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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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7-03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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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4 04:43
文学史意义
在美国文学史上，贝娄作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所构建出来的崭新的文学世界和所塑造出来的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
贝娄的文学世界与贝娄自身的犹太身份相关，即他所塑造的世界是一个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和犹太民族特色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被海明威式的“理性”或福克纳式的“意识”所主宰的世界，也不再是人类的信仰永远处于被扼杀的恐惧之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和实实在在的人性构建而成的。如果说之前的那个文学世界主要是一种理性的世界，那么贝娄的文学世界则是一种更接近于人的情感和性灵的世界。
贝娄笔下的社会，无论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场所还是艺术化的虚构之地，虽然也往往被贝娄塑造成“几近恐慌的失序”之地，如《晃来晃去的人》中的纽约、《洪堡的礼物》中的芝加哥、《院长的十二月》中的芝加哥和布加勒斯特、《雨王汉德森》中的非洲等，无一不充斥了失序的恐慌和挣扎，甚至沦陷，但总体说来置身于其中的人并非随波逐流。相反，他们渴望道德的提升和善性的存活，即无论这个社会如何堕落、荒唐，他们那颗追求善良、完美的心灵还都顽强地活着。这一点在贝娄笔下的犹太世界中表现得格外突出，出现在这里的人物，无论是父亲、儿子、丈夫、妻子还是朋友、情人，无不都从里到外地体现出这种精神追求。这是必然的，贝娄是犹太人，犹太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观念自然会影响到他对人物的塑造和事物的判断。
贝娄是一位擅长于从自身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创作养分的作家，但这不意味着他对一些流行题材不予以关注。相反，他会从其所特有的视角出发写出另一番新意来。贝娄开始从事创作的年代恰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娄的创作从写战争小说起步，如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那真不行》、他的第一*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以及随后发表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贝拉罗萨暗道》等。不过，贝娄笔下的战争显然与海明威笔下的战争有所不同。简单地说，海明威笔下的战争是一场被鼓吹为“能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其实质是欧洲帝国主义各国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瓜分不均而引起矛盾激化，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霸权而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则表现为，他们听信美国*的宣传，迈出国门，投身于战争，并能够在残酷的战争或战后的迷惘中表现出其精神的“顽强”与“优雅”。
贝娄笔下的战争则是另一番景况。这是一场针对犹太民族所展开的种族灭绝的大*——约占欧洲二分之一或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在战争中惨遭杀害。贝娄在小说中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场景，也没有直接诉说战争的残酷，而是把笔墨聚焦在美国*、国民对这场战争所表现出的漠然态度，和这种态度给自己的犹太同胞所带来的影响。
贝娄笔下的主人公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因急于排解郁闷在胸的“块垒”或解决生活中的混乱而努力让自己“走进”战争，其结果是不仅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更加混乱不堪，而且还把家人及周边的亲戚、邻居也搅得无法安宁，如《晃来晃去的人》中的约瑟夫等。另一种是*卷入战争，或更确切地说是侥幸逃离死亡而幸存下来，结果因饱受战争的创伤而导致精神紧张或混乱，成为饱受战争之苦的幸存者，如《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赛姆勒和《贝拉罗萨暗道》中的冯斯坦夫妇等都是如此。
