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未年生人单身男性在二o一七年能娶到妻子吗。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5-17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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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七宗编辑词条我国南宗禅各派的总称，又称五派七流。即临济宗、曹洞宗、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等五家，加上由临济宗分出的黄龙派和杨岐派，合称为七宗。禅宗自初祖菩提达磨，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之后，分为六祖慧能的南宗禅及神秀的北宗禅。此中，北宗禅主张渐悟，不久即衰落；南宗禅主张顿悟，在中唐以后渐兴，成为禅宗主流，而传衍出五家七宗诸派。中国禅宗的禅法至晚唐五代出现五家宗派，进入了兴盛时期，高度的发展必然造成宗派分歧的情况。其时，南怀让一系就出现有临济宗、沩仰宗两家，青原行思一系分出了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三家。唐宋时期尤以临济宗和曹洞宗为盛，有“临天下，洞一隅”之说（洞，指曹洞宗。禅宗五宗七派只有这两宗还比较完整，其他的都渐渐失传了）。初祖达摩在传法二祖慧可的偈语中说："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偈中的一花五叶，所指就是六祖慧能的南宗顿教禅法这一枝花，发出了后来的五家之叶。尔后临济宗下又衍生出黄龙派和杨歧派，会同前面的五宗合称五家七宗。各家宗派的门风各有特色，接引学人的手法各自不同，传承自成完备的体系。其中沩仰、法眼二宗在宋元时代相继断绝衰微，临济、曹洞与云门三宗则延续至今。尤以临济宗的杨歧派门庭繁茂，于宋代五祖法演以后几乎囊括了临济宗之全部道场，至今后嗣仍灿若繁星，成为中国汉地佛教的主流。临济宗：中国禅宗"五家"之一，属"南辙"大系。创始人为唐代希运禅师(?-867)，临济宗为禅宗南宗五家之一，由希运禅师住持宜丰黄檗山的黄檗寺时暂露端倪，因子黄檗山成为佛教临济宗的祖庭圣地。希运(?－857)，少时在家乡福建福清县随师出家。之后，参谒名师，得奉新百丈山怀海禅师(720－814)正传，唐开成年间(836-840)到宜丰黄檗山驻锡，宣讲自己所悟得的禅宗新法，四方僧侣趋往问法者甚众。僧徒义玄(?－867)从希运学法33年，之后往镇州(河北正定)滹沱河畔建临济院，广为弘扬希运所倡启的禅宗新法。这种禅宗新法因义玄在临济院举一家宗风而大张天下，后世遂称之为“临济宗”，而黄檗禅寺也因之成为临济宗祖庭。与希运同时，另一高僧常观也在宜丰五峰山开法堂。常观与希运同出百丈怀海门下，两人在宜丰互倡禅学。常观虽未创宗派，然而门裔繁衍不衰，五峰山也成为禅门祖庭之一。发端于宜丰黄檗山而兴盛于镇州正定的临济宗，传至高僧楚圆(986－1039)门下，又分出黄龙、杨岐两派。黄龙开宗者为慧南(1002-1069)。慧南初学云门，后从临济，住持黄檗后，有法嗣83人，其中以祖心(1025-1100)、克文(1025-1102)、常总(1025-1091)三僧为上首，他们都在黄檗山从慧南参禅。克文在慧南圆寂后，又移洞山开堂，法嗣36人，而以德洪(即惠洪1071－1128，宜丰人)为上首。德洪不仅以诗名闻海内，而且精禅学，曾著《临济宗旨》。祖心先后3次到黄檗山参禅，后往南昌黄龙寺，六传至灵源维清(12世纪末期黄龙嫡传汉嗣)。