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历史贡献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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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6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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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6 17:56
孔子弟子不过七十多人，《史记·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用一 “盖”字，就表明太史公说这话时自己也不太相信。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 载，琴张往吊宗鲁之死，孔子阻止他。琴张是孔子弟子，这时孔子三十岁。其后又 不断地招收门徒，所以孔子弟子有若干批，年龄相差也很大。依《史记·仲尼弟子 列传》所载，子路小于孔子九岁，可能是年纪最大的学生。（《史记索隐》引《孔 子家语》说颜无繇只小于孔子六岁，不知可靠否，因不计数。）可能以颛孙师即子 张最小，小于孔子四十八岁，孔子四十八岁时他才出生。假定他十八岁从孔子受 业，孔子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孔子前半生，有志于安定天下，弟子也跟随他奔 走，所以孔子前一批学生从事*的多，故《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的言 行。后辈的学生可能以子游、子夏、曾参为著名，他们不做官，多半从事教学。子 夏曾居于西河，为魏文候所礼遇，曾参曾责备他“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 疑女于夫子”（《礼记·檀弓上》），可见他在当时名声之大。孔门四科，文学有 子游、子夏，（11·3）而子张也在后辈之列，自成一派，当然也设帐教书，所以 《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和“子游氏之贱 儒”。姑不论他们是不是“贱儒”。但他们传授文献，使中国古代文化不致灭绝， 而且有发展，有变化，这种贡献开自孔子，行于孔门。若依《韩非子·显学篇》所 说，儒家又分为八派。战国初期魏文侯礼待儒生，任用能人；礼待者，即所谓“君 皆师之”（《史记·魏世家》，亦见《韩诗外传》和《说苑》）的，有卜子夏、田 子方（《吕氏春秋·当染篇》说他是子贡学生）、段干木（《吕氏春秋·尊贤篇》 说他是子夏学生）三人。信用的能人有魏成子，即推荐子夏等三人之人；有翟璜， 即推荐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韩诗外传》作“赵苍”）的人。吴 本是儒家，其后成为法家和军事家。李克本是子夏学生，但为魏文侯“务尽地 力”，即努力于开垦并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著有《法经》（《晋书·刑法 志》），也变成法家。守孔子学说而不加变通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只尊重他 们，却不任用他们。接受孔门所传的文化教育，而适应形势，由儒变法的，新兴地 主阶级的头目却任用他们，使他们竭尽心力，为自己国家争取富强。魏文侯礼贤之 后，又有齐国的稷下。齐都（今山东临淄镇）西面南城门叫稷门，在稷门外建筑不 少学舍，优厚供养四方来的学者，让他们辩论和著书，当时称这班被供养者为稷下 先生。稷下可能开始于田齐桓公，而盛于威王、宣王，经历泯王、襄王，垂及王 建，历时一百多年。荀子重礼，他的礼近于法家的法，而且韩非、李斯都出自他门 下，但纵在稷下“三为祭洒”（《史记·孟荀列传》），却仍然得不到任用，这是 由于他仍然很大程度地固守孔子学说而变通不大。但他的讲学和著作，却极大地影 响后代。韩非是荀卿学生，也大不以他老师为然。《显学篇》的“孙氏之儒”就是 “荀氏之儒”。然而没有孔子和孔门辫子以及其后的儒学，尤其是荀卿，不但不可 能有战国的百家争鸣，更不可能有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晋书·刑法志》说： “李悝〔即李克〕著《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奠定秦始皇统一的基 础；尤其不可能有李斯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溯源数典，孔子在学术上、文化上的 贡献以及对后代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孔子的学习态度和教学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孔子虽说“生而知之者上也”， （16·9）自己却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似乎 孔子并不真正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孔子到了周公庙，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讥 笑他不知礼。孔子答覆是，不懂就得问，正是礼。（3·15）孔子还说：“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就是说，在交 往的人中总有我的正面老师，也有我的反而教员。子贡说，孔子没有一定的老师， 哪里都去学习。（19·22）我们现在说“活到老，学到老”。依孔子自述的话，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19）就是说学习不晓得老。不管 时代怎么不同，如何发展，这种学习精神是舍得敬佩而采取的。