显然，贝娄观察战争的视角和处理战争的方法与以海明威为代表的美国作家不同。他既不去写那些宏大的题材和惊心动魄的场面，也不具体地写有关战争的细节，而是着重描写个体——这些个体又往往都是犹太人——面对战争的态度、感受以及由此而诱发出来的精神顽疾。比如说，他笔下的人物几乎个个神经兮兮、胆小怕事、愚钝笨拙，而且还极容易上当受骗。他们对家人和朋友表面上严厉甚至刻薄，但内心却十分柔软、善良，既*了海明威所推崇的那类顽强与优雅的人物形象，也与福克纳精心描摹的生活在意识里的人物大相径庭。
贝娄笔下的人物似乎更为符合人物的身份、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存环境，尤其是他的人物总是聚焦于犹太人身份，这就使他的创作具有了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地说，贝娄笔下的人物身上有不少缺点，说话做事总是不得要领，命运也总是跟他们过不去，不是惹恼了家人、亲戚、邻居，就是得罪了老板或同事并因此而丢掉了工作。他们既是反犹主义或周边环境的替罪羊，也是他们自己痴心、固执、愚钝的受害者。但是，他们隐含在内心并从内心迸发出来的人性力量，却又深深地感染读者，令人动容。
简而言之，贝娄以其创作为美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人物类型。这些崭新的人物形象不仅*了读者长久以来所习惯了的海明威和福克纳笔下的人物形象，而且为美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增添了具有时代和族裔特征的人物形象。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贝娄的创作具有文学史的意义。
灵魂写作：贝娄的人道主义思想
贝娄的小说中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从事科学与商业的知识分子们远离爱与美，不太考虑灵魂问题。而作家不同，作家就是一些与灵魂打交道的人，他们肩负着世俗之外的更高追求。正如贝娄所说，小说家、作曲家、歌唱家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有灵魂，并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贝娄对知识分子所秉持的所谓理性并不赞同，或者干脆说他并不看好以海明威为代表的推崇理性，即理性至上的那类作家的创作。在贝娄看来，作家更应该关注的是“灵魂”而不是理性，应该“让灵魂在美国文学中复位”，与灵魂相关的写作才是更高意义的写作。毫无疑问，贝娄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与批判现代理性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与现代理性相对立的灵魂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人道主义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事实也是如此，纵观贝娄的创作，无论是他的短篇小说，还是他的中篇和长篇小说，无论是他写犹太人的个人成长，还是写犹太人与周边的关系等，他的创作始终都是紧紧围绕着“灵魂”这个轴线来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娄扭转了以海明威为代表的美国现代主义作家较少甚或不关注“灵魂”的创作倾向，为美国文学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价值维度。
当然，贝娄本人并没有把“灵魂写作”与人道主义精神直接等同起来。但是，从他对作家社会道德功能的强调以及创作实践来看，贝娄所要“复位”的“灵魂写作”内涵，即用爱来替代恨，用自我完善来替代虚无等，指向的就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事实上，他的创作实践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譬如，他笔下的人物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身上有着种种不同的弱点，盲信、愚拙、嫉妒、固执、恐慌等无一不缺，但是透过这些表象，他的人物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又都表现得本能地宽厚善良，不计前嫌或个人得失，有时候还会出乎意料地细腻体贴。这一点在他早期作品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其第二部小说《受害者》文本中，就描写了一位洋溢着美好人文情愫的人物。为了更好地说明贝娄小说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就以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利文萨尔为例做一点探讨。
