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原配夫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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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6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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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9 17:33
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这样的女性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但中年以后的朱安却曾是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她一九四七年去世时报上也有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旧式女性在死后留名，十居其九是因为与她们有关联的男人，而在朱安来说，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周树人，笔名鲁迅。
朱安还在世的时候，鲁迅和他身边的人视她为一份无法推辞的馈赠，是他苦恼的来源。朱安死后几十年，国人把她的丈夫放在文学殿堂最崇高的位置，而她的名字和存在则成了禁区，直到近十多年才渐渐解禁。
早年生活
清朝光绪四年（公元一八七八年），绍兴城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安“。她虽然生于王朝的末世，但在那个年代，富裕的府城如绍兴仍然相信，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是惟一可靠而又可行的。
尽管女孩子没有机会经历拜师入学这一道人生分水岭，却另有一份仪式等候着她们。朱安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大人让她脱了鞋袜，把脚浸在一盆暖水中。过了一会儿，她的妈妈和两个女佣人或亲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她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她的脚跟拚命往前拉，这样就裹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形。朱安痛得尖叫起来，但随着她的哭声是母亲的训诲：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她只要看看妈妈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订 亲
一*九年，通过亲戚的斡旋，朱安的婚姻前景似乎明朗了起来；当时她已是个二十一岁的“老姑娘”了。议婚的对象是一名周姓前任*的长孙。这位周老爷当过京官，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间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算是相当匹配，惟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户体面人家，对“老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一九○一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将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周树人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也是一份光荣。
周树人在一九○二年三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一九○九年。他如此一去不归，实在令朱家忧心忡忡。而他赴日后不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实在吓了他们一跳。但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周老太太对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一九○三年周树人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已剪了，这似乎都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成 婚
绍兴有句谚语：“养女不过二十六。”周家体会到拖延婚事实在于理不合，终于定下成婚的日子：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新郎会从日本专程回家。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会接到虚报母亲急病的电报，被骗回来。周家到底有没有想过，如果鲁迅不归，又怎么办呢？其实这也不是个难题：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来就是惯用的招数。
朱安除了做出一般准备外，也没有忘记新郎对小脚的厌恶，因此造了一双大脚绣花鞋，鞋头填满了棉花，好在婚礼上穿。朱安穿上这双鞋，到底有何感想呢？二十多年来，大家不断告诉她没有男人会娶一个大脚妻子。世界真的变了。
虽说新郎是个放洋留学的新人物，但婚礼还是依照传统风俗进行，大红花轿、媒婆、吹打乐手和陪嫁娘一个不少。新郎穿着传统礼服，甚至装上假辫，这一切是否可以让朱安定下心来呢？假如她希望有个好兆头，现实却适得其反：她一脚踏出花轿的时候，一只鞋松脱了，揭露了伪装。绍兴风俗认为新娘掉了鞋是个不吉的兆头。捱过了婚礼的繁文缛节，朱安终于进入洞房，坐在床上。四周一片静寂，只听到翻书的声音。朱安坐着呆等，因为新娘是不能首先开口说话的，而新郎决定了不理睬她。
婚姻生活
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由新郎陪伴着回门，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虽然他们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因此他们的婚姻作为一份社会契约是完整的。不过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对她的态度会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后第二个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离开绍兴，回到日本。朱家的“安姑娘”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作为小安的媳妇，她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里。既然她是小辈中惟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而大家也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她性格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她十分喜爱。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点光明，因为她的丈夫终于决定回国了。周树人回国主要是为了经济问题：周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他作为长孙，总得挑起这担子。不过鲁瑞自然也希望借此让儿子和媳妇重聚。周树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本来有不少机会回家，但他并不如此，而每次短暂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一九一○年夏天，情况变得更坏了。鲁迅回到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而他决定住在学校。
