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在和西夏爆发的好水川之战中为什么会败亡?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5-17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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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3-11-08 04:57

好水川之战是北宋与西夏之间相当重要的一次战役。此战宋军溃败，对夏从车底采取守势，北宋群臣再不敢言战。

虽然关于好水川之战至今史学界还存在争论，但就从客观原因来看，宋军溃败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宋军参战总兵力较少，寡不敌众。

这一战，只有泾原韩琦一路与敌交战，而隔壁鄜延路的范仲淹却按兵不动。在战争爆发之前，范仲淹就六上奏折，提出对西夏宜守不宜攻（勤兵清野）的助长，尤其是鄜延一路更不宜攻。

他的根据主要有三：其一，天气不利战，因此请求的能到春暖西夏马瘦人饥时进兵；其二，鄜延的防御工事修得好，对战争的准备相当充足，“不患贼之先至”，换言之，也就是等敌人来攻，而不是主动发起进攻；其三，取守势可柔远羌蕃异族。如果鄜延路不进兵，或许能使羌、蕃等异族感化入贡，并协力对抗李元昊。

范仲淹的主张虽然很有道理，但他对鄜延的考虑多为泾原考虑得少，为边镇考虑得多却为国家考虑得少；对己方不利考虑得多，对敌方不利考虑得少。

范仲淹坚持己见的后果，就是使得李元昊进攻渭州无后顾之忧，可以举倾国之兵入寇，当然大大增加了泾原韩琦取胜的难度。韩琦就曾说：

“两路协力，尚惧未能大挫黠虏，若鄜延以牵制为名，则是委泾原孤军尝于敌手。”

孤军深入，兵法之大忌，能取胜者在历史上都极少见。

第二，宋军本身积弊重重

北宋立国之初就倡导文臣掌军机，并使枢密院、三司、边将“三权分立”，这种制度固然加强了*集权，避免了唐朝中期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产生，但也使得宋军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严重影响了军队战斗力。

宋又于边军中置部署、副部署、钤辖、副钤辖、都监、副都监、巡检、副巡检等众多武职，他们虽有尊卑之别，却并没有严格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甚至有时各自为政。遇到军政要务，大小军职“必相参谋，计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则我否，上行则下戾。虽有主将，不专号令。”

可见，宋军没有节制，互不统属，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势分力弱。好水川之战中，宋军自领一队士兵的将领计有任福、桑怿、朱观、武英、刘肃、赵津、王等，众多将领互不统属，各领一部。

再者，宋由于长期对辽、夏战争，粮草供应也不足。好水川之战中宋军追击夏军，“刍粮不继，士马乏食者三日”。以三日无粮之士兵与敌以逸待劳之精兵交手，又怎么可能不败。

当然，除了以上两个客观原因外，战争失败的还存在主观原因，宋军在战争中的*失误、主帅韩琦的用人视察也是大问题。

《宋史·韩琦传》引夏竦的上书说，韩琦战前曾再三叮嘱大将任福，可战则战，不可战就据险而守，断其后路击之。并移檄于任福，“苟违节制，有功亦斩。”好水川之战后从任福尸体上找到韩琦的檄文，故夏竦上书，说这一战失利罪不在韩琦。

大将不受节制，主帅就没有责任吗？这甩锅的意味也太明显了吧。当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自请降*，深切感受到自己不知人之失。好水川之战，韩琦也知道自己用人事务，上书朝廷请罪，后来朝廷经过再三论证只是“犹夺一官”。

史载，宋军战败后，阵亡将士的家人摇幡痛苦于韩琦马前，嚎叫“汝今能随招讨回京乎？”其惨状目不忍睹，万千士卒死难，主帅怎么可能没有责任？

宋军大将任福有勇无谋，没有资格统帅军队。战役开始，宋军桑怿部与敌军战于张家堡南，斩首数百，为急于立功，任福分兵一部给朱观、武英，自己率余部与桑怿合兵而趋利，他不顾主帅檄命，不顾宋军“乏粮”的现实，而追敌三日，终于造成了全军陷入绝境的后果。

战斗中，任福又少机警，据史书载：“（桑）怿于道旁得数银泥盒，封袭谨密，中有动跃声，疑莫敢发”。而任福赶到后，立即命令打开，打开后发现盒子里“悬哨家鸽百余”。群鸽飞起，夏兵四合，任福知中计遭伏，不思率部突围，而逞匹夫之勇，直至自身殒命。韩琦用这样的人，自然就应该为之负责。

尽管韩琦对只发泾原一路之兵深为不安，但他在战前对西夏显然估计过低。他在上朝廷的《乞坚守攻策勿以异议沮兵奏》中说，李元昊最多发精兵四、五万，实际上，好水川之战中，李元昊亲统大军十万，超过韩琦估计的一倍之多，而且韩琦还说夏军行军“皆老弱妇女，举族而行”。但在战斗中，夏军根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且出军有机有谋，兵阵牢不可破。

另外，北宋中期在对西夏关系上摇摆不定，亦战亦和，亦攻亦守，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总的来看，守占上风，主战者寥寥无几。这些都对出兵造成了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