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重典治吏”的观点是由谁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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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7-11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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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7-30 23:24
朱元璋时期是封建历史上有名的“法制”时期，朱元璋在元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强调“刑乱国用重典，重典治吏”。
并不为明朝独有。
略论中国古代的重典治吏
中国古代惩贪立法中，重典治吏是一项贯穿始终的重要方法，总结其得失利弊，以古为鉴，对当前正进行的反腐介廉工作不无裨益。
? 一、重典治吏的原因
? 官吏 *** 是封建官僚社会激化阶级矛盾、触发农民起义、造成玫权更迭的主要原因。
因此，如何将官吏对权力和金钱的贪欲遏制在可容忍的限度内，使得统治长治久安，是每个封建王朝初期立法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为了清明吏治，各朝都制定施行了一些防贪倡廉的制度和措施，诸如对官吏进行选任、考课、监察、奖惩以及道德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功效。
明代《从政录》曾概括了清官的三种类型“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
然而儒家倡导的尽善尽美的道德标准和*产生的巨大财富的*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差。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视”，[1]常人都有一种趋利避害的本性，因此说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官吏贪污受贿总是不现实的。
只有出礼入法“宣律以顽绳”了。
除此之外，探讨重典治吏的深层原因，还应从*与经济两方面入手。
? 1、重典治吏的*原因
首先，官吏是皇帝统治的人格化工具，是介于君与民之间的重要一环。
皇帝通过庞大的官僚机器实施统治，因而国家及皇帝的治理便首先是对官吏的治理，其次才是对民众的治理，可以说，治民的先决因素是治吏，因而古人有明主治吏不治民的*信条。
由此看来官吏责任重大，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状况。
其次，中国古代地方上行政与司法合一，官吏司法权与执法权集于一身。
官吏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应当在享有较大权力的同时，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
他的枉法对法律危害更大，白居易对此深有感触“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2]可谓一针见血。
总之，重典治吏利用“官”与 “民”的矛盾巧妙的掩盖了农民阶级和封建政权的矛盾。
统治者“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而天怨人怒，未有不危亡者”[3]，通过对官吏严格管理、重典惩治，借以缓和农民的不满与反抗，确保了政权的安定。
? 2、重典治吏的经济原因
贪污受贿，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利用*权力攫取经济利益的行为。
在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社会，权力在社会分配中可以被看成最一般的等价物。
基于此，有学者认为贪污受贿是古代社会的特殊的再分配方式。
[4]而这种“再分配”必须受统治者的控制。
这是因为，中国封建官僚从建立伊始就有着官、商、高利贷者及大地主“四位一体”的特点。
[5]长期的官僚*给予了官吏种种经济上的特权和地位，而它反过来又驱使一些官吏谋求更高的*地位甚至篡权夺位， “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6]，历代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宽纵优待官吏的同时，又要用重典防止过多的资财流入官吏个人的腰包，实际上是防止官吏在与民争利基础上与君争权，维护统治者的经济地位。
二、重典治吏的内容
? 1、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
首先，它体现在贪罪与盗罪的量刑上。
从上古开始，立法中便“盗”、“墨”相提或“盗”、“赃”并论，盖二者侵犯的对象均是公私财物。
从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开始，便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思想，对于盗贼施以重刑。
然而从立法中看，贪赃受贿的刑事责任远比盗贼为重。
这是因为官吏以秘密方式获取公有财物比一般盗窃情节恶劣、危害严重。
官吏的这种行为不但破坏了自身执行公务的廉洁，而且对法律的尊严和政权的巩固建设也是一种破坏。
正因为如此，历代对官吏犯赃都处以重刑。
如《唐律疏议》规定，作为负有领导、主管之责或主办某项工作的官吏“监临主司”受财枉法的“十五疋绞”，而常人盗窃，即使五十疋，才是加役流而已。
[7]?
其次，只要官吏有贪污受贿的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不论数额的多少和枉法与否。
数额和是否枉法只作为量刑的依据。
早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8]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
北魏时，监临官（主管和执行*）“受羊一只，酒一斟者，罪至大辟”[9]所谓“枉法无多少，皆死”。
[10]唐律则规定，监临主司受财枉法，受贿相当于一尺绢的，要判处杖刑一百，并且一疋加一等，十五疋判处绞刑。
即使不枉法，也只能减一等“一尺杖九十，三十疋加役流”因为不管枉法与否，接受贿赂本身就已破坏了当官的廉洁。
从理论上讲，不论贪贿多少、枉法与否，都被视为非法而严加禁止，其目的就是使官吏无隙可乘，从而防微杜渐。
再次，官吏不论以任何方式获得经济利益或所谓好处，都为王法所禁止。
以唐律为例，间接接受财物也要处刑，如“监临之官家人乞借”罪，*接受管辖下的吏民的肉类、酒食、瓜果一类物品，要以受贿论处，甚至对于离职卸任的*接受这一类物品，也要以受贿论，只不过按其在职时减三等处罚罢了。
目的是防止上级官吏对下属吃拿卡要这种变相的受贿。
此外，单纯的请托也构成犯罪。
没有使用财物只靠人情向主管人员求办某事，也为法所禁止。
请求人无论是为他还是为己,被请求人无论枉法与否，只要口头应允，就构成犯罪。
虽无请求，事后受财也同样构成犯罪。