但与此同时，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变。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绍兴，朱安一辈子头一次接触外国人，头一次体会到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个世界。作人和信子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这一点也让朱安感受到，她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传统，已经权威大减了。
这时外间世界正经历一场巨变：一九一一年十月，满清王朝崩溃了。中华*成立不久，周树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虽然他因此又要离家远去，但这对周家来说却是件喜事，因为树人成为**的*，在复兴家业方面迈进了一步。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因此树人离家反而减轻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压力。
这时朱安有一块心头大石：她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的媳妇却未完成任务。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亲时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丈夫，建议他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是个社会常规，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还请自己的兄弟帮忙写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树人更强的反感，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就没有回信。事实上，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从没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来往信件中转达。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的书信往还。对朱安来说，她熟悉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
一九一九年鲁迅决定举家移居北京时，朱安的去留并不是个疑问：她作为周家一份子地位是巩固的。她知道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无后会之期，所以与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离开绍兴当天，她的胞妹在码头送行。
北京生活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对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在这个地方连语言也说不通，而离开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的环境里，她变得孤立无援。主持北京八道湾家务的是羽太信子，和绍兴相比，北京为一个日本女人提供很多机会和社会关系。在朱安的生活里，鲁瑞是惟一不变的一环。
迁居北京后，朱安才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虽然只能旁观，但她也明白鲁迅已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一九一二年周树人到北京时只是个*小*，但一九一九年他已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家中访客川流不息。在这个新世界，朱安是个外人，虽然年轻人称她为“师母”，但他们都知道鲁迅和她的实际婚姻关系。虽然这样，鲁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对朱安仍算很客气，除了婆婆对自己的喜爱外，这是朱安惟一的安慰。虽然她知道自己无足轻重，但这个家庭始终有她的一个席位。
朱安这份安全感终于毁于一夜之间。一九二三年七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鲁迅*迁出八道湾。周家的家庭组织破裂，朱安的位置也动摇了：鲁迅给她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一是回绍兴娘家。这两个选择其实都只会把朱安*上绝路。兄弟二人既已互不相容，周作人凭什么要让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假如朱安回到绍兴，就成了不容于夫家的弃妇，以后日子就很难过了。朱安提出另一条出路：鲁迅迁居后总要有人照应生活，她愿意负起这份责任。对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没有太大的幻想，但在当时的社会，一个旧式女人离开丈夫是极不名誉的事，这一点鲁迅也了解。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鲁迅和朱安迁进砖塔胡同一家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她当然感到忧心，但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时日，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惟一照顾他的人。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朱安渴望能进入鲁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鲁迅曾经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运动，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两个女孩独自练习时，她就站在后面跟着做动作，因为她想孩子们总不会挑剔她。但她错了：两个女孩看见她吃力地摆动小脚，在旁窃笑。
对鲁迅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朱安代表着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也没想过她不断衡量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尝试了解身边的新世界，而且对鲁迅的性格和他与许广平的关系做出非常准确的结论。正因如此，她没有提到自己作为发妻的身份，因为她知道世界改变了。
一九三○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表现出关怀和友善的态度。一般鲁迅传记作者都说这是她迷信的表现，认为有了男丁承继香火，她死后也会有人拜祭她。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现实，而且她的性格一向和顺：事已至此，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不协调和不愉快呢？因此当许羡苏在一九三一年离开北京前夕，把一大包与鲁迅的通信交给朱安时，朱安实在不知所措。许羡苏和鲁迅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而目不识丁的朱安只能猜测书信的内容，也不清楚许羡苏为什么要把信交给她。她无法预测如果把信寄往上海，会引起什么后果，所以就把信藏在箱子里。鲁迅死后，她更感到这些信难以处置，因此可能在鲁迅死后不久或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毁了。无论如何，许羡苏与鲁迅的通信已无迹可寻。