日本僧人荣西将黄龙宗派引入日本，使临济宗在日本得到极大发展。13世纪初，日本僧人俊仍又将杨岐宗派传入日本。日本镰仓时代禅宗24派中，有20派出于杨岐法系。20世纪80年代，日本临济宗信徒已逾500万人。曹洞宗：中国禅宗"五家"之一，属"青原"大系。创始人为唐代良价禅师(807-869)和本寂禅师(840-901)师徒二人。因良价住江西宜丰的洞山，本寂住曹山，故称"曹洞宗"。该宗门风不象临济宗那样峻烈，而似精耕细作的老农，温和细密，言行相应，随机应物，就语接人。其门庭设施为五位之说，分为偏正五位和功勋五位，各以君臣、父子关系说之。每一对都以互相配合而构成五种形式，其中以偏正五位为基础，辨明体用，扫荡情尘，使其物我双忘，人法俱泯。在禅宗五家之中，其门叶虽不及临济宗之繁盛，但法脉绵延不断，直至当今。江西云居山真如禅寺、湖北汉阳归元寺都是曹洞宗寺院。沩仰宗：中国禅宗"五家"之一，属"南辙"大系。创始人为唐代灵佑禅师(771-853)和慧寂禅师(814-890)师徒俩，因灵佑住湖南沩山，慧寂住江西仰山，故称为沩仰宗。本宗禅风为方圆默契，接机多用明似争夺而实则默契之交谈，看似平衍，实则深邃奥密，事理并行。常用96种圆相接引后学。其修行理论认为万物有情，皆具佛性，所谓"父慈子孝，上令下从；隔山见烟知是火，隔墙见角知是牛。"人若明心见性，即可成佛。在禅宗五家中，沩仰宗兴起最早，衰亡也最早。传承六代以下，史籍不载，湮没无闻。其法脉延续大约一百五十年左右(唐代下半叶至北宋初年)。云门宗：中国禅宗"五家"之一，属"青原"大系。创始人为晚唐五代的文偃禅师(864-949)，因其住广东韶关云门山，故称作"云门宗"。该宗以"云门三句"(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流)"一字禅"等施设接引学人，孤危耸峻，简洁明快，只言片语，无尽锋芒，随机拈示。常出人意料，无从理解，云门宗在五代、北宋十分兴盛，至南宋逐渐衰微。然其法脉仍能延续至今。广东乳源县云门寺就属此系。法眼宗：中国禅宗"五家"之一，属"青原"大系。创始人为五代文益禅师(885-958)。文益逝世后，南唐中主李曾赐谥号"*眼禅师"，故此宗称为"法眼宗"。该宗的门风详明似云门宗，隐秘似曹洞宗，讲求理事圆融，闻声悟道，见色明心，句里藏锋，言中有物，往往随顺学人根器，量体裁衣，对病施药。注重学习古教，主张引华严法门融入禅宗，后来又以禅来融摄净土法门，开后世禅净合一之风。尤为中国佛教从教禅竞弘转入诸宗融合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禅宗五家中，该宗创立最晚，衰微也较早，宋代中叶，法脉断绝，立宗共一百年左右。黄龙派：为临济宗之支派，中国禅宗"五家七宗"之一，又称黄龙宗。创始人为慧南(1002-1069)禅师，因其住江西隆兴黄龙山，盛弘教化，而称黄龙派。慧南为临济宗第七世石霜楚圆之门下，石霜接化手段一向峻严泼辣，慧南得其骨髓，亦有严厉之风，人称其宗风如龙。慧南常设"生缘、佛手、驴脚"三转语勘辨学者，三十余年无人能契会其要旨，称黄龙三关。入宋之后。黄龙派日渐衰微。宋版《大藏经》的成功黄龙派出力最多。宋淳熙十三年(1186)，日本僧人明庵荣西来华，受学于此派，归国后开日本临济宗建仁寺一派，成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中的黄龙派。杨歧派：为临济宗之支派，中国禅宗"五家七宗"之一。以临济宗第七世石霜楚圆之弟子杨歧方会禅师(906刽049)为开宗者。方会住江西袁州杨歧山，举扬临济、云门两家宗风，接化学人，门庭繁茂，蔚成一派，人称其宗风如虎，与同门慧南禅师之黄龙派同时并立。门下有十三人，以白云守端、保宁仁勇为上足。白云守端下有五祖法演，住黄梅五祖寺，名振全国，人称五祖再世。