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家分晋的始末..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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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5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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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9 19:10
【时间】
春秋末年,公元前403年～公元前376年左右
【地点】
春秋晋国
【人物】
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
【背景】
晋无公族
周代各诸侯国通常都将公室子孙分封为大夫，各家大夫都有封地，以血缘关系作为公室的屏卫。而晋国骊姬之乱时，晋献公却逐杀诸公子，从此晋国不再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史称“晋无公族”。到晋成公时以“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又将各家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晋公室的力量由此衰微，对于作乱的异姓卿大夫没有可靠的制约力量。
六卿
晋文公、晋襄公时，狐、赵、先、郤、胥等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十余家卿大夫控制了晋国政局。经过激烈兼并，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魏、韩、范、智、中行氏六家，称为“六卿”。
晋阳之战
春秋末期，范氏、中行氏两家被灭，晋国只剩下智、赵、韩、魏四家卿大夫，其中以智氏最强。专擅晋国国政的智伯瑶恃强向韩康子、魏桓子索得土地，在向赵襄子索地遭拒后，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攻打赵氏，并胁迫韩、魏两家出兵。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智伯围困晋阳两年而不能下，引晋水淹灌晋阳城。危急中，赵襄子派张孟谈说服韩、魏两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军营，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三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地。此战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
【过程】
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韩、赵、魏瓜分晋国剩余土地，只有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子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赵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赵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前403年，由周威烈王册命，与晋侯并列。此即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前375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侯剩余土地，晋国彻底灭亡。
【意义】
“三家分晋”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同时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确立。
【影响】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由此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霸权*结束了，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了。
【详细描述】
公元前544年（晋平公十四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同晋国的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见晤谈后，神奇地预言：“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
其实此时晋国执政者有六卿，韩、赵、魏之外，尚有范、中行、智氏三家。公室卑弱，六卿强大，政在私门。但是，韩、赵、魏三家的优势还不明显。
然而正是这样的形势，导致私门与公室的斗争，以及六卿之间相互争夺兼并的斗争愈演愈烈。前458年（晋出公十七年），智氏与赵、韩、魏灭范、中行氏而共分其地；前456年，四卿又驱逐晋出公而立晋哀公。晋国的政局至哀公之立而进入一个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四卿并立，智伯最强，晋国的国政由他一人专擅。晋哀公即位，即是出于智伯的主张，因为他与哀公之父友善，利用私人的关系可以影响和操纵哀公从而控制晋国的大局。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智伯又设法把范、中行二家的领地全部攫为已有，从实力上进一步巩固了*地位。
智伯名瑶，是智宣子之子。当初智宣子要确定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劝他不如立智宵。智宵同是宣子之子。智果认为智瑶各方面优点很多，仪表魁伟，武勇善射，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性格刚毅果决，能挑剔的地方不多，可就是有个致命的缺点，道德品质不好。也就是说，智瑶是那种有才无德之人。智果料定由智瑶这种人来掌握智氏家族的命运，必然会荡家覆宗，毁灭整个家族。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还是确定以智瑶为继承人。智果毅然与智氏家族断绝关系，在晋国太史处立案，自立一宗，称辅氏。
智伯继位后，确实大有作为，内政方面灭范、中行二氏，驱逐晋出公，拥立晋哀公，独擅国政；外事方面一次兴兵伐齐，两次率军讨郑，战功赫奕，威震诸侯。然而在他取得如此成就之时，自身“贪而愎”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贪包括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愎包括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大权独揽之后，使得他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智伯在蓝台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竟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智国进谏，说这样做恐怕会招来祸患。智伯大言不惭地说：“难将由我，我不为为难，谁敢兴之!”似乎韩、魏诸家的命运已被他掌握在手中，谁对他也是无可奈何。智国举出晋国历史上郤氏、赵氏、栾氏、范氏、中行氏等家族遭难的例子，都是因为仇家伺机而动所致。如不谨慎从事而经常结怨于人，那大祸临头的日子就不远了。并说：“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夫谁不可喜，谁不可惧？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蚊子、蚂蚁、黄蜂、蝎子这一类昆虫都能害人，与强宗巨卿的主君和家相结怨，能不提防吗？智伯把这样的规谏当作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智伯结怨最早、最深的还是赵氏，具体地说，是赵氏家族的主君赵襄子。早在赵襄子继位之前，已与智伯积怨甚深。
关于智伯与赵襄子结怨一事，史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左传》结尾处记载鲁悼公四年（前74年），智伯率军伐郑，其时赵襄子尚为赵氏太子，随军出征，在攻入郑都城门之际，智伯命赵襄子先入城，襄子请智伯先入，智伯当时就口出恶言，说：“恶而无勇，何以为子？”智伯认为襄子缺乏勇气，不敢入城，况且相貌又长得那样丑恶，怎么还能做太子！由此赵襄子十分忌恨智伯。《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出公十一年（前464年），智伯伐郑，赵襄子为将领，智伯酒醉之后，给赵襄子灌酒，还殴击襄子。赵氏的家臣纷纷要求以死相拼，襄子劝阻了大家，并说正是因为自己能够忍辱，才被父亲立为太子。他内心里对智伯的怨恨自是不言而喻。然而返国后，智伯居然还给襄子之父赵简子做工作，要他废除襄子，另立太子。简子不听。
这两处记载虽然有差异，但都是智伯侮辱赵襄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处都有智伯对襄子为太子的不满，企图动摇他的地位。《史记》中所载，智伯竟是要干预赵氏的家政，这就更引起襄子的愤恨。赵襄子的太子地位可谓来之不易。襄子名毋恤，因其母为赵简子侍婢，又是狄人，本来没有资格继承赵氏的基业。然而他的识见与才干逐渐被简子认识，受到宠爱。一次，简子对几个儿子说，他把宝符藏在常山（今河北曲阳西北）上，谁先得到有赏。诸子回来俱无所得，只有毋恤说他已得到。他说，从常山居高临下攻击代国，可以吞并代国，这就是宝。简子认为此子果有雄图大略，确实可以作为继承人，继续发展赵氏的势力。于是废太子伯鲁，立毋恤为太子。智伯企图阻挠毋恤掌权，自然是想尽早去除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从而遏制赵氏。这对于雄心勃勃的赵毋恤来说，能不恨之入骨吗？
智伯四下结怨，却不自省，而且贪心进一步膨胀，公然伸手向韩氏索要土地。韩康子意欲拒绝，段规劝谏道：“不可。夫知（智）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鸷愎（愎），来请地不与，必加兵于韩矣。君其与之。与之彼狃，又将请地于他国，他国不听，必乡（向）之以兵；然则韩可以免于患难，而待事之变。”段规分析智伯的性格，认为他在索要之后必然藏着武力强夺的一手，这是他阴鸷、刚愎的本性决定的；另外，他这个人贪得无厌，决不会只向韩氏一家索要土地，韩家给他一点甜头，他必定还要到处伸手，等到别人拒绝，动起刀兵，那时就有机可乘了。韩康子觉得这办法可行，先受一点损失，但可以避免同智氏交兵，又能挑起事端，从中渔利，因此决定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派出使者奉上。
智伯一计得逞，满心喜悦，随即又向魏氏索要土地。魏桓子的本意当然也不愿意，谋臣任章问为什么不愿意，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无法答允。任章说：“无故索地，天下必惧；君予之地，知（智）伯必骄。骄而轻敌，邻国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知（智）氏之命不长矣！”任章从总体形势上分析，智伯索地得逞，会狂傲，狂傲必然轻敌；被索者会自然而然地联合为一个阵营，共同对抗智伯。以联合阵营的强大实力来对付一个轻敌狂傲的敌人，胜负的结局显而易见。他还讲了“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辩证思路，劝魏桓子不必为爱惜领地而单独与智氏对抗，一定要等形势变化到对智伯不利时再说。魏桓子听从了任章的劝告，也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
智伯轻而易举得到两个万家之邑，如法炮制，向赵襄子索要蔡、皋狼之地。襄子断然拒绝。智伯索地，明显的是要蚕食三家。蚕食不成，即变为鲸吞。智伯当即率领韩、魏二氏，以三家的甲兵攻伐赵氏，意欲一举而翦灭之。
赵襄于见形势于己不利，决定退守以避敌锋芒。但是，退到哪里去呢？臣下建议，长子（今山西长子）城垣厚实，修整完好，距离不远，可以据守。襄子说：“民罢（疲）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他认为当地人民修缮城池已经疲惫不堪，如果在那里死守，恐怕民心不稳。又有人建议退到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那里仓库充实。襄子说：“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仓库充实是因为搜刮民脂民膏，当地人民被剥夺压榨已苦不堪言，再让人家浴血守城，怎么会与自己同心协力？他最后决定：“其晋阳（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乎！先主之所属（嘱）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晋阳是赵氏经营多年的根据地，以前邯郸叛乱时，范、中行氏支持叛者，赵简子就曾退保晋阳。襄子所说“尹铎之所宽”，指的是赵氏对晋阳地区有特殊的优惠*。当初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就专门请示过，在晋阳是为赵氏输送财赋呢，还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简子明确肯定是后者。因而尹铎减少了上交赋税的户数，大大减少了实际上的征收税额，民众得到实惠。襄子所谓“先主之所属”，是先主赵简子特别嘱咐过襄子：“晋国有 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晋阳就是为了防备不测而经营的，名义上收取的财赋虽少，却是最为可靠的固守壁垒。所以襄子认为只有晋阳的民心可用，撤退到了晋阳。
襄子巡视晋阳一周，见城池坚固，府库充实，仓廪丰盈，只是缺乏御敌所用的箭矢。张孟谈告诉他，早年董安于修建晋阳时，深谋远虑，建筑宫室墙垣的材料都可以用来造箭杆，铜铸的柱础可以用来造箭镞。于是一切齐备，严阵以待三家来犯。
前454年（晋哀公三年），智伯率韩、魏二家围攻晋阳，鏖战3个月，仍无法破城。于是改用长期围困的办法，决晋水灌向晋阳。围困一年多，城中变为汪洋泽国，“沉灶产蛙”，灶膛成了青蛙的家园；城内人们只好“悬釜而炊”，吊起锅子来做饭；粮食吃完，竟至“易子而食”。然而，“民无叛意”，依然协助赵襄子坚守。
晋阳城被水所困，“城不浸者三版（二尺为一版）”。智伯见赵氏指日可灭，踌躇满志，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韩二人听了这话，马上联想到自家的事，魏桓子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运城市附近，属魏），韩康子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今临汾市，属韩）。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韩康子，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二人心领神会，已包藏着反戈一击的杀机。
智伯对韩、魏二家的动静毫不在意，满以为大功垂成，韩、魏二氏不足为虑。倒是他的臣属中有个叫郄疵的人注意到一些端倪，提醒说：“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不解，郄疵给他解释说，原来已经和两家约好，攻灭赵氏，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马上要被攻克，两家之君不但面无喜色，反而有忧虑之态。如果他们真有这种顾虑，那是一定要反的。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并且将他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可能也包含着试探之意。韩、魏二君当然矢口否认，还说这是谗臣替赵氏游说，离间三家的关系；真是那样的话，韩、魏两家放着就要到手的赵氏土地而不顾，却去冒风险同智氏作战，岂不是很愚蠢？智伯相信了韩、魏二君的狡辩。二君出门，郄疵进门，对智伯说，他说的那些话怎么能告诉韩、魏二君呢？智伯反问郄疵怎么会得知，郄疵说从那两个人的神态上就可以看出来。智伯始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反，郄疵自己想到个脱身避祸之计，请求到齐国出使去了。
危城之中，赵襄子与张孟谈谋划，要策反韩、魏二君，张孟谈潜出城外，会见二君，说：“臣闻唇亡则齿寒。今知（智）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他的说辞一针见血，直指二君的隐忧，赵氏灭亡，紧接着就轮到韩、魏二家了。二君对这一点深有同感，只是担心事机不密，先遭智伯的毒手。张孟谈说：“谋出二君之口，人臣之耳，人莫之知也。”只要不泄漏出去，就不会出问题。于是三人约好日期，共谋智氏。
赵襄子既与韩、魏二氏联络，约好里应外合，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扭转了局势，这时智伯仍蒙在鼓里。襄子在夜里派出军卒杀死智伯守堤之吏，决开河堤，反使晋水冲向智伯军中。赵军从城中杀出，正面冲击智氏之军。智军为水所淹，已乱作一团，韩、魏二家又从两边夹击，大败智军，杀死智伯，尽灭智氏之族。智氏合族仅有一门因改为辅氏而得以保全。
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赵襄子对智伯怨毒最深，还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做了饮器。智伯的家臣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多次行刺赵襄子，甚至不惜毁容易貌，变为癞痢形状，吞下火炭弄哑了嗓子，在街市上乞讨为生，寻找机会。但是，终于没有成功，遭擒而死。智伯的遗业只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刺客。
前437年，晋哀公去世，其子柳继位，是为晋幽公。幽公之时，晋公室已毫无权威，幽公非但不能号令韩、赵、魏三家，反而自己得去朝见三家之君。公室只保留了绛（当为今山西侯马市之新绛）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二邑，其余的晋国土地全被三家瓜分。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弟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
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
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
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晋烈公十七年），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与晋侯并列。单纯从合法性的角度看，这一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1-09 19:10
【时间】
春秋末年,公元前403年～公元前376年左右
【地点】
春秋晋国
【人物】
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
【背景】
晋无公族