晚 年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传到北京。对朱安来说，噩耗来得实在突然，因为一个星期前还收到信说鲁迅病情已好转。不过朱安早已习惯接受命运给她的打击：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燃点香烛。接着几天，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新闻记者亦上门采访。当一切纷扰沉寂下来后，朱安就要面对家用不足的事实。周作人只肯负责鲁瑞部分开支，许广平偶然汇款接济，但始终无法应付日常用度：朱安的生活愈来愈困难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鲁瑞逝世，临终时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养费遗留给朱安。作人为母亲安排了盛大的葬礼，但除了每月十五元外，并没有支援寡嫂；同时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入狱，汇款也中断了。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对经济困境，到一九四四年已欠债数千元。这时周作人建议她卖掉鲁迅藏书，换取度日之资。这个消息传到上海，马上引起快速反应，鲁迅两名追随者赶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们到达周家时，朱安正在吃午饭：几块腌萝卜伴着半碗稀粥。她推开碗筷，站起来接待，客人却开口就责备她卖掉鲁迅遗产。这是朱安惟一一次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想过我吗？”
经过商议后，他们答应每个月从上海汇一笔数目不大的生活费给朱安，加上她把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强可以度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因为周作人被判为汉奸，八道湾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鲁迅的旧友和学生帮忙下，尽力争取属于鲁迅和建人的八道湾业权。自从鲁瑞死后，朱安开始与许广平直接通信。一九四六年，许广平回北京收拾鲁迅藏书及其他物品，两人同住在鲁迅旧居一个月，朱安非常珍惜这段相处的时间，但由于她一向不善表达感情，所以只是在许广平回到上海之后，才写信告诉她自己的感受。朱安的健康每况愈下，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在北京病逝。虽然她到最后身体已非常衰弱，但脑筋仍然很清醒，后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单。她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这当然未能如愿；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尾 声
朱安可以说是个时代的典型。虽然社会规范的剧变令她无所适从，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终保留着一份尊严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击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观去做人处世。同时，她对于把她摒弃的新世界也达到一份了解。朱安死前说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充分显示她的思想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单纯：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自幼身体饱受摧残，婚后感情生活有如枯井，老年又面对经济困难，一生不可谓不凄苦，但她却从没有迁怨于旁人，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尊敬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底，鲁迅和朱安搬进鲁迅买来的西三条小四合院，和鲁瑞同住。一切又回到旧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务后，坐在婆婆身边，抽几口水烟，听他们*闲话家常。虽然家里有佣人，但朱安仍然亲自下厨，除了因为鲁瑞喜欢她的厨艺外，这也是她照顾丈夫的一点办法。她了解自己不可能在客厅与访客应接，所以只有从厨房送出佳肴，算是尽了女主人的本分。
危 机
一九二五年春天，鲁迅家的访客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许广平。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学生领袖，自三月起和鲁迅开始密切地通信，四月十二日头一次到鲁迅家探访。从仲春到盛夏，两人的通信和交往愈来愈频密、热切。这是个多事的夏季，女师的学生和校长杨荫榆展开了强硬的斗争，而鲁迅和学生们站在同一阵线，共患难的感觉明显地促进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感情，因此当*搜捕北女师学生，要把她们解送回乡的时候，许广平就躲在鲁迅家里。
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之中，谁也没有注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对一个危机。她和鲁迅同处多年，对他的个性和行事可说相当了解，因此肯定会觉察到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变。许广平不是第一个接近鲁迅的年轻女性，却是第一个让他重新估计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人。虽然朱安过去曾建议鲁迅纳妾，但她现在已了解到鲁迅的新世界是没有纳妾的余地的。如果他决定开展新生活，自己怎么办呢？
一九二五年*月是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折点，旁观的朱安面对强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身体终于撑不住了。九月间她因为严重胃病而入院，医生怀疑是癌症。鲁迅虽然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讨她的病情，却极少在病房停留。一个星期下来，经过种种测试，还是找不出病因，医生就让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朱安只好尽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为事情毕竟是她无法控制的。这样过了半年，“三·一八事件”**杀学生引起的风潮，终于把周家卷了进去。鲁迅上了“*”的黑名单。为安全计不得不离家到外国人开的医院暂避。到了四月初，情况更危急得连鲁瑞和朱安也暂时搬到旅馆去住。朱安切身体会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胁并不单源于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变 异
一九二六年七月，由于政局、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离开北京。八月二十六日，他在家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送行的朋友和学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湾居住、与鲁迅关系相当密切的许羡苏。鲁迅走后，许羡苏住进他的屋子，成了鲁迅家管账的人，因此朱安不难知道鲁迅是和许广平联袂离京的。
一九二八年，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虽然双方都没有告诉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京起已流传极多。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回京探母，在他到达家门的前几天，朱安对婆婆说自己梦见鲁迅带着个小男孩回家，心里很难受。鲁瑞听了，责怪她不识大体。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过这样的梦呢？还是借此让婆婆知道她听来的谣言让她很受困扰呢？我们无法知道*。重要的是鲁瑞的态度让朱安明白到婆婆不会在这方面给她任何支持。
