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与儒释道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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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7 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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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5-28 05:09
从历史的角度看，道教与茶文化的渊源关系虽是人们谈论最少的，但实质上是最为久远而深刻的。道家的自然观，一直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及观念的源头。所谓“自然”，在道家指的是自己而然，道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的。道无所不在，茶道只是“自然”大道的一部分。茶的天然性质，决定了人们从发现它，到利用它、享受它，都必然要以上述观念灌注其全部历程。老庄的信徒们又欲从自然之道中求得长生不死的“仙道”，茶文化正是在这一点上，与道教发生了原始的结合。玉川子要“乘此清风欲飞去”，借茶力而羽化成仙，是毫不奇怪的。陶弘景《杂录》与西汉壶居士《食忌》的记载，都与此有关。《茶经o七之事》引述《神异记》的故事，更表明陆羽本人对道士与茶茗的关系是深信不疑的。所以，从历史事实与观念发生的角度看，都显示了道教与茶文化的关系是最为久远的。
“自然”的理念导致道教淡泊超逸的心志，它与茶的自然属性极其吻合，这就确立了茶文化虚静恬淡的本性。道教的“隐逸”，即是在老庄虚静恬淡、随顺自然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它与茶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隐逸推动了茶事的发展，二者相得益彰。
从历史和发生学角度固然要追溯到道教，但从发展角度看，茶文化的核心思想则应归之于儒家学说。这一核心即以礼教为基础的“中和”思想。儒家讲究“以茶可行道”，是“以茶利礼仁”之道。所以这种茶文化首先注重的是“以茶可雅志”的人格思想，儒家茶人从“洁性不可污”的茶性中吸取了灵感，应用到人格思想中，这是其高明之处。因为他们认为饮茶可自省、可审己，而只有清醒地看待自己，才能正确地对待他人；所以“以茶表敬意”成为“以茶可雅志”的逻辑连续。足见儒家茶文化表明了一种人生态度，基本点在从自身做起，落脚点在“利仁”，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化民成俗。所以“中和”境界始终贯穿其中。这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体现，其深层根源仍具一种宗教性的道德功能。
如果说道教体现在源头，儒家体现在核心，则佛教禅宗则体现在茶文化的兴盛与发展上。中国的茶文化以其特有的方式体现了真正的“禅风禅骨”，其次，禅佛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饮茶形式传播及美学境界的提升诸方面，贡献巨大。所以，没有禅宗，很难说中国能够出现真正意义的“茶文化”。“天下名山僧侣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历史上许多名茶出自禅林寺院，而禅宗之于一系列茶礼、茶宴等茶文化形式的建立，具有高超的审美趣味，它对中国茶文化的持续的推波助澜，直接造成了中国茶文化的兴盛，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禅宗对茶文化流传国外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有不可磨灭的卓着功勋。可以说，品茗的重要性对于禅佛，早已超过儒、道二家。而“吃茶去”这一禅林法语所暗藏的丰富禅机，“茶禅-味”的哲理概括所浓缩的深刻涵意，都成为茶文化发展史上的思想精蕴。
真正说来，中国茶文化的千姿百态与其盛大气象，是儒释道三家互相渗透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茶文化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儒释道的思想精华，融汇了三家的基本原则，从而体现出“大道”的中国精神。宗教境界、道德境界、艺术境界、人生境界是儒释道共同形成的中华茶文化极为独特的景观。
道教与茶文化关系最有说服力的要数陶弘景《杂录》中所说“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启服之”的记载。其实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