其门下俊秀辈出，如人称"三佛"的佛眼清远、佛果(圆悟)克勤、佛鉴(太平)慧，又有五祖表白及天目齐、云顶才良等。清远三传至蒙庵元聪，有日本僧人俊茄来其门下受学，回国后，开日本杨歧禅之首端。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中，有二十流源自扬岐法系。佛果克勤编有《碧岩录》闻名于世，法嗣75人。门下以大慧宗杲、虎丘绍隆最为著名。佛果克勤的门下，有黄梅籍僧人应庵昙华禅师，大振杨歧宗风于苏浙，是临济正脉宗统第十七代宗师。宋以后，恢复临济宗之旧称，几乎囊括临济宗之全部道场，成为中国禅宗的代表。毋庸讳言，五家的禅风与慧能的禅风已有很大变化。慧能之禅朴质无华，不加文饰，径直倡导"明心见性"，即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五家宗风不同，门庭各异，以"机锋"、"棒喝"等手段，取代了慧能朴质的"直指人心"，禅风于是为之一变。南宗经过南、青原一二传以后，便将禅意渗透在日常生活里，构成一种随缘任运的态度。本来南宗主张定慧等学，不分先后，又说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这样早已较原始禅学扩大了禅定范围。而南岳怀让启发马祖，以磨砖不能成镜来形容坐禅无从作佛，就更不能拘泥平常所说的静坐习禅的功夫了。但是禅宗一切行为的动机，始终探求生死不染、去住自由的境界，并且不肯去走迂回曲折的道路，而要直截了当把握到成佛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人的本心。说心则有嫌空灵，于是从本心所表现的具体方面如言语举动上来讲禅。由于对体现这种禅境存在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于是在后来就由此发展成为五宗的宗风。五家宗风虽然不同，但其之差别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传授的方法的不同。门庭设施的不同，在本质上，五家皆直接继承慧能南宗顿悟禅而来，而"事理圆融"就是五家禅门共通的宗旨。六祖的门下有青原行思、南岳怀让、南阳慧忠、菏泽神会等人，其中南岳和青原的法系最盛。南岳怀让的门下马祖道一（707～786）活跃于江西；其弟子百丈怀海（720～814）制定‘百丈清规’，奠立禅院的基础；百丈的弟子沩山灵祐（771～853）与仰山慧寂（804～890）成立沩仰宗。而百丈的另一弟子黄檗希运（？～850），传法予临济义玄（？～867），义玄创立以大机大用为禅风的临济宗。青原行思的系统，有石头希迁（700～790）、药山惟俨（751～834）、云岩昙晟（782～841）等人相承。云岩之后的洞山良价（807～869）及其弟子曹山本寂（840～900），创立以兀坐及五位为禅风的曹洞宗。石头希迁另一弟子天皇道悟，经龙潭崇信、德山宣鉴、雪峰义存，传至云门文偃（864～949），而创立云门宗。又，雪峰义存之后，经玄沙师备、罗汉桂琛，而有法眼文益（885～958）创立法眼宗。法眼文益尝作《宗门十规论》一书。该书分别叙述其他四家的特色，是最早区分五家的典籍。在宋代，此五家之中以临济宗最为繁盛。临济义玄之后，经兴化存奖、南院（宝应）慧颙、风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阳善昭，传至石霜楚圆。楚圆门下有杨岐方会（992～1049）与黄龙慧南（1002～1069）分别创立杨岐、黄龙两派。其中，黄龙派人才辈出，而促成北宋禅宗语录的盛行，《马祖四家录》及《黄龙四家录》为其代表，但此派衰退较早。杨岐派则因北宋士大夫的护持，至明末清初犹盛。