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有关茶道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7 02:54
共2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5-24 17:19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5-24 18:37
武夷茶“臻山川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大自然赋予的俭朴，清纯、和静的禀性，深得儒释道三教的喜爱，茶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和理想的物质。
武夷山茶文化源于传统文化，武夷茶道就是三教之产物。道宗老子说：“艺者，道之形也”，茶艺是茶道的表现形式，茶道是整个茶艺过程中所体现的精神，追求的道德风尚。一些茶道大师对此以精辟的语言加以概括，提出茶艺的基本精神。早在唐代，曾是佛门弟子的茶圣陆羽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指出饮茶者应具有俭朴的美德。唐末儒家名人刘贞亮在《茶十德》中说：“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当代茶圣吴觉农指出：“饮茶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当代茶界泰斗张天福认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其本质应该是德。”《周礼》云：“在心是德，施之为行。”提出中国茶礼“俭、清、和、静。”庄晚芳先生归纳总结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在于“和、怡、静、洁”。台湾中华茶艺协会通过了茶艺精神是“清、敬、恬、真”。茶文化专家丁文在《茶乘》上说：“中国茶道负载着儒道释三教文化的内涵，儒家士子创立和发展了中国茶道，并以茶道为心灵的宗教。”众师家之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百家争鸣，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有着3000多年饮茶史的中国，茶文化积淀深厚，茶道的基本精神，历经唐、宋、元、明2000多年不断演变，已融合了儒释道三教的宗教思想，成为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
儒家以茶论道
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之一是“中庸之道”。中庸被看成是中国人的智慧，反映了中国人对人和谐、平衡以及友好精神的认识和追求。中国茶道多方面体现儒家中庸之道，温、良、恭、俭、让的精神。以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哲理于品茗饮茶的日常生活之中。
中国人与茶中之“和”，好象天成。儒家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就像茶；清醒、理智、平和。茶虽然能给人以一定的刺激，令人兴奋，但它对人总体的效果则是亲而不乱，嗜而敬之。茗饮最终能使人沉静，使人能冷静地面对现实，这是与儒家倡导的中庸精神相吻合。
因此，儒家便以茶的这种亲和力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手段，来沟通人际关系，达到互敬、互爱、互助的目的，从而创造出一种尊卑有序、上下和谐的理想社会环境。
儒家继承者、闽学的创始人,宋代理学家朱熹，他爱武夷山，更爱武夷茶，并且精于茶道。淳熙十年（1181）在武夷山隐屏峰下，兴建武夷精舍，隐居讲学，著书立说，倡道东南，为儒家道统继往开来，四方学者云集，盛极一时。
教学之余，常与朋友、门人一起品茶设宴，或宴于泉边，或宴于竹林，或宴于九曲溪畔。一只炉子，两把壶子，几只茶盏，舀几飘九曲清溪水，徐徐烹来，芳香四溢，飘飘然而觉物我合一。咏茶宴诗云：“茗饮瀹甘寒，抖擞神气增，顿觉尘虑空，飘然悦心目。”（朱熹《朱子文集》）
宋代文人好斗茶，是一种“盛世之清尚”。北宋前期，海内晏然，统治者重文轻武，使士大夫沐浴膏泽，精神心理也优越自胜，故而文人士大夫有充裕的闲暇心情来从事茗事。再者，宋代理学盛行，“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斗茶亦可喻理，茶汤“咬盏”，可喻敬守诚实之一；而茶色尚白，可喻志气清白。斗茶，既是一种雅玩文艺也是一种穷理。
