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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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4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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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2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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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先锋网 2003-04-09 作者： 樊继轩
（西安思源学院 陕西西安 710038)
“*有责任投资教育，但却没有必要经营学校。”这是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得曼的一贯主张。在弗里德曼看来，*垄断和竞争不充分是学校办学质量低下的首要原因。他在1955年一篇名为《*在教育中的角色》的论文里提出了学券制——教育券制度，建议把竞争引入公立学校体系，在“学券”的流动中实现优胜劣汰，医治公立学校的“集权过度症”，适当遏制教育官僚主义的滋长。〔1〕
什么是教育券？教育券是指*把教育经费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发给每位学生。家长和学生可自主选择收费标准不同的学校就读，不足部分自己支付，不再受学区或学校类别的*，而学校把所收集的教育券向*兑换现金，用以支付办学费用。于是，学校间为争取学生而互相竞争，争取学生就意味着争取了更多的*教育经费，就必须努力改善教育质量。开放的，自由的教育市场必然提高学校的效率和效能。从而使整个教育制度更具活力，更趋于公平性。〔2〕
浙江*兴县是首次在我国中等教育中实施教育券制度创新尝试的地区，对我国寻求教育的公平性，在公立，民办不同*的学校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中等教育可以引入教育券制度，教育券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同样可行，如何在高等教育中体现公平性竞争的合理性？使已进入普通高等教育系列的民办普通院校与地方普通公立高等院校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高等教育——我国计划经济*下的最后一块世袭领地
1.高教需求的扩张与*投入的严重不足
在知识经济为特征的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与日俱增，而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却已独木难支，从而使得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与*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多数国家采取了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的对策。
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过自1999年以来的大幅度扩招，2001年全国各类高校在接生达到1300万左右，比1998年增加了近90％，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全日制本专科生）达到6000人左右，比1998年增长约80％;普通高校生师比达到18:1（以折合学生数计算），比1998年提高了60％以上。〔3〕
这种发展速度使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足的局面有所改善。但高等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目前，我国大学毛入学率仅为13.3％，不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更远逊于发达国家的40.2%的水平；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3%左右，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4.3%的平均水平。近年来，我国*又明确提出“科教兴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战略，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的财政投入，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解决教育供求的矛盾。教育私营化是当前世界教育发展的一大潮流。我国的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发展进程中应大有作为。
2.中国近现代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史的简要回顾
和世界私立高教育发展史一样，中国的近现代民办（私立）高等教育也曾书写过辉煌的篇章。清末*时，中国的私立高等教育从美、英等西方国家1871年建立的第一所教会大学——文华大学，到清末开中国私立大学之先风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天津中西学堂（天津大学前身）、中国公学、复旦大学的创立，以及*初年以培养“民族精神，养成硕士宏才，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为目的私立南开大学、私立厦门大学的创建，私立高等教育曾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生力军。[4]到解放前夕，我国私立高校发展到全国高校总量的39%，占高校学生总人数的31.4%，现在我国一批一流著名大学，如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校的前身均是私立大学。
解放初期，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初期私立高校急剧减少，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私立高校全部收归国有，出现了建国后三十多年的“惟官有学，而民无学”的状态。大学教育直至1997年并轨，一直延续着国有财政包干学费，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的计划经济*，公立学校的办学经费全部由国家划拨。从八十年代中期起步的民办高等教育只是国民教育体系之外的自学考试的助学单位，毫无任何地位可言。民学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夹缝中艰难生存，这种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经济*下的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后的近二十年，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形成一种牢固的思维定势。