兹略列五家七宗系图如下︰┌沩山─仰山……………………………沩仰宗┌南岳─马祖─百丈┤┌………………………………临济宗│└黄檗─临济─兴化─南院─风穴┐│┌──────────────┘││┌黄龙……………黄龙派慧能┤└首山─汾阳─石霜┤│└杨岐……………杨岐派│┌天皇─龙潭─德山─雪峰┐││┌────────┘│││┌云门…………………………………云门宗└青原─石头┤└┤│└玄沙─罗汉─法眼…………………法眼宗└药山─云岩─洞山─曹山……………………曹洞宗此外，有关青原下曹洞、云门、法眼三宗的相承传法，因对传承法统的道悟禅师的看法不同，各家说法有异。(1)据《宋高僧传》卷十、《景德传灯录》卷十四、《联灯会要》卷十九、《佛祖统纪》卷二十九等所载，石头希迁之下有天皇道悟、药山惟俨二师，天皇的法系创云门宗及法眼宗，药山之下创曹洞宗；即上记所述。(2)据《祖庭事苑》卷一、《释氏稽古略》卷三、《教外别传》等所载，道悟有二人，一是天皇道悟，为石头的法嗣，但经慧真、幽闲至文贲，其法统绝。另一是马祖之下的天王道悟，有龙潭、德山、雪峰等相承，而出云门、法眼二宗，即如第一说。此说系根据相传唐·丘玄素所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禅师碑铭〉而立。(3)据《一源五派辨》、《正误佛祖正传宗派图》等所说，也认为道悟有二人，其中天王道悟为马祖的法嗣，其下出云门、法眼二宗，同于第二说。而药山惟俨也是马祖的弟子，从马祖之下出曹洞宗。因此，日僧虎关于《济北集》卷九所载五家辨中，谓五家皆出自南岳怀让。然而，致祐于〈人天眼目后序〉云（大正48·333b）︰‘近世有人假托丘玄素之名，伪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禅师碑，（中略）按荆州新旧图志并无城西天王寺。其伪碑妄天王因缘语句，尽是城西白马寺昙照禅师事实，此昙照事实具述荆州旧图志及景德传灯录可考。’因此认为‘道悟’只有石头的法嗣天皇道悟一人而已。唐末以后，临济宗风大盛，一般乃以南岳为曹溪之正统，导致云门法系与临济宗徒之间有曹溪正统之争，或许因此而生上述诸种异说。总而言之，五家的分派，在于宗风不同，而非宗旨或思想有异。◎附︰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九章（摘录）进入五代时期，南北**，由于禅宗在南方盛行，南方统治者也还利用禅宗，更有利于禅宗的发展，因而也就加速促成它的*。仅仅数十年间，在南岳青原两大系统之下就出现了五个支派。它们传承的关系如下︰南岳一系，在百丈怀海门下有沩山灵祐（771～853），再传仰山慧寂（807～883），这一传承构成了沩仰宗。百丈另一门人黄檗（山名）希运（？～850）再传临济（寺院）义玄（？～867），这一传承为临济宗。青原一系自石头开始，他的门下有天皇（寺，在荆州）道悟（748～807），再传德山宣鉴（765～828），雪峰义存（822～908）。雪峰徒众满天下，听讲的据说经常有千五百人。其中有云门文偃（864～949），由此传承构成了云门宗。石头的另一支为药山惟俨（生卒年不详），传云岩昙晟（782～841），再传洞山良价（807～869），再传曹山本寂（840～901），这就构成了曹洞宗。──以上即是由百丈、石头传承下来的著名人物，由于他们在传承上有各种不同的门风，自然又形成不同的派别。以上总说为前四派。其后雪峰另一门人玄沙师备（835～908）传地藏（院）桂琛（867～928），再传清凉文益（885～958），谥号‘法眼’，被称为法眼宗。这样，前后共构成了五派。五派中，只有临济流行于北方，其余都在南方（江南及岭南一带）。经五代到宋初，南方的云门首先传于北方，一时与临济并盛，因而彼此竞争得很厉害。临济的后人为了同云门争夺势力，还歪曲云门的传承，说他们是出自南岳系的天王道悟，而不是出于青原门下的天皇道悟。为什么会有两个道悟呢？据他们说还有根据︰丘玄素撰〈天王道悟碑〉中说得清楚，它说天王道悟也住在荆州，州城东为天皇寺，城西为天王寺，而两个道悟的生平、传法却各各不同。