孔子自己说“诲人不倦”，（7·2，又34）而且毫无隐瞒。（7·24）元好问 《论诗》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箴度与人。”过去不少工艺和拳术教 师，对学生总留一手，不愿意把全部本领尤其是最紧要处，最关键处，俗话说的 “最后一手”“看家本领”传授下来。孔子则对学生无所隐瞒，因而才赢得学生对 他的无限尊敬和景仰。孔子死了，学生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 三年而后去，子贡还继续居住墓旁三年（《孟子·滕文公上》）。有这种“诲人不 倦”的老师，才能有这种守庐三年、六年的学生。我们当然反对什么守庐，但能做 到师生关系比父子还亲密，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孔子对每个学生非常了解，对有些学生作了评论。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纵然 同一问题，因问者不同，答复也不同。《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 “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甚至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复竟完 全相反，引起公西华的疑问。（11·22）因材施教，在今天的教育中是不是还用得 着？我以为还是可以用的，只看如何适应今天的情况而已。时代不同，具体要求和 做法必然也不同。然而孔子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某些教学方法如“不愤不启，不悱不 发”，（7·8）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可取之处。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好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 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学费又非党低廉，只是十条干肉， （7·7）自古以至春秋，恐怕孔子是第一人。有人说同时有少正卯也招收学徒，这 事未必可信。纵有这事，但少正卯之学和他的学生对后代毫无影响。
孔子所招收的学生，除鲁的南宫敬叔以外，如果司马牛果然是桓魋的兄弟，仅 他们两人出身高门，其余多出身贫贱。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冠雄 鸡，佩猳豚”，简直象个流氓。据《史记·游侠列传》，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 衣疏食”，更为穷困。《论语》说公冶长无罪被囚，假设他家有地位，有罪还未必 被囚，何况无罪？足见也是下贱门弟。据《弟子列传·正义》引《韩诗外传》，曾 参曾经做小吏，能谋斗升之粟来养亲，就很满足，可见曾点、曾参父子都很穷。据 《吕氏春秋·尊师篇》，子张是“鲁之鄙家”。颜回居住在陋巷，箪食瓢饮，死后 有棺无椁，都见于《论语》。由此推论，孔子学生，出身贫贱的多，出身富贵的可 知者只有二人。那么，孔子向下层传播文化的功劳，何能抹杀？《淮南子·要略 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不是说墨子出自儒，而是说，在当 时，要学习文化和文献，离开孔门不行。《韩非子》说：“今之显学，儒、墨 也”，由儒家墨家而后有诸子百家，所以我说，中国文化的流传和发达与孔子的整 理古代文献和设立私塾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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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他的“三个第一”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当时贵族学习的内容一般是“六艺”。六艺分两个层次。初级的是：礼、乐、射、御、书、数。高一层次的是：诗、书、易、礼、乐、春秋。大概孔子在30岁左右，已对两个层次的六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孔子30岁至51岁在鲁国活动，授徒讲学，大概就在这个时候。51岁曾任中都宰（相当*。中都，今汶上），不到一年，继任小司寇、大司寇（大司寇相当于*司法*），摄相事。孔子担任此职至55岁离开鲁国，约四年时间。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在我国历史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匡亚明先生在他的《孔子评传》中提出了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家”。我认为还有第三个“第一”，是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第一次对“仁”作了系统的论述，使之成为“仁学”。
殷周以来，直到孔子时代，文化教育被贵族垄断，“学在官府”，而孔子所开创的私学，则是“学在官府”到“学移民间”的历史性标志，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外，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开平民教育先河。根据史*载，孔子一生，除了他从政的几年以外，一直没有间断教育工作。他教的学生，号称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学生的来源，在地域上，除齐、鲁两国外，还有楚、晋、秦、陈、吴等国。学生的成分，绝大部分是处于下层的平民子弟，如颜回（家住陋巷，是一箪食一瓢饮的穷人）、子路（卞之野人）、仲弓（父为贱人）、曾参（穷居卫国）、闵子骞（平民）等。这就是说，孔子所收的学生，是不分地域，不分贵贱，不分老少，兼容并蓄，条件只是交一块表示敬意的干肉（束修）就行了。