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于他日有瓯栖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丹丘子为汉代“仙人”，茶文化中最早的一个道教人物。故事似不可全信，但仍有真确之处。陆羽《茶经o八之出》关于余姚瀑布泉的说法即为明证：“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大者殊异。”此处所指余姚瀑布与《神异记》中的余姚瀑布山实相吻合，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确为产茶名山。因此“大茗”与“仙茗”的记载亦完全一致。这几则记录中的“荼”与“茗”，也就是今天的茶。
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早在晋代郭璞在注解《尔雅》时，即说：（荼）树小如栀子，冬生叶，一名茆，蜀人名之苦荼。此中所谓“蜀人”之记载，即可视为饮茶习俗在古巴蜀的最早萌芽。巧就巧在它也是道教的真正发源地；其形成年代，也为两汉期间。其时，张陵奉老子为教主，创“五斗米教”。此后，道教在理论和组织形式上逐渐完善，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布衣百姓，各社会阶层都普遍地对它感兴趣，而且经久不衰，影响至今。大多宗教都鼓励人们追求死后天国的乐园生活，从而以冷漠态度对待人生及其社会现实。而道教却无比的热爱生命，直接否定死亡，认为光阴易逝，人身难得，只有尽早修仙，才能享受神仙的永久幸福和快乐。道教这一内涵特质所体现的是，重人生，乐人世。这也正是古人崇奉仙道的原因所在。
显然，陶弘景所说“苦荼轻身换骨”，还有西汉壶居士在《食忌》中所说：“苦荼，久食羽化，”都与道教得道成仙、羽化成仙的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丹丘子，则是直接给樵夫指点佳茗的仙人。可见道家对茶这种自然之物早有深刻认识，而将其与追求永恒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使茶成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便是道家的首功。
千万不要忘记，茶圣陆羽本人就曾亲自在其经典着作《茶经o七之事》中，完整引述过我们刚才谈到的《神异记》中那段“余姚人虞洪人山采茗，遇一道士”的故事。他还引述了《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的记载。
毫无疑问，陆羽本人对这段“道士”、“道人”的历史是深信不疑的。当子尚提出“何言茶茗？”的问题时，实际上已暗示了那一时期“茶茗”的名称，尚未有稳定而普遍的叫法，然而“道人”已经实实在在地把它作为“茶茗”了，它已显示出道家与茶的原始关系。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陆羽眼中关于茶的起源的真实的历史。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在自然大道到“茶道”之间，仍有过渡性的中介观念。这就址从道家到道教的历史中发展出来的“仙道”--成仙之道的观念。老庄的信徒们曾从自然之“道”中发现出长生不死的根源和作用，一个人能完全掌握这自然之道，才是获得神仙不朽的唯一法门。这一思想导致了道教的产生。
道家的思想发展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便有了一个真正的转化，此时，自然之“道”的概念逐渐普及，而且不再带有“观念论哲学”的色彩，乃-变而为功利主义的宗教。人们在日夜思考着如何才能得道--长生不死，羽化成仙。这不也正是茶人所向往的么！
人们既以得“道”力可能，那么如何得“道”，便成为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道士们的答案大致可分两个部分：一为锻炼身心的摄生术；二为服用某种含有“生力”的食物（炼丹术即在此观念上发展出）藉以收到特殊的效果。后者仍建立在老子自然之“道”的原理之上，这个具有神奇之力的“道”，赋予万物以生气。这个整体之道，包括阴阳两种元素。整体之道通过阴阳两元素的运动作用，就恰似一个大灵魂，可由自身无限地分化出许多物体，这是个弥散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宇宙万物每个个体都赋有了一定的生气。当含“生命素”越多的物质，被人服食以后，则越能收到强身健魄之效。在这种观念之下，那些含“道”、含“生命素”成分较多的物质（虽为数较少），却是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珍品。所以在《道臧》中，我们能够找出无数“注进了道”的或“含有生命素”的物质，服食可以求仙。