周代各诸侯国通常都将公室子孙分封为大夫，各家大夫都有封地，以血缘关系作为公室的屏卫。而晋国骊姬之乱时，晋献公却逐杀诸公子，从此晋国不再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史称“晋无公族”。到晋成公时以“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又将各家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晋公室的力量由此衰微，对于作乱的异姓卿大夫没有可靠的制约力量。
六卿
晋文公、晋襄公时，狐、赵、先、郤、胥等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十余家卿大夫控制了晋国政局。经过激烈兼并，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魏、韩、范、智、中行氏六家，称为“六卿”。
晋阳之战
春秋末期，范氏、中行氏两家被灭，晋国只剩下智、赵、韩、魏四家卿大夫，其中以智氏最强。专擅晋国国政的智伯瑶恃强向韩康子、魏桓子索得土地，在向赵襄子索地遭拒后，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攻打赵氏，并胁迫韩、魏两家出兵。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智伯围困晋阳两年而不能下，引晋水淹灌晋阳城。危急中，赵襄子派张孟谈说服韩、魏两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军营，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三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地。此战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
【过程】
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韩、赵、魏瓜分晋国剩余土地，只有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子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赵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赵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前403年，由周威烈王册命，与晋侯并列。此即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前375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侯剩余土地，晋国彻底灭亡。
【意义】
“三家分晋”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同时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确立。
【影响】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由此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霸权*结束了，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了。
【详细描述】
公元前544年（晋平公十四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同晋国的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见晤谈后，神奇地预言：“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
其实此时晋国执政者有六卿，韩、赵、魏之外，尚有范、中行、智氏三家。公室卑弱，六卿强大，政在私门。但是，韩、赵、魏三家的优势还不明显。
然而正是这样的形势，导致私门与公室的斗争，以及六卿之间相互争夺兼并的斗争愈演愈烈。前458年（晋出公十七年），智氏与赵、韩、魏灭范、中行氏而共分其地；前456年，四卿又驱逐晋出公而立晋哀公。晋国的政局至哀公之立而进入一个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四卿并立，智伯最强，晋国的国政由他一人专擅。晋哀公即位，即是出于智伯的主张，因为他与哀公之父友善，利用私人的关系可以影响和操纵哀公从而控制晋国的大局。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智伯又设法把范、中行二家的领地全部攫为已有，从实力上进一步巩固了*地位。
智伯名瑶，是智宣子之子。当初智宣子要确定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劝他不如立智宵。智宵同是宣子之子。智果认为智瑶各方面优点很多，仪表魁伟，武勇善射，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性格刚毅果决，能挑剔的地方不多，可就是有个致命的缺点，道德品质不好。也就是说，智瑶是那种有才无德之人。智果料定由智瑶这种人来掌握智氏家族的命运，必然会荡家覆宗，毁灭整个家族。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还是确定以智瑶为继承人。智果毅然与智氏家族断绝关系，在晋国太史处立案，自立一宗，称辅氏。
智伯继位后，确实大有作为，内政方面灭范、中行二氏，驱逐晋出公，拥立晋哀公，独擅国政；外事方面一次兴兵伐齐，两次率军讨郑，战功赫奕，威震诸侯。然而在他取得如此成就之时，自身“贪而愎”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贪包括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愎包括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大权独揽之后，使得他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智伯在蓝台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竟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智国进谏，说这样做恐怕会招来祸患。智伯大言不惭地说：“难将由我，我不为为难，谁敢兴之!”似乎韩、魏诸家的命运已被他掌握在手中，谁对他也是无可奈何。智国举出晋国历史上郤氏、赵氏、栾氏、范氏、中行氏等家族遭难的例子，都是因为仇家伺机而动所致。如不谨慎从事而经常结怨于人，那大祸临头的日子就不远了。并说：“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夫谁不可喜，谁不可惧？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蚊子、蚂蚁、黄蜂、蝎子这一类昆虫都能害人，与强宗巨卿的主君和家相结怨，能不提防吗？智伯把这样的规谏当作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智伯结怨最早、最深的还是赵氏，具体地说，是赵氏家族的主君赵襄子。早在赵襄子继位之前，已与智伯积怨甚深。
关于智伯与赵襄子结怨一事，史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左传》结尾处记载鲁悼公四年（前74年），智伯率军伐郑，其时赵襄子尚为赵氏太子，随军出征，在攻入郑都城门之际，智伯命赵襄子先入城，襄子请智伯先入，智伯当时就口出恶言，说：“恶而无勇，何以为子？”智伯认为襄子缺乏勇气，不敢入城，况且相貌又长得那样丑恶，怎么还能做太子！由此赵襄子十分忌恨智伯。《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出公十一年（前464年），智伯伐郑，赵襄子为将领，智伯酒醉之后，给赵襄子灌酒，还殴击襄子。赵氏的家臣纷纷要求以死相拼，襄子劝阻了大家，并说正是因为自己能够忍辱，才被父亲立为太子。他内心里对智伯的怨恨自是不言而喻。然而返国后，智伯居然还给襄子之父赵简子做工作，要他废除襄子，另立太子。简子不听。
这两处记载虽然有差异，但都是智伯侮辱赵襄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处都有智伯对襄子为太子的不满，企图动摇他的地位。《史记》中所载，智伯竟是要干预赵氏的家政，这就更引起襄子的愤恨。赵襄子的太子地位可谓来之不易。襄子名毋恤，因其母为赵简子侍婢，又是狄人，本来没有资格继承赵氏的基业。然而他的识见与才干逐渐被简子认识，受到宠爱。一次，简子对几个儿子说，他把宝符藏在常山（今河北曲阳西北）上，谁先得到有赏。诸子回来俱无所得，只有毋恤说他已得到。他说，从常山居高临下攻击代国，可以吞并代国，这就是宝。简子认为此子果有雄图大略，确实可以作为继承人，继续发展赵氏的势力。于是废太子伯鲁，立毋恤为太子。智伯企图阻挠毋恤掌权，自然是想尽早去除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从而遏制赵氏。这对于雄心勃勃的赵毋恤来说，能不恨之入骨吗？
智伯四下结怨，却不自省，而且贪心进一步膨胀，公然伸手向韩氏索要土地。韩康子意欲拒绝，段规劝谏道：“不可。夫知（智）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鸷愎（愎），来请地不与，必加兵于韩矣。君其与之。与之彼狃，又将请地于他国，他国不听，必乡（向）之以兵；然则韩可以免于患难，而待事之变。”段规分析智伯的性格，认为他在索要之后必然藏着武力强夺的一手，这是他阴鸷、刚愎的本性决定的；另外，他这个人贪得无厌，决不会只向韩氏一家索要土地，韩家给他一点甜头，他必定还要到处伸手，等到别人拒绝，动起刀兵，那时就有机可乘了。韩康子觉得这办法可行，先受一点损失，但可以避免同智氏交兵，又能挑起事端，从中渔利，因此决定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派出使者奉上。
智伯一计得逞，满心喜悦，随即又向魏氏索要土地。魏桓子的本意当然也不愿意，谋臣任章问为什么不愿意，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无法答允。任章说：“无故索地，天下必惧；君予之地，知（智）伯必骄。骄而轻敌，邻国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知（智）氏之命不长矣！”任章从总体形势上分析，智伯索地得逞，会狂傲，狂傲必然轻敌；被索者会自然而然地联合为一个阵营，共同对抗智伯。以联合阵营的强大实力来对付一个轻敌狂傲的敌人，胜负的结局显而易见。他还讲了“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辩证思路，劝魏桓子不必为爱惜领地而单独与智氏对抗，一定要等形势变化到对智伯不利时再说。魏桓子听从了任章的劝告，也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
智伯轻而易举得到两个万家之邑，如法炮制，向赵襄子索要蔡、皋狼之地。襄子断然拒绝。智伯索地，明显的是要蚕食三家。蚕食不成，即变为鲸吞。智伯当即率领韩、魏二氏，以三家的甲兵攻伐赵氏，意欲一举而翦灭之。
赵襄于见形势于己不利，决定退守以避敌锋芒。但是，退到哪里去呢？臣下建议，长子（今山西长子）城垣厚实，修整完好，距离不远，可以据守。襄子说：“民罢（疲）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他认为当地人民修缮城池已经疲惫不堪，如果在那里死守，恐怕民心不稳。又有人建议退到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那里仓库充实。襄子说：“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仓库充实是因为搜刮民脂民膏，当地人民被剥夺压榨已苦不堪言，再让人家浴血守城，怎么会与自己同心协力？他最后决定：“其晋阳（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乎！先主之所属（嘱）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晋阳是赵氏经营多年的根据地，以前邯郸叛乱时，范、中行氏支持叛者，赵简子就曾退保晋阳。襄子所说“尹铎之所宽”，指的是赵氏对晋阳地区有特殊的优惠*。当初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就专门请示过，在晋阳是为赵氏输送财赋呢，还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简子明确肯定是后者。因而尹铎减少了上交赋税的户数，大大减少了实际上的征收税额，民众得到实惠。襄子所谓“先主之所属”，是先主赵简子特别嘱咐过襄子：“晋国有 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晋阳就是为了防备不测而经营的，名义上收取的财赋虽少，却是最为可靠的固守壁垒。所以襄子认为只有晋阳的民心可用，撤退到了晋阳。
襄子巡视晋阳一周，见城池坚固，府库充实，仓廪丰盈，只是缺乏御敌所用的箭矢。张孟谈告诉他，早年董安于修建晋阳时，深谋远虑，建筑宫室墙垣的材料都可以用来造箭杆，铜铸的柱础可以用来造箭镞。于是一切齐备，严阵以待三家来犯。
前454年（晋哀公三年），智伯率韩、魏二家围攻晋阳，鏖战3个月，仍无法破城。于是改用长期围困的办法，决晋水灌向晋阳。围困一年多，城中变为汪洋泽国，“沉灶产蛙”，灶膛成了青蛙的家园；城内人们只好“悬釜而炊”，吊起锅子来做饭；粮食吃完，竟至“易子而食”。然而，“民无叛意”，依然协助赵襄子坚守。
晋阳城被水所困，“城不浸者三版（二尺为一版）”。智伯见赵氏指日可灭，踌躇满志，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韩二人听了这话，马上联想到自家的事，魏桓子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运城市附近，属魏），韩康子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今临汾市，属韩）。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韩康子，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二人心领神会，已包藏着反戈一击的杀机。
智伯对韩、魏二家的动静毫不在意，满以为大功垂成，韩、魏二氏不足为虑。倒是他的臣属中有个叫郄疵的人注意到一些端倪，提醒说：“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不解，郄疵给他解释说，原来已经和两家约好，攻灭赵氏，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马上要被攻克，两家之君不但面无喜色，反而有忧虑之态。如果他们真有这种顾虑，那是一定要反的。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并且将他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可能也包含着试探之意。韩、魏二君当然矢口否认，还说这是谗臣替赵氏游说，离间三家的关系；真是那样的话，韩、魏两家放着就要到手的赵氏土地而不顾，却去冒风险同智氏作战，岂不是很愚蠢？智伯相信了韩、魏二君的狡辩。二君出门，郄疵进门，对智伯说，他说的那些话怎么能告诉韩、魏二君呢？智伯反问郄疵怎么会得知，郄疵说从那两个人的神态上就可以看出来。智伯始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反，郄疵自己想到个脱身避祸之计，请求到齐国出使去了。
危城之中，赵襄子与张孟谈谋划，要策反韩、魏二君，张孟谈潜出城外，会见二君，说：“臣闻唇亡则齿寒。今知（智）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他的说辞一针见血，直指二君的隐忧，赵氏灭亡，紧接着就轮到韩、魏二家了。二君对这一点深有同感，只是担心事机不密，先遭智伯的毒手。张孟谈说：“谋出二君之口，人臣之耳，人莫之知也。”只要不泄漏出去，就不会出问题。于是三人约好日期，共谋智氏。
赵襄子既与韩、魏二氏联络，约好里应外合，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扭转了局势，这时智伯仍蒙在鼓里。襄子在夜里派出军卒杀死智伯守堤之吏，决开河堤，反使晋水冲向智伯军中。赵军从城中杀出，正面冲击智氏之军。智军为水所淹，已乱作一团，韩、魏二家又从两边夹击，大败智军，杀死智伯，尽灭智氏之族。智氏合族仅有一门因改为辅氏而得以保全。
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赵襄子对智伯怨毒最深，还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做了饮器。智伯的家臣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多次行刺赵襄子，甚至不惜毁容易貌，变为癞痢形状，吞下火炭弄哑了嗓子，在街市上乞讨为生，寻找机会。但是，终于没有成功，遭擒而死。智伯的遗业只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刺客。
前437年，晋哀公去世，其子柳继位，是为晋幽公。幽公之时，晋公室已毫无权威，幽公非但不能号令韩、赵、魏三家，反而自己得去朝见三家之君。公室只保留了绛（当为今山西侯马市之新绛）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二邑，其余的晋国土地全被三家瓜分。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弟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
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
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
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晋烈公十七年），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与晋侯并列。单纯从合法性的角度看，这一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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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分晋是指中国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威烈王封三家为侯国。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的记载就从这一事件开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韩、赵、魏三国又被合称为“三晋”。三家分晋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确定的标志。
【时间】
春秋末年,公元前403年～公元前376年左右
【地点】
春秋晋国
【人物】
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
【背景】
晋无公族
周代各诸侯国通常都将公室子孙分封为大夫，各家大夫都有封地，以血缘关系作为公室的屏卫。而晋国骊姬之乱时，晋献公却逐杀诸公子，从此晋国不再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史称“晋无公族”。到晋成公时以“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又将各家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晋公室的力量由此衰微，对于作乱的异姓卿大夫没有可靠的制约力量。
六卿
