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孝”还适用于今日吗?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3-07-12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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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4-10-14 13:24

在《今日谁行“三年之丧”？》一文中，笔者指出作为古代儒家孝道的“三年之丧”，已成“明日黄花”，如今不再有人（包括崇儒人士）奉行了。事实上，已成“明日黄花”的儒家孝道，不仅是“三年之丧”，还有些曾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孝道，也已经不适于当今之世，不适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谓予不信，且看笔者如下分析和阐述——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句话是孟子说的，见《孟子·离娄上》——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说不孝的事有三件，其中以没有后代为大（最严重）。舜没有禀告父母便娶了妻子，是因为担心绝了后代，所以君子认为，舜的“不告”等于是禀告了。“无后”即“绝后”，孟子还引过孔子的一句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无后”用今语来说，就是“断子绝孙”。而所谓“无后”的“后”，在古代仅指男性子嗣，女儿是不能算的。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与第一任妻子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还只能说是“无后”；孔父的妾后来生了个儿子，名孟皮，足有残疾，孔父担心这残疾儿承当不了“为后”重任，又娶了年轻的颜氏女，生下孔丘，这才消释了“无后”之忧。可见，在古代人看来，“无后”是很严重的事情，为人子者而“无后”，那就是大不孝。在古代血缘宗法制度下，唯以男性子嗣为“后”，这是顺理成章的——接续父祖香火血脉的是儿孙，“生而奉养，死而丧祭”的是儿孙，士君子的家业、贵族的爵位要由儿孙来继承；而普通老百姓的实际考虑是，儿孙是家庭的壮劳力，也是父祖辈日后的依靠，即所谓“养儿防老”。因此，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孟子这个“不孝”的诫条，拿到当下中国，显然就不适用了。虽然如今也还有人信奉“无子即绝后”，而且往往把“无后”之责归咎于女方，但这毕竟已是少数。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再以是否生育男性儿孙，来衡量孝与不孝的指标。在现代社会，女性大多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享有古代女子所没有的种种权利，当然也有和男子相同的赡养父母（或祖辈老人）的义务，因此，女儿、孙女同样也是“后”，可以说是“巾帼不让须眉”。甚至有不少为人父母者，还宁愿生女儿，说“女儿是爹妈的贴身小棉袄”。人们的观念变了，不仅是年轻人，就是祖父母辈思想也日渐开通，对孟子那句孝道古训，信奉者想是很少了。试想，中国以“生养一胎”为国策已有二十多年，这就意味着这些年来，没生儿子而只生一个女儿的夫妇，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概率（至少在城市里是这样），按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道，岂不是有一半左右的夫妇都成“大不孝”了吗？而且，如今还有少数年轻人选择了“丁克家庭”的生活方式，就是不想要孩子，惟愿夫妇“两人世界”。虽然有些长辈可能对此不甚认同，却也得尊重、宽容子媳自己的选择。只要年轻夫妇能以真诚关爱之心，对父母和祖辈尽了赡养、照顾的本份，那就不能因他们“丁克”而责之为“不孝”。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 这条“孝子规”见诸儒家经典《礼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儿子与他的爱妻琴瑟相谐，父母不喜欢儿媳，那就该把她休掉。儿子和妻子感情不合，但父母说这儿媳善于服事我们，当儿子的便得顺从而恪行夫妇之礼，终身不得有所亏待。在那样的礼教和孝道下，为了家长的意旨和权威，子、媳的情感和幸福都是可以牺牲的。自古以来由此而酿成的悲剧真不知有多少，南宋诗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就是典型的例子。唐婉聪慧灵秀，嫁到陆家之后，与夫君相爱甚欢，然而却不得婆母的欢心，陆母以种种理由命令儿子休掉爱妻，陆游屈服于孝道，忍悲顺从母命。数年后，陆游独游沈园，与已嫁为人妇的唐婉邂逅，不胜伤感，在园壁上题了一首《钗头凤·红酥手》。唐婉后来读到此词，悲从中来，含泪和了一首《世情薄》，不久便郁郁成疾，衔恨而终。这两首词流传至今，成为旧礼教下爱情悲剧的血泪证言。那种无视子女独立人格和婚恋权利，唯父母绝对权威是从的“孝道”，无疑是不适合于现代社会了。