茶文化正是在这一点上，与道教发生了原始的结合。玉川子要“乘此清风欲飞去”，借茶力而羽化成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那是一个充满着狂热求仙风尚的时代，时尚就象弥漫的空气，无所不及；茶人的活动及茶文化的兴起处于此风之下，是可想而知的。快乐神仙成为理想的形象，而仙境、仙界更是梦寐以求的理想乐园。无怪不少学者说道教的构想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现实主义性格。因为这种理想既不求诸飘渺的来生，也不寄托于渺邈的往日，而是透过自身的努力*，保存形体，变化成仙。通过此世的延续，达到一种永恒的存在，这既是精神性的向往，也有实践的操练。从这种角度来看，茶成为成仙的灵药也是毫不稀奇的，而壶居土所言“苦荼，久食羽化”。（《食忌》）陶弘景所言“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杂录》）就更是可信的了。
道教是以清静无为、自然而然的态度追求着神仙世界，并以茶能使人轻身换骨，羽化成仙，从而各地道观大都自产自用着自己的“道茶”，实现着自在自为的自然思想，这种对茶文化原始性和开创性的茶道思想，实在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老庄虚静恬淡、随顺自然的思想与后来发展起来的隐逸思想，有着直接而内在的关联。庄子自身即有全身保真、任性自适的隐逸思想。在后来的道教之中，隐逸本身即一种最为自然的生活方式。魏晋南北朝是老庄思想的极盛时期。庄子的自然养生观念，被发展为藉导引之术而在行为层面上的实践，如一些人的隐逸方式是“保终性命，存神养和”。东汉末的矫慎“隐循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后汉书o矫慎传》）。这种纯然的避世隐逸，已趋隐逸极端。此风至魏晋南北朝大盛。
陆羽《茶经》在“一之源”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分明是以茶示俭，以茶示廉，从而倡导一种茶人之德，也就是一种理想人格。儒家文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礼教及其“中庸之道”、“中和”哲学或“中”的境界上。儒家茶人及其茶文化也无不体现了这种精神。
茶之为物，最为高贵醇厚，而茶人茶事也须相应的纯洁平和。可以说在漫长的茶文化历史中，中庸之道及中和精神一直是儒家茶人自觉贯彻并追求的某种哲理境界和审美情趣；这在诸多的文化典籍如《尔雅》、《礼记》、《晏子春秋》、《华阳国志》、《桐君录》、《博物志》、《凡将篇》等内容中，都有所体现；而在《茶经》等茶文化专着中，也同样贯注了这种精神。
无论是斐汶的“其功致和”说，还是宋徽宗的“致清导和”说，还是陆羽的“精行俭德”说，都有着中庸之道的深刻内涵。实际上，我们以上所讲儒家茶文化注重人格思想，所谓高雅、淡洁、雅志、廉俭等等，都是儒家茶人将中庸、和谐引入茶文化的前提准备，只有好的人格才能实现中庸之道，高度的个人修养才能导致社会的完美和谐。因此，儒家茶人认为饮茶可自省、审己，清醒看待自己，正确对待他人等等，也都是中和思想的基本条件，它和“中和”原则组成了一条完整的思想逻辑链。通过饮茶，营造一个强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和谐的空间，这简直是一种绝妙的想法，然而它却代表了儒家茶文化真实的理想。儒家是人世的，然而又是以一种平和、儒雅、谦恭的形象人世的，而茶文化这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却比其他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更能具体而实在地造就这种精神和形象。这难道不能说明儒教茶文化真正能代表中国茶文化的核心吗？难道不能说明儒教茶文化对整个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贡献吗？
无庸讳言，儒家茶文化代表着一种中庸、和谐、积极人世的儒教精神，其间蕴含的宽容平和与绝不强加于人的心态，恰恰是人类的个体之间、社群之间、文化之间、宗教之间、种族之间、姓别之间、地域之间、语言之间、乃至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处之道，相互尊重，共存共生，这恰恰又正是最具有现代意识的宇宙伦理、社群伦理和人道原则。能以清茶一杯，体现这些原则，加强这些原则，这岂不是一幅儒学的天地中和境界吗？
茶道以“和”为最高境界，亦充分说明了茶人对儒家和谐或中和哲学的深切把握。无论是宋徽宗的“致清导和”，还是陆羽的谐调五行的“中”道之和，还是斐汶的“其功致和”，还是刘贞亮的“以茶可行道”之和，都无疑是以儒家的“中和”与和谐精神作为中国的“茶道”精神。懂得了这点，就有了打开中国茶道秘密的钥匙。
文化的基本功能在转变风俗，亦即纯风化俗、德化民俗。而民俗、风俗都是一个社会的根本所在，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风俗风气往往可看出它有何等之潜力与前途。这就是儒家时刻不忘把醇风化俗视为职责的原因所在。
茶文化的兴起，对整个社会的醇风化俗之功效是显而易见的。仅唐代诸多茶学着作即可为证。据斐汶《茶述》，已充分彰显出当时较为广泛的饮茶风尚，并记录了具体的一些茶事风俗以及相关的诸多情况。