利文萨尔有一种“受*”的情结，他时时处处“检点”自己的举止言谈甚至穿衣打扮，以避免引起人们的非议。“他们笑话他的鼻子，于是他开始学习拳击；他们笑他穿富有诗意的丝绸衣服，于是他改穿黑色衣服；他们笑他看的书，于是他就把书拿给他们看。他极度不安地做着这一切。”然而他同时又意识到，似乎自己无论怎么做都觉得不对劲，无奈之中只能惴惴不安地时刻调整着自己，以便能够最大程度地不招人厌烦。他的这种“受*”情结，说到底，从本质上来看与其说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不如说是一种善良的本能。因为利文萨尔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一样是为了自己从中得到什么，都是出于替别人考虑的结果。譬如利文萨尔的一个朋友阿尔比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在一次宴会上，他散布反犹言论，侮辱了利文萨尔的好朋友；而利文萨尔无意中又得罪了阿尔比的老板鲁迪格，后来阿尔比被鲁迪格解雇了。本来这件事与利文萨尔没有必然的关系，但阿尔比却坚持认为他的失业是由利文萨尔造成的，于是便赖在利文萨尔的家里混吃混喝。久而久之，利文萨尔本人也开始觉得阿尔比的失业与他有关，就任他胡搅蛮缠。一直到阿尔比把一个妓女带到家中鬼混并打开煤气扬言要自杀时，利文萨尔才忍无可忍地把他赶了出去。
不过，在小说结尾，即利文萨尔与阿尔比再次见面时，贝娄让利文萨尔原谅了阿尔比，此时的阿尔比也变得正派礼貌了。贝娄让小说以这样的方式结尾是具有深意的，既表达了一种宽厚善良的人文情怀，也说明宽厚善良所具有的救赎力量——阿尔比被利文萨尔感化了。
贝娄为了更好地展示利文萨尔的人文情怀，还在小说中穿插了另外一个故事：利文萨尔的侄子生病了，哥哥马科斯在外做工，家中只有他妻子伊利娜和两个孩子。利文萨尔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去照料嫂子和侄子。尽管他尽心尽力地跑前跑后，侄子最终还是因医治无效死去了。嫂子非常生气，她埋怨利文萨尔行动迟缓，不够尽心尽力，大吵大闹地羞辱了利文萨尔的一片好心和人格。然而，委屈的利文萨尔非但不替自己辩解，反而一如既往地对待哥嫂一家。这一情节设置令人读来分外郁闷，禁不住要替利文萨尔鸣冤叫屈，但贝娄是有意这样设置的：他让灵魂中的善与恶这两种力量进行较量，在较量中善最终包容、感化了恶。对一个作家而言，一切的情节安排都是有意味的，贝娄通过利文萨尔这个人物表达了自己对善的向往和对恶的悲悯。
贝娄不是一位宽容丑恶、宣扬那种廉价温情的作家。相反，他在小说中对人性中的恶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但是，他自始至终都崇拜善，认为善具有救赎的力量，最终也必定会战胜恶，这是他人道主义思想的精髓。贝娄在其后期的小说中，如《洪堡的礼物》和《院长的十二月》中，进一步深化了他的这种善恶观，除完成了有关人性的两面性和善战胜恶的故事外，还写出了两面人性的复杂性——由恶向善和由善向恶的双向转化过程。至此，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更加深入和复杂了。
犹太人物类型：贝娄的犹太性
从贝娄一生总共出版的11*篇小说来看，其犹太性是十分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犹太人物：
在贝娄的11*篇小说中，只有《雨王汉德森》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没有明确的族裔身份，而其余的10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均为犹太人。
二、犹太故事：
贝娄的10部小说均围绕犹太人展开，讲述他们艰难曲折的人生或悲欢离合的故事。
三、犹太场景：
贝娄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生活在犹太环境里，犹太人的家庭生活、生活习俗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
四、犹太主题思想、犹太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诉求：
贝娄的小说，不管是写犹太人或没写犹太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他作品中的主题思想、笔下人物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诉求等方面，基本上都与犹太人的善和救赎思想相关，表达了他们追求伦理道德的共同价值取向。
五、小说的叙述策略：
像其他美国犹太作家一样，贝娄在小说中所采用的叙述策略也基本上是犹太的，其典型特征是常采用的意象、幽默的语言风格和反讽结构。贝娄小说中的主要犹太人物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晃来晃去的人”、“受害者”以及“二战”幸存者。这三种人物出现在贝娄的小说中不是偶然的，而是犹太民族历史的真实而典型的写照。
犹太民族自公元前586年第一圣殿被焚毁，沦为巴比伦之囚后，直到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流散之中。他们以客民的身份生活在异国他乡，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中，都处于一种“晃来晃去”的状态之中。贝娄的第一*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写“二战”开始后犹太人约瑟夫为了到欧洲参战辞去了工作，专门在家等候征召入伍。不料想美国征兵当局反复要他检验血液、填写表格等，几番折腾下来，结果让他在因辞职而获取“自由”的同时又迷失在这种“自由”之中，因而不得不在焦虑的等待中“晃来晃去”。贝娄这样写犹太人约瑟夫，实际上暗喻了现代犹太人在世界各国的尴尬生存状态。