作为“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家”的孔子，是否整理过“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学术界曾有不同看法。根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和六经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比较复杂，我同意匡亚明先生《孔子评传》的看法：“六经虽然不全由孔子所作，但都经过孔子的整理，只不过整理的程度不同。其中或作，或述，或删，或定，情况各异，应加考核。今天所见到的《诗》、《书》、《礼》、《易》、《春秋》，尽管不是当时的原貌，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孔子修订、编纂、增减的痕迹，其内容都应是研究孔子的重要史料。”在这里我顺便介绍一下儒家经典的编辑演变情况。前面说到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六经是指上面说的《易》、《书》、《诗》、《礼》、《乐》、《春秋》，至西汉，《乐》经佚失，只有五经之说，立五经博士。历经变化，至宋代确立了我们经常说的“十三经”之名。十三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尔雅》、《孝经》。另外还有常说的“四书五经”。“四书”之名始于南宋朱熹。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编为“四书”，与前面说的五经联在一起，称“四书五经”。这些经典，都与孔子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其中大部分是研究孔子和儒家不可不读的书。
孔子第一次对“仁”作了系统的论述，使之成为“仁学”。还首创“中庸”说，并以仁、中庸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规范，为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奠定了思想、道德基础。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和”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我同意把“仁者爱人”与“和而不同”视为孔子思想核心的看法。“仁”是孔子最高的价值追求，“和”是孔子的理想境界。以仁济和，以和成仁，二者相辅相成。
先讲“仁”。“仁”在甲骨文、金文中没有发现，始见于《尚书》、《诗经》，至春秋时才被较广泛使用。什么是“仁”，孔子在弟子提问时作过不同的回答。但最核心的内容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这里所说的爱人，是爱一切人，它没有阶级和等级乃至家族的*。实现爱人的方法和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说的“忠恕”之道。如曾子所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之道”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者是“忠道”，后者是“恕道”。忠是尽心于人；恕是将心比心。孔子的“忠恕之道”，被世界上看作道德金律。孔子在《论语》中一再强调要爱人利人，不要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损人利己，“君子*之美，不*之恶。”爱人，与人为善，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也是人类共同生存的根本保证。人不是孤立的个体，他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成就一番事业，离不开社会群体对你的帮助。如果只以自己为圆心，处处事事只考虑个人利益，不为他人着想，甚至损人利己，最后只能成为孤家寡人。孔子和儒家提出的道德规范，并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双向互惠的。爱人者人恒爱之，爱人也就是爱自己。这就是人生智慧。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推恩”是由己推人，把自己爱父母和爱子女之心，推及别人父母、子女。这是对孔子“己立立人”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挥。人们常说，“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关于“和”的思想，在儒家经典中有不同的表述。如“中和”、“和谐”。在《论语》中讲“中庸”、“和而不同”、“和为贵”等等。这些表述有的就事物的状态而言，有的就方法和原则而言，有的就其价值和地位而言。其总的思想是说中和、和谐是事物存在、发展的最佳状态。也就是说，不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只有处于平衡、协调的状态下，才能生存和发展。孔子讲中庸，就是讲的平衡和协调。《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个解释符合孔子的原意。孔子反对“过犹不及”，过了、不及，都是失中。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判断和处理之所以出现失误和偏差的原因，就在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化、简单化、极端化，不是过，就是不及，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发展规律。因此，中庸、中和、和谐，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而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存在于自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自然生态破坏是失中，*差距扩大是失中，身体有病是失中，等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发现以及掌握事物的“中”，使其得以协调发展。我们国家提出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协调发展观，平衡发展观。