苏廙着《十六汤品》，进一步完善发展了陆羽茶道思想，倡导一种良好的茶风茶俗，特别强调了儒家“中庸”、“守一”、“和谐”、“完善”的茶道原则。《十六汤品》已经算得上是儒家茶风及其实践的体现。
“敬”是儒家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客来敬茶，就是儒家思想主诚、主敬的一种体现。刘贞亮“十德”中所讲的“以茶表敬意”，“以茶利礼仁”，都有一个敬字的内涵。
在古代婚俗中，以茶作聘礼又自有其特殊的儒教文化意义。宋人《品茶录》云：“种茶必下子，若移植则不复生子，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义故有取。”明郎瑛《七修汇稿》谓：“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也。”此外，王象晋《茶谱》、陈耀文《天中记》、许次纾《茶疏》等着作均有内容极为相近的记述，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认为茶为聘礼，取其从一不二，决不改易的纯洁之义。因此，民间订婚有时被称之为下茶礼，即取茶性情不移而多子之意。
用茶叶祭神祀祖，在古代中国亦成为一种民俗。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梁朝萧子显在《南齐书》中谈到：南朝时，齐世祖武皇帝在他的遗诏中有“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矣”的记载。此前东晋干宝所撰《搜神记》有“夏侯恺因疾死，宗人字苟奴察见鬼神，见恺未收马，并痛其妻，着平上帻，单衣人，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至于用茶作为丧者的随葬物，本世纪七十年代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古墓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这种习俗在我国不少产茶区一直沿用下来，如湘中地区丧者的茶枕，安徽丧者手中的茶叶包。安徽黄山一带人民至今甚至还有在香案上供奉一把茶壶的习俗，据说这是为了纪念明朝徽州知府，进京为民消命而设立的。这是充满儒教精神的行为。在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中，儒教讲究的是“慎终追远”。朱熹的解释是“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礼。”从哲学内涵看，这已不完全是一种儒家的孝道了。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既然作为儒教基本的道德目标的“孝道”，要求人们要“敬”、“无违”、“三年无改于父道”。所以被誉为“琼浆甘露”的茶，在其祖先的生前必不可少，死后又有什么理由能不陈供呢。况且茶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既为普遍爱好也是容易得到的。有一*间传说，认为人死之后，在去阴间的路上有一条奈河，奈河桥畔，孟婆具备了一种茶汤，说是喝了这种茶汤，到阴间会忘记生前的一切事情，可以加速其投生转世。既然人们认为焚化纸钱、衣物都是为亡灵所用，可见孟婆的茶汤也都是未亡人所祭供的。为了纪念祖先亡灵，作为未亡人的后辈自然要勤供茶汤以及其它物品，不能疏忽大意。这里含有“慎终追远”的涵义，其追忆祖先应是其中的实质性内容。
我们说儒家茶文化有“化民成俗之效”是丝毫不过分的。因为儒家正是以自己的“茶德”，作为茶文化的内在核心，从而形成了民俗中的一套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它对人们的思维乃至行为方式都起到指导和制约的作用。
茶与禅渊源深长，“茶禅一味”的精练概括，浓缩着许多至今也难以阐述得尽善尽美的深刻涵意。佛教在茶的种植、饮茶习俗的推广、饮茶形式的传播等方面，其巨大贡献是自不待言；而“吃茶去”三个字，并非提示那提神生津、营养丰富的茶是僧侣们的最理想的平和饮料，而是在讲述佛教的观念，暗藏了许多禅机，成为禅林法语。“天下名山僧侣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历史上许多名茶往往都出自禅林寺院。这对禅宗，对茶文化，都是无法回避的重头戏。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禅宗逐渐形成的茶文化的庄严肃穆的茶礼、茶宴等，具有高超的审美思想、审美趣味和艺术境界，因而它对茶文化推波助澜的传播，直接造成了中国茶文化的全面兴盛。
