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带一路的风险,中国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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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4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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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8 00:41
对“一带一路”进行风险研究，无法回避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投资主体。
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既体现在*与民营企业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上。作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同的投资主体在风险评估和承受方面是不同的。
学界研究显示，因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长期是国有企业，导致中国企业对*风险不敏感，可能要归因于大型国企在“战略性自然资源”（Strategic Natural Resources，SNR）和*风险之间的权衡取舍。研究表明，东道国以石油、铁矿石、铜矿石为代表的SNR每增加100万吨，中国在当地的直接投资就会增加5568万美元，而大多数SNR丰富的国家都是*风险很高的国家。丰富的SNR对当地*风险起到了“屏蔽”的作用。除了使命不同带来的影响之外，国企管理上的问题也不可忽视。一些国企对外投资时盲目拍板、出了问题胆小怕事则息事宁人，事后又缺乏风险管理的检讨和改善（韦军亮等：《*风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相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投向自然资源丰富、*风险高的地区，而民企更可能是市场寻求型的。与国企相比，民企虽然尚未在对外投资中扮演主角，但其对风险的认知与各种准备，并不见得优于国企。何况，在此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对中国式的政商关系形成了路径依赖，民企十分自然地就将中国的一套带到了境外，这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其对自身风险抵御能力的高估。
国企习惯了不负责，民企习惯了钻空子，这是中国特色政商关系带来的两个负资产，也是“一带一路”必须真正正视的核心风险——风险不在外，而在内！
学界的部分研究也表明，中国对外投资在“制度质量”低下的地区，其表现并不差。毕竟，影响投资成效的，除了“制度质量”之外，还有“制度距离”——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的差异。
对中国自身吸引外资的研究，似乎支持了这种“性相近、习亦相近”的论点。对69个国家与地区在2000~2003年间的对华投资分析发现，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程度与投资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成负向关系（潘镇：《制度距离与外商直接投资：一项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以2000 多家在华外企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外企的母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越大，其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就越差（潘镇等：《制度距离对于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
并不是目标国的“制度质量”越高，越有利于*经营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国的“制度质量”较高，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和中国的“制度距离”更大，较大的制度差异将使经营者面临更为陌生的制度环境，有些制度是本国所没有的，与国内的交易有所不同，经营者只有熟悉并适应这种环境才可能在目标国成功经营（谢孟军:《目的国制度对中国出口和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制度距离”与对外投资的反比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有。美国学者发现，“制度距离”接近，“心理距离”越小，相应会减低*经营中那些不确定性风险引致的额外成本。研究甚至发现，母国的制度环境相对更能容忍*的存在时，这个国家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也有比较优势，特别是当投资目的国也存在高*的环境时，所以，高*容忍度母国的企业更倾向于向国内*盛行的东道国投资。
学者发现，环境不成熟的国家更能吸引中国企业的投资，比如泰国、越南、印度等。企业更懂得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营，较竞争者赢得更多的机会。随着东道国与中国的差距增大时，中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但是当这个差距超过一定范围后，中国对其投资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加，如美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等，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行政效率也较高，在这些国家投资能够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陈丽丽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因素重要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完善制度
当今中国的一大国情，就是尚处于转型期，制度不完善曾经是、并且依然是最大的背景。在对外投资上，中国企业既不完全具备微观层面上的所有权、内部化、区位、知识资本、生产率等优势，也不具备宏观层面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许多特质与中国比较接近、相似，这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或许就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之一。
机会绝对不会出现在抱怨与畏缩之中，而在于如何积极行动。
首先，既有的投资实践证明了，中国投资在“制度质量”低的国家表现尚可。除了国内企业适应在浑水里游泳的特点之外，不可否认，良好的双边*关系也有效对冲、弥补、替代“制度质量”问题。
有学者运用2003~2010年间中国对131 个国家的投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越长、两国城市之间结为友好城市数量越多，双方高层领导人的互访越密切，对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十分显著的积极作用。双边友好的外交活动对一些比较敏感和重要的投资（如资源寻求性的投资）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双边外交活动能够弥补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不足（张建红：《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其实，通过外交渠道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及各种经济协定等，就是最为直接的制度设计，能有效填补两国的“制度距离”，中和“制度质量”低下的风险。
其次，建立、完善投资担保机制，发挥保险对风险的转移功能，也能有效中和“高*带、高风险路”的危害。
一方面，要用好既有的投资担保机构，比如世界银行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这家机构的宗旨是向外国私人投资者提供*风险担保，包括征收风险、货币转移*、违约、战争和内乱风险担保，并向成员国*提供投资促进服务，加强成员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从而推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包括文首所提及的乌兹别克斯坦等在内，“一带一路”一些节点国家，本身就是MIGA的成员。在MIGA的框架内，用好担保工具，可以有效减少中国投资的风险——当然，村支书集资200万元人民币去投资制砖厂之类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环保成本高的项目，估计很难得到保险支持。
另一方面，可以推动建立双边甚至多边合资的针对“一带一路”、甚至某一目标国的投资担保机构。如同建立“亚投行”一样，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亚投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保险公司）？有了这样的双边乃至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投资者背后的担保者，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会对具体的风险防控做出更为及时、有效的反应。或许，“一带一路”中，除了高铁等基建类产业之外，保险大约是最可以先行、也最应该先行的产业。
保险行业的有效介入，不仅能够提供实质性的安全网，也能加快加深对沿线各国风险的评估预防，倒*沿线各国政商关系的改善和“制度质量”的提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每年编制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就是有益的尝试，当然其实用性、针对性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若能结合外交部、商务部等主管部门的力量，尤其是驻外机构的实操经验，从更高层面、更深入地编制风险分析报告，对“一带一路”风险控制防范将有很大的意义。
第三，提升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真正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与其说是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不如说是中国企业本身对不同风险的把控能力。学者对1324个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成功率低的原因，一方面是源自于双方*和*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企业本身的发展水平和国际化程度不高所致。大量实例证明，事先对风险准备不足、事中对风险不善应对、事后对风险不予总结，是中国企业的通病。“没事不要惹事，有事不要怕事”，这还是中国企业要加强的基本功。这样的自我改革，或许也能倒*中国国内政商关系的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