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11年间有多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学习,历史学家马里乌斯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3-09-10 05:00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9-11 08:43
甲午战败后，清人对日本的看法一下子发生了重大转变：东瀛岛国一跃成了足为样板的“老师”。殊不知中日两国本质迥异，原不能简单的照猫画虎。从1898年至1911年间，至少有2.5万名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马里乌斯－詹森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份子移民潮”。（《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可是，有证据表明，“中国留日学生的总体水平低得可怜”（任达《新政*与日本》），学问较深的专业人才“百无一二”。后来曾任司*长的同盟会元老居正是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毕业生，但据说他的日语水平不敢恭维，反不如曾陪伴他在日生活的妻子。（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特意挖苦了这些连日语都不会的中国留日学生们。）留日学生的水准低下原因复杂，但和其庞大人数相比，尤显问题之突出。美国学者任达指出，这种蜂拥留学日本的现象背后，暗示着把日本当做“垫脚石”，“使用后便遭抛弃”的理念，而“这种态度对近代中日关系牵连极大”。他认为中国人从内心深处是“傲慢的和麻木不仁的，说明了并未把日本以其本身资格作为一个国家，或作为一种文化而表示兴趣或适当评价。”中国的这种态度“一直为两国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在那些年的十余万留日学生中，能够达到在民族性格、文化深层结构的层面上剖析阐述日本的，恐怕只有戴季陶一人。东渡者虽众，但用戴季陶的话讲，实利主义和自大思想这两大害，使他们不曾“切切实实地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他特别提到描写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指出即使是对日本社会黑暗面的观察亦“肤浅而错误”，而中国人对日本社会的“观察错误和判断错误是很普遍的”。
另一方面，甲午之战意味着东北亚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本开始成为中国一个无法躲避的利益觑觎者，而中日关系也逐渐变为中国外交关系中最重要最复杂的部分。留日的陈天华在《绝命书》中写到：“今日而欲与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鲜也；居今日而欲与日本相离，是欲亡东亚也。”但是，与其说如何处理对日关系让中国人感到迷惑，还不如说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前景的懵然。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日军神尾大佐率代表团访华，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神尾对张称甲午战争“彼此俱误”，而在“西洋白人日炽”的形势下，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同教”，应该加强联络。（《张文襄公全集》）神尾的说辞带有明显的哄骗色彩，其意在于为在华继续扩张殖民权益营造遮掩的幌子。可是，此等谎言竟为张之洞所相信。一代名臣这般天真，实在可笑，究其原由应当还是对日本的无知。任达在《新政*与日本》中提及，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仍蔑视日本为倭，将日语模糊地称为东文”。张之洞在轻蔑中夹杂推崇的复杂心态，可以视之为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主流看法。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盲目情绪混合一处，结果是无论轻蔑或推崇都全无理智可言。但张之洞的幼稚非其个人特例，清季很多中国人都相信所谓“黄白种争”之论，并因此抱有中日合作的幻想。章太炎在1897年的《亚洲宜自为唇齿论》里，称中国可以依赖的国家惟有日本，甚至连日本挑起甲午战争也被视为*压力下迫不得已的“自救”。此类观点一度颇为流行，上海《申报》刊登于1899年的一篇评论，还鼓吹与日本结盟，而日本未尝不为发动侵华战争感到忏悔，所以一定会接受中国的建议。（参见伍国《亚细亚的孤独者：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自我认同》）以上诸般与虎谋皮的愚蠢观点，已经濒临滑稽的地步。但这种荒唐幻想的流毒很长，罗志田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文中以后来胡适的心路历程为例，点破了此一观点的可笑：日本人虽也主张“黄白种争”，却只是利用它来“为其征服中国正名”，因败弱的中国要在“黄白种争”中服从日本的领导。
一战爆发之后，以二十一条事件为标志，中日关系彻底结束了表面上较为和缓的时期，转而不断恶化。日本加强了对华的打压和干涉，而中国人对日本的反感仇恨则与日俱增。不过，对于凡和日本沾边便一味排斥反对的做法，戴季陶称之为“智识上的义和团”。这种情绪化的极端趋势，和日方互为促动，最终令两国关系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战争。（参见美国学者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
戴季陶的那本《日本论》，至今仍堪称研究日本的佳作，也得到了日本学界的重视好评。可问世近八十年来，中国人的类似著作尚未有与之媲美或超越者，更加凸显了中国对日本的误解、无知是何等根深蒂固。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在中国素以象征文化水准与社会良知闻名的媒体《南方周末》发行了纪念特刊，其开篇社论的第一句就是“日本在一千多年来属于中国的朝贡体系”，论者显然不具备对日本历史的基本掌握，却满怀民族主义的亢奋。此等谬论堂皇刊载于影响力甚巨的主流传媒，给受众带来的误导可想而知。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中，以最早直面西方的“新人”之一的王韬为例，指出他对日本自相矛盾的变化观点，时而赞美时而痛斥的反复，来自于中国人“一种赞赏、妒忌和鄙视等混在一起的复杂感情”，便产生了“既爱又恨的深刻矛盾感”。而究其原因，易惠莉对清士人在东北亚国际关系实情面前的精神状态的评语，仍旧是极为恰当的：“不能坦然面对”。这个评判之后一直到现在，还能普遍适用于中国人的对日看法，特别是在经历了残酷的八年全面战争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二十多年的外交隔绝之后，以及在今天自诩国力日渐强盛的社会氛围之下，“坦然面对”似乎愈发困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