换言之，他们想以碑文为证，说明云门实是天王道悟门下，到云门时是天王的第四传，显然是南岳系的晚辈。此种说法，实际只是临济后人为了故意贬低云门而设造的，并无这样一个天王道悟，碑文也是假的。这一公案在禅宗内部引起长期的争论，互相攻击，经过宋明直至清代，还是纠缠不清。学者们认为，云门宗出自石头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据以反驳的证据是经不住考证的，特别是雪峰本人就十分明确地自称出自德山一系。五派的思想，一般说来相差无几，都属于南宗，只是由于门庭设施不同，特别由于接引学者的方式上各有一套，形成为不同的门风而已。关于这些不同之点，在五派已经形成之后的文益曾作《宗门十规论》（规即纠正。当时派多，弊病也多，文益此作，意在纠正其弊。）指了出来。此作篇幅不长，共分十段，文字很好，可以参考。其中第四段是︰‘对答不观时节，兼无宗眼。’认为当时的禅宗在对答时不看情况，同时又不能保持自派的特点（宗眼），因而形成弊端。这说明各派是存在着自己的宗眼的。关于各家的宗眼，文益指出︰‘曹洞则敲唱为用，临济则互换为机，韶阳则函盖截流，沩仰则方圆默契。’因为他本人是法眼宗所以没有谈及法眼，文益本人与其余四派在时间上相去不远（四派成立都在九世纪末，他是十世纪中叶以前的人，相去仅几十年），很能了解当时的实况，加上他自己又是一大家，所以他说的是确切可信，也很扼要。后人也时常引用他这些说法，不过在理解上往往不够恰当，都把这些视为师资间的应对配合，这是错误的。文益对于禅学还有自己的看法，他原出于青原系统，对于教（禅宗后来也重视佛经）很有研究，但侧重于《华严》。因此，他讲的禅完全建立在理事圆融的基础上，这就构成他的宗眼。在《十规论》的第五段，说禅宗历代以来的宗旨都是如此，因而他认为各派宗眼都不能出乎这一共同宗旨。以此来理解他对所余四派的概括，也就是以理事圆融为中心。但是各派以何种形式来表现这一中心，则是各有不同。因此，即以理事圆融及其表现形式成为他概括四派说法的依据。上面那几句话，正是立足于这种思想而说的。以曹洞来说，他们讲禅法的语句是偏正回互──他们有五位之说，即以偏正来讲。偏代表事，正代表理，互相配合而构成五种形式，即五位。因此所谓‘敲唱为用’即是说明他的五位之间的相互配合，诸如偏中正、正中偏等各不相同，因而有唱有敲，于中听出他们的偏正来。其次，临济则以宾主来代表理事，宾即事，主即理。不过宾主在说话中可以互换位置，如宾中主、主中宾，地位可以互换，问题在于听者能否知道这种情形。再次，韶阳（云门）把函盖喻之为理，截流为事，他们有三句话︰‘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有关系的是首二句。作为理是普遍的，合天盖地；从每一事上看，即如截流只是一个断面，因此，理就是整体，事就是断面。最后，沩仰以方圆代表理事，圆即理，方即事。仰山未入沩山之门之前曾在耽源（慧忠门下）处传得九十七种圆相，就是在讲话时用手划一个圆圈，然后在圈中写一个字或画一个图案（如或），这就是圆中有方。仰山继用圆相来表示理事，所以说，以方圆默契，作为他们的门风。以上就是文益所见到的四家的门风，四家的宗眼，他提出各家宗眼的目的，是要各家不应随便改动，否则就无法区别他们了。至于文益自己后来构成的法眼一派，他自己未说，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的特点的。他的《十规论》第五段中说︰‘大凡佛祖之宗，具理具事……［应该］理事相资，还同目足。’也是与其余宗派相同主张理事圆融的，认为二者如同目与足的关系，应该互相协同。从他的门庭设施来看，可以说是‘一切现成’，也就是说，理事圆融并非人为安排，而本来就是如此，所以他们的宗眼就是‘现成’。为什么说他们的宗眼就是现成呢？