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2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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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发展到南宋时期,终于迎来了一位集新儒学思想之大成的哲人,他就是南宋中期学术成就昀高、影响昀大的一代名儒朱熹。朱熹,小名沋郎,字元晦,号晦庵,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朱熹受教于父,他的父亲朱松曾得充福建政和县尉小官,携全家赴任,后调任尤溪县尉。朱熹降世不久,朱松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
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朱熹从小聪慧过人,且勤于思考,学业大进,8岁便能读懂《孝经》。他入学之后跟从老师读书,老师便教他读《孝经》,他看过一遍,就在书上写道:“不能像这样去做,就不能算作一个人!”
朱熹14岁时,父亲去世,他从父命受学于父亲的友人胡宪、刘勉之等。胡宪、刘勉之所授的皆为道学。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胡宪、刘勉之等皆属后者。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
1148年,经过科举考试,朱熹进士及第,授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薄,开始了仕途生涯。
1160年,朱熹31岁时,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字“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理学这一套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在宋金关系紧张之际,朱熹上奏皇帝,提了3项建议:一是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是罢黜和议;三是任用贤能。
朱熹的奏章获得了宋孝宗的赞赏,他召见了朱熹。朱熹由此声名鹊起,更为人所关注。1167年,八月金秋,秋高气爽,朱熹偕学生林用中、范念德从福建赶赴湘江畔的长沙城。一路上,朱熹一行无暇他顾,渡过湘江,赶往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考虑到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朱熹和张栻决定采取会讲的方式,公开辩论,以求得更大范围的解惑。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千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昀。据说,岳麓书院的走廊、庭院到处都是前来听讲的人,他们骑来的马匹,竟然将大门前水池中的水都喝干了。
朱张会讲,双方你来我往,辨析质疑,议论风声。会议持续三天,三天里,许多重要的儒学概念,如“中和”、“太极”、“仁”,都在讨论之列。
一人先立论陈述,另一人则指出其不足,前一人或辩驳,或补充,如此循环往复。会讲妙语、妙论迭出,令听者大呼过瘾,并为之拍案叫绝。会讲中,朱熹接受了张栻的部分观点,而张栻也接受了朱熹的部分观点。这次会讲对扭转湖南学风起到了重大作用,从此后,湖南学者逐渐抛弃了急迫争强好胜之风,开始注重涵养,心态日趋平正。
会讲后,四方学生接踵而至,岳麓书院地因人重,名扬天下,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研习理学。自此之后,儒学才去短集长,臻于成熟。
1180年,张栻不幸离世,弟子转投他人门下,书院一时寥落。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重整岳麓书院,亲自讲学。岳麓书院东山再起,再度繁荣。
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进行学术讨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讨论中心是道德修养和“教人之法”等,讨论一开始,就充满了十分激烈的气势。双方你来我往,相互提问,相互诘问,此次辩论持续了3天,不分胜负。
双方的差异主要在教人的方法上。朱熹的治学方法是“道问学”,通过格物致知,以博览群书和观察外物来启发心智。而辩论的另一方陆九渊则主张“尊德性”,要“发明本心”,认为一味读书穷理,不过如同蛆虫吞食书本,对人认识自己的本心毫无裨益。可以说,双方各有优胜之处,需要相互融通互补。
鹅湖之会虽无定论,朱熹和陆九渊的分歧也没有弥合,但这种良性的学术互动,对理学发展却产生了推动作用。朱熹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朱熹学说的昀高范畴是“理”,他认为“理”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本原。理在天地之先就有了。有了“理”才生出天地,要是没有理就没有天地,也没有人物,而“理”又是永恒不变的。
朱熹认为“理”相当于“道”,是无形的。“气”也是“理”产生出来的;“气”再生万物。关于“理”与“气”的关系,“理”在“气”中,“气”体现了“理”。“理”与“气”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分不开的,故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朱熹所说的“理”相当于周敦颐所说的“太极”,朱熹认为天地之中有“太极”,万物之中也有“太极”。这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有“太极”,也即只有一个“理”。他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来说,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来说,则万物中各有自己的太极。即总的说来,天地万物之“理”,就是“太极”,它本身只有一个,但它又体现在天地之中,因此万物之中也有它。
朱熹用“一月映万川”作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理”或者“太极”,就如天上的月亮一样,只有一个,但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就像月亮映在无数江河湖泊里一样,到处都能看得见。
朱熹使儒家的伦理规范上升为宇宙之理,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他对“理”的宇宙本体地位从理论上展开了比其他宋代儒学更加精密的论证。
在二程思想基础上,朱熹进一步论证天理与人欲。对于儒家道统,他解释为要真正掌握恰到好处的道理,就是要达到无过无不及。
朱熹肯定了二程“性即理”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是先天赋予的,从这个角度看,人性是没有不善的,但实际上人有善与不善的区别。朱熹认为,其原因在于各人所禀受的“气质”有清浊的不同,禀受其清者性善,禀受其浊者不善。
朱熹的哲学思想具有辩证法的因素,他看到了某些矛盾运动的现象,比如人的呼吸运动:如果只往外呼气而不吸气的话,就会气绝;如果只吸气,而不往外呼气的话,也必然会阻塞。这就是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
朱熹也认识到事物有逐渐变化的规律,从而提出了阴阳互相消长的渐变说。他认为,任何形气的变化都不是突然发生的,不是突然的前进,也不是突然的亏损。比如,平时经常见面的人,并不会感觉到对方长得很快。
朱熹还把事物的发展分为“元亨利贞”四个阶段。他以谷的生长为例说,萌芽是元阶段,苗是亨的阶段,穗是利的阶段,结谷是贞的阶段。然后谷子又能再萌芽,以至于循环无穷。他把发展归结为无限的循环,从而堕入循环论。
朱熹的新儒学思想远承孔孟,近学二程,同时吸收佛、老哲理方法,融入儒学,形成儒学思想的成熟理论形态。宋明理学发展到朱熹,已趋于成熟阶段,此后便走向衰落和瓦解。
朱熹总结了以往唯心主义在与唯物主义作斗争时的经验教训,把我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在他以后,不乏优秀的唯心主义理学家,但从思想深度和高度来看,没有人超过他。
在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成为各个封建王朝的御用儒学思想,他所作的《四书集注》成为各朝开科取士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