在量刑上则区分不同主体和情节，原则上监临之官重于一般官吏，枉法重于不枉法。
? 2、量刑上轻重有别，宽严适中。
在立法上重典治吏并不是一味的加重刑罚，严刑苛罚，而是需要罪刑相当，罚当其罪。
以唐律为例，便采用“以赃入罪”，在《名例律》中规定了六色正赃，也就是六种和赃物相联系的犯罪。
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唐六赃，这就是所谓“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和 “坐赃”。
列“监守盗”于六赃之首，突出了对现任官吏贪污的重点打击。
六赃除常人盗、窃盗外，就官吏职务犯罪而言，其量刑 体现了如下特点：
? 首先，犯罪主体区分监临主司和监临势要。
二者处罚有区别。
前者指主管人员，后者指非主管人员，但对主司依法办事有影响的，一般指主管上级。
监临主司受财枉法“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绞。”[11]监临势要替别人请托，只要开口，就要杖一百。
如果枉法，和主管人员同等处罚。
但因为监临势要并不像监临主司那样直接侵害正常的国家管理秩序，而是具有间接性。
因此立法上规定可以“至死者减一等。”[12]
? 其次，从犯罪人动机上区分为公罪与私罪。
所谓公罪，就是指“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类似于现在的渎职罪，只是立法上未明确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
但从“无私曲者”看来指的是过失犯罪。
私罪指的是“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通常指的是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
在处罚上，依据犯罪人的动机和罪过，公罪要轻于私罪。
? 再次，从犯罪的社会危害结果上分为“枉法”和“不枉法”。
所谓“枉法”就是违反法律行事。
“不枉法”则是虽然收受了贿赂，却并不违法行事。
从量刑上看，枉法罪重于不枉法罪。
如唐律规定“监临主司受财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绞”，而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 [13]
? 3、特殊的惩治——作为资格刑的禁锢。
? 所谓禁锢，就是中国古代对犯罪官吏本人及其亲友终身禁止其做官的制度。
[14]禁锢属于资格刑，它剥夺的是犯罪人的*权利。
早在《左传》中便有禁锢的记载，“在中国秦汉时开始有夺爵免官之法，尤其是汉之禁锢，都与现代之褫夺公权相仿佛”。
[15]从汉至隋，禁锢都作为赃罪的附加刑而存在。
晋律中规定官吏贪污，罪不至死者，虽遇赦，仍禁锢终身，轻者二十年。
有时禁锢的人，即使解除仍不能与平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不能住在京城。
唐代没有规定禁锢，却有类似的免官之法，它的调整范围也不仅限于贪污、贿赂犯罪，而扩大到官吏犯罪的各个方面。
后世各朝改禁锢为永不叙用，如元朝时成宗曾下诏“今后因事受财，依例断罪外，枉法赃者，即不叙用……再犯，终身不叙。”[16]
? 禁锢大抵有两个方面作用。
一方面，对官吏实行禁锢剥夺或*了其再犯。
从这一点上说，它类似于刑法理论中的特殊预防。
另一方面，禁锢包含了*上的否定和名誉上的污损。
禁锢多泱及子孙，有时株连整个家族。
中国古代讲求家族观念，家族利益高于个人，如果因其一人犯罪泱及家族，对其不啻是最重的否定。
因此说，禁锢对于遏制职务犯罪确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不但体现了对犯罪官吏本人的否定，而且利用家庭或家族实现对此类犯罪有效预防，效果明显。
? 三、重典治吏的历史借鉴
? 按照一般的规律，法律规范和法律现实之间总有一定的差距，中国古代社会也不例外。
考察各代治吏史实，雷厉风行，严于执法的有之；前严后宽，渐不克终的有之；法制松驰，有法不依的也屡见不鲜。
对于一个朝代而言，开朝帝王廉而后代子孙贪；对于一个皇帝而言，初即位廉而后期贪。
造成这一周期律的原因有许多，但归根到底在于私有制经济基础及建立在其上的*制度和官僚**，这也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
对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在此仅从立法与执法关系角度作几点论述，以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应该看到，吏治的好坏与吏治立法有一定的关系，但并非绝对关系。
完善的立法是*清明的前提条件，但仅有法律制度还不够，只有健全的制度和高素质的执法队伍有机结合后，才有清明的吏治。
考察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可以发现，如果排除了经济流通和商业发展对官吏贪欲的 *** 和助长，制度形同虚设是导致吏治大坏的重要原因。
首先，执法的好坏决定了立法的效果。
中国古代重典治吏即使在立法上已相当完善，但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去执行，那么“徒法”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诚如沈家本所言“法之善者，仍在于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
[17]重典治吏的目标是整饬吏治，而重典治吏的推行又必须依赖各级官吏。
只有将之转变为绝大多数官吏的自觉行动，才有望取得预期效果；否则，有法不依、官官相护，京官与地方官相勾结，从上至下关系网的存在，都可以使惩贪立法成为空文。
其次，封建法律自身的特权性使执法效果大打折扣。
众所周知，封建法律是特权法。
孟子曾告诉当权者“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18](巨室就是大贵族大官僚)，因此各代对“巨室”采取的是八议、上请、官当、减、免、赎等特殊优待*。
这是因为统治者要求臣下首先是“忠”，其次才是“廉”，皇帝对于自己的亲信当然要网开一面，只有其对自己或本阶级利益有严重危害时，才动用法律这个专政武器把这些人的权利囿于一定范围内。
在这种容忍贪污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即使惩贪有法，法律也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19]教训不可谓不深。
再次，执法的最终效果决定于皇帝个人。
“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20]法在君主眼里只是治之具而已，皇帝对于法可以“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
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
[21]贪官污吏认识到这一点，不畏法而畏皇帝，通过奉迎皇帝“苞苴或累万金，而赃止坐铢黍；草菅或数十命，而罚不伤其毫厘”。
[22]皇帝带头违法，上梁不正而下梁必歪，法律不能实行是理所当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