贝娄笔下的“受害者”人物类型是对犹太人民两千多年来艰辛生活的高度概括。西方反犹主义的盛行让犹太人尝尽了苦头，犹太民族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记载了犹太人蒙受*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说，贝娄描写“受害者”形象是必然的。不过，贝娄在直接描写反犹主义者*犹太人的同时——如《受害者》和《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也写到了犹太人的“自我*”——如《洪堡的礼物》、《更多的人为伤心而死》和《贝拉罗萨暗道》等。这种“自我*”主要表现为，小说中的主人公每时每刻都想有所作为，可常常又事与愿违，不是把事情搞砸了就是做不成，结果又陷入到自我检讨或责备的漩涡中。贝娄在小说中塑造自己*自己的人物，究其原因，这种“自我*”在贝娄那里主要表现为人物因受到外界压力或*而形成了一种心理倾向。其实，回头看看历史上犹太人的精神轨迹，几乎无一不是如此。因此，贝娄笔下人物所“患上”的这种“自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犹太人因长期以来蒙受*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带有强迫性的心理倾向或集体无意识。
贝娄笔下的“二战”幸存者形象，最早是出现在1970年出版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不过早在1964年出版的《赫索格》中，贝娄其实就已提出过“幸存者”的问题。他在小说中写道：“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都是幸存者。认识到你是一个幸存者，你会感到震惊；认识到这就是你的命运，你会潸然泪下。”贝娄在该处所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从“二战”纳粹集中营里活下来的犹太人；二是指所有的人。言外之意，“二战”中犹太人成了人类的“替罪羊”，说不准以后哪天厄运就会降临到所有人的头上。这要谈的是前一种意思上的“幸存者”。
一般说来，贝娄主要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写犹太“幸存者”的：一个是写“幸存者”遭到美国非犹太人的歧视和羞辱（如《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塞姆勒）；另一个是写“幸存者”受到自己同胞的怠慢或漠视（如《贝拉罗萨暗道》中的冯斯坦）。这两个角度其实也是美国犹太作家处理“幸存者”题材时所共用的角度，如菲利普·罗斯的《疯子伊莱》、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的《敌人：一个爱情的故事》和《哈德逊河上的阴影》等。
所不同的是，贝娄笔下的“幸存者”虽然蒙受德国纳粹分子的*、美国反犹主义的敌视或自己同胞的漠视，但是他们不屈不挠，仍然相信并憧憬着人类美好的未来，这一点从《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的一个情节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赛姆勒遥望着广袤无际的星空，在回想着当今社会城市的堕落和人类灵魂所蒙受痛苦的同时，还憧憬着人类登上月球和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未来。这一看似几近荒诞的情节，表达了贝娄对人文情怀的缅怀与企盼。
贝娄在后期小说《贝拉罗萨暗道》中再次写到“幸存者”时，则多了一些哀婉的情绪，对犹太同胞漠视“幸存者”的现状而感到纠结和愤懑。他在小说中是这样设置故事的：犹太“幸存者”冯斯坦在同胞的帮助下历尽艰辛地从纳粹的囚禁中逃脱了出来；到达美国后，他多次想向帮助过他的犹太同胞——美国娱乐界大亨比利·罗斯当面致谢，结果每次都遭到断然拒绝，直到他因车祸身亡也未能如愿。小说中叙述者“我”作为冯斯坦的亲戚，他在小说中自诩为一个靠“记忆”为生的美国犹太人，然而他在对待自己从“二战”中幸存下来的亲戚冯斯坦时，却让自己处于一种“忘记回忆”的状态之中。直到冯斯坦夫妇遇车祸身亡，他才在反省中认识到，正是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且又远离战争威胁的社会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结割断了。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那些曾经历过贫穷和苦难的犹太移民已“不需要皈依就可以被同化了，已不需要在耶和华和耶稣之间做出选择了。”这番反思看上去好像是小说人物的反思，其实是作者贝娄的反思。与他的前期作品相比，这一反思少了点浪漫向上的情愫，但却增加了批判的分量，从而使其这时期的小说显得更为厚重与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