晋文公、晋襄公时，狐、赵、先、郤、胥等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十余家卿大夫控制了晋国政局。经过激烈兼并，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魏、韩、范、智、中行氏六家，称为“六卿”。
晋阳之战
春秋末期，范氏、中行氏两家被灭，晋国只剩下智、赵、韩、魏四家卿大夫，其中以智氏最强。专擅晋国国政的智伯瑶恃强向韩康子、魏桓子索得土地，在向赵襄子索地遭拒后，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攻打赵氏，并胁迫韩、魏两家出兵。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智伯围困晋阳两年而不能下，引晋水淹灌晋阳城。危急中，赵襄子派张孟谈说服韩、魏两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军营，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三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地。此战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
【过程】
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韩、赵、魏瓜分晋国剩余土地，只有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子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赵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赵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前403年，由周威烈王册命，与晋侯并列。此即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前375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侯剩余土地，晋国彻底灭亡。
【意义】
“三家分晋”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同时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确立。
【影响】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由此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霸权*结束了，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了。
【详细描述】
公元前544年（晋平公十四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同晋国的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见晤谈后，神奇地预言：“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
其实此时晋国执政者有六卿，韩、赵、魏之外，尚有范、中行、智氏三家。公室卑弱，六卿强大，政在私门。但是，韩、赵、魏三家的优势还不明显。
然而正是这样的形势，导致私门与公室的斗争，以及六卿之间相互争夺兼并的斗争愈演愈烈。前458年（晋出公十七年），智氏与赵、韩、魏灭范、中行氏而共分其地；前456年，四卿又驱逐晋出公而立晋哀公。晋国的政局至哀公之立而进入一个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四卿并立，智伯最强，晋国的国政由他一人专擅。晋哀公即位，即是出于智伯的主张，因为他与哀公之父友善，利用私人的关系可以影响和操纵哀公从而控制晋国的大局。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智伯又设法把范、中行二家的领地全部攫为已有，从实力上进一步巩固了*地位。
智伯名瑶，是智宣子之子。当初智宣子要确定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劝他不如立智宵。智宵同是宣子之子。智果认为智瑶各方面优点很多，仪表魁伟，武勇善射，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性格刚毅果决，能挑剔的地方不多，可就是有个致命的缺点，道德品质不好。也就是说，智瑶是那种有才无德之人。智果料定由智瑶这种人来掌握智氏家族的命运，必然会荡家覆宗，毁灭整个家族。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还是确定以智瑶为继承人。智果毅然与智氏家族断绝关系，在晋国太史处立案，自立一宗，称辅氏。
智伯继位后，确实大有作为，内政方面灭范、中行二氏，驱逐晋出公，拥立晋哀公，独擅国政；外事方面一次兴兵伐齐，两次率军讨郑，战功赫奕，威震诸侯。然而在他取得如此成就之时，自身“贪而愎”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贪包括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愎包括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大权独揽之后，使得他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智伯在蓝台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竟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智国进谏，说这样做恐怕会招来祸患。智伯大言不惭地说：“难将由我，我不为为难，谁敢兴之!”似乎韩、魏诸家的命运已被他掌握在手中，谁对他也是无可奈何。智国举出晋国历史上郤氏、赵氏、栾氏、范氏、中行氏等家族遭难的例子，都是因为仇家伺机而动所致。如不谨慎从事而经常结怨于人，那大祸临头的日子就不远了。并说：“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夫谁不可喜，谁不可惧？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蚊子、蚂蚁、黄蜂、蝎子这一类昆虫都能害人，与强宗巨卿的主君和家相结怨，能不提防吗？智伯把这样的规谏当作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智伯结怨最早、最深的还是赵氏，具体地说，是赵氏家族的主君赵襄子。早在赵襄子继位之前，已与智伯积怨甚深。
关于智伯与赵襄子结怨一事，史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左传》结尾处记载鲁悼公四年（前74年），智伯率军伐郑，其时赵襄子尚为赵氏太子，随军出征，在攻入郑都城门之际，智伯命赵襄子先入城，襄子请智伯先入，智伯当时就口出恶言，说：“恶而无勇，何以为子？”智伯认为襄子缺乏勇气，不敢入城，况且相貌又长得那样丑恶，怎么还能做太子！由此赵襄子十分忌恨智伯。《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出公十一年（前464年），智伯伐郑，赵襄子为将领，智伯酒醉之后，给赵襄子灌酒，还殴击襄子。赵氏的家臣纷纷要求以死相拼，襄子劝阻了大家，并说正是因为自己能够忍辱，才被父亲立为太子。他内心里对智伯的怨恨自是不言而喻。然而返国后，智伯居然还给襄子之父赵简子做工作，要他废除襄子，另立太子。简子不听。
这两处记载虽然有差异，但都是智伯侮辱赵襄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处都有智伯对襄子为太子的不满，企图动摇他的地位。《史记》中所载，智伯竟是要干预赵氏的家政，这就更引起襄子的愤恨。赵襄子的太子地位可谓来之不易。襄子名毋恤，因其母为赵简子侍婢，又是狄人，本来没有资格继承赵氏的基业。然而他的识见与才干逐渐被简子认识，受到宠爱。一次，简子对几个儿子说，他把宝符藏在常山（今河北曲阳西北）上，谁先得到有赏。诸子回来俱无所得，只有毋恤说他已得到。他说，从常山居高临下攻击代国，可以吞并代国，这就是宝。简子认为此子果有雄图大略，确实可以作为继承人，继续发展赵氏的势力。于是废太子伯鲁，立毋恤为太子。智伯企图阻挠毋恤掌权，自然是想尽早去除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从而遏制赵氏。这对于雄心勃勃的赵毋恤来说，能不恨之入骨吗？
智伯四下结怨，却不自省，而且贪心进一步膨胀，公然伸手向韩氏索要土地。韩康子意欲拒绝，段规劝谏道：“不可。夫知（智）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鸷愎（愎），来请地不与，必加兵于韩矣。君其与之。与之彼狃，又将请地于他国，他国不听，必乡（向）之以兵；然则韩可以免于患难，而待事之变。”段规分析智伯的性格，认为他在索要之后必然藏着武力强夺的一手，这是他阴鸷、刚愎的本性决定的；另外，他这个人贪得无厌，决不会只向韩氏一家索要土地，韩家给他一点甜头，他必定还要到处伸手，等到别人拒绝，动起刀兵，那时就有机可乘了。韩康子觉得这办法可行，先受一点损失，但可以避免同智氏交兵，又能挑起事端，从中渔利，因此决定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派出使者奉上。
智伯一计得逞，满心喜悦，随即又向魏氏索要土地。魏桓子的本意当然也不愿意，谋臣任章问为什么不愿意，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无法答允。任章说：“无故索地，天下必惧；君予之地，知（智）伯必骄。骄而轻敌，邻国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知（智）氏之命不长矣！”任章从总体形势上分析，智伯索地得逞，会狂傲，狂傲必然轻敌；被索者会自然而然地联合为一个阵营，共同对抗智伯。以联合阵营的强大实力来对付一个轻敌狂傲的敌人，胜负的结局显而易见。他还讲了“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辩证思路，劝魏桓子不必为爱惜领地而单独与智氏对抗，一定要等形势变化到对智伯不利时再说。魏桓子听从了任章的劝告，也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
智伯轻而易举得到两个万家之邑，如法炮制，向赵襄子索要蔡、皋狼之地。襄子断然拒绝。智伯索地，明显的是要蚕食三家。蚕食不成，即变为鲸吞。智伯当即率领韩、魏二氏，以三家的甲兵攻伐赵氏，意欲一举而翦灭之。
赵襄于见形势于己不利，决定退守以避敌锋芒。但是，退到哪里去呢？臣下建议，长子（今山西长子）城垣厚实，修整完好，距离不远，可以据守。襄子说：“民罢（疲）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他认为当地人民修缮城池已经疲惫不堪，如果在那里死守，恐怕民心不稳。又有人建议退到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那里仓库充实。襄子说：“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仓库充实是因为搜刮民脂民膏，当地人民被剥夺压榨已苦不堪言，再让人家浴血守城，怎么会与自己同心协力？他最后决定：“其晋阳（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乎！先主之所属（嘱）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晋阳是赵氏经营多年的根据地，以前邯郸叛乱时，范、中行氏支持叛者，赵简子就曾退保晋阳。襄子所说“尹铎之所宽”，指的是赵氏对晋阳地区有特殊的优惠*。当初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就专门请示过，在晋阳是为赵氏输送财赋呢，还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简子明确肯定是后者。因而尹铎减少了上交赋税的户数，大大减少了实际上的征收税额，民众得到实惠。襄子所谓“先主之所属”，是先主赵简子特别嘱咐过襄子：“晋国有 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晋阳就是为了防备不测而经营的，名义上收取的财赋虽少，却是最为可靠的固守壁垒。所以襄子认为只有晋阳的民心可用，撤退到了晋阳。
襄子巡视晋阳一周，见城池坚固，府库充实，仓廪丰盈，只是缺乏御敌所用的箭矢。张孟谈告诉他，早年董安于修建晋阳时，深谋远虑，建筑宫室墙垣的材料都可以用来造箭杆，铜铸的柱础可以用来造箭镞。于是一切齐备，严阵以待三家来犯。
前454年（晋哀公三年），智伯率韩、魏二家围攻晋阳，鏖战3个月，仍无法破城。于是改用长期围困的办法，决晋水灌向晋阳。围困一年多，城中变为汪洋泽国，“沉灶产蛙”，灶膛成了青蛙的家园；城内人们只好“悬釜而炊”，吊起锅子来做饭；粮食吃完，竟至“易子而食”。然而，“民无叛意”，依然协助赵襄子坚守。
晋阳城被水所困，“城不浸者三版（二尺为一版）”。智伯见赵氏指日可灭，踌躇满志，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韩二人听了这话，马上联想到自家的事，魏桓子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运城市附近，属魏），韩康子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今临汾市，属韩）。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韩康子，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二人心领神会，已包藏着反戈一击的杀机。
智伯对韩、魏二家的动静毫不在意，满以为大功垂成，韩、魏二氏不足为虑。倒是他的臣属中有个叫郄疵的人注意到一些端倪，提醒说：“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不解，郄疵给他解释说，原来已经和两家约好，攻灭赵氏，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马上要被攻克，两家之君不但面无喜色，反而有忧虑之态。如果他们真有这种顾虑，那是一定要反的。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并且将他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可能也包含着试探之意。韩、魏二君当然矢口否认，还说这是谗臣替赵氏游说，离间三家的关系；真是那样的话，韩、魏两家放着就要到手的赵氏土地而不顾，却去冒风险同智氏作战，岂不是很愚蠢？智伯相信了韩、魏二君的狡辩。二君出门，郄疵进门，对智伯说，他说的那些话怎么能告诉韩、魏二君呢？智伯反问郄疵怎么会得知，郄疵说从那两个人的神态上就可以看出来。智伯始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反，郄疵自己想到个脱身避祸之计，请求到齐国出使去了。
危城之中，赵襄子与张孟谈谋划，要策反韩、魏二君，张孟谈潜出城外，会见二君，说：“臣闻唇亡则齿寒。今知（智）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他的说辞一针见血，直指二君的隐忧，赵氏灭亡，紧接着就轮到韩、魏二家了。二君对这一点深有同感，只是担心事机不密，先遭智伯的毒手。张孟谈说：“谋出二君之口，人臣之耳，人莫之知也。”只要不泄漏出去，就不会出问题。于是三人约好日期，共谋智氏。
赵襄子既与韩、魏二氏联络，约好里应外合，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扭转了局势，这时智伯仍蒙在鼓里。襄子在夜里派出军卒杀死智伯守堤之吏，决开河堤，反使晋水冲向智伯军中。赵军从城中杀出，正面冲击智氏之军。智军为水所淹，已乱作一团，韩、魏二家又从两边夹击，大败智军，杀死智伯，尽灭智氏之族。智氏合族仅有一门因改为辅氏而得以保全。
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赵襄子对智伯怨毒最深，还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做了饮器。智伯的家臣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多次行刺赵襄子，甚至不惜毁容易貌，变为癞痢形状，吞下火炭弄哑了嗓子，在街市上乞讨为生，寻找机会。但是，终于没有成功，遭擒而死。智伯的遗业只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刺客。
前437年，晋哀公去世，其子柳继位，是为晋幽公。幽公之时，晋公室已毫无权威，幽公非但不能号令韩、赵、魏三家，反而自己得去朝见三家之君。公室只保留了绛（当为今山西侯马市之新绛）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二邑，其余的晋国土地全被三家瓜分。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弟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
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
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
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晋烈公十七年），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与晋侯并列。单纯从合法性的角度看，这一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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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是与周王室同姓的诸侯国。周公灭掉唐国以后，将土地分封给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叔虞的儿子继位，改国号为晋。晋在春秋前期发生了几十年的公族内乱。晋国的君主采取不给公族子弟封地和官职的办法．消除了公族内部对君位的威胁。可是，这样一来，政权就渐渐落到卿大夫手中了。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已经是“政出家门”，由卿大夫主宰一切，国君成了傀儡，甚至被任意杀死或废掉。“家门”主要是指智氏、赵氏、韩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赵襄子执政时赶走了范氏、中行氏，形成了四卿执政的局面。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
公元前453年，智家的大夫智伯瑶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对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
三家大夫都知道智伯瑶存心不良，想以公家的名义来压他们交出土地。可是三家心不齐，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万家户口割让给智家；魏桓子不愿得罪智伯瑶，也把土地、户口让了。
智伯瑶又向赵襄子要土地，赵襄子可不答应，说：“土地是上代留下来的产业，说什么也不送人。”
智伯瑶气得火冒三丈，马上命令韩、魏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家。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自己率领中军，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