宋代品茶之风极盛，武夷茶区风行“斗茶”之风，当时上至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下至庶民百姓皆纷纷效行，引为乐事。武夷山精舍、书院学人士子，常以茶代酒宴请宾客，以茶会聚友朋，茶宴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
武夷精舍前五曲溪北岸，有“矶石上平，有灶溪中流，巨石屹然，可以环坐*人，四面皆深水，当中凹自然为灶，可炊以瀹茗”。朱子在巨石上开设茶宴，煮茗品饮，吟诗斗茶，名之曰“茶灶石”。他的《武夷精舍杂咏》之《茶灶》诗云：“仙翁遗灶石，宛在水*。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此诗一出，就炙脍人口，流传于世，一时和作连翩飞来。辛弃疾、袁枢、韩元吉、留元纲、项安世等一班文人，纷纷咏唱追和。他的弟子、同道直至象陈俊卿这样的名相巨公也作诗酬和，大大地提高了“武夷山水茶”的声誉。尤以建安学者袁枢的杂咏十首最为引人注目。他以精细入微的笔触描述了这个武夷山中的道学夫子半圣、半儒、半仙的隐居生活。其九《茶灶》诗：“摘茗蜕仙岩，汲水潜虬穴。旋然石上灶，轻泛瓯中雪。清风已生腋，芳味犹在舌，何时棹孤舟，来此分余啜。”爱国诗人杨万里于淳熙十六年（1189）十月由江西筠州径入武夷山与朱熹相会。后于次年正月也寄给朱熹和作《武夷精舍十二咏》，对朱子武夷办学、讲学，著述、立说的生活作了最好的总结。其十一《茶灶》酬唱道：“茶灶本笠泽，飞来摘茶园。随在武夷山，溪心化为石。”
在武夷精舍四周，有茶圃两处，植茶数十株，朱子讲学之余暇，行吟于茶丛，枝头嫩叶，频频点头摇动，似知先生之意。在《建茶志》里首载了《朱熹遇茶姑》的美丽传说，留传颇广。据《崇安县志》载：“文公祠（武夷精舍）在九曲溪之五曲溪畔，清康熙时，春间置茶焙于此。旧有文公手植茶一本，名日文公茶，又名臭叶香茶，香逾他树，旧列为武夷名丛之一。”宋时流行“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的礼法。《南窗纪闻》“以茶表敬，以茶交友”，都是为了使人际关系的“和”。“和”使朱熹深知茶是纯洁、中和、清明的象征。用茶可以明伦理、博谦虚、不重虚华、崇尚俭朴、更以茶穷理、深入浅出地品茗论道，颇发人深省。朱熹通过饮茶，阐明“理而后和”的大道理。《朱子语类.杂类》138条，虁孙记载：“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知？曰：也是一个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都是此理。”这理实际上也是论述“礼”与“和”的关系。朱子认为“理而后和”，礼是和的前提；有礼才能有和，而礼行之“各得其分”，便能得到“至和”之理。是朱子对茶的“礼”的思想升华；茶之重礼，提高了中国人生活的文化品质。礼和人际关系，无疑起过而且至今仍在起着重要作用。朱子是理学家、教育家、借品茶喻求学之道。他认为在学的过程中，要狠下功夫，苦而后甘，始能乐在其中。朱子所谓“理而后和”，正是《中庸》所云：“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大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庆元学案.晦翁学案.中和论》）他又提到“礼本于天下之至严。礼成，则黎民各得其份，则至和”。所以“国治而后平天下。”这和饮茶先苦后甜的道理一样。同时，借论茶喻学之机，引《易经·家人》“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来告诫门人，礼治应以中庸之说。“家人”是一家之主形象：“嗃嗃”是冷酷的意思；家主过于严厉，以至冷冰冰的。谓治家过于严厉，则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如果治家不严，妇道及子女行为不端正（嘻嘻），终会带来耻辱和不幸。所以治家宁可严厉，不可松懈，也就是说酽茶尝到韵味；淡茶则味如嚼腊，也就是说“中庸之道”和品茶中的先苦后甜的道理一样。宋代理学家朱熹将中庸之为德赋予建茶，亦即世界闻名的武夷茶。朱子在比较建茶与江茶时曾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又曰：《南轩集》草茶如草泽高人，腊茶如台阁胜士，似张南轩（理学东南三贤之一，即吕东莱、张南轩和朱熹）张栻字南轩之说，则俗了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也。”（《朱子语录·杂类》139条道夫记）建茶是腊茶，江茶是草茶。欧阳修《归田录》说：“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江浙”。两种茶的品质特性是不一样的。“岕茶为名士，武夷（茶）为高士，六安（茶）为野士”（清蒋伯超《南溽楛语·品茶》。这种类比法，境界不很高，而朱子作为大理学家，他的思想境界就不一样，同样是建茶、江茶之比，却将其升华到“中庸之为德”，这种儒家论理的高度。