孔子讲的“和而不同”，也是指事物的协调与平衡，“和而不同”，是多种成分的融和与统一；“同而不和”，则是单一成分的“同一”。自然界的山河湖海、飞禽走兽、草木虫鱼；人类社会的不同肤色、民族、社会制度和不同文化，只有和谐共处，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既要承认差别，又要有宽容之心，和谐相处。孔子最反对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拿一把尺子量世界，用一种眼光看人，只能窒息事物的发展。
通过对孔子“仁和”思想的分析，我们看到，他确有一个和谐（仁和）社会的理想和憧憬，他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作为他的志向，认为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不止达到了仁的水平，而且进入了圣的境界。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还设计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大同社会的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的历史影响
孔子的思想，以及他所代表的儒学，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所说“孔子发展了儒家，使相礼的小人儒变成了君子儒，遂使经学注我，而经学变成了儒家私学。于是经学与儒家合，儒家与教师合，师儒不仅经师，且为人师矣。华夏族之民间教育遂为师儒垄断，有此垄断，儒家遂无孔不入，有饮水处即有儒家。儒家思想陶冶了民族性格，于是，我们的民族性格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不高明不会有四千年的灿烂文明；不中庸不会长期稳定而守恒。”（《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也有学者指出“对于中国人来说，儒家的精神实质已经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信仰方式，成为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东西。”“在当今世界上，一个中国人要想真正理解自己的民族特征便不得不首先理解儒家文化；一个外国人要想真正理解中华民族，便不得不首先理解儒家文化。”（陈炎：《*视野中儒家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的确如此，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孔子提出道德规范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就是《论语》中语言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和格言，活在现实生活中。《论语》中的许多德目，像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以及讷、敏等等，都成了中国人取名的经典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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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弟子不过七十多人，《史记·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用一 “盖”字，就表明太史公说这话时自己也不太相信。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 载，琴张往吊宗鲁之死，孔子阻止他。琴张是孔子弟子，这时孔子三十岁。其后又 不断地招收门徒，所以孔子弟子有若干批，年龄相差也很大。依《史记·仲尼弟子 列传》所载，子路小于孔子九岁，可能是年纪最大的学生。（《史记索隐》引《孔 子家语》说颜无繇只小于孔子六岁，不知可靠否，因不计数。）可能以颛孙师即子 张最小，小于孔子四十八岁，孔子四十八岁时他才出生。假定他十八岁从孔子受 业，孔子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孔子前半生，有志于安定天下，弟子也跟随他奔 走，所以孔子前一批学生从事*的多，故《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的言 行。后辈的学生可能以子游、子夏、曾参为著名，他们不做官，多半从事教学。子 夏曾居于西河，为魏文候所礼遇，曾参曾责备他“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 疑女于夫子”（《礼记·檀弓上》），可见他在当时名声之大。孔门四科，文学有 子游、子夏，（11·3）而子张也在后辈之列，自成一派，当然也设帐教书，所以 《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和“子游氏之贱 儒”。姑不论他们是不是“贱儒”。但他们传授文献，使中国古代文化不致灭绝， 而且有发展，有变化，这种贡献开自孔子，行于孔门。若依《韩非子·显学篇》所 说，儒家又分为八派。战国初期魏文侯礼待儒生，任用能人；礼待者，即所谓“君 皆师之”（《史记·魏世家》，亦见《韩诗外传》和《说苑》）的，有卜子夏、田 子方（《吕氏春秋·当染篇》说他是子贡学生）、段干木（《吕氏春秋·尊贤篇》 说他是子夏学生）三人。信用的能人有魏成子，即推荐子夏等三人之人；有翟璜， 即推荐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韩诗外传》作“赵苍”）的人。吴 本是儒家，其后成为法家和军事家。李克本是子夏学生，但为魏文侯“务尽地 力”，即努力于开垦并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著有《法经》（《晋书·刑法 志》），也变成法家。守孔子学说而不加变通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只尊重他 们，却不任用他们。