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就带着赵家兵马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
没有多少日子，智伯瑶率领的三家人马已经把晋阳城团团围住。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坚决守城，不许交战。逢到三家兵士攻城的时候，城头上箭好像飞蝗似的落下来，使三家人马没法前进一步。
晋阳城凭着弓箭死守了两年多。三家兵马始终没有能把它攻下来。
有一天，智伯瑶到城外察看地形，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晋水绕过晋阳城往下流去，要是把晋水引到西南边来，晋阳城不就淹了吗？他就吩咐兵士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一直通到晋阳，又在上游筑起坝，拦住上游的水。
这时候正赶上雨季，水坝上的水满了。智伯瑶命令兵士在水坝上开了个豁口。这样，大水就直冲晋阳，灌到城里去了。
城里的房子被淹了，老百姓不得不跑到房顶上去避难，灶头也被淹没在水里，人们不得不把锅子挂起来做饭。可是，晋阳城的老百姓恨透了智伯瑶，宁可淹死，也不肯投降。
智伯瑶约韩康子、魏桓子一起去察看水势。他指着晋阳城得意地对他们两人说：“你们看，晋阳不是就快完了吗？早先我还以为晋水像城墙一样能拦住敌人，现在才知道大水也能灭掉一个国家呢。”
韩康子和魏桓子表面上顺从地答应，心里暗暗吃惊。原来魏家的封邑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韩家的封邑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南）旁边各有一条河道。智伯瑶的话正好提醒了他们，晋水既能淹晋阳，说不定哪一天安邑和平阳也会遭到晋阳同样的命运呢。
晋阳被大水淹了之后，城里的情况越来越困难了。赵襄子非常着急，对他的门客张孟谈说：“民心固然没变，可是要是水势再涨起来，全城也就保不住了。”
张孟谈说：“我看韩家和魏家把土地割让给智伯瑶，是不会心甘情愿的，我想办法找他们两家说说去。”
当天晚上，赵襄子就派张孟谈偷偷地出城，先找到了韩康子，再找到魏桓子，约他们反过来一起攻打智伯瑶。韩、魏两家正在犹豫，给张孟谈一说，自然都同意了。
第二天夜里，过了三更，智伯瑶正在自己的营里睡着，猛然间听见一片喊杀的声音。他连忙从卧榻上爬起来，发现衣裳和被子全湿了，再定睛一看，兵营里全是水。他开始还以为大概是堤坝决口，大水灌到自己营里来了，赶紧叫兵士们去抢修。但是不一会，水势越来越大，把兵营全淹了。智伯瑶正在惊慌不定，一霎时，四面八方响起了战鼓。赵、韩、魏三家的士兵驾着小船、木筏一齐冲杀过来。智家的兵士，被砍死的和淹死在水里的不计其数。智伯瑶全军覆没，他自己也被三家的人马逮住杀了。
赵、韩、魏三家灭了智家，不但把智伯瑶侵占两家的土地收了回来，连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平分，韩、赵、魏三家形成了鼎足之势。他们害怕晋公室东山再起，于是便三家分晋，消灭公室，站稳了脚跟。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打发使者上洛邑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这时国力贫弱，无力驾驭诸侯的周威烈王，看到分晋已是既成事实，也就顺水推舟，把三家正式封为诸侯。打那以后，韩（都城在今河南禹县，后迁至今河南新郑）、赵（都城在今山西太原东南，后迁至今河北邯郸）、魏（都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后迁至今河南开封）都成为中原大国，加上秦、齐、楚、燕四个大国，历史上称为“战国七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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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分晋是指中国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威烈王封三家为侯国。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的记载就从这一事件开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韩、赵、魏三国又被合称为“三晋”。三家分晋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确定的标志。
【时间】
春秋末年,公元前403年～公元前376年左右
【地点】
春秋晋国
【人物】
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
【背景】
晋无公族
周代各诸侯国通常都将公室子孙分封为大夫，各家大夫都有封地，以血缘关系作为公室的屏卫。而晋国骊姬之乱时，晋献公却逐杀诸公子，从此晋国不再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史称“晋无公族”。到晋成公时以“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又将各家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晋公室的力量由此衰微，对于作乱的异姓卿大夫没有可靠的制约力量。
六卿
晋文公、晋襄公时，狐、赵、先、郤、胥等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十余家卿大夫控制了晋国政局。经过激烈兼并，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魏、韩、范、智、中行氏六家，称为“六卿”。
晋阳之战
春秋末期，范氏、中行氏两家被灭，晋国只剩下智、赵、韩、魏四家卿大夫，其中以智氏最强。专擅晋国国政的智伯瑶恃强向韩康子、魏桓子索得土地，在向赵襄子索地遭拒后，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攻打赵氏，并胁迫韩、魏两家出兵。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智伯围困晋阳两年而不能下，引晋水淹灌晋阳城。危急中，赵襄子派张孟谈说服韩、魏两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军营，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三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地。此战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
【过程】
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韩、赵、魏瓜分晋国剩余土地，只有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子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赵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赵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前403年，由周威烈王册命，与晋侯并列。此即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前375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侯剩余土地，晋国彻底灭亡。
【意义】
“三家分晋”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同时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确立。
【影响】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由此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霸权*结束了，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了。
【详细描述】
公元前544年（晋平公十四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同晋国的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见晤谈后，神奇地预言：“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
其实此时晋国执政者有六卿，韩、赵、魏之外，尚有范、中行、智氏三家。公室卑弱，六卿强大，政在私门。但是，韩、赵、魏三家的优势还不明显。
然而正是这样的形势，导致私门与公室的斗争，以及六卿之间相互争夺兼并的斗争愈演愈烈。前458年（晋出公十七年），智氏与赵、韩、魏灭范、中行氏而共分其地；前456年，四卿又驱逐晋出公而立晋哀公。晋国的政局至哀公之立而进入一个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四卿并立，智伯最强，晋国的国政由他一人专擅。晋哀公即位，即是出于智伯的主张，因为他与哀公之父友善，利用私人的关系可以影响和操纵哀公从而控制晋国的大局。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智伯又设法把范、中行二家的领地全部攫为已有，从实力上进一步巩固了*地位。
智伯名瑶，是智宣子之子。当初智宣子要确定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劝他不如立智宵。智宵同是宣子之子。智果认为智瑶各方面优点很多，仪表魁伟，武勇善射，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性格刚毅果决，能挑剔的地方不多，可就是有个致命的缺点，道德品质不好。也就是说，智瑶是那种有才无德之人。智果料定由智瑶这种人来掌握智氏家族的命运，必然会荡家覆宗，毁灭整个家族。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还是确定以智瑶为继承人。智果毅然与智氏家族断绝关系，在晋国太史处立案，自立一宗，称辅氏。
智伯继位后，确实大有作为，内政方面灭范、中行二氏，驱逐晋出公，拥立晋哀公，独擅国政；外事方面一次兴兵伐齐，两次率军讨郑，战功赫奕，威震诸侯。然而在他取得如此成就之时，自身“贪而愎”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贪包括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愎包括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大权独揽之后，使得他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智伯在蓝台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竟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智国进谏，说这样做恐怕会招来祸患。智伯大言不惭地说：“难将由我，我不为为难，谁敢兴之!”似乎韩、魏诸家的命运已被他掌握在手中，谁对他也是无可奈何。智国举出晋国历史上郤氏、赵氏、栾氏、范氏、中行氏等家族遭难的例子，都是因为仇家伺机而动所致。如不谨慎从事而经常结怨于人，那大祸临头的日子就不远了。并说：“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夫谁不可喜，谁不可惧？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蚊子、蚂蚁、黄蜂、蝎子这一类昆虫都能害人，与强宗巨卿的主君和家相结怨，能不提防吗？智伯把这样的规谏当作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智伯结怨最早、最深的还是赵氏，具体地说，是赵氏家族的主君赵襄子。早在赵襄子继位之前，已与智伯积怨甚深。
关于智伯与赵襄子结怨一事，史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左传》结尾处记载鲁悼公四年（前74年），智伯率军伐郑，其时赵襄子尚为赵氏太子，随军出征，在攻入郑都城门之际，智伯命赵襄子先入城，襄子请智伯先入，智伯当时就口出恶言，说：“恶而无勇，何以为子？”智伯认为襄子缺乏勇气，不敢入城，况且相貌又长得那样丑恶，怎么还能做太子！由此赵襄子十分忌恨智伯。《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出公十一年（前464年），智伯伐郑，赵襄子为将领，智伯酒醉之后，给赵襄子灌酒，还殴击襄子。赵氏的家臣纷纷要求以死相拼，襄子劝阻了大家，并说正是因为自己能够忍辱，才被父亲立为太子。他内心里对智伯的怨恨自是不言而喻。然而返国后，智伯居然还给襄子之父赵简子做工作，要他废除襄子，另立太子。简子不听。
这两处记载虽然有差异，但都是智伯侮辱赵襄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处都有智伯对襄子为太子的不满，企图动摇他的地位。《史记》中所载，智伯竟是要干预赵氏的家政，这就更引起襄子的愤恨。赵襄子的太子地位可谓来之不易。襄子名毋恤，因其母为赵简子侍婢，又是狄人，本来没有资格继承赵氏的基业。然而他的识见与才干逐渐被简子认识，受到宠爱。一次，简子对几个儿子说，他把宝符藏在常山（今河北曲阳西北）上，谁先得到有赏。诸子回来俱无所得，只有毋恤说他已得到。他说，从常山居高临下攻击代国，可以吞并代国，这就是宝。简子认为此子果有雄图大略，确实可以作为继承人，继续发展赵氏的势力。于是废太子伯鲁，立毋恤为太子。智伯企图阻挠毋恤掌权，自然是想尽早去除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从而遏制赵氏。这对于雄心勃勃的赵毋恤来说，能不恨之入骨吗？
智伯四下结怨，却不自省，而且贪心进一步膨胀，公然伸手向韩氏索要土地。韩康子意欲拒绝，段规劝谏道：“不可。夫知（智）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鸷愎（愎），来请地不与，必加兵于韩矣。君其与之。与之彼狃，又将请地于他国，他国不听，必乡（向）之以兵；然则韩可以免于患难，而待事之变。”段规分析智伯的性格，认为他在索要之后必然藏着武力强夺的一手，这是他阴鸷、刚愎的本性决定的；另外，他这个人贪得无厌，决不会只向韩氏一家索要土地，韩家给他一点甜头，他必定还要到处伸手，等到别人拒绝，动起刀兵，那时就有机可乘了。韩康子觉得这办法可行，先受一点损失，但可以避免同智氏交兵，又能挑起事端，从中渔利，因此决定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派出使者奉上。
智伯一计得逞，满心喜悦，随即又向魏氏索要土地。魏桓子的本意当然也不愿意，谋臣任章问为什么不愿意，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无法答允。任章说：“无故索地，天下必惧；君予之地，知（智）伯必骄。骄而轻敌，邻国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知（智）氏之命不长矣！”任章从总体形势上分析，智伯索地得逞，会狂傲，狂傲必然轻敌；被索者会自然而然地联合为一个阵营，共同对抗智伯。以联合阵营的强大实力来对付一个轻敌狂傲的敌人，胜负的结局显而易见。他还讲了“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辩证思路，劝魏桓子不必为爱惜领地而单独与智氏对抗，一定要等形势变化到对智伯不利时再说。魏桓子听从了任章的劝告，也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
智伯轻而易举得到两个万家之邑，如法炮制，向赵襄子索要蔡、皋狼之地。襄子断然拒绝。智伯索地，明显的是要蚕食三家。蚕食不成，即变为鲸吞。智伯当即率领韩、魏二氏，以三家的甲兵攻伐赵氏，意欲一举而翦灭之。
赵襄于见形势于己不利，决定退守以避敌锋芒。但是，退到哪里去呢？臣下建议，长子（今山西长子）城垣厚实，修整完好，距离不远，可以据守。襄子说：“民罢（疲）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他认为当地人民修缮城池已经疲惫不堪，如果在那里死守，恐怕民心不稳。又有人建议退到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那里仓库充实。襄子说：“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仓库充实是因为搜刮民脂民膏，当地人民被剥夺压榨已苦不堪言，再让人家浴血守城，怎么会与自己同心协力？他最后决定：“其晋阳（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乎！先主之所属（嘱）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晋阳是赵氏经营多年的根据地，以前邯郸叛乱时，范、中行氏支持叛者，赵简子就曾退保晋阳。襄子所说“尹铎之所宽”，指的是赵氏对晋阳地区有特殊的优惠*。当初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就专门请示过，在晋阳是为赵氏输送财赋呢，还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简子明确肯定是后者。因而尹铎减少了上交赋税的户数，大大减少了实际上的征收税额，民众得到实惠。襄子所谓“先主之所属”，是先主赵简子特别嘱咐过襄子：“晋国有 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晋阳就是为了防备不测而经营的，名义上收取的财赋虽少，却是最为可靠的固守壁垒。所以襄子认为只有晋阳的民心可用，撤退到了晋阳。
襄子巡视晋阳一周，见城池坚固，府库充实，仓廪丰盈，只是缺乏御敌所用的箭矢。张孟谈告诉他，早年董安于修建晋阳时，深谋远虑，建筑宫室墙垣的材料都可以用来造箭杆，铜铸的柱础可以用来造箭镞。于是一切齐备，严阵以待三家来犯。
前454年（晋哀公三年），智伯率韩、魏二家围攻晋阳，鏖战3个月，仍无法破城。于是改用长期围困的办法，决晋水灌向晋阳。围困一年多，城中变为汪洋泽国，“沉灶产蛙”，灶膛成了青蛙的家园；城内人们只好“悬釜而炊”，吊起锅子来做饭；粮食吃完，竟至“易子而食”。然而，“民无叛意”，依然协助赵襄子坚守。
晋阳城被水所困，“城不浸者三版（二尺为一版）”。智伯见赵氏指日可灭，踌躇满志，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韩二人听了这话，马上联想到自家的事，魏桓子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运城市附近，属魏），韩康子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今临汾市，属韩）。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韩康子，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二人心领神会，已包藏着反戈一击的杀机。
智伯对韩、魏二家的动静毫不在意，满以为大功垂成，韩、魏二氏不足为虑。倒是他的臣属中有个叫郄疵的人注意到一些端倪，提醒说：“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不解，郄疵给他解释说，原来已经和两家约好，攻灭赵氏，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马上要被攻克，两家之君不但面无喜色，反而有忧虑之态。如果他们真有这种顾虑，那是一定要反的。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并且将他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可能也包含着试探之意。韩、魏二君当然矢口否认，还说这是谗臣替赵氏游说，离间三家的关系；真是那样的话，韩、魏两家放着就要到手的赵氏土地而不顾，却去冒风险同智氏作战，岂不是很愚蠢？智伯相信了韩、魏二君的狡辩。二君出门，郄疵进门，对智伯说，他说的那些话怎么能告诉韩、魏二君呢？智伯反问郄疵怎么会得知，郄疵说从那两个人的神态上就可以看出来。智伯始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反，郄疵自己想到个脱身避祸之计，请求到齐国出使去了。