3.高等教育——我国计划经济*下的最后一块世袭领地
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普及，解决高等教育资金投入不足的供求矛盾，世界各国已早已有先例可循，那就是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即民办高等教育）。教育私营化是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一大潮流。私立高教在国外已撑起了一片蓝天，如美国、日本、菲律宾、韩国、印尼、泰国等私立高等院校所占比例均在60%以上。历年来能跻身著名大学行列的，绝大多数都是私立大学。如美国的哈佛、耶鲁、斯坦福、康乃尔、英国的普利茅斯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这些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不是私立大学。
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从上一世纪八十年的高教自考助学起步，到2003年元月《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迟迟出台，步履艰难，磕磕绊绊，在“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中诞生，在社会和人们的“白眼”中生存。至今，虽有了一批由黄河科技大学、西安翻译学院、西安思源学院等万人、数万人以上规模的民办普通高校，有了100多所进入国家统招系列的普通民办高校，尤其是十几所全国著名万人民办高校其师资、规模、教学设施、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毫不逊色于一些由地方财政拔苗助长，用大批国拨资金堆砌起来的普通高校。但这些知名民办高校在*上、招生上、资金上还享受不了地方普通高校国拨教育经费的优厚待遇。在进入国家统招系列时，必须打上“民办”两个字，以示与国家公立高校的区分。这种身份上的歧视随处可见。
笔者曾在某些省了解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一些原有的公办*高校、夜大学、职工大学、招生不景气的中专学校，校舍破烂像四合院，学生寥寥无几，没有教职工多。在国有公办高职教育的大旗下，或几所学校合并，或单独一所小学校，区区一二百学生，摇身一变，成为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有的管理人员加教师合起来比学生少不了多少。只因为改为高职、高专，教职员工可继续享受国拨教育经费和国拨工资的待遇。谁也不清楚这种计划经济*下的地方保护主义使我国有限的教育经费究竟流失了多少。聚集在高校扩招的大旗下，究竟这样的地方普通高校又能培养出什么样水平的大专生，这种拔苗助长的地方高等院校所享受的优厚待遇是那些拼杀多年，没有国家投资的著名民办高校可望不可及的。国家一流重点高校，省属重点高校应有大投入，应重点倾斜。而对一般的地方普通高校的财政拨款制度，实际上是在保护落后，而使本来有限的教育资金继续支撑着这类本该淘汰的高校恶性运转。这是一种高教不公平性的体现，其说明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运作还摆脱不了计划经济*的阴影。高等教育仍是计划经济*下的最后一块世袭领地。
教育券——一种寻求高等教育公平性的创新*
我国的民办普通高校是在一种劣势环境、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不论是已具有普通本专科招生资格、办学多年积累数亿资产的黄河科技学院，还是靠50万股金启动，积累近2亿多固定资产的西安思源学院，国家并没有投入一分钱，而发展到远非一些地方普通高校能比拟的规模和质量，充分说明了教育创新机制的力量。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对公立学校的财政支持，造成了公立学校的垄断地位，而垄断有悖于竞争，导致公立教育质量和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公立学校理所当然地获得*的财政支持，就容易忽视质量和效率。教育券理论就是他力图解决教育质量和效率问题的对策。教育券原创理论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坦诚地承认客观存在的教育竞争。[5]
而我国自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下，一色的公办高校，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应试教育标准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差异不大的人才。公立高等院校没有竞争对手，全部教育经费由财政支持，几十年来并没有培养出一个获取诺贝尔奖金的人才。泱泱大国，没有出现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是该检讨一下整个国民高等教育体系的弊端的时候了。
我国的民办教育还是弱势群体，与国外私立大学的宽松环境相比，相差甚远。国外的私立大学，学费收入只占学校教育经费的一小部分，其余部分一是由*划拨教育经费，享受公立高校的同等待遇；二是社会大型企业集团捐赠；三是由学校产业创收。而我国由于是发展中国家，大型企业集团的规模效益还远远不能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所以民办院校依靠企业集团捐赠在短时间内是行不通的。只能依靠学费收入进行滚动积累自我发展。这显然与公立普通高校依靠国家教育经费的大力支助是处于一种极不公平的竞争线上。*不分清红皂白对所有的优劣并存的普通高校全部大包大揽，实行财政支持，实际上起到了保护落后院校，*了优秀民办高校发展的作用。
既然浙江*兴县等地区在中等教育中引入了教育券制度，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同样可以试行教育券制度，把国家财政划拨给地方普通高校的教育经费（不包括国家重点高校、省属重点高校），用发放教育券的办法，使进入高考分数线的学生手持教育券，按分数的档次自由选择高校，那么公办高校的发展就也会像民办院校的发展一样，优胜劣汰。在竞争中一部分公办普通高校会越办越好，遏制教育官司僚主义的滋长，一些优秀的普通民办高校由于教育券的实行，也相应用实力和质量合理的获得了国家财政的资助脱颖而出。那么由地方计划经济*保护下的质量低下、环境条件差的普通高校将被自然淘汰，不再占有稀缺的国拨教育资金。对这类学校，或者由较好的普通高校、民办普通高校兼并重组，采用浙江万里集团举办万里学院的模式。或者把国有资产拍卖，教职员工像国有的大中型企业职工一样下岗待分配。那样，中国的所有普通高等院校（不包国家重点高校，省属重点高校）、民办普通高校将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的竞争，所以说：教育券不仅是中等教育实行现教育公平性的制度创新，同样，也是一种寻求高等教育公平性的创新模式。
一旦中国的民办普通高校与地方普通高校站在了同一条竞争起跑线上，若干年后，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将会和一批优秀的公立普通高校形成双赢的结局。再出现几所前私立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那样的一流名校，重新铸造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辉煌。
参考文献