接受孔门所传的文化教育，而适应形势，由儒变法的，新兴地 主阶级的头目却任用他们，使他们竭尽心力，为自己国家争取富强。魏文侯礼贤之 后，又有齐国的稷下。齐都（今山东临淄镇）西面南城门叫稷门，在稷门外建筑不 少学舍，优厚供养四方来的学者，让他们辩论和著书，当时称这班被供养者为稷下 先生。稷下可能开始于田齐桓公，而盛于威王、宣王，经历泯王、襄王，垂及王 建，历时一百多年。荀子重礼，他的礼近于法家的法，而且韩非、李斯都出自他门 下，但纵在稷下“三为祭洒”（《史记·孟荀列传》），却仍然得不到任用，这是 由于他仍然很大程度地固守孔子学说而变通不大。但他的讲学和著作，却极大地影 响后代。韩非是荀卿学生，也大不以他老师为然。《显学篇》的“孙氏之儒”就是 “荀氏之儒”。然而没有孔子和孔门辫子以及其后的儒学，尤其是荀卿，不但不可 能有战国的百家争鸣，更不可能有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晋书·刑法志》说： “李悝〔即李克〕著《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奠定秦始皇统一的基 础；尤其不可能有李斯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溯源数典，孔子在学术上、文化上的 贡献以及对后代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孔子的学习态度和教学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孔子虽说“生而知之者上也”， （16·9）自己却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似乎 孔子并不真正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孔子到了周公庙，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讥 笑他不知礼。孔子答覆是，不懂就得问，正是礼。（3·15）孔子还说：“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就是说，在交 往的人中总有我的正面老师，也有我的反而教员。子贡说，孔子没有一定的老师， 哪里都去学习。（19·22）我们现在说“活到老，学到老”。依孔子自述的话，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19）就是说学习不晓得老。不管 时代怎么不同，如何发展，这种学习精神是舍得敬佩而采取的。
孔子自己说“诲人不倦”，（7·2，又34）而且毫无隐瞒。（7·24）元好问 《论诗》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箴度与人。”过去不少工艺和拳术教 师，对学生总留一手，不愿意把全部本领尤其是最紧要处，最关键处，俗话说的 “最后一手”“看家本领”传授下来。孔子则对学生无所隐瞒，因而才赢得学生对 他的无限尊敬和景仰。孔子死了，学生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 三年而后去，子贡还继续居住墓旁三年（《孟子·滕文公上》）。有这种“诲人不 倦”的老师，才能有这种守庐三年、六年的学生。我们当然反对什么守庐，但能做 到师生关系比父子还亲密，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孔子对每个学生非常了解，对有些学生作了评论。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纵然 同一问题，因问者不同，答复也不同。《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 “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甚至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复竟完 全相反，引起公西华的疑问。（11·22）因材施教，在今天的教育中是不是还用得 着？我以为还是可以用的，只看如何适应今天的情况而已。时代不同，具体要求和 做法必然也不同。然而孔子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某些教学方法如“不愤不启，不悱不 发”，（7·8）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可取之处。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好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 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学费又非党低廉，只是十条干肉， （7·7）自古以至春秋，恐怕孔子是第一人。有人说同时有少正卯也招收学徒，这 事未必可信。纵有这事，但少正卯之学和他的学生对后代毫无影响。
孔子所招收的学生，除鲁的南宫敬叔以外，如果司马牛果然是桓魋的兄弟，仅 他们两人出身高门，其余多出身贫贱。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冠雄 鸡，佩猳豚”，简直象个流氓。据《史记·游侠列传》，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 衣疏食”，更为穷困。《论语》说公冶长无罪被囚，假设他家有地位，有罪还未必 被囚，何况无罪？足见也是下贱门弟。据《弟子列传·正义》引《韩诗外传》，曾 参曾经做小吏，能谋斗升之粟来养亲，就很满足，可见曾点、曾参父子都很穷。据 《吕氏春秋·尊师篇》，子张是“鲁之鄙家”。颜回居住在陋巷，箪食瓢饮，死后 有棺无椁，都见于《论语》。由此推论，孔子学生，出身贫贱的多，出身富贵的可 知者只有二人。那么，孔子向下层传播文化的功劳，何能抹杀？《淮南子·要略 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不是说墨子出自儒，而是说，在当 时，要学习文化和文献，离开孔门不行。