危城之中，赵襄子与张孟谈谋划，要策反韩、魏二君，张孟谈潜出城外，会见二君，说：“臣闻唇亡则齿寒。今知（智）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他的说辞一针见血，直指二君的隐忧，赵氏灭亡，紧接着就轮到韩、魏二家了。二君对这一点深有同感，只是担心事机不密，先遭智伯的毒手。张孟谈说：“谋出二君之口，人臣之耳，人莫之知也。”只要不泄漏出去，就不会出问题。于是三人约好日期，共谋智氏。
赵襄子既与韩、魏二氏联络，约好里应外合，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扭转了局势，这时智伯仍蒙在鼓里。襄子在夜里派出军卒杀死智伯守堤之吏，决开河堤，反使晋水冲向智伯军中。赵军从城中杀出，正面冲击智氏之军。智军为水所淹，已乱作一团，韩、魏二家又从两边夹击，大败智军，杀死智伯，尽灭智氏之族。智氏合族仅有一门因改为辅氏而得以保全。
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赵襄子对智伯怨毒最深，还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做了饮器。智伯的家臣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多次行刺赵襄子，甚至不惜毁容易貌，变为癞痢形状，吞下火炭弄哑了嗓子，在街市上乞讨为生，寻找机会。但是，终于没有成功，遭擒而死。智伯的遗业只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刺客。
前437年，晋哀公去世，其子柳继位，是为晋幽公。幽公之时，晋公室已毫无权威，幽公非但不能号令韩、赵、魏三家，反而自己得去朝见三家之君。公室只保留了绛（当为今山西侯马市之新绛）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二邑，其余的晋国土地全被三家瓜分。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弟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
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
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
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晋烈公十七年），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与晋侯并列。单纯从合法性的角度看，这一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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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是与周王室同姓的诸侯国。周公灭掉唐国以后，将土地分封给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叔虞的儿子继位，改国号为晋。晋在春秋前期发生了几十年的公族内乱。晋国的君主采取不给公族子弟封地和官职的办法．消除了公族内部对君位的威胁。可是，这样一来，政权就渐渐落到卿大夫手中了。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已经是“政出家门”，由卿大夫主宰一切，国君成了傀儡，甚至被任意杀死或废掉。“家门”主要是指智氏、赵氏、韩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赵襄子执政时赶走了范氏、中行氏，形成了四卿执政的局面。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
公元前453年，智家的大夫智伯瑶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对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
三家大夫都知道智伯瑶存心不良，想以公家的名义来压他们交出土地。可是三家心不齐，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万家户口割让给智家；魏桓子不愿得罪智伯瑶，也把土地、户口让了。
智伯瑶又向赵襄子要土地，赵襄子可不答应，说：“土地是上代留下来的产业，说什么也不送人。”
智伯瑶气得火冒三丈，马上命令韩、魏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家。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自己率领中军，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
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就带着赵家兵马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
没有多少日子，智伯瑶率领的三家人马已经把晋阳城团团围住。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坚决守城，不许交战。逢到三家兵士攻城的时候，城头上箭好像飞蝗似的落下来，使三家人马没法前进一步。
晋阳城凭着弓箭死守了两年多。三家兵马始终没有能把它攻下来。
有一天，智伯瑶到城外察看地形，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晋水绕过晋阳城往下流去，要是把晋水引到西南边来，晋阳城不就淹了吗？他就吩咐兵士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一直通到晋阳，又在上游筑起坝，拦住上游的水。
这时候正赶上雨季，水坝上的水满了。智伯瑶命令兵士在水坝上开了个豁口。这样，大水就直冲晋阳，灌到城里去了。
城里的房子被淹了，老百姓不得不跑到房顶上去避难，灶头也被淹没在水里，人们不得不把锅子挂起来做饭。可是，晋阳城的老百姓恨透了智伯瑶，宁可淹死，也不肯投降。
智伯瑶约韩康子、魏桓子一起去察看水势。他指着晋阳城得意地对他们两人说：“你们看，晋阳不是就快完了吗？早先我还以为晋水像城墙一样能拦住敌人，现在才知道大水也能灭掉一个国家呢。”
韩康子和魏桓子表面上顺从地答应，心里暗暗吃惊。原来魏家的封邑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韩家的封邑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南）旁边各有一条河道。智伯瑶的话正好提醒了他们，晋水既能淹晋阳，说不定哪一天安邑和平阳也会遭到晋阳同样的命运呢。
晋阳被大水淹了之后，城里的情况越来越困难了。赵襄子非常着急，对他的门客张孟谈说：“民心固然没变，可是要是水势再涨起来，全城也就保不住了。”
张孟谈说：“我看韩家和魏家把土地割让给智伯瑶，是不会心甘情愿的，我想办法找他们两家说说去。”
当天晚上，赵襄子就派张孟谈偷偷地出城，先找到了韩康子，再找到魏桓子，约他们反过来一起攻打智伯瑶。韩、魏两家正在犹豫，给张孟谈一说，自然都同意了。
第二天夜里，过了三更，智伯瑶正在自己的营里睡着，猛然间听见一片喊杀的声音。他连忙从卧榻上爬起来，发现衣裳和被子全湿了，再定睛一看，兵营里全是水。他开始还以为大概是堤坝决口，大水灌到自己营里来了，赶紧叫兵士们去抢修。但是不一会，水势越来越大，把兵营全淹了。智伯瑶正在惊慌不定，一霎时，四面八方响起了战鼓。赵、韩、魏三家的士兵驾着小船、木筏一齐冲杀过来。智家的兵士，被砍死的和淹死在水里的不计其数。智伯瑶全军覆没，他自己也被三家的人马逮住杀了。
赵、韩、魏三家灭了智家，不但把智伯瑶侵占两家的土地收了回来，连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平分，韩、赵、魏三家形成了鼎足之势。他们害怕晋公室东山再起，于是便三家分晋，消灭公室，站稳了脚跟。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打发使者上洛邑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这时国力贫弱，无力驾驭诸侯的周威烈王，看到分晋已是既成事实，也就顺水推舟，把三家正式封为诸侯。打那以后，韩（都城在今河南禹县，后迁至今河南新郑）、赵（都城在今山西太原东南，后迁至今河北邯郸）、魏（都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后迁至今河南开封）都成为中原大国，加上秦、齐、楚、燕四个大国，历史上称为“战国七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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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晋国
【人物】
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
【背景】
晋无公族
周代各诸侯国通常都将公室子孙分封为大夫，各家大夫都有封地，以血缘关系作为公室的屏卫。而晋国骊姬之乱时，晋献公却逐杀诸公子，从此晋国不再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史称“晋无公族”。到晋成公时以“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又将各家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晋公室的力量由此衰微，对于作乱的异姓卿大夫没有可靠的制约力量。
六卿
晋文公、晋襄公时，狐、赵、先、郤、胥等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十余家卿大夫控制了晋国政局。经过激烈兼并，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魏、韩、范、智、中行氏六家，称为“六卿”。
晋阳之战
春秋末期，范氏、中行氏两家被灭，晋国只剩下智、赵、韩、魏四家卿大夫，其中以智氏最强。专擅晋国国政的智伯瑶恃强向韩康子、魏桓子索得土地，在向赵襄子索地遭拒后，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攻打赵氏，并胁迫韩、魏两家出兵。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智伯围困晋阳两年而不能下，引晋水淹灌晋阳城。危急中，赵襄子派张孟谈说服韩、魏两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军营，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三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地。此战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
【过程】
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韩、赵、魏瓜分晋国剩余土地，只有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子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赵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赵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前403年，由周威烈王册命，与晋侯并列。此即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前375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侯剩余土地，晋国彻底灭亡。
【意义】
“三家分晋”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同时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确立。
【影响】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由此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霸权*结束了，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了。
【详细描述】
公元前544年（晋平公十四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同晋国的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见晤谈后，神奇地预言：“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
其实此时晋国执政者有六卿，韩、赵、魏之外，尚有范、中行、智氏三家。公室卑弱，六卿强大，政在私门。但是，韩、赵、魏三家的优势还不明显。
然而正是这样的形势，导致私门与公室的斗争，以及六卿之间相互争夺兼并的斗争愈演愈烈。前458年（晋出公十七年），智氏与赵、韩、魏灭范、中行氏而共分其地；前456年，四卿又驱逐晋出公而立晋哀公。晋国的政局至哀公之立而进入一个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四卿并立，智伯最强，晋国的国政由他一人专擅。晋哀公即位，即是出于智伯的主张，因为他与哀公之父友善，利用私人的关系可以影响和操纵哀公从而控制晋国的大局。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智伯又设法把范、中行二家的领地全部攫为已有，从实力上进一步巩固了*地位。
智伯名瑶，是智宣子之子。当初智宣子要确定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劝他不如立智宵。智宵同是宣子之子。智果认为智瑶各方面优点很多，仪表魁伟，武勇善射，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性格刚毅果决，能挑剔的地方不多，可就是有个致命的缺点，道德品质不好。也就是说，智瑶是那种有才无德之人。智果料定由智瑶这种人来掌握智氏家族的命运，必然会荡家覆宗，毁灭整个家族。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还是确定以智瑶为继承人。智果毅然与智氏家族断绝关系，在晋国太史处立案，自立一宗，称辅氏。
智伯继位后，确实大有作为，内政方面灭范、中行二氏，驱逐晋出公，拥立晋哀公，独擅国政；外事方面一次兴兵伐齐，两次率军讨郑，战功赫奕，威震诸侯。然而在他取得如此成就之时，自身“贪而愎”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贪包括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愎包括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大权独揽之后，使得他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智伯在蓝台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竟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智国进谏，说这样做恐怕会招来祸患。智伯大言不惭地说：“难将由我，我不为为难，谁敢兴之!”似乎韩、魏诸家的命运已被他掌握在手中，谁对他也是无可奈何。智国举出晋国历史上郤氏、赵氏、栾氏、范氏、中行氏等家族遭难的例子，都是因为仇家伺机而动所致。如不谨慎从事而经常结怨于人，那大祸临头的日子就不远了。并说：“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夫谁不可喜，谁不可惧？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蚊子、蚂蚁、黄蜂、蝎子这一类昆虫都能害人，与强宗巨卿的主君和家相结怨，能不提防吗？智伯把这样的规谏当作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智伯结怨最早、最深的还是赵氏，具体地说，是赵氏家族的主君赵襄子。早在赵襄子继位之前，已与智伯积怨甚深。
关于智伯与赵襄子结怨一事，史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左传》结尾处记载鲁悼公四年（前74年），智伯率军伐郑，其时赵襄子尚为赵氏太子，随军出征，在攻入郑都城门之际，智伯命赵襄子先入城，襄子请智伯先入，智伯当时就口出恶言，说：“恶而无勇，何以为子？”智伯认为襄子缺乏勇气，不敢入城，况且相貌又长得那样丑恶，怎么还能做太子！由此赵襄子十分忌恨智伯。《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出公十一年（前464年），智伯伐郑，赵襄子为将领，智伯酒醉之后，给赵襄子灌酒，还殴击襄子。赵氏的家臣纷纷要求以死相拼，襄子劝阻了大家，并说正是因为自己能够忍辱，才被父亲立为太子。他内心里对智伯的怨恨自是不言而喻。然而返国后，智伯居然还给襄子之父赵简子做工作，要他废除襄子，另立太子。简子不听。
这两处记载虽然有差异，但都是智伯侮辱赵襄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处都有智伯对襄子为太子的不满，企图动摇他的地位。《史记》中所载，智伯竟是要干预赵氏的家政，这就更引起襄子的愤恨。赵襄子的太子地位可谓来之不易。襄子名毋恤，因其母为赵简子侍婢，又是狄人，本来没有资格继承赵氏的基业。然而他的识见与才干逐渐被简子认识，受到宠爱。一次，简子对几个儿子说，他把宝符藏在常山（今河北曲阳西北）上，谁先得到有赏。诸子回来俱无所得，只有毋恤说他已得到。他说，从常山居高临下攻击代国，可以吞并代国，这就是宝。简子认为此子果有雄图大略，确实可以作为继承人，继续发展赵氏的势力。于是废太子伯鲁，立毋恤为太子。智伯企图阻挠毋恤掌权，自然是想尽早去除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从而遏制赵氏。这对于雄心勃勃的赵毋恤来说，能不恨之入骨吗？
智伯四下结怨，却不自省，而且贪心进一步膨胀，公然伸手向韩氏索要土地。韩康子意欲拒绝，段规劝谏道：“不可。夫知（智）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鸷愎（愎），来请地不与，必加兵于韩矣。君其与之。与之彼狃，又将请地于他国，他国不听，必乡（向）之以兵；然则韩可以免于患难，而待事之变。”段规分析智伯的性格，认为他在索要之后必然藏着武力强夺的一手，这是他阴鸷、刚愎的本性决定的；另外，他这个人贪得无厌，决不会只向韩氏一家索要土地，韩家给他一点甜头，他必定还要到处伸手，等到别人拒绝，动起刀兵，那时就有机可乘了。韩康子觉得这办法可行，先受一点损失，但可以避免同智氏交兵，又能挑起事端，从中渔利，因此决定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派出使者奉上。
