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为什么“不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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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9-08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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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11-07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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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目前基本上是教育部下辖的教育行政机构，所有活动几乎都在教育部的主导下进行，“千校一面”为基本的精神形态。同时，大学通行的是行政的逻辑和原则，行政主义、权力主义渗透到各个角落。在现实的大学活动中，主要决策的产生程序基本上是：学校领导会议（*会议、校长办公会议、党政联席会议等）决定，下发文件及召开中层干部会议传达“决定”精神，要求学校各部门贯彻执行。院系领导的职责主要是贯彻落实上级指示，在“报喜不报忧”的惯性思维影响下，对教师、学生的意愿或要求，尤其是对他们与学校既定制度或规定不一致的要求及意见，往往持轻描淡写、选择性反映甚至敷衍应付的态度。意见即使反映上去，也不一定得到回复或重视。
这样，教师作为大学教育活动的直接执行者和大学职责的主要承载者，对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教师岗位设置、教师职称标准、教授等级条件、教学津贴原则等问题，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发言权。他们在大学中的实际地位，就是纯粹的被管理者和上级命令执行者。而大学成员之间，也没有一个可以相互“讲理”的规则和平台。大学领导层与教师之间的主要联系方式，除了各种文件和规定，就是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如课时费、岗位津贴、科研奖励、教授等级、职称评定等）。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上下级之间本应有的平等交流，教师与领导之间的充分讨论和研究，已变得非常奢侈，更不用说教师为伸张权利而与校方“讲理”了。
之所以探讨这个问题，一方面因为在现实的大学中，学校既与教师“不讲理”，也与学生“不讲理”，普遍通行的是“讲规定、讲服从、讲赏罚”，亦即“我决定，你执行”，“我为你做主”。在如今的大学管理中，实行的基本上是以行政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科层化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行的前提是，管理对象为体力劳动者或从事具体事务工作的人，这与大学教师以教书育人为目的、以知识和思想的引导为特征、以言传身教形式熏陶学生精神和品德的工作方式并不相符，更与大学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的自由原则风马牛不相及，其结果必然扭曲大学的行为，使大学的本性异化，无法产生大学引领社会文明风气的价值和意义。
另一方面，因为大学的主导者们已习惯了用行政甚至*的方式处理学校事务及学术问题，而行政工作的原则是以权力为依据的，更强调“以力服人”，并辅之以“以利服人”，难以让教师产生职业的自豪感和自觉性。教师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失语”，无疑会使教育领域中缺少良知的声音，缺少对真正的教育原则的坚持和维护，使教育的问题积重难返。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行政性目的、规则、逻辑的长期流行，才使大学中长期并行官场、商场、学场三种逻辑和机制，在某种意义上让大学变成了文凭制造基地或职业培训中心。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的大学理念、大学*、大学风气熏陶出来的学生，可以说几乎保持了与社会日常景象完全一致的行为水平。其社会效应如高尔泰先生在《寻找家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中所言：“眼看着知识分子宠物化，文艺学术商品化，北大、清华学生敲锣打鼓为‘9・11’欢呼。”这样的评价或许有些扎眼，但很难说不符合事实。而诸多事实表明，由这种“理”主导的大学，已经不是真正的大学。
要保证大学按照自己的规律活动，就需要使教师有教学的自由，学生有学习的自由。而大学需要的这种自由，还应在具体的制度和规则中体现出来，要让教师和学生在实践中能切实感受到。另外，大学自由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大学人可以“自己为自己制定规则”。
大学中好制度与坏制度的区别，就看它是“讲理”还是“讲力”和“讲利”。大学如果“讲理”，就表明教师、学生与学校领导者的身份是平等的，对待对方的态度是尊重的，其行为起点是文明、理性的，排除了一方强制一方、一方压迫一方的现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通行的往往是“讲力”和“讲利”。因此造成了一部分人拼命追求权力、争着当官，出现44名教授争聘一个*职位的现象；而一部分人害怕受到权力的伤害，习惯性地顺从权势，使自己的人格犬儒化。这种影响的另一种表现是，许多人将做学问的目标定位在当官上，所谓做学问其实是在做假学问，追求表面的浮华和数据，造成普遍的学术不端。大学本应有的“讲理”风气，以及与“讲理”相联系的不屈不挠探索真知的精神，执着于事业的纯粹的精神和人格，探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品格等，都由于缺少“讲理”的制度和风气而稀缺且被边缘化了。
那么，本应遵循“以理服人”的大学，为何会成为“以力服人”、“以利服人”的大学呢？
大学“不讲理”的原因是复杂的，本文仅从现实原因方面简单解析。现实方面，由于在建国后的大学“国有化”运动中，取缔了所有私立大学，同时也改组和取缔了所有教会大学，使“自主办学”的话语和逻辑在教育领域中销声匿迹，剩下的只有“从上到下”的逻辑和制度。又由于公立大学在建国初就被纳入社会行政系统之中，成为教育部的下属，行政主义理所当然成为大学活动的基本原则。而经过一系列*运动冲击，知识分子成了惊弓之鸟，谁还敢坚持自己认为的真理。
此后虽然经历了“恢复高考制度”及“改革开放”，但由于大学的基本制度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也未形成促进制度革新的共识，因而大学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本质性变化。在大学所依据的传统意识形态减弱的情况下，自然会使经济功利主义乘虚而入并迅速膨胀。这也是大学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短暂的繁荣之后，迅速滑向经济功利主义的原因之一。
综观大学的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的“恢复—改革”，到90年代的“整顿—再发展”，以及90年代以后的“扩招、并校、升格、教学评估”等一系列活动，推动这些“改革”的力量，都是大学内外的行政性力量，因而造成行政规则和意识异常膨胀，既淹没了80年代后自发生长的一些对“世界大学通例”向往的观念，又使行政化、功利化、庸俗化成为大学的显著特征。
这种现象表现为：一方面，大学的物质条件有了巨大的提升；另一方面，大学的品格、风气、精神、声誉却没有相应提高。曾被人们视为文化和精神圣地的大学，已经变得不可爱了。那些长期享有盛誉、被人们景仰的大学，对教育本性、社会良知非常隔膜，曲学阿世、趋炎附势、是非颠倒，居然成了某些大学的日常现象。而这样的大学中出现“凶杀、投毒、副院长杀正院长、*校长双双*”等恶性案件，就不足为怪了。谁能指望那些缺乏操守的教师能熏陶出有社会担当的学生呢？谁又能指望那些只知应付考试、完全自我中心的学生能为社会创造文明、健康的风气呢？
显而易见，大学不可能靠“讲力”或“讲利”，大学只能“讲理”。而立足世界经验，要让“讲理”成为大学中的基本活动方式，不仅大学自身需要努力，更需要社会和*的理解、支持。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则需要改变传统的大学观念，改革大学中的“官本位”制度。让大学在“讲理”中培养人才，在“讲理”中创造文化、科学、思想、理论，在“讲理”中带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并将“讲理”的方式在全社会推广，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大学对社会文明的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