他原是得法于地藏桂琛的，据传有这样一段公案︰文益曾约两个同伴去桂琛处参学，第二天就辞行，桂琛觉得他还可以深造，又不便明白挽留，就指门前一块石头对他说，你是懂得唯识的（因他所学《华严》其中就说‘三界唯心’），试问这石头是在你的心外还是心内呢？他当然回答在心内。桂琛就说，你是行脚的人应该轻装，如何安块石头在心内去到处走动呢？文益无词可对，便又留住月余，仍不得其解，桂琛这才告诉他说，‘若论佛法，一切现成’。这就是说，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存在，心里有块石头，也是自然存在的，并不加重你的负担。于是他得到很大启发，后来到处传播此说。他门下德韶曾写了一偈呈与他看，偈说‘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他看了很为称赏，认为‘当起吾宗’。就此偈内容看，也是‘一切现成’的意思︰学禅达到顶峰，与人间当然不同，但由于心外无法，则随处都可以见到青山（禅境）。也就是说，处处皆是禅，并不须离开人间去找。因此也就是不待安排，随处都是。由此看来，文益对于他门人的印可也就是‘一切现成’。以后德韶还明确地说︰‘佛法现成，一切具足，还同太虚，无欠无余。’五宗门庭的不同，也可由其全体精神上来考察。后人对于他们的精神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像元代中峰明本（1263～1323）在其《广录》卷十一里面，认为禅宗的实际传承是在基本精神一致上传衍下来的。他说︰‘达磨单传直指之道，为何分为五家宗派？所谓五家宗派者，五家其人，非五其道。’所以只是人不同而非道不同。此外他还说︰‘亦非宗旨不同，特大同而小异。’大同者，同在‘少室（指达磨）之一灯’，小异者，在‘语言机境（如何说法应根据机境以安排）之偶异’。这些‘偶异’即是‘如沩仰之谨严，曹洞之细密，临济之痛快（他们常大喝一声，直截了当），云门之高古（常用一个字对答，称一字禅，高不可攀），法眼之简明’。这些是‘各出其天性’偶然有所不同，‘而父子之间不失故步，语言机境似相蹈袭，要皆不期然而然也。’也就是说，五家由于性格之不同，代代相传，不改成规，自然而然产生了门风的差异。中峰这些说法重在说明五家无大的差异，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事实也不尽然。就在《十规论》中，文益在将四大家看成是在理事圆融上的统一的同时，也指出有两种不同的施设。因为当时南北四家的流行，看起来好像势均力敌，但《十规论》也由此看到临济、曹洞之间甚有区别，所以在他讲到理事圆融的一段话中，特别以两家为例来说︰‘欲其不二（理事不二），贵在圆融，且如曹洞家风则有偏有正，有明有暗，临济有主有宾，有体有用。然建化（教化）之不类，且血脉而相通。’继之他加以评论说︰‘偏正滞于回互，体用混于自然。’这是说，讲偏正就会在回互中打圈子，讲体用就会混同于自然之说，这是二家对于理事认识的缺点，可见二家是有不同的。据我们看来，这两家代表了南岳、青原二系，在根本思想上原来就有出入。现在为他们作一区别，强为之解，可以这样说︰由临济传下来的南岳一系的特点，是他们逐渐发挥出来的‘触目是道’；而由曹洞传下来的青原一系，其特点则发挥为‘即事而真’。临济比较重视从主观方面来体会理事的关系，由理的方面体现到事，也就是说，以理为根据来见事，所以所见者无不是道。曹洞的‘即事而真’重点则摆在事上，注重客观，在个别的事上体会出理来。因此这两家虽都讲理事关系，结果也都得出理事圆融的结论，但临济则从体用上着眼，体是主，用是宾，见事为理之用，理为见事之体。曹洞主张由事上见理，这是由本末上讲，事是末，理是本。关于临济的思想，宗密对洪州宗的解释（即对触目是道）大体还相去不远，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