《韩非子》说：“今之显学，儒、墨 也”，由儒家墨家而后有诸子百家，所以我说，中国文化的流传和发达与孔子的整 理古代文献和设立私塾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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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他的“三个第一”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当时贵族学习的内容一般是“六艺”。六艺分两个层次。初级的是：礼、乐、射、御、书、数。高一层次的是：诗、书、易、礼、乐、春秋。大概孔子在30岁左右，已对两个层次的六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孔子30岁至51岁在鲁国活动，授徒讲学，大概就在这个时候。51岁曾任中都宰（相当*。中都，今汶上），不到一年，继任小司寇、大司寇（大司寇相当于*司法*），摄相事。孔子担任此职至55岁离开鲁国，约四年时间。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在我国历史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匡亚明先生在他的《孔子评传》中提出了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家”。我认为还有第三个“第一”，是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第一次对“仁”作了系统的论述，使之成为“仁学”。
殷周以来，直到孔子时代，文化教育被贵族垄断，“学在官府”，而孔子所开创的私学，则是“学在官府”到“学移民间”的历史性标志，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外，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开平民教育先河。根据史*载，孔子一生，除了他从政的几年以外，一直没有间断教育工作。他教的学生，号称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学生的来源，在地域上，除齐、鲁两国外，还有楚、晋、秦、陈、吴等国。学生的成分，绝大部分是处于下层的平民子弟，如颜回（家住陋巷，是一箪食一瓢饮的穷人）、子路（卞之野人）、仲弓（父为贱人）、曾参（穷居卫国）、闵子骞（平民）等。这就是说，孔子所收的学生，是不分地域，不分贵贱，不分老少，兼容并蓄，条件只是交一块表示敬意的干肉（束修）就行了。
作为“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家”的孔子，是否整理过“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学术界曾有不同看法。根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和六经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比较复杂，我同意匡亚明先生《孔子评传》的看法：“六经虽然不全由孔子所作，但都经过孔子的整理，只不过整理的程度不同。其中或作，或述，或删，或定，情况各异，应加考核。今天所见到的《诗》、《书》、《礼》、《易》、《春秋》，尽管不是当时的原貌，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孔子修订、编纂、增减的痕迹，其内容都应是研究孔子的重要史料。”在这里我顺便介绍一下儒家经典的编辑演变情况。前面说到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六经是指上面说的《易》、《书》、《诗》、《礼》、《乐》、《春秋》，至西汉，《乐》经佚失，只有五经之说，立五经博士。历经变化，至宋代确立了我们经常说的“十三经”之名。十三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尔雅》、《孝经》。另外还有常说的“四书五经”。“四书”之名始于南宋朱熹。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编为“四书”，与前面说的五经联在一起，称“四书五经”。这些经典，都与孔子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其中大部分是研究孔子和儒家不可不读的书。
孔子第一次对“仁”作了系统的论述，使之成为“仁学”。还首创“中庸”说，并以仁、中庸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规范，为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奠定了思想、道德基础。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和”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我同意把“仁者爱人”与“和而不同”视为孔子思想核心的看法。“仁”是孔子最高的价值追求，“和”是孔子的理想境界。以仁济和，以和成仁，二者相辅相成。
先讲“仁”。“仁”在甲骨文、金文中没有发现，始见于《尚书》、《诗经》，至春秋时才被较广泛使用。什么是“仁”，孔子在弟子提问时作过不同的回答。但最核心的内容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这里所说的爱人，是爱一切人，它没有阶级和等级乃至家族的*。实现爱人的方法和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说的“忠恕”之道。如曾子所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之道”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者是“忠道”，后者是“恕道”。忠是尽心于人；恕是将心比心。孔子的“忠恕之道”，被世界上看作道德金律。孔子在《论语》中一再强调要爱人利人，不要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损人利己，“君子*之美，不*之恶。”爱人，与人为善，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也是人类共同生存的根本保证。