智伯一计得逞，满心喜悦，随即又向魏氏索要土地。魏桓子的本意当然也不愿意，谋臣任章问为什么不愿意，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无法答允。任章说：“无故索地，天下必惧；君予之地，知（智）伯必骄。骄而轻敌，邻国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知（智）氏之命不长矣！”任章从总体形势上分析，智伯索地得逞，会狂傲，狂傲必然轻敌；被索者会自然而然地联合为一个阵营，共同对抗智伯。以联合阵营的强大实力来对付一个轻敌狂傲的敌人，胜负的结局显而易见。他还讲了“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辩证思路，劝魏桓子不必为爱惜领地而单独与智氏对抗，一定要等形势变化到对智伯不利时再说。魏桓子听从了任章的劝告，也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
智伯轻而易举得到两个万家之邑，如法炮制，向赵襄子索要蔡、皋狼之地。襄子断然拒绝。智伯索地，明显的是要蚕食三家。蚕食不成，即变为鲸吞。智伯当即率领韩、魏二氏，以三家的甲兵攻伐赵氏，意欲一举而翦灭之。
赵襄于见形势于己不利，决定退守以避敌锋芒。但是，退到哪里去呢？臣下建议，长子（今山西长子）城垣厚实，修整完好，距离不远，可以据守。襄子说：“民罢（疲）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他认为当地人民修缮城池已经疲惫不堪，如果在那里死守，恐怕民心不稳。又有人建议退到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那里仓库充实。襄子说：“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仓库充实是因为搜刮民脂民膏，当地人民被剥夺压榨已苦不堪言，再让人家浴血守城，怎么会与自己同心协力？他最后决定：“其晋阳（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乎！先主之所属（嘱）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晋阳是赵氏经营多年的根据地，以前邯郸叛乱时，范、中行氏支持叛者，赵简子就曾退保晋阳。襄子所说“尹铎之所宽”，指的是赵氏对晋阳地区有特殊的优惠*。当初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就专门请示过，在晋阳是为赵氏输送财赋呢，还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简子明确肯定是后者。因而尹铎减少了上交赋税的户数，大大减少了实际上的征收税额，民众得到实惠。襄子所谓“先主之所属”，是先主赵简子特别嘱咐过襄子：“晋国有 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晋阳就是为了防备不测而经营的，名义上收取的财赋虽少，却是最为可靠的固守壁垒。所以襄子认为只有晋阳的民心可用，撤退到了晋阳。
襄子巡视晋阳一周，见城池坚固，府库充实，仓廪丰盈，只是缺乏御敌所用的箭矢。张孟谈告诉他，早年董安于修建晋阳时，深谋远虑，建筑宫室墙垣的材料都可以用来造箭杆，铜铸的柱础可以用来造箭镞。于是一切齐备，严阵以待三家来犯。
前454年（晋哀公三年），智伯率韩、魏二家围攻晋阳，鏖战3个月，仍无法破城。于是改用长期围困的办法，决晋水灌向晋阳。围困一年多，城中变为汪洋泽国，“沉灶产蛙”，灶膛成了青蛙的家园；城内人们只好“悬釜而炊”，吊起锅子来做饭；粮食吃完，竟至“易子而食”。然而，“民无叛意”，依然协助赵襄子坚守。
晋阳城被水所困，“城不浸者三版（二尺为一版）”。智伯见赵氏指日可灭，踌躇满志，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韩二人听了这话，马上联想到自家的事，魏桓子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运城市附近，属魏），韩康子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今临汾市，属韩）。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韩康子，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二人心领神会，已包藏着反戈一击的杀机。
智伯对韩、魏二家的动静毫不在意，满以为大功垂成，韩、魏二氏不足为虑。倒是他的臣属中有个叫郄疵的人注意到一些端倪，提醒说：“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不解，郄疵给他解释说，原来已经和两家约好，攻灭赵氏，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马上要被攻克，两家之君不但面无喜色，反而有忧虑之态。如果他们真有这种顾虑，那是一定要反的。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并且将他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可能也包含着试探之意。韩、魏二君当然矢口否认，还说这是谗臣替赵氏游说，离间三家的关系；真是那样的话，韩、魏两家放着就要到手的赵氏土地而不顾，却去冒风险同智氏作战，岂不是很愚蠢？智伯相信了韩、魏二君的狡辩。二君出门，郄疵进门，对智伯说，他说的那些话怎么能告诉韩、魏二君呢？智伯反问郄疵怎么会得知，郄疵说从那两个人的神态上就可以看出来。智伯始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反，郄疵自己想到个脱身避祸之计，请求到齐国出使去了。
危城之中，赵襄子与张孟谈谋划，要策反韩、魏二君，张孟谈潜出城外，会见二君，说：“臣闻唇亡则齿寒。今知（智）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他的说辞一针见血，直指二君的隐忧，赵氏灭亡，紧接着就轮到韩、魏二家了。二君对这一点深有同感，只是担心事机不密，先遭智伯的毒手。张孟谈说：“谋出二君之口，人臣之耳，人莫之知也。”只要不泄漏出去，就不会出问题。于是三人约好日期，共谋智氏。
赵襄子既与韩、魏二氏联络，约好里应外合，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扭转了局势，这时智伯仍蒙在鼓里。襄子在夜里派出军卒杀死智伯守堤之吏，决开河堤，反使晋水冲向智伯军中。赵军从城中杀出，正面冲击智氏之军。智军为水所淹，已乱作一团，韩、魏二家又从两边夹击，大败智军，杀死智伯，尽灭智氏之族。智氏合族仅有一门因改为辅氏而得以保全。
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赵襄子对智伯怨毒最深，还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做了饮器。智伯的家臣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多次行刺赵襄子，甚至不惜毁容易貌，变为癞痢形状，吞下火炭弄哑了嗓子，在街市上乞讨为生，寻找机会。但是，终于没有成功，遭擒而死。智伯的遗业只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刺客。
前437年，晋哀公去世，其子柳继位，是为晋幽公。幽公之时，晋公室已毫无权威，幽公非但不能号令韩、赵、魏三家，反而自己得去朝见三家之君。公室只保留了绛（当为今山西侯马市之新绛）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二邑，其余的晋国土地全被三家瓜分。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弟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
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
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
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晋烈公十七年），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与晋侯并列。单纯从合法性的角度看，这一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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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9 19:11
【时间】
春秋末年,公元前403年～公元前376年左右
【地点】
春秋晋国
【人物】
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
【背景】
晋无公族
周代各诸侯国通常都将公室子孙分封为大夫，各家大夫都有封地，以血缘关系作为公室的屏卫。而晋国骊姬之乱时，晋献公却逐杀诸公子，从此晋国不再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史称“晋无公族”。到晋成公时以“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又将各家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晋公室的力量由此衰微，对于作乱的异姓卿大夫没有可靠的制约力量。
六卿
晋文公、晋襄公时，狐、赵、先、郤、胥等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十余家卿大夫控制了晋国政局。经过激烈兼并，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魏、韩、范、智、中行氏六家，称为“六卿”。
晋阳之战
春秋末期，范氏、中行氏两家被灭，晋国只剩下智、赵、韩、魏四家卿大夫，其中以智氏最强。专擅晋国国政的智伯瑶恃强向韩康子、魏桓子索得土地，在向赵襄子索地遭拒后，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攻打赵氏，并胁迫韩、魏两家出兵。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智伯围困晋阳两年而不能下，引晋水淹灌晋阳城。危急中，赵襄子派张孟谈说服韩、魏两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军营，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三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地。此战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
【过程】
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韩、赵、魏瓜分晋国剩余土地，只有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子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赵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赵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前403年，由周威烈王册命，与晋侯并列。此即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前375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侯剩余土地，晋国彻底灭亡。
【意义】
“三家分晋”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同时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确立。
【影响】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由此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霸权*结束了，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了。
【详细描述】
公元前544年（晋平公十四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同晋国的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见晤谈后，神奇地预言：“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
其实此时晋国执政者有六卿，韩、赵、魏之外，尚有范、中行、智氏三家。公室卑弱，六卿强大，政在私门。但是，韩、赵、魏三家的优势还不明显。
然而正是这样的形势，导致私门与公室的斗争，以及六卿之间相互争夺兼并的斗争愈演愈烈。前458年（晋出公十七年），智氏与赵、韩、魏灭范、中行氏而共分其地；前456年，四卿又驱逐晋出公而立晋哀公。晋国的政局至哀公之立而进入一个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四卿并立，智伯最强，晋国的国政由他一人专擅。晋哀公即位，即是出于智伯的主张，因为他与哀公之父友善，利用私人的关系可以影响和操纵哀公从而控制晋国的大局。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智伯又设法把范、中行二家的领地全部攫为已有，从实力上进一步巩固了*地位。
智伯名瑶，是智宣子之子。当初智宣子要确定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劝他不如立智宵。智宵同是宣子之子。智果认为智瑶各方面优点很多，仪表魁伟，武勇善射，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性格刚毅果决，能挑剔的地方不多，可就是有个致命的缺点，道德品质不好。也就是说，智瑶是那种有才无德之人。智果料定由智瑶这种人来掌握智氏家族的命运，必然会荡家覆宗，毁灭整个家族。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还是确定以智瑶为继承人。智果毅然与智氏家族断绝关系，在晋国太史处立案，自立一宗，称辅氏。
智伯继位后，确实大有作为，内政方面灭范、中行二氏，驱逐晋出公，拥立晋哀公，独擅国政；外事方面一次兴兵伐齐，两次率军讨郑，战功赫奕，威震诸侯。然而在他取得如此成就之时，自身“贪而愎”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贪包括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愎包括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大权独揽之后，使得他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智伯在蓝台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竟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智国进谏，说这样做恐怕会招来祸患。智伯大言不惭地说：“难将由我，我不为为难，谁敢兴之!”似乎韩、魏诸家的命运已被他掌握在手中，谁对他也是无可奈何。智国举出晋国历史上郤氏、赵氏、栾氏、范氏、中行氏等家族遭难的例子，都是因为仇家伺机而动所致。如不谨慎从事而经常结怨于人，那大祸临头的日子就不远了。并说：“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夫谁不可喜，谁不可惧？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蚊子、蚂蚁、黄蜂、蝎子这一类昆虫都能害人，与强宗巨卿的主君和家相结怨，能不提防吗？智伯把这样的规谏当作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智伯结怨最早、最深的还是赵氏，具体地说，是赵氏家族的主君赵襄子。早在赵襄子继位之前，已与智伯积怨甚深。
关于智伯与赵襄子结怨一事，史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左传》结尾处记载鲁悼公四年（前74年），智伯率军伐郑，其时赵襄子尚为赵氏太子，随军出征，在攻入郑都城门之际，智伯命赵襄子先入城，襄子请智伯先入，智伯当时就口出恶言，说：“恶而无勇，何以为子？”智伯认为襄子缺乏勇气，不敢入城，况且相貌又长得那样丑恶，怎么还能做太子！由此赵襄子十分忌恨智伯。《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出公十一年（前464年），智伯伐郑，赵襄子为将领，智伯酒醉之后，给赵襄子灌酒，还殴击襄子。赵氏的家臣纷纷要求以死相拼，襄子劝阻了大家，并说正是因为自己能够忍辱，才被父亲立为太子。他内心里对智伯的怨恨自是不言而喻。然而返国后，智伯居然还给襄子之父赵简子做工作，要他废除襄子，另立太子。简子不听。
这两处记载虽然有差异，但都是智伯侮辱赵襄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处都有智伯对襄子为太子的不满，企图动摇他的地位。《史记》中所载，智伯竟是要干预赵氏的家政，这就更引起襄子的愤恨。赵襄子的太子地位可谓来之不易。襄子名毋恤，因其母为赵简子侍婢，又是狄人，本来没有资格继承赵氏的基业。然而他的识见与才干逐渐被简子认识，受到宠爱。一次，简子对几个儿子说，他把宝符藏在常山（今河北曲阳西北）上，谁先得到有赏。诸子回来俱无所得，只有毋恤说他已得到。他说，从常山居高临下攻击代国，可以吞并代国，这就是宝。简子认为此子果有雄图大略，确实可以作为继承人，继续发展赵氏的势力。于是废太子伯鲁，立毋恤为太子。智伯企图阻挠毋恤掌权，自然是想尽早去除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从而遏制赵氏。这对于雄心勃勃的赵毋恤来说，能不恨之入骨吗？
智伯四下结怨，却不自省，而且贪心进一步膨胀，公然伸手向韩氏索要土地。韩康子意欲拒绝，段规劝谏道：“不可。夫知（智）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鸷愎（愎），来请地不与，必加兵于韩矣。君其与之。与之彼狃，又将请地于他国，他国不听，必乡（向）之以兵；然则韩可以免于患难，而待事之变。”段规分析智伯的性格，认为他在索要之后必然藏着武力强夺的一手，这是他阴鸷、刚愎的本性决定的；另外，他这个人贪得无厌，决不会只向韩氏一家索要土地，韩家给他一点甜头，他必定还要到处伸手，等到别人拒绝，动起刀兵，那时就有机可乘了。韩康子觉得这办法可行，先受一点损失，但可以避免同智氏交兵，又能挑起事端，从中渔利，因此决定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派出使者奉上。
智伯一计得逞，满心喜悦，随即又向魏氏索要土地。魏桓子的本意当然也不愿意，谋臣任章问为什么不愿意，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无法答允。任章说：“无故索地，天下必惧；君予之地，知（智）伯必骄。骄而轻敌，邻国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知（智）氏之命不长矣！”任章从总体形势上分析，智伯索地得逞，会狂傲，狂傲必然轻敌；被索者会自然而然地联合为一个阵营，共同对抗智伯。以联合阵营的强大实力来对付一个轻敌狂傲的敌人，胜负的结局显而易见。他还讲了“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辩证思路，劝魏桓子不必为爱惜领地而单独与智氏对抗，一定要等形势变化到对智伯不利时再说。魏桓子听从了任章的劝告，也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
智伯轻而易举得到两个万家之邑，如法炮制，向赵襄子索要蔡、皋狼之地。襄子断然拒绝。智伯索地，明显的是要蚕食三家。蚕食不成，即变为鲸吞。智伯当即率领韩、魏二氏，以三家的甲兵攻伐赵氏，意欲一举而翦灭之。