他认为建茶乃中庸之道，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外观漂亮而未必品高，草茶则颇有气节、自然本色，这种巧喻当然比张轼高明。这表明嗜茶的朱熹不仅学识广博，而且有其谈吐机敏，喻物诚谐的性格特征。朱熹以茶喻学，认为学问要专主一门。对理学皓首穷经，钻深研透，不被当时流行的其他学派所迷乱。犹如宋代煎茶，仍有唐代遗风，在茶叶掺杂姜葱桂椒盐之类同煎，犹如大杂烩而妨茶味。朱子对学生说：“如这盏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别底滋味，便是有物夹杂了”。（《朱子语类》卷15）这种比喻暨通俗易懂又妙趣横生。朱熹在向学生讲学时，巧妙地以日常生活中的茶作妙喻。朱子答学生问关于如何评价《左传》作者识见，曰：“左氏仍一个趋利避害之人，要置身二隐地，而不识道理，于大论处皆错。观其议论，往往皆如此。且《大学》论所止，便只说君臣父子五件，左氏岂如此？如云：‘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盖也’。正如佃客论主，责其不请吃茶！”（《朱子语类》卷123）他只说左氏论事不得要领。远不如孔子《大学》论君臣父子关系精当。以此佃客座主，不请饮茶，这样责之细苛的巧喻，把复杂的理论问题，在谈笑间说清楚了。朱子将儒家最高之道德－－中庸之为德，赋之于建茶，是对武夷茶的极大提高。通过品饮武夷山茶，可以体会中庸，从而砥砺茶，努力攀登中庸之道，而做仁人君子，这正是“人品即茶品，品茶即品人。”佛教以茶助禅茶与佛，因缘深长；自古就有“茶佛一味”的说法。查有史以来，寺院僧家，禅多茗饮，有释门必有佛茶。佛茶作为一种物质精神，一种传统文化现象，它不但反映了佛教的禅宗，而且从佛茶的产地、茶名、培育、采制、药用、品饮、传说、吟咏及社交等方面，无不带有佛教文化的浓厚色彩。佛教从印度输入中国，初于东汉，恰好是中国茶在国内广为栽培的时期相吻合；同时，佛教滥觞于唐朝，被推崇为“国教”，正好和饮茶习俗风靡全国，茶被誉为“国饮”的时代同步。有禅风之兴，方有茶风之盛；有禅茶之需，才有佛茶之产。说明了佛教与饮茶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兴行，互相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以茶供佛祖的风俗，越来越盛，凡有寺庙都有“供佛茶”、“济世茶”。饮茶成为适宜佛教坐禅、斋戒、礼佛、仪规、疗疾、结缘的必需品。“天下名山僧占遍，从来僧侣多爱茶。”据《福建史稿》记载：“吴晋之际，佛教传入闽中，于是佛教寺院相继兴建。”当时闽中（福建）只有晋安郡（福州）和建安郡（建州），在名山上建许多佛寺。宋人沙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载：“建州山水奇秀，岩壑幽胜。士人多创佛刹，落落相望。”又记“建州所领十一县，到处有佛寺：建安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阳有佛寺一百五十七，浦城有佛寺一百七十八，崇安有佛寺一百八十八，（其中武夷全山有一百零八寺，恰合‘茶寿’之数）......”总共可以千数。故而建州素有“佛国僧乡”之称。沙氏所统计寺数，可能是宋代数字；但南唐时建州佛寺僧院确实很多，而且是佛教禅宗最发达的地方。在建州大凡是山峦起伏，翠峰叠嶂，佳木葱郁，云海缥缈的名山；差不多名山古刹大多都产茶。于是，建州是山皆有寺，是寺多产茶，无茶不成禅寺。武夷一百零八寺就兴建在三十六峰，七十二岩的峰麓岩巅。“茶之为饮，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在那峰峦起伏，溪河纵横，林木葱郁，云雾多，湿度大，构成茶树生长特殊需要的“小气候”风景名胜区。寺僧利用立地条件优越的自然条件，着手栽培茶树，采叶制茶。茶质优佳，在全国同类茶品中，实属上乘。寺院所产之茶叫“寺院茶”或“供佛茶”，亦称“佛茶”。唐宋之季，建州茶叶处于发展时期，特别寺院中，实行戒酒，提倡饮茶，坐禅饮茶，提神消滞，清心修行，僧侣们认为“品茶如参禅”，将品茶转化为禅道。曾经为僧的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指出：“茶之为饮，可以疗疾，茶味至寒，宜于精行俭德之人。”后唐天成三年（928）吴屯瑞岩禅师藻光，成为闽王延钧的“王者之师”，圆寂后被尊为扣冰古佛。少年出家，参悟佛法。以茶论玄，深得真谛。在瑞岩开席授徒，常设茶宴，普施佛茶，声名远播。到了宋朝，着名茶区径山寺开山祖师宗杲大师的佛徒道谦来到武夷山，传来径山法派玄旨，也带了径山寺以茶开宴之风。后居五夫开善寺，传播禅风，推崇禅理，推崇禅茶。到了清朝，武夷山出了个铁华上人，与陆廷灿，王草堂共编校《续茶经》和《茶说》，被茶学界认为是乌龙茶类最早的制作技术。释超全《武夷茶歌》茶学界视为传递乌龙茶的第一手资料，奠定了乌龙茶源于武夷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