人不是孤立的个体，他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成就一番事业，离不开社会群体对你的帮助。如果只以自己为圆心，处处事事只考虑个人利益，不为他人着想，甚至损人利己，最后只能成为孤家寡人。孔子和儒家提出的道德规范，并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双向互惠的。爱人者人恒爱之，爱人也就是爱自己。这就是人生智慧。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推恩”是由己推人，把自己爱父母和爱子女之心，推及别人父母、子女。这是对孔子“己立立人”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挥。人们常说，“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关于“和”的思想，在儒家经典中有不同的表述。如“中和”、“和谐”。在《论语》中讲“中庸”、“和而不同”、“和为贵”等等。这些表述有的就事物的状态而言，有的就方法和原则而言，有的就其价值和地位而言。其总的思想是说中和、和谐是事物存在、发展的最佳状态。也就是说，不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只有处于平衡、协调的状态下，才能生存和发展。孔子讲中庸，就是讲的平衡和协调。《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个解释符合孔子的原意。孔子反对“过犹不及”，过了、不及，都是失中。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判断和处理之所以出现失误和偏差的原因，就在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化、简单化、极端化，不是过，就是不及，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发展规律。因此，中庸、中和、和谐，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而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存在于自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自然生态破坏是失中，*差距扩大是失中，身体有病是失中，等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发现以及掌握事物的“中”，使其得以协调发展。我们国家提出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协调发展观，平衡发展观。
孔子讲的“和而不同”，也是指事物的协调与平衡，“和而不同”，是多种成分的融和与统一；“同而不和”，则是单一成分的“同一”。自然界的山河湖海、飞禽走兽、草木虫鱼；人类社会的不同肤色、民族、社会制度和不同文化，只有和谐共处，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既要承认差别，又要有宽容之心，和谐相处。孔子最反对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拿一把尺子量世界，用一种眼光看人，只能窒息事物的发展。
通过对孔子“仁和”思想的分析，我们看到，他确有一个和谐（仁和）社会的理想和憧憬，他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作为他的志向，认为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不止达到了仁的水平，而且进入了圣的境界。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还设计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大同社会的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的历史影响
孔子的思想，以及他所代表的儒学，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所说“孔子发展了儒家，使相礼的小人儒变成了君子儒，遂使经学注我，而经学变成了儒家私学。于是经学与儒家合，儒家与教师合，师儒不仅经师，且为人师矣。华夏族之民间教育遂为师儒垄断，有此垄断，儒家遂无孔不入，有饮水处即有儒家。儒家思想陶冶了民族性格，于是，我们的民族性格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不高明不会有四千年的灿烂文明；不中庸不会长期稳定而守恒。”（《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也有学者指出“对于中国人来说，儒家的精神实质已经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信仰方式，成为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东西。”“在当今世界上，一个中国人要想真正理解自己的民族特征便不得不首先理解儒家文化；一个外国人要想真正理解中华民族，便不得不首先理解儒家文化。”（陈炎：《*视野中儒家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的确如此，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孔子提出道德规范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就是《论语》中语言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和格言，活在现实生活中。《论语》中的许多德目，像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以及讷、敏等等，都成了中国人取名的经典依据。
参考资料：www.qlwb.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