赵襄于见形势于己不利，决定退守以避敌锋芒。但是，退到哪里去呢？臣下建议，长子（今山西长子）城垣厚实，修整完好，距离不远，可以据守。襄子说：“民罢（疲）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他认为当地人民修缮城池已经疲惫不堪，如果在那里死守，恐怕民心不稳。又有人建议退到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那里仓库充实。襄子说：“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仓库充实是因为搜刮民脂民膏，当地人民被剥夺压榨已苦不堪言，再让人家浴血守城，怎么会与自己同心协力？他最后决定：“其晋阳（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乎！先主之所属（嘱）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晋阳是赵氏经营多年的根据地，以前邯郸叛乱时，范、中行氏支持叛者，赵简子就曾退保晋阳。襄子所说“尹铎之所宽”，指的是赵氏对晋阳地区有特殊的优惠*。当初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就专门请示过，在晋阳是为赵氏输送财赋呢，还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简子明确肯定是后者。因而尹铎减少了上交赋税的户数，大大减少了实际上的征收税额，民众得到实惠。襄子所谓“先主之所属”，是先主赵简子特别嘱咐过襄子：“晋国有 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晋阳就是为了防备不测而经营的，名义上收取的财赋虽少，却是最为可靠的固守壁垒。所以襄子认为只有晋阳的民心可用，撤退到了晋阳。
襄子巡视晋阳一周，见城池坚固，府库充实，仓廪丰盈，只是缺乏御敌所用的箭矢。张孟谈告诉他，早年董安于修建晋阳时，深谋远虑，建筑宫室墙垣的材料都可以用来造箭杆，铜铸的柱础可以用来造箭镞。于是一切齐备，严阵以待三家来犯。
前454年（晋哀公三年），智伯率韩、魏二家围攻晋阳，鏖战3个月，仍无法破城。于是改用长期围困的办法，决晋水灌向晋阳。围困一年多，城中变为汪洋泽国，“沉灶产蛙”，灶膛成了青蛙的家园；城内人们只好“悬釜而炊”，吊起锅子来做饭；粮食吃完，竟至“易子而食”。然而，“民无叛意”，依然协助赵襄子坚守。
晋阳城被水所困，“城不浸者三版（二尺为一版）”。智伯见赵氏指日可灭，踌躇满志，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韩二人听了这话，马上联想到自家的事，魏桓子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运城市附近，属魏），韩康子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今临汾市，属韩）。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韩康子，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二人心领神会，已包藏着反戈一击的杀机。
智伯对韩、魏二家的动静毫不在意，满以为大功垂成，韩、魏二氏不足为虑。倒是他的臣属中有个叫郄疵的人注意到一些端倪，提醒说：“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不解，郄疵给他解释说，原来已经和两家约好，攻灭赵氏，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马上要被攻克，两家之君不但面无喜色，反而有忧虑之态。如果他们真有这种顾虑，那是一定要反的。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并且将他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可能也包含着试探之意。韩、魏二君当然矢口否认，还说这是谗臣替赵氏游说，离间三家的关系；真是那样的话，韩、魏两家放着就要到手的赵氏土地而不顾，却去冒风险同智氏作战，岂不是很愚蠢？智伯相信了韩、魏二君的狡辩。二君出门，郄疵进门，对智伯说，他说的那些话怎么能告诉韩、魏二君呢？智伯反问郄疵怎么会得知，郄疵说从那两个人的神态上就可以看出来。智伯始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反，郄疵自己想到个脱身避祸之计，请求到齐国出使去了。
危城之中，赵襄子与张孟谈谋划，要策反韩、魏二君，张孟谈潜出城外，会见二君，说：“臣闻唇亡则齿寒。今知（智）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他的说辞一针见血，直指二君的隐忧，赵氏灭亡，紧接着就轮到韩、魏二家了。二君对这一点深有同感，只是担心事机不密，先遭智伯的毒手。张孟谈说：“谋出二君之口，人臣之耳，人莫之知也。”只要不泄漏出去，就不会出问题。于是三人约好日期，共谋智氏。
赵襄子既与韩、魏二氏联络，约好里应外合，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扭转了局势，这时智伯仍蒙在鼓里。襄子在夜里派出军卒杀死智伯守堤之吏，决开河堤，反使晋水冲向智伯军中。赵军从城中杀出，正面冲击智氏之军。智军为水所淹，已乱作一团，韩、魏二家又从两边夹击，大败智军，杀死智伯，尽灭智氏之族。智氏合族仅有一门因改为辅氏而得以保全。
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赵襄子对智伯怨毒最深，还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做了饮器。智伯的家臣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多次行刺赵襄子，甚至不惜毁容易貌，变为癞痢形状，吞下火炭弄哑了嗓子，在街市上乞讨为生，寻找机会。但是，终于没有成功，遭擒而死。智伯的遗业只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刺客。
前437年，晋哀公去世，其子柳继位，是为晋幽公。幽公之时，晋公室已毫无权威，幽公非但不能号令韩、赵、魏三家，反而自己得去朝见三家之君。公室只保留了绛（当为今山西侯马市之新绛）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二邑，其余的晋国土地全被三家瓜分。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弟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
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
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
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晋烈公十七年），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与晋侯并列。单纯从合法性的角度看，这一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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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9 19:11
三家分晋是指中国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威烈王封三家为侯国。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的记载就从这一事件开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韩、赵、魏三国又被合称为“三晋”。三家分晋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确定的标志。
【时间】
春秋末年,公元前403年～公元前376年左右
【地点】
春秋晋国
【人物】
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
【背景】
晋无公族
周代各诸侯国通常都将公室子孙分封为大夫，各家大夫都有封地，以血缘关系作为公室的屏卫。而晋国骊姬之乱时，晋献公却逐杀诸公子，从此晋国不再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史称“晋无公族”。到晋成公时以“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又将各家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晋公室的力量由此衰微，对于作乱的异姓卿大夫没有可靠的制约力量。
六卿
晋文公、晋襄公时，狐、赵、先、郤、胥等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十余家卿大夫控制了晋国政局。经过激烈兼并，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魏、韩、范、智、中行氏六家，称为“六卿”。
晋阳之战
春秋末期，范氏、中行氏两家被灭，晋国只剩下智、赵、韩、魏四家卿大夫，其中以智氏最强。专擅晋国国政的智伯瑶恃强向韩康子、魏桓子索得土地，在向赵襄子索地遭拒后，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攻打赵氏，并胁迫韩、魏两家出兵。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智伯围困晋阳两年而不能下，引晋水淹灌晋阳城。危急中，赵襄子派张孟谈说服韩、魏两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军营，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三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地。此战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
【过程】
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韩、赵、魏瓜分晋国剩余土地，只有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子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赵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赵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前403年，由周威烈王册命，与晋侯并列。此即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前375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侯剩余土地，晋国彻底灭亡。
【意义】
“三家分晋”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同时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确立。
【影响】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由此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霸权*结束了，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了。
【详细描述】
公元前544年（晋平公十四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同晋国的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见晤谈后，神奇地预言：“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
其实此时晋国执政者有六卿，韩、赵、魏之外，尚有范、中行、智氏三家。公室卑弱，六卿强大，政在私门。但是，韩、赵、魏三家的优势还不明显。
然而正是这样的形势，导致私门与公室的斗争，以及六卿之间相互争夺兼并的斗争愈演愈烈。前458年（晋出公十七年），智氏与赵、韩、魏灭范、中行氏而共分其地；前456年，四卿又驱逐晋出公而立晋哀公。晋国的政局至哀公之立而进入一个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四卿并立，智伯最强，晋国的国政由他一人专擅。晋哀公即位，即是出于智伯的主张，因为他与哀公之父友善，利用私人的关系可以影响和操纵哀公从而控制晋国的大局。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智伯又设法把范、中行二家的领地全部攫为已有，从实力上进一步巩固了*地位。
智伯名瑶，是智宣子之子。当初智宣子要确定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劝他不如立智宵。智宵同是宣子之子。智果认为智瑶各方面优点很多，仪表魁伟，武勇善射，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性格刚毅果决，能挑剔的地方不多，可就是有个致命的缺点，道德品质不好。也就是说，智瑶是那种有才无德之人。智果料定由智瑶这种人来掌握智氏家族的命运，必然会荡家覆宗，毁灭整个家族。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还是确定以智瑶为继承人。智果毅然与智氏家族断绝关系，在晋国太史处立案，自立一宗，称辅氏。
智伯继位后，确实大有作为，内政方面灭范、中行二氏，驱逐晋出公，拥立晋哀公，独擅国政；外事方面一次兴兵伐齐，两次率军讨郑，战功赫奕，威震诸侯。然而在他取得如此成就之时，自身“贪而愎”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贪包括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愎包括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大权独揽之后，使得他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智伯在蓝台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竟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智国进谏，说这样做恐怕会招来祸患。智伯大言不惭地说：“难将由我，我不为为难，谁敢兴之!”似乎韩、魏诸家的命运已被他掌握在手中，谁对他也是无可奈何。智国举出晋国历史上郤氏、赵氏、栾氏、范氏、中行氏等家族遭难的例子，都是因为仇家伺机而动所致。如不谨慎从事而经常结怨于人，那大祸临头的日子就不远了。并说：“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夫谁不可喜，谁不可惧？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蚊子、蚂蚁、黄蜂、蝎子这一类昆虫都能害人，与强宗巨卿的主君和家相结怨，能不提防吗？智伯把这样的规谏当作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智伯结怨最早、最深的还是赵氏，具体地说，是赵氏家族的主君赵襄子。早在赵襄子继位之前，已与智伯积怨甚深。
关于智伯与赵襄子结怨一事，史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左传》结尾处记载鲁悼公四年（前74年），智伯率军伐郑，其时赵襄子尚为赵氏太子，随军出征，在攻入郑都城门之际，智伯命赵襄子先入城，襄子请智伯先入，智伯当时就口出恶言，说：“恶而无勇，何以为子？”智伯认为襄子缺乏勇气，不敢入城，况且相貌又长得那样丑恶，怎么还能做太子！由此赵襄子十分忌恨智伯。《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出公十一年（前464年），智伯伐郑，赵襄子为将领，智伯酒醉之后，给赵襄子灌酒，还殴击襄子。赵氏的家臣纷纷要求以死相拼，襄子劝阻了大家，并说正是因为自己能够忍辱，才被父亲立为太子。他内心里对智伯的怨恨自是不言而喻。然而返国后，智伯居然还给襄子之父赵简子做工作，要他废除襄子，另立太子。简子不听。
这两处记载虽然有差异，但都是智伯侮辱赵襄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处都有智伯对襄子为太子的不满，企图动摇他的地位。《史记》中所载，智伯竟是要干预赵氏的家政，这就更引起襄子的愤恨。赵襄子的太子地位可谓来之不易。襄子名毋恤，因其母为赵简子侍婢，又是狄人，本来没有资格继承赵氏的基业。然而他的识见与才干逐渐被简子认识，受到宠爱。一次，简子对几个儿子说，他把宝符藏在常山（今河北曲阳西北）上，谁先得到有赏。诸子回来俱无所得，只有毋恤说他已得到。他说，从常山居高临下攻击代国，可以吞并代国，这就是宝。简子认为此子果有雄图大略，确实可以作为继承人，继续发展赵氏的势力。于是废太子伯鲁，立毋恤为太子。智伯企图阻挠毋恤掌权，自然是想尽早去除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从而遏制赵氏。这对于雄心勃勃的赵毋恤来说，能不恨之入骨吗？
智伯四下结怨，却不自省，而且贪心进一步膨胀，公然伸手向韩氏索要土地。韩康子意欲拒绝，段规劝谏道：“不可。夫知（智）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鸷愎（愎），来请地不与，必加兵于韩矣。君其与之。与之彼狃，又将请地于他国，他国不听，必乡（向）之以兵；然则韩可以免于患难，而待事之变。”段规分析智伯的性格，认为他在索要之后必然藏着武力强夺的一手，这是他阴鸷、刚愎的本性决定的；另外，他这个人贪得无厌，决不会只向韩氏一家索要土地，韩家给他一点甜头，他必定还要到处伸手，等到别人拒绝，动起刀兵，那时就有机可乘了。韩康子觉得这办法可行，先受一点损失，但可以避免同智氏交兵，又能挑起事端，从中渔利，因此决定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派出使者奉上。
智伯一计得逞，满心喜悦，随即又向魏氏索要土地。魏桓子的本意当然也不愿意，谋臣任章问为什么不愿意，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无法答允。任章说：“无故索地，天下必惧；君予之地，知（智）伯必骄。骄而轻敌，邻国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知（智）氏之命不长矣！”任章从总体形势上分析，智伯索地得逞，会狂傲，狂傲必然轻敌；被索者会自然而然地联合为一个阵营，共同对抗智伯。以联合阵营的强大实力来对付一个轻敌狂傲的敌人，胜负的结局显而易见。他还讲了“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辩证思路，劝魏桓子不必为爱惜领地而单独与智氏对抗，一定要等形势变化到对智伯不利时再说。魏桓子听从了任章的劝告，也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
智伯轻而易举得到两个万家之邑，如法炮制，向赵襄子索要蔡、皋狼之地。襄子断然拒绝。智伯索地，明显的是要蚕食三家。蚕食不成，即变为鲸吞。智伯当即率领韩、魏二氏，以三家的甲兵攻伐赵氏，意欲一举而翦灭之。
