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取保候审案子被公安一直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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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6-26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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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1-24 16:46
一、取保候审满一年之际,*机关主动解除刑事强制措施,但既不销案,也不移交*,案件成为了“挂账”处理的积案
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都知道,中国*地区在庭审阶段想拿下无罪判决是比较难的,从近几年的统计来看,大概只有万分之几的概率,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以一个专门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执业生涯来看,即便一年办理30-40件刑事案件(不计算法律援助案件),这已经算是专业中的极限了,执业30年计算,大概他一生能够办理不超过1200件刑事案件,也就意味着可能他一生都没有遇到过一份无罪刑事判决。因此,追求取保候审成功,“先把人搞出来”就成了刑事律师比较现实的追求。每当听到有人对中国刑事司法制度诟病的时候,我都会站出来捍卫一下刑事司法的名誉,因为我国虽然无罪判决确实不高,但司法实践中还是有很多方法达到实际上的“无罪判决”,比如*的不起诉,*判决的“实报实销”都是在“无罪”道路上的实质努力,成绩还是应当肯定的。此外,比起无罪退一步的做法就是先对嫌疑人取保候审,即便日后提起公诉*也给一个较轻的量刑建议,*也以速裁程序尽快结案、尽早服刑,也是一种现阶段的“妥协”。特别是最高检近几年提倡“少捕、慎捕”,以及多起重大冤假错案的曝光,使得*在审查批捕阶段变得日渐慎重,对于很多证据不足的案件都采取了取保候审的措施,随着取保候审成功,律师和嫌疑人家属就都送了一口气,而依据《刑事诉讼法》取保候审的期限是一年,*机关通常会把这一年的期限用满,也就意味着嫌疑人一年内可以相对自由的活动。
过去,如果一个刑事案件进入取保候审,一年之后取保候审届满之际,要不然*机关搜集足够的证据移交*起诉,要不然就是没有足够的证据,那就应当进行销案处理,给案件一个定论。但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被大量运用的今天,却发生了很多进退维谷的情况,一方面*机关在临近取保候审期满之际解除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一方面嫌疑人还是嫌疑人,案件继续侦查,但*机关也不答复何时侦查完结,不向检察机关移送案件,检察机关也不追究责任,案件就在*机关那里“挂账”,按照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内部的说法就是成为了“积案”,
二、取保候审结束后“挂账”案件的几个特征:
1.主要原因是证据不足,达不到批捕的证据标准。逮捕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临时性羁押措施,自然在主要证据层面不能有明显缺陷,但*机关在之前的提请批捕中已经被*作出了不予批捕的决定,经过侦查仍无法找到关键性证据,这种案件对*机关也很“尴尬”,所以就采取“挂账”的方式,名义上还是继续侦查。
2.实际上侦查工作已经处于半停顿状态,再次移交*起诉的可能性不高。道理很简单,如果真的要有什么关键证据的话,*机关没有必要“挂账”,在取保候审一年的时间里,*机关都没有找到实质性证据,一年之后再想找到难度更大,特别是一些电子数据,在一些涉财型的犯罪中,很多犯罪分子是借用互联网服务器保存数据的,这些数据一年内提取不到,一年之后肯定更难,一些视频监控资料同样有类似问题,而且从证据获取的角度来看,除非有重大的技术手段突破,证据肯定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加难以搜集,没有足够的证据,*机关也不想“自取其辱”式的移交案卷。
3.有救济手段,但嫌疑人家属及其本人普遍不愿意采用,陷入了一种“民不举,官不究”的状态。这种情况其实可以申请*对案件进行销案监督,毕竟已经侦查一年以上,但嫌疑人及其家属都不愿意主动为之,因为不想过分“得罪”*机关,案件走向不是绝对明朗,*也不会主动进行监督,案件被*机关“挂账”成了理所当然。
三、案件被“挂账”的成因解析
造成这种局面,实际上是留存于执法人员“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和不合理的考核制度双重作用造成的。随着执法文明的发展,像过去一些刑讯*供等直观暴力的侦讯行为已经有所收敛,除非在一些个别案件中,就笔者自己的经历来看,刑讯*供在一些发达沿海地区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但另一方面,执法文明是一个过程,必然会与旧有的落后因素相对抗,这些落后的因素不可能一下子退出历史舞台,“有罪推定”就是其中之一,很多执法人员还是从朴素的经验角度出发,判断一个人是否应该遭受刑罚,即便在证据上存在缺陷,仍然坚持“侦查”,这种“有罪推定”形成了一种工作上的惯性,把刑事侦查工作的结束时点定位于发现足够的有罪证据,甚至在经济类案件中,有些执法人员默认的规则是“能破案才立案”,这样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案件久拖不决。
此外,一些不合理的考核指标也对案件的“挂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机关都要有绩效考核,这就有很多被考核的因素,销案数量也是考核之一,如果销案过多,意味着*人员办案不力,这样的逻辑下,侦查人员也不愿意销案,造成案件“挂账”。
整体上看,这种“挂账”使得嫌疑人及家属处于一种长期紧张的不安定状态,也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尤其在一些法定犯的犯罪侦办中,极其容易滋生冤假错案,任何个人在国家机器面前都是脆弱的,这种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引起警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