵击(张)英等，连年不克，(孙)策乃说
(袁)术，乞助(吴)景等平定江东。”说明其时吴景、孙贲为扬州刺史刘繇迫逐，退至九江郡的历阳，在横江、当利与刘繇的武装力量相拒，吴景被袁术重新任命为督军中郎将。可以看出，这时吴景，孙贲已*离开丹
阳，吴景也接受新的任命，不再是丹阳太守。尽管孙策其时已从袁术手里索回孙坚余部，但是，丢掉丹阳这个重要的根据地，所谓“就舅氏于丹阳”这一步固然无从实现，以下的“东据吴会”等既定步骤，将更加无从
说起。对孙策来说，当前形势是极其不利的。
为什么在这种形势下，孙策仍按既定策划进兵江东?这里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说：“(孙)坚子策与(周)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孙)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瑜从父(周)尚为丹阳太守，瑜往省之。会(孙)策将东渡，到历阳，驰书报(周)瑜，瑜
将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谐也。’遂从攻横扛、当利，皆拔之。乃渡江击秣陵，破笮融、薛礼；转下湖孰、江乘，进入曲阿，刘繇奔走，而(孙)策之众已数万矣。(孙策)因谓(周)瑜曰：‘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卿还镇丹阳。’瑜还。”这条史料十分重要，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主要依据。
首先，吴景、孙贲被刘繇迫逐，退到历阳，袁术乘机据有丹阳，改派吴景为督军中郎将，委任用尚为丹阳太守。袁术只矩其一，不知其二，周尚之侄周瑜却是孙策的同年好友。其次，周尚虽是袁术所任命的丹阳太守，但周瑜在丹阳仍然“将兵迎策”，并从孙策进攻江东，直至“进入曲阿”，将刘繇赶走。无疑，丹阳的军事大权为周瑜所控制，这才可以率领“丹阳兵”随同孙策作战。其三，孙策在驱逐刘繇之后，命周瑜“还镇丹阳”，更说明丹阳一郡的大权掌握在周瑜之手，不但可以发兵，也可以镇守，周尚的太守一职仅属挂名。丹阳的情况既然如此，孙策当然可以按既定策划进兵江东，也可以按既定策划的步骤，以丹阳为根据地，东取吴会了。否则，以孙策的“明果独断”，在吴景调离丹阳之后，决不可能贸然进兵的。这就是上述问题的答案，应该说，这是符合实际的答案。
《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说：“(孙)策又给(周)瑜鼓吹，为治馆舍，赠赐莫与为比。策令曰：‘周公瑾(瑜)英隽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阳，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论德酬功，此未足以报者也。’” 这段史料与上引《周瑜传》同样重要，不但可以作为回答上述问题的补充，还可以说明，当周瑜还镇丹阳之后，仍继续派遣“丹阳兵”，并不断供应舟船和粮草，以支持孙策。至于孙策所说的“济大事”，当然指的是平定江东。
即使在据有吴会之后，丹阳郡是否继续占有，以及是否巩固，对稳定孙策的政权来说，仍然极其重要。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说：“袁术遣从弟(袁)胤代(周)尚为(丹阳)太守，而(周)瑜与尚俱还寿春。”当袁术发觉上当之后，即派其弟袁胤代周尚为丹阳太守，并将周尚、周瑜调还寿春。这时，孙策的力量已经壮
大，对袁术这一举动当然不会置之不理。《三国志·吴志·徐夫人传》注引《江表传》说：“初，袁术遣从弟(袁)胤为丹阳(太守)，(孙)策令(徐)琨讨而代之。”用武力将袁胤逐出丹阳，并任命徐琨为太守。徐琨是孙策
的表弟，又是随从孙坚、孙策“征伐有功”的将领。上引《江表传》又说：“会(吴)景还，以景前在丹阳，宽仁得众，吏民所思，而(徐)琨手下兵多，(孙)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众，乃复用(吴)景，召琨还吴。”尽管
具有至亲关系，孙策以徐琨手握重兵，对其任丹阳太守，仍是不放心的。正好吴景从袁术那里归来，孙策就将徐琨调回，任命吴景为丹阳太守。如上所说，吴景是孙策的舅父，一贯忠心耿耿，而且在丹阳“宽仁得众，
吏民所思”，是极为放心的。仅从上两例即可看出，对丹阳，孙策是如何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孙策的既定策划中，占有丹阳，平定江东，是两个主要的内容，而且前者还是后者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离开丹阳的兵源和物资，孙策平定江东，建立政权，将是无从设想，或者是无法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