[1] 李茂编译。弗里德曼：竞争将带来更多的好学校。中国教师报。2003.1.1.A3版
[2] 教育券：寻求自由市场与教育公平。职业技术教育。2002(第27期)
[3] 吴天俊。高等教育如何走出困境。教育发展研究。2003(第1期)
[4] 王炳照。中外教育管理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第8、9期)
[5] 文新华等：关于“教育券”的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03(第1期)
高等教育公平城乡差距在改善 阶层差距在凸现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2/21/content_25979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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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2 01:27
今年高考，中国*大学宣称将实行“按各省人口比例”招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一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工作日益临近。日前，中国*大学印发的2006年招生章程中的一段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着教育公平的原则，根据各省人口基数，考虑生源质量、专业特色等因素制定学校分专业、分省生源计划。”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中国*大学在保持招生总数不变的前提下，对2006年分省区招生计划进行了适当调整。其中，在北京市投放的招生指标从去年的185名削减到今年的160名，北京生源所占比例从去年的9．25％下降到8％。
同时，该校还削减了在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北方省市投放的招生指标，增加了在四川、河南、山东、广东等省份的招生计划数，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的招生指标则维持不变。
追求招生公平的有益尝试
早在今年*期间，中国*大学校长徐显明就表示，该校将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将按各省区市人口比例确定。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学的做法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多方面反响。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洪宇认为，近年来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特别是进入“985”工程的重点高校在所在地名额投放比例过高。比如，河南的总人口数是北京的8倍多，考生总数是北京的7倍，而北大、清华在北京的录取名额投放数却分别是河南的4．5倍和4．9倍；山东的总人口数是上海的近7倍，考生总数是上海的6．5倍，而复旦大学在上海的录取名额投放数却是山东的22倍多。
一份对2000年至2002年全国部属高校招生计划的分析材料表明，教育部直属高校本地生源比例的全国平均水平是44．76％。就具体地区而言，同期北京均值为18．98％，是全国最低的区域；浙江大学则以每年超过60％的本地生源比例，居部属院校本地生源比例“排行榜研究生院”之首。
长期关注教育公平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杨东平教授认为，中国*大学按人口比例投放招生指标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录取制度改革不容忽视
“全国重点大学在各地的录取名额投放不平衡，使没有或有很少重点高校的中西部省份考生上重点大学的几率下降，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周洪宇说。
杨东平认为“高等教育改革内容是多方面的，如考试制度改革、录取制度改革、教学改革，等等。这么多年来，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考试制度的改革上，而实际上，录取制度改革也不容忽视。”中国*大学将招生名额分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使得录取制度改革受到关注。
对我国历代科举制度有着独到研究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则认为，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是一个“千古难题”，北宋时就曾发生过司马光与欧阳修之间的科举南北之争。当时，由于北方久经战乱，经济萧条，教育大大落后于南方，结果出现南北举额严重不均的现象。于是，司马光代表北方主张在进士录取中实行“逐路取人法”，即按地区分配名额。而欧阳修则代表南方，提出“凭才取人”。到了明代，科举采取“分区录取”的办法，试卷分为南卷、中卷和北卷。清朝康熙年间，开始实行“分省定额录取”。“这与我们今天的高考录取制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刘海峰说。
高招均衡仍是待解难题
目前，我国高考招生矛盾主要集中在人口大省上，适度向这些省份倾斜是必要的，但如何倾斜也值得考虑。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学的调整幅度并不大，从统计学上衡量并无多大意义，未真正达到他们所宣称的“按人口比例”招生的地步。另外，在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的情况下，一味地按地域人口来平分招生指标，也有可能违背高等教育选拔优秀人才的初衷。
“中国*大学的方案有点儿简单化。指标增加的省份当然会高兴，而指标被削减的省份肯定不满意。”杨东平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震荡最小的“增量解决方案”，即原有指标维持不变，而在每年扩招的增量部分向人口大省倾斜，以缩小各省市之间录取率的差距。
周洪宇认为，招生指标的投放应该综合考虑各省总人口数、考生数、拥有进入“985”工程的高校数以及上年实际录取数等因素，他还为此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实现教育公平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尽管中国*大学的改革方案不完美，但它朝着有益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周洪宇认为，“只要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从我做起，有所作为，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相对公平的梦想就不会太遥远。”
参考资料：http://www.tjzl.com/news1.0/2006/05/11/20060511_091951_896.shtml?PHPSESSID=ed14eb0aa22453f1ab37cc83278e6fe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