鲁迅抵家后，告诉母亲和好友说许广平有了身孕。一如既往，这个消息朱安也是间接听回来的。她的反应除了显示孤苦无助之外，也表现出相当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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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9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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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1878—1947），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原配夫人。祖上做过知县一类的官。在两个年轻人根本不认识的情况下，由双方父母作主，定下了决定朱安一生命运、并给鲁迅带来终生痛苦的婚姻大事。
叶卉
1924年2月4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大年三十。
夜幕降临了，时间向午夜推移。
◎ 母亲的遗物 ◎
鲁迅坐在桌前，手里的香烟燃着。一瓶烈酒已经喝完，第二瓶已经打开。稀稀拉拉然而又连续不断的爆竹声忽远忽近。
昏暗的灯光照射着桌上的几种饼饵。桌上放着几本残旧然而珍贵的古籍。另一边，古碑拓片旁散放着几枚古钱。
屋里很冷，鲁迅移动了一下身体，拿起酒杯从容地一饮而尽，随后又斟了一杯。这时，隐隐约约的牙疼又向他袭来。
除夕是中国人家庭团圆的日子，但鲁迅却独自守岁。
夫人朱安就在同一个院里的另一间屋。
几个月前，鲁迅和二弟因家务争吵後身体一直不太好。
鲁迅凝视着桌上的一堆书，一丝难以察觉的冷嘲从嘴角掠过，往事如一场恶梦。
1906年，远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母亲的反复催促下，终于不很情愿的启程回国。母亲想让鲁迅回家完婚，鲁迅回答说，让姑娘另嫁人为好。但母亲却来电报说：母病速归。
回家後的第二天，婚礼便要举行。这一天是7月26日（光绪32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
族人中帮忙者在这一天如临大敌，因为他们早就知道，破落户周家大公子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也不走科举正道，却剪辫子，学洋文，穿洋服，对这样的人，你不得不提防，小心他破坏祖宗礼仪。他们做好一切防范准备，然而一切都很平静，这使族人们很有些失望。
从姑娘一下轿，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甚么，他就干甚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都觉得很异常。
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套新礼服，他站在那里迎亲。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车高，这只脚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却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的很小的脚露出了*。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以便使新郎喜欢。然而，现在却败露了。
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下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鲁迅静静地看了一眼新娘，在此之前鲁迅从未见过这个姑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
姑娘出身普通人家，娘家姓朱，也是绍兴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三岁。
在热闹的婚礼中，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一场漫长的婚姻灾难开始了。
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
鲁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第二天晚上鲁迅在母亲屋中看书，後半夜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
第三天晚上鲁迅仍在母亲屋中。
朱安在新房中独自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无名的痛苦使她不知所措。
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性的，这种痛苦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和生活，而朱安的痛苦绝不亚于鲁迅。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婚姻中，她从一开始就处于最为被动的地位。
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
◎ 孤守青灯黄卷 ◎
外边的爆竹又骤然响起。鲁迅又饮了杯酒之后，从怀里摸出一枝香烟，点燃後慢慢吸了几口。他拿出日记本打开，又在另外一张纸上计算一下最近的收入和开销，他把买书的钱一笔一笔工工整整地记在日记上。
看着这些帐目的碎片，鲁迅想到了朱安，“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一所师范任教。翌年7月，回到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後任学监，後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这段时间，鲁迅虽然人在绍兴，但很少回家，他住在学校。星期日白天，他有时回去，但主要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鲁迅有意不与朱安接触。
从日本回国後的这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30岁。
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於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棠的信中说：“仆（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说得很坦率，也很沉痛。
这一时期，鲁迅整理了大量古典小说资料，编成后来的《古小说钩沉》，然而，这书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守着自己的“家”编这样的书，痛苦是双重的，既有鲁迅的，也有朱安的。
正当鲁迅在极度痛苦中寻求出路时，1911年10月10日，“辛亥*”爆发了。翌年2月，已任国民*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4月，中华*临时**迁往北平。5月初，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14年之久的生活，而这14年中的前7年多，鲁迅独居，渡过了31岁到38岁之间的岁月。朱安在绍兴，伴随着周老太太，度过了三十多岁到四十出头这段生命。
鲁迅到北京後，经济状况渐渐好了一些，开始在银行存一点钱。他此时完全有能力把朱安从家乡接来，但却连想也没去想这事。
鲁迅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湎於拓片残书之中。生命迫近第四十个年头，他准备“去自己死掉”。一直到《狂人日记》、《阿Q正传》发表後的数年中，这种孤寂以及“死”的念头依然缠绕着他。
後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那时在床褥下面藏有利刃，被许广平发现拿去了。许广平恐怕鲁迅会作出某种举动。