茶在禅门中的发展，由特殊功能到以茶敬客乃至形成一整套庄重严肃的茶礼仪式，最后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深层的原因当然在于观念的一致性，即茶之性质与禅悟本身融为一体。正因为茶与禅能融为一体，所以茶助禅，禅助茶，“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有如此巨大功能，决非仅由其药用性质的特殊方面所决定，正如道教最早在观念上把茶吸纳进其“自然之道”的理论系统中一样，禅门亦将茶的自然性质，作为其追求真心（本心）说的一个自然媒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中，这都是一个绝佳的无与伦比的自然媒介。它的无可替代性，正是禅宗能将其真正作为一种文化而大大兴盛起来的根本原因所在。
茶与禅的碰撞点，最早发生于药用功能中，但不同的是，它一开始便与禅门最基本的工夫--禅定结合在一块。而禅定正是其他宗派也注重的，所以就连最富神秘色彩的佛教密宗在其重要场合也无法离开茶。
在禅宗眼里，任何事物都与道相通。“一切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永嘉大师禅宗集o证道歌》）“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卷六）这里，最关键的是一个“悟”字，如一味追求俗世行为，就会“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就正如求佛保佑的人，也是以-定的功利为目的，从而经常会成为悟的束缚。禅宗强调直悟门性，也就是对本性真心的自悟。
禅宗是中国士大夫的佛教，浸染中国思想文化最深，它比以前各种佛学流派更多地从老庄思想及魏晋玄学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及“言不尽意”，“得意忘像”中吸取了精华，形成了以直觉观照、沉思默想为特征的参禅方式，以活参、顿悟为特征的领悟方式；以自然、凝炼、含蓄为特征的表达方式改变了过去佛教灌输与说教的习惯，突出了自悟的直觉观照方式。 “吃茶去”三字，成为禅林法语，就是“直指人心，见心成佛”的“悟道”方式。唐高僧从谂禅师，常住赵州观音寺，人称“赵州古佛”。因其嗜茶成癖，所以每说话之前总要说声“吃茶去”。《广群芳谱o茶谱》引《指月录》中载：有僧到赵州从谂禅师处，师问：“新近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喏。师曰：”吃茶去。“--并非要你直接吃茶而是要你作当下”悟道“。自此以后，”吃茶去“成为着名的茶文化典故。让我们看看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如何说的吧：”三碗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显然，皎然的所谓的”得道“成了这里的真正核心，无论怎说，那”兴味“只能从此而出；以茶禅之”悟“，真是何须苦心去”破烦恼“啊！”得道“是一种禅宗的当下之悟，正如赵州和尚所谓”任运随缘，不涉言路“。赵州接连三称”吃茶去“，不就是要人们在”不涉言路“的前提下去悟道么。由此看来，”茶禅-味“中的茶与禅的沟通与融合，也不正是首先从”不涉言路“的条件下取得的么。如单方面地执着究为茶或禅味，不就正好落人了语言的圈套了吗！”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即不知茶味。“（泽庵宗彭《茶禅同一味》） 显然，禅师论禅，是要排斥法执、吾执，以便自悟本性。执，即束缚。就如”吃茶去“，如拘泥于此三字死钻牛角尖，有可能成为人们理解上即”悟道“的束缚。因此，禅家是要人们做到”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也就是说要达到”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坛经》）的精神境界。但为什么”吃茶去“独独能成为禅林机锋并作为禅的”悟道“方式呢？这正是佛家茶文化的密码所在，本节所论禅宗思想与茶文化的内在关联，只是一个探讨的开端，而远非一个探讨的结果。不过，我想把禅宗思想中最为内在的东西--悟道方式抉发出来，然后结合茶文化来演绎，这个出发点大致是不会错的。当然，出发点并不能保证演绎方向的正确，这就需要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始终保持明确的思路。因此，我仍要强调禅宗的一个”悟“字。
禅茶的深厚基础，缘于真实体验的深刻性。正是在”悟“这一点上，茶与禅有了它们的共同之点。上文所引”体验有得处，皆是悟“，”必工夫不断，悟头始出“，”古人把此个境界看作平常“，都与茶及茶事活动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茶事及其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极平常而自然的境界，然而真正要有高深的境界又必须是工夫不断，”悟头始出“。虽然”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但此体验本身即得来不易，必工夫不断，方可有悟。进而言之，悟虽可得，亦随时可失，所以说”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不灭“。这就全然是一个保持境界的事了。禅宗的茶事活动之所以日益讲究，甚至将其化为一个艺术境界，奥妙全在于此。