在婚恋这样的终身大事上，子女以尊重的态度，与父母长辈商量，听取他们有益的意见；为人子、媳者，在彼此相爱的同时，也关爱父母长辈，这些当然都是应该的。尽管在这些方面尚有不如人意的事实，但上述那种“孝道”实无回光返照的可能。事实上，如今大多数父母长辈对此也都是相当的明智开通了。接在上述那段“孝子规”的前面，还有这几句话——子有二妾，父母爱一人焉，子爱一人焉，由衣服饮食，由执事，毋敢视父母所爱，虽父母没不衰。这是说，儿子有两个小妾，父母喜爱其中一个，因此这个妾吃得好穿得好，家务活儿干得少；而儿子喜爱的另一个，样样待遇次等，不敢跟得父母欢心的小妾攀比，即使父母过世了，也不能稍有改变。——这是待妾之事上的“孝道”。显然，这种“孝道”如今更加行不通，家有二奶、三奶，再怎么个“孝”，也是违法呀！ “父母怒，挞之流血，……起敬起孝。” 也是出自《礼记》——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悦）者复谏。……父母怒，不说（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了过错，做儿子的要低声下气和颜悦色地加以规劝。如果父母不听劝，还得表示出恭敬和孝顺。等父母心情好的时候，再作劝说；父母因此而恼羞成怒，儿子即使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敢心生怨恨，仍是恭敬孝顺有加。显然，这是不平等的“孝道”，就如鲁迅所说的：“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是无理可讲”。如果父母有过错，好好地劝说，一时不听劝，仍以恭敬对待。——这对于如今的儿女，还是可以勉力做到。问题是：为人父母者就可以蛮不讲理，大发淫威，乃至滥施家庭暴力吗？尤其是“挞之流血”，那是相当严重的暴力了。然而，过去曾有崇孝卫道之士认为，哪怕更为严重，也没什么大不了，清代有个叫魏禧的业儒，竟然说：“父母欲以非礼杀子，子不当怨。盖我本无身，因父母而后有，杀之不过与未生一样。”如此混账的逻辑，更将“孝道”弄得狰狞不堪。事实上，孔夫子对过度承受家庭暴力的“孝子”行为并不认同，《孔子家语》里记载，曾参有一次被其父曾点打得昏过去，夫子知道后，怒斥曾参“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于不义”，简直就是大不孝。不过，在这宗暴力事件中，最该受谴责的是施暴者曾点（他是孔门首期弟子），夫子首先应该对他正言告诫才是，可惜没有这样的记载。在*治的现代社会，那种对子女施暴有理的所谓“孝道”，不再是天经地义了。施暴而造成严重后果，或致子女无辜死亡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且会受到道德谴责。那个魏某的混账逻辑，还能作为有施暴恶行的为人父母者的辩词吗？绝对不能了。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孟子的这句话见于《孟子·离娄章下》。在孟夫子看来，父母活着时加以奉养不足以当作大事，惟有父母死后办好丧事才可以当作大事。——由此当能推定：孟子在其母亲死后，丧事一定操办得礼仪完备，相当体面，令“吊者大悦”。——这就是说，为父母丧事办得怎么样，成了考验孝子的惟一“大事”。儒家对父母的丧葬、祭祀之事非常重视，这是确实的，但将“送死”说成压倒“养生”的大事，似乎惟孟子如此。先师孔子的说法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对父母生前的奉养，以及父母死后的葬祭，都必须按“礼”以待，并没有说惟有后者才称作大事。孔子甚至认为，父母丧葬之“礼”或有不足，也是可以的，他对弟子说过：“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礼记》）对父母之丧，发自内心的悲哀之情，要胜过充足的丧葬礼品和完备的礼仪。当然，孔子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对父母之丧的“礼”可以马虎了事。孟子这种孝道观，在古代已显出偏颇，当然更不适用于当今社会。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孝行首先要体现于父母及祖辈在世之时，尽赡养、照顾之责，掬体贴、关爱之情，让父母及祖辈活着时就能感受到子女孙辈的孝心。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大事。如果子女在父母在世时不尽孝道，父母死后却大办风光的丧事，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可能为了弥补，但这种弥补对于已成逝者的父母已无实际意义；而更可能的是，其实只是做给活人看，或可以说是“丧事秀”，这种“秀”当然是有目的的。当今之世的丧事，已大不同于古昔，现在一般都行火葬（至少在城市中是如此），不搞棺殓土埋，这一方面出于现实的考量——人口激增因而土地资源紧缺，另一方面也是移风易俗、人们观念改变的结果。此外还有海葬、树葬等形式。丧事的仪式大多也简化了，有不少长者在死前就特别嘱咐“丧事从简”，有些思想更开通的长者还立嘱要捐献自己的器官甚至遗体……凡此种种，无疑都不合古代儒家丧葬之“礼”，更有违于孟子所谓“惟送死可以当大事”；若按儒家古“礼”和孟子此说来衡量，如今为父母治丧事的子女，岂不都将蒙上“不孝”之名？今日的为人子女者，在父母生前多加关爱，父母逝离后心存悲哀，常怀思念之情，这就可以说是尽孝了。至于儒家之“礼”，孟子之言，现在还有谁奉若圭臬，行之如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