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6 18:37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27 02:32
有的见于文献则未见于考古,有的见于考古则未见于文献,其主要的发明创造,多数文献与考古基本上是可以对照的。但是记载黄帝时代的文献,学者们看法很不一致,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有的半信半疑,有的相信其中一部分。重视先秦文献是对的,但对后期文献提出的新材料新见解也不能一概否定,本着这种指导思想,我把古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结合起来,介绍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一是陶器的发明创造。神农氏时代已经发明了陶器,最早的年代可能要早到距今1万年以前。考古发现的七八千年以前的裴李岗诸文化,已经有很多品种的陶器。到了黄帝时代,《物原》说:“轩辕作碗碟”,其实碗碟之类陶器,在炎帝时代,甚至在裴李岗诸文化中已经出现。《古史考》说:“黄帝时有釜甑”,这两种陶器可以说是新产品。有釜甑必然会有陶鼎。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中还有陶灶。仰韶时期的陶器,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瓶、陶盘和尖底瓶等。仰韶时期陶器生产在人们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列仙传》说:“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烧陶出五色烟可能是烧制彩陶光折射的一种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它反映了烧陶技术的提高,彩绘艺术的出现,彩绘颜料的科学选择和实验。二是生产、生活和交通工具。《世本》里说:“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铫”“垂作耨’,“共鼓、货狄作舟”。据宋衷注皆黄帝臣的创造。仰韶文化之前,粮食加工工具有石磨盘和石磨棒,杵臼的出现较石磨盘进步。弓矢在黄帝之前已经发明,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对弓矢的改进。仰韶时期的遗址中,普遍地发现有石矢、蚌矢和骨矢。耒、耜、铫、耨都是农具,主要是木质的、石质的或骨质的。石质和骨质的农业生产工具,各处遗址中均有发现。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发现有石犁,仰韶文化中木犁可能已经出现,有些圆尖刃的石铲当是原始石犁。《易·系辞传》说:黄帝时“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在仰韶文化时期肯定是有的,与仰韶晚期约同时的良渚文化中发现有划船的木桨,是已朽木船的直接证明。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船形陶器。“刳木为舟”,说明当时的船是独木舟。不见于文献记载而见于考古发现的工具,还有斧、锛、铲、刀、镰、凿等。三是纺织麻丝制作衣服。《易·系辞传》说:“黄帝……垂衣裳。,’《世本》说:“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说:“(黄帝)初制冕服。”说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不是赤身*,或披树叶穿兽皮,而是有冠帽,有衣服。《淮南子·汜论训》说:‘‘伯余之作衣也,锬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的布纹痕迹,经专家鉴定确属麻布,每厘米经纬约10根左右。稀疏程度确如网罗。《通鉴外纪》说:“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是说黄帝时代已经饲养家蚕,并缫丝织布做衣服。在中原地区发现仰韶时期的家蚕茧和陶塑的家蚕蛹。在江南相当仰韶晚期的良渚文化中,发现了丝带和和丝织的绢。这就说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着麻布衣服,而且也出现了更高档次的丝织衣服。四是绘画与雕塑。《世本》说:“史皇作图”,宋衷注说:“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说:“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是用于记事,渐后才发展为图画。黄帝之前没有绘画的记载,仰韶文化之前也没有发现绘画。进人仰韶时期,彩陶绘画是举世瞩目的,其内容有动物、植物,早期是像生形的,渐后发展为抽象性的,直至大量出现了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当时的雕塑艺术,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考古发现却是十分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装饰品都应属于雕塑艺术范畴。除此之外,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鸟、壁虎、陶人头,最精美的是陶鹗鼎。大汶口文化中发现有兽形鬻、鸟形鬻和玉龟。红山文化中发现有栩栩如生的女神和玉龙。良渚文化中发现的各种玉雕更是精彩绝伦。五是音乐。《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日:“黄帝所作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伏)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成池》的具体内容无法知道,黄帝时的瑟在考古中未能发现。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但不知蒙的是什么皮。陶寺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里说:“黄帝使伶伦造磬”,龙山文化中有石磬,仰韶文化中虽然没有发现形制相同的石磬,但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以作为打击乐器。史书上记载古代有陶埙,仰韶文化中确实有了陶埙。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是音乐史上的奇迹。由此推论仰韶时期的音乐水平是可想而知的。六是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说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的《说文解字》等史书,都认定仓颉是初作书者。在半坡和姜寨的仰韶遗址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刻画符号,不少学者都认为是原始文字的孑遗。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象形文字。《帝王世纪》说:“庖(伏)牺氏作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日《连山》,殷人因黄帝日《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尽人皆知,国内外学者已经形成了易学热。中国的易学包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江苏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赵国华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一文中,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距今6000年前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是占筮的工具,淅川下王岗仰韶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说明在黄帝时代占卜都出现了。《竹书纪年》说:“(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绿)字以授轩辕。”这里所说的即“河图”“洛书(或称龟书)”,它是古代的天象历法,与八卦关系十分密切。《史记·历书》说:“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以上几段话说明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了定星历而设了专职的官吏。容成作《调历》是代表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对照考古发现,在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史专家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历法。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发现了距今6400年前的一座仰韶大墓,墓圹南圆北方,反映了6000年前已经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墓主人左右随葬有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定当时出现了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都有反映,特别是良渚文化的玉琮很能说明问题。以上所说的考古发现,虽然是挂一漏万,但对黄帝时代的天象历法的出现,不能不是一个有力的证实。七是宫室的营建。《帝王世纪》说;“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其实在黄帝以前人们已经会营造房屋了。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人们已经定居,考古发现了许多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也就是我们说的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有半地穴,有地面建筑,有圆形房子,也有方形房子。营建房子已经会立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建筑房屋的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它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室”的大型建筑,它是进入王朝时代的“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特别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4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不仅建筑宏伟,而且是“四阿重屋”,谁也不敢相信,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然出现在5000年前仰韶文化中。更使人惊奇的是,在这座“四阿重屋”的地坪上,发现了原始水泥(相当现代100号水泥)和人造轻骨料,这简直是建筑史上的特大奇迹。八是铜器。《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外,传说有黄帝铸鼎升仙的故事,其地在今灵宝县,有铸鼎原,有黄帝陵。这种传说在文献中很难稽考取证,但是在仰韶文化中确有发现。在河北、山西发现有铸铜遗渣,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的青铜和黄铜。在甘肃距今50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也发现了铜器。说明黄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确有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