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与他的著作《存在与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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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7-19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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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2-05 01:19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萨特的意识理论。萨特从胡塞尔那里了解到，意识总是有所指涉的，即它总是超出其自身而指向一个对象。“非反思意识”是在反思或理性思考之前的意识。当我读一本小说时，“非反思意识”的对象就是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当我跑去乘电车时，非反思意识的对象就是“要去赶上的电车”。在非反思意识中，根本不存在着自我，根本无法发现“我”；只有“我”的对象——如堂吉诃德或者电车——才存在。反思性意识则是对自身进行反思的意识。萨特认为（与笛卡尔相反），自我，或者“我”，只有在“反思性意识”中才可以被发现。自我，或者“我”，不但在反思性意识中被发现，而且部分地是在反思性意识中被创造的。
一旦我们从现象学角度来研究意识（对它进行悬搁，使之成为反思性意识的对象），我们就会发现意识是“一个可怕的……非个人的自发活动，在其中，各种思想按照它们的意愿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来来往往。萨特认为，这种自发活动是一种令人昏乱的自由，并且对它加以沉思将会导致极度的痛苦。我们主动地竭力把秩序强加到这种自由的自发活动之上，而当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时，神经官能症和精神错乱就会因此产生。
萨特曾提到一个妇人的例子，她对她丈夫离家外出工作感到恐惧，因为她害怕他一离开，她就会像一个妓女一样赤身*地坐在窗口。因为她知道她可以自由地那么做，所以她害怕她会那么去做。这个主题受到克尔凯郭尔对恐惧所作的解释的启发。当上帝告诉亚当不要去吃苹果时，亚当就知道了他是能够去吃的——他有去吃苹果的自由——而且他知道，如果他能够去吃苹果，那么他就可能去吃。也就是说，他经验到了作为恐惧的自由。
有时候和那个妇人的情况一样，我们强加于意识之上的秩序崩溃了，意识就向我们显示出它原本所是的可怕的自发活动。作为一种哲学思考方式，胡塞尔曾把一切信念和“常识”都悬搁起来，但是萨特发现悬搁可以在我们根本不对它有所预期时就闯进我们之中，它不是作为一种哲学的思考方式，而是作为一种意识的危机，就如我们朝深渊望去时，会突然感觉到纵身跃入其中的冲动。
这种意识危机就发生在萨特的小说《恶心》里的“男主人公”罗康丹身上，当时他正坐在公园的一把长椅上，盯着一棵栗子树缠绕错节的树根看，然后就经验到一次自发的悬搁——这表明胡塞尔是错误的，他假定悬搁只能出于哲学意图人为地造成。
突然之间，一切原有的预设都崩溃了，他所看到的树不再是树，而是一个“乌黑的、多节的、光秃秃的、面团似的、融化了的、松软的、可怕的、裸露的、可憎的、令人害怕的存在”。又突然，树的存在将其自身呈现给他。罗康丹发现，那个存在，就像它在意识的危机中自己揭示出来的一样，是纯粹的剩余物，是纯粹的附加物。
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都大错特错。存在不仅不是必然的，而且还是荒谬的。存在之存在（the being of Being）远不是有一个“充足理由”，根本就没有它存在的任何理由。因此，萨特式的存在主义者发现，他或她自己的生存是一个荒谬世界中的剩余物。但是人类确实存在着。未经他们自己允许，他们就被抛入了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之中。人类和这个世界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的形式就是“提问”关系。通过向世界提问，我就把存在中的虚无揭示出来了。当我在咖啡馆里寻找皮埃尔而发现他不在那儿时，我揭示了实在中的虚无。（皮埃尔的不在场是真实的。）
以同样的方式，我发现另一个将我和我自己分离开来的虚无。在我和我的过去（我现在不是过去所是的我）之间以及我和我的将来（我将来之所是不是现在的我）之间有一个虚无。
这种认识再次使我意识到“我在将来等待着我自己，痛苦就是对无法在那里找到我自己的恐惧，对甚至不再希望在那里的恐惧”。这种痛苦源于我的这一发现，即我发现我的自我不是一个稳定可靠的可以在时间中持存的存在物；相反，它是我必须制造出来并且时时刻刻再造的一个创造物。
我不仅必须创造我自己，而且必须创造我的世界。我通过赋予世界以价值来实现此举。萨特之前的关于自由的看法认为，各种价值是先于我的自由而存在的。我被置于这些价值之间，而我的自由则在于在这些先在的价值之间作出选择的能力。依照萨特的观点，在自由中，我通过选择世界的某些方面而赋予其价值。自由先于各种价值而存在。除了我所赋予它的，生活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最终说来，我的价值选择是无法得到辩护的，因为没有永恒的（柏拉图式的）价值，没有（摩西的）律法，也没有《圣经》，可以用来证明我的选择的正当性。归根到底，没有哪套价值比其他任何一套价值客观地具有哪怕更多一点的价值。这一发现导致了更多的痛苦（当然会！）。
我的自由肯定不是绝对的。意识在生存中撞上“事实性”（即那无法改变者）。如果有一块巨石落在了我的路上，它就在那里而且我不能从它中间穿过，这个事实我无法改变。但是我可以自由地对它的“在那里”于我有什么意义作出解释。它可能意味着需要被征服的障碍，也可能意味着我登上山顶的目标遭受挫折，或者我可以把它解释成一个审美鉴赏的对象，或是一个科学标本。
萨特把对事实性的解释称为“处境”。对事实性作出解释就是去为我创造出一个世界以供栖居。我永远在“处境”之中并且永远自由地创造着世界。事实上，在这方面，我自由的极度痛苦在于它是价值的基础，但自己却没有基础。
大多数人根据“坏的信念”来创造世界。也就是说，人们不是直面其责任和自由，而是对责任和自由加以否认，或者把它们归于他人，归于命运，或归于“当权者”，从而逃避责任和自由。
但是在好的信念中就没有怨天尤人。我们不能指责对我们的养育，不能指责我们的父母，不能指责我们的贫困（或富裕），也不能指责“艰难岁月”，因为我们独自确定这些事物对我们所具有的意义。
我们永远是自由的，因为永远都有备选的选项——终极的备选项是死亡。如果我不朝自己开*，那么我就选择了死亡之外的其他某个备选项。
我们对自由的经验中有一个主要麻烦，亦即我们必定遇到其他自由的存在者。当他人盯着我看并把我变成他凝视的对象时，我所强加给我意识的那个统一性就顷刻间被粉碎了。只有通过盯着他看并且把他变成我的对象，我才能恢复我的自我。（这和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类似，不过这里没有任何可能的合题。）萨特说道：“他人就是地狱。”
萨特哲学以此结束，很多哲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悲观主义，它反映了现代世界人类的困境。萨特否认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相反，他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英雄。本真的人类知道其一切行为在死亡和生存的荒谬面前最终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她依然选择坚持。以一种类似上帝的方式，她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世界。就像西西弗斯那样，她每天都把她的巨石推上陡峭的斜坡，没有辩解，也没有抱怨。毕竟，那是她的巨石。她创造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