到1919年，朱安已是40多岁的人了，她结婚也有整整13个年头了。对她来说，这13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
1919年11月，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共花了3500元钱，其中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一部分是卖掉绍兴老屋所得，其余的是自己几年来的一点积蓄。
八道湾11号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放一些书籍杂物，中院是母亲和“大太太朱氏”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住，是二弟一家和三弟一家分住。
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也不想吃，但母亲就在身边，他把火压下去了。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他把它从屋中仍到院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
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
1923年夏，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纠纷反目割席，同胞兄弟一下子成了仇人，两人从此再无来往。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8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这次搬家是借住。
迁到砖塔胡同，鲁迅与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有时母亲来住几天。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鲁迅把足够的生活费用交给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样，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
同院住的虽然有“二房东”俞姓小姐妹，但鲁迅和朱安还是感到比以往更别扭，因为他们中间缺少了一个中间人周老太太。为了减少见面，他们甚至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要放洗的衣服，一个是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换洗衣服，都通过这两个箱子来解决。
在砖塔胡同近十个月的这段日子里，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但是一切机会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了，更何况鲁迅根本就不想挽回甚么。随着岁月的流逝，鲁迅对朱安已经是连发脾气的必要也没有了。
鲁迅似曾也想开导朱安，但他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太远，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有一次鲁迅告诉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说她也吃过，确是好吃。鲁迅不悦，因为鲁迅说的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这种食品。朱安想凑趣，但适得其反。
◎ 45岁开始的新生命 ◎
鲁迅又喝了一杯酒。今夜，他的酒量似乎特别好。他想着年关就立下的买房契约，准备年後赶快搬过去。夜正长，路也正黑，别的事他不敢想。
但是，新的命运正等待着鲁迅。
1924年5月25日，在砖塔胡同住了约十个月後，鲁迅和朱安搬进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这所新居纯粹是鲁迅自己的，兄弟们也不能干涉。搬入新居後，鲁迅和朱安依然分居。不久，把母亲从周作人那儿接来，他需要母亲，朱安也需要婆婆。
在西三条胡同21号又住了约10个月，到1925年3月，鲁迅收到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于是开始了新的生活。鲁迅时年45岁，许广平27岁，朱安48岁 。 翌年，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离京，几经周折，於1927年10月上旬在上海同居。
朱安对鲁迅，甚至包括许广平并无怨恨之意，但她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有一次朱安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鲁迅）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可见，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盼望有一个鲁迅的孩子在自己跟前“走来走去”。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参加鲁迅的葬礼，终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成行。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辟为灵堂，朱安为鲁迅守灵。
1943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只剩朱安一个人了。
鲁迅逝世後，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是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後，朱安拒绝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很多时候，就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保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朱安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後，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谈：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尖锐地说：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当来人向她讲到了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後，朱安态度改变了，从此她再未提出过卖书，而且还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许广平对这一点十分赞赏。
朱安还是个明白人，还是有些骨气的女人。
1947年6月29日，在凌晨这段时间里，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早一天，鲁迅的学生宋琳（紫佩）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後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朱安死後次日，接三念经，第三日安葬。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象未曾存在过一样消失了。她在北京度过了28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
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从来没有如鲁迅与朱安这样孤独痛苦的婚姻。谁之罪？似乎找不到罪人，但痛苦却是明明白白的。
（摘自《前哨》1996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