赵州和尚的”吃茶去“早已从具象实际生活上升到超脱物我的一种”悟“，从而具备了一种崭新而深刻的文化意义。如果我们仅仅依据茶的醒脑提神的药用功能，对禅宗的坐禅修持的证道法，倒有解释的用场，但对慧能以后禅宗那种”见性成佛“，不靠禅定的那种顺乎自然的境界，则很难解释得通。说到底，”吃茶去“，是和”德山棒，临济喝“一样的破除执着的特殊方法，是要去除人们的执着，一任自心。
为了使人”妄心不起“，就执着坐禅，这岂不是将人作为死物一般。须知”道须通流“，心若住而不动就是心被束缚。在禅宗看来，悟道成佛完全不须故意做作，要在极为平常的生活中自然见道。长庆慧升禅师，二十余年坐破七个*，仍未见性，直至一天偶一卷帘，才忽然大悟，即作颂曰：”也大差，也大差，卷起帘来见天下，有人问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头打。“一旦豁然贯通，靠的却是解去坐禅的束缚。因而真正深通禅机者，往往一切听任自然，自在无碍。”要眠即眠，要坐即坐“，”热即取凉，寒即向火“。慧能所以强调”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平常心是道，平常心外再无什么”道心“。就这点而言，禅宗的确表现了”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的世俗精神。
而茶正好应合了这种世俗精神，体现了这种世俗精神，它平平常常，自自然然，毫无神秘之处。却又是世俗生活中不可少之物。有了它，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茶之为物，在禅宗看来，真可悟道见性，因它是物又超越物，如”吃茶去“就是悟道方式的机锋；又囚它有法而又超越法，自在无碍，不须强索。正如临济义玄所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尊宿语录》卷十一）这正是禅宗的精神所在；这种精神无不体现在禅宗的茶文化中。
无疑，茶对禅宗是从去睡、养生，过渡到入静、除烦，从而再进入到”自悟“的超越境界的。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三重境界，对禅宗来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它悄悄地自然而然地但却是真正地使两个分别独立的东西达到了合一，从而使中国文化传统出现了一项崭新的内容--茶禅一味。千万不要小看了它的意义，它不仅是一个文化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尤其是它开发了日本的茶道，设置了一种文明的方法与道路。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5-28 06:27
从历史的角度看，道教与茶文化的渊源关系虽是人们谈论最少的，但实质上是最为久远而深刻的。道家的自然观，一直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及观念的源头。所谓“自然”，在道家指的是自己而然，道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的。道无所不在，茶道只是“自然”大道的一部分。茶的天然性质，决定了人们从发现它，到利用它、享受它，都必然要以上述观念灌注其全部历程。老庄的信徒们又欲从自然之道中求得长生不死的“仙道”，茶文化正是在这一点上，与道教发生了原始的结合。玉川子要“乘此清风欲飞去”，借茶力而羽化成仙，是毫不奇怪的。陶弘景《杂录》与西汉壶居士《食忌》的记载，都与此有关。《茶经o七之事》引述《神异记》的故事，更表明陆羽本人对道士与茶茗的关系是深信不疑的。所以，从历史事实与观念发生的角度看，都显示了道教与茶文化的关系是最为久远的。
“自然”的理念导致道教淡泊超逸的心志，它与茶的自然属性极其吻合，这就确立了茶文化虚静恬淡的本性。道教的“隐逸”，即是在老庄虚静恬淡、随顺自然的思想上发展起来的，它与茶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隐逸推动了茶事的发展，二者相得益彰。
从历史和发生学角度固然要追溯到道教，但从发展角度看，茶文化的核心思想则应归之于儒家学说。这一核心即以礼教为基础的“中和”思想。儒家讲究“以茶可行道”，是“以茶利礼仁”之道。所以这种茶文化首先注重的是“以茶可雅志”的人格思想，儒家茶人从“洁性不可污”的茶性中吸取了灵感，应用到人格思想中，这是其高明之处。因为他们认为饮茶可自省、可审己，而只有清醒地看待自己，才能正确地对待他人；所以“以茶表敬意”成为“以茶可雅志”的逻辑连续。足见儒家茶文化表明了一种人生态度，基本点在从自身做起，落脚点在“利仁”，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化民成俗。所以“中和”境界始终贯穿其中。这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体现，其深层根源仍具一种宗教性的道德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