赵襄于见形势于己不利，决定退守以避敌锋芒。但是，退到哪里去呢？臣下建议，长子（今山西长子）城垣厚实，修整完好，距离不远，可以据守。襄子说：“民罢（疲）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他认为当地人民修缮城池已经疲惫不堪，如果在那里死守，恐怕民心不稳。又有人建议退到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那里仓库充实。襄子说：“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仓库充实是因为搜刮民脂民膏，当地人民被剥夺压榨已苦不堪言，再让人家浴血守城，怎么会与自己同心协力？他最后决定：“其晋阳（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乎！先主之所属（嘱）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晋阳是赵氏经营多年的根据地，以前邯郸叛乱时，范、中行氏支持叛者，赵简子就曾退保晋阳。襄子所说“尹铎之所宽”，指的是赵氏对晋阳地区有特殊的优惠*。当初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就专门请示过，在晋阳是为赵氏输送财赋呢，还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简子明确肯定是后者。因而尹铎减少了上交赋税的户数，大大减少了实际上的征收税额，民众得到实惠。襄子所谓“先主之所属”，是先主赵简子特别嘱咐过襄子：“晋国有 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晋阳就是为了防备不测而经营的，名义上收取的财赋虽少，却是最为可靠的固守壁垒。所以襄子认为只有晋阳的民心可用，撤退到了晋阳。
襄子巡视晋阳一周，见城池坚固，府库充实，仓廪丰盈，只是缺乏御敌所用的箭矢。张孟谈告诉他，早年董安于修建晋阳时，深谋远虑，建筑宫室墙垣的材料都可以用来造箭杆，铜铸的柱础可以用来造箭镞。于是一切齐备，严阵以待三家来犯。
前454年（晋哀公三年），智伯率韩、魏二家围攻晋阳，鏖战3个月，仍无法破城。于是改用长期围困的办法，决晋水灌向晋阳。围困一年多，城中变为汪洋泽国，“沉灶产蛙”，灶膛成了青蛙的家园；城内人们只好“悬釜而炊”，吊起锅子来做饭；粮食吃完，竟至“易子而食”。然而，“民无叛意”，依然协助赵襄子坚守。
晋阳城被水所困，“城不浸者三版（二尺为一版）”。智伯见赵氏指日可灭，踌躇满志，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韩二人听了这话，马上联想到自家的事，魏桓子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运城市附近，属魏），韩康子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今临汾市，属韩）。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韩康子，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二人心领神会，已包藏着反戈一击的杀机。
智伯对韩、魏二家的动静毫不在意，满以为大功垂成，韩、魏二氏不足为虑。倒是他的臣属中有个叫郄疵的人注意到一些端倪，提醒说：“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不解，郄疵给他解释说，原来已经和两家约好，攻灭赵氏，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马上要被攻克，两家之君不但面无喜色，反而有忧虑之态。如果他们真有这种顾虑，那是一定要反的。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并且将他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可能也包含着试探之意。韩、魏二君当然矢口否认，还说这是谗臣替赵氏游说，离间三家的关系；真是那样的话，韩、魏两家放着就要到手的赵氏土地而不顾，却去冒风险同智氏作战，岂不是很愚蠢？智伯相信了韩、魏二君的狡辩。二君出门，郄疵进门，对智伯说，他说的那些话怎么能告诉韩、魏二君呢？智伯反问郄疵怎么会得知，郄疵说从那两个人的神态上就可以看出来。智伯始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反，郄疵自己想到个脱身避祸之计，请求到齐国出使去了。
危城之中，赵襄子与张孟谈谋划，要策反韩、魏二君，张孟谈潜出城外，会见二君，说：“臣闻唇亡则齿寒。今知（智）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他的说辞一针见血，直指二君的隐忧，赵氏灭亡，紧接着就轮到韩、魏二家了。二君对这一点深有同感，只是担心事机不密，先遭智伯的毒手。张孟谈说：“谋出二君之口，人臣之耳，人莫之知也。”只要不泄漏出去，就不会出问题。于是三人约好日期，共谋智氏。
赵襄子既与韩、魏二氏联络，约好里应外合，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扭转了局势，这时智伯仍蒙在鼓里。襄子在夜里派出军卒杀死智伯守堤之吏，决开河堤，反使晋水冲向智伯军中。赵军从城中杀出，正面冲击智氏之军。智军为水所淹，已乱作一团，韩、魏二家又从两边夹击，大败智军，杀死智伯，尽灭智氏之族。智氏合族仅有一门因改为辅氏而得以保全。
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赵襄子对智伯怨毒最深，还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做了饮器。智伯的家臣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多次行刺赵襄子，甚至不惜毁容易貌，变为癞痢形状，吞下火炭弄哑了嗓子，在街市上乞讨为生，寻找机会。但是，终于没有成功，遭擒而死。智伯的遗业只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刺客。
前437年，晋哀公去世，其子柳继位，是为晋幽公。幽公之时，晋公室已毫无权威，幽公非但不能号令韩、赵、魏三家，反而自己得去朝见三家之君。公室只保留了绛（当为今山西侯马市之新绛）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二邑，其余的晋国土地全被三家瓜分。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弟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
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
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
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晋烈公十七年），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与晋侯并列。单纯从合法性的角度看，这一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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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分晋是指中国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威烈王封三家为侯国。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的记载就从这一事件开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韩、赵、魏三国又被合称为“三晋”。三家分晋是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确定的标志。
【时间】
春秋末年,公元前403年～公元前376年左右
【地点】
春秋晋国
【人物】
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
【背景】
晋无公族
周代各诸侯国通常都将公室子孙分封为大夫，各家大夫都有封地，以血缘关系作为公室的屏卫。而晋国骊姬之乱时，晋献公却逐杀诸公子，从此晋国不再立公子、公孙为贵族，史称“晋无公族”。到晋成公时以“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又将各家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晋公室的力量由此衰微，对于作乱的异姓卿大夫没有可靠的制约力量。
六卿
晋文公、晋襄公时，狐、赵、先、郤、胥等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十余家卿大夫控制了晋国政局。经过激烈兼并，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魏、韩、范、智、中行氏六家，称为“六卿”。
晋阳之战
春秋末期，范氏、中行氏两家被灭，晋国只剩下智、赵、韩、魏四家卿大夫，其中以智氏最强。专擅晋国国政的智伯瑶恃强向韩康子、魏桓子索得土地，在向赵襄子索地遭拒后，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攻打赵氏，并胁迫韩、魏两家出兵。赵襄子退居晋阳固守。智伯围困晋阳两年而不能下，引晋水淹灌晋阳城。危急中，赵襄子派张孟谈说服韩、魏两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军营，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三家尽灭智氏宗族，瓜分其地。此战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
【过程】
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韩、赵、魏瓜分晋国剩余土地，只有绛与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子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赵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赵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前403年，由周威烈王册命，与晋侯并列。此即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前375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侯剩余土地，晋国彻底灭亡。
【意义】
“三家分晋”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同时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确立。
【影响】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由此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霸权*结束了，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了。
【详细描述】
公元前544年（晋平公十四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同晋国的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见晤谈后，神奇地预言：“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
其实此时晋国执政者有六卿，韩、赵、魏之外，尚有范、中行、智氏三家。公室卑弱，六卿强大，政在私门。但是，韩、赵、魏三家的优势还不明显。
然而正是这样的形势，导致私门与公室的斗争，以及六卿之间相互争夺兼并的斗争愈演愈烈。前458年（晋出公十七年），智氏与赵、韩、魏灭范、中行氏而共分其地；前456年，四卿又驱逐晋出公而立晋哀公。晋国的政局至哀公之立而进入一个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四卿并立，智伯最强，晋国的国政由他一人专擅。晋哀公即位，即是出于智伯的主张，因为他与哀公之父友善，利用私人的关系可以影响和操纵哀公从而控制晋国的大局。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智伯又设法把范、中行二家的领地全部攫为已有，从实力上进一步巩固了*地位。
智伯名瑶，是智宣子之子。当初智宣子要确定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劝他不如立智宵。智宵同是宣子之子。智果认为智瑶各方面优点很多，仪表魁伟，武勇善射，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性格刚毅果决，能挑剔的地方不多，可就是有个致命的缺点，道德品质不好。也就是说，智瑶是那种有才无德之人。智果料定由智瑶这种人来掌握智氏家族的命运，必然会荡家覆宗，毁灭整个家族。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还是确定以智瑶为继承人。智果毅然与智氏家族断绝关系，在晋国太史处立案，自立一宗，称辅氏。
智伯继位后，确实大有作为，内政方面灭范、中行二氏，驱逐晋出公，拥立晋哀公，独擅国政；外事方面一次兴兵伐齐，两次率军讨郑，战功赫奕，威震诸侯。然而在他取得如此成就之时，自身“贪而愎”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贪包括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愎包括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大权独揽之后，使得他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智伯在蓝台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竟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智国进谏，说这样做恐怕会招来祸患。智伯大言不惭地说：“难将由我，我不为为难，谁敢兴之!”似乎韩、魏诸家的命运已被他掌握在手中，谁对他也是无可奈何。智国举出晋国历史上郤氏、赵氏、栾氏、范氏、中行氏等家族遭难的例子，都是因为仇家伺机而动所致。如不谨慎从事而经常结怨于人，那大祸临头的日子就不远了。并说：“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夫谁不可喜，谁不可惧？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蚊子、蚂蚁、黄蜂、蝎子这一类昆虫都能害人，与强宗巨卿的主君和家相结怨，能不提防吗？智伯把这样的规谏当作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智伯结怨最早、最深的还是赵氏，具体地说，是赵氏家族的主君赵襄子。早在赵襄子继位之前，已与智伯积怨甚深。
关于智伯与赵襄子结怨一事，史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左传》结尾处记载鲁悼公四年（前74年），智伯率军伐郑，其时赵襄子尚为赵氏太子，随军出征，在攻入郑都城门之际，智伯命赵襄子先入城，襄子请智伯先入，智伯当时就口出恶言，说：“恶而无勇，何以为子？”智伯认为襄子缺乏勇气，不敢入城，况且相貌又长得那样丑恶，怎么还能做太子！由此赵襄子十分忌恨智伯。《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出公十一年（前464年），智伯伐郑，赵襄子为将领，智伯酒醉之后，给赵襄子灌酒，还殴击襄子。赵氏的家臣纷纷要求以死相拼，襄子劝阻了大家，并说正是因为自己能够忍辱，才被父亲立为太子。他内心里对智伯的怨恨自是不言而喻。然而返国后，智伯居然还给襄子之父赵简子做工作，要他废除襄子，另立太子。简子不听。
这两处记载虽然有差异，但都是智伯侮辱赵襄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处都有智伯对襄子为太子的不满，企图动摇他的地位。《史记》中所载，智伯竟是要干预赵氏的家政，这就更引起襄子的愤恨。赵襄子的太子地位可谓来之不易。襄子名毋恤，因其母为赵简子侍婢，又是狄人，本来没有资格继承赵氏的基业。然而他的识见与才干逐渐被简子认识，受到宠爱。一次，简子对几个儿子说，他把宝符藏在常山（今河北曲阳西北）上，谁先得到有赏。诸子回来俱无所得，只有毋恤说他已得到。他说，从常山居高临下攻击代国，可以吞并代国，这就是宝。简子认为此子果有雄图大略，确实可以作为继承人，继续发展赵氏的势力。于是废太子伯鲁，立毋恤为太子。智伯企图阻挠毋恤掌权，自然是想尽早去除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从而遏制赵氏。这对于雄心勃勃的赵毋恤来说，能不恨之入骨吗？
智伯四下结怨，却不自省，而且贪心进一步膨胀，公然伸手向韩氏索要土地。韩康子意欲拒绝，段规劝谏道：“不可。夫知（智）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鸷愎（愎），来请地不与，必加兵于韩矣。君其与之。与之彼狃，又将请地于他国，他国不听，必乡（向）之以兵；然则韩可以免于患难，而待事之变。”段规分析智伯的性格，认为他在索要之后必然藏着武力强夺的一手，这是他阴鸷、刚愎的本性决定的；另外，他这个人贪得无厌，决不会只向韩氏一家索要土地，韩家给他一点甜头，他必定还要到处伸手，等到别人拒绝，动起刀兵，那时就有机可乘了。韩康子觉得这办法可行，先受一点损失，但可以避免同智氏交兵，又能挑起事端，从中渔利，因此决定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派出使者奉上。
智伯一计得逞，满心喜悦，随即又向魏氏索要土地。魏桓子的本意当然也不愿意，谋臣任章问为什么不愿意，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无法答允。任章说：“无故索地，天下必惧；君予之地，知（智）伯必骄。骄而轻敌，邻国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知（智）氏之命不长矣！”任章从总体形势上分析，智伯索地得逞，会狂傲，狂傲必然轻敌；被索者会自然而然地联合为一个阵营，共同对抗智伯。以联合阵营的强大实力来对付一个轻敌狂傲的敌人，胜负的结局显而易见。他还讲了“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辩证思路，劝魏桓子不必为爱惜领地而单独与智氏对抗，一定要等形势变化到对智伯不利时再说。魏桓子听从了任章的劝告，也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
智伯轻而易举得到两个万家之邑，如法炮制，向赵襄子索要蔡、皋狼之地。襄子断然拒绝。智伯索地，明显的是要蚕食三家。蚕食不成，即变为鲸吞。智伯当即率领韩、魏二氏，以三家的甲兵攻伐赵氏，意欲一举而翦灭之。
赵襄于见形势于己不利，决定退守以避敌锋芒。但是，退到哪里去呢？臣下建议，长子（今山西长子）城垣厚实，修整完好，距离不远，可以据守。襄子说：“民罢（疲）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他认为当地人民修缮城池已经疲惫不堪，如果在那里死守，恐怕民心不稳。又有人建议退到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那里仓库充实。襄子说：“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仓库充实是因为搜刮民脂民膏，当地人民被剥夺压榨已苦不堪言，再让人家浴血守城，怎么会与自己同心协力？他最后决定：“其晋阳（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乎！先主之所属（嘱）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
晋阳是赵氏经营多年的根据地，以前邯郸叛乱时，范、中行氏支持叛者，赵简子就曾退保晋阳。襄子所说“尹铎之所宽”，指的是赵氏对晋阳地区有特殊的优惠*。当初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就专门请示过，在晋阳是为赵氏输送财赋呢，还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简子明确肯定是后者。因而尹铎减少了上交赋税的户数，大大减少了实际上的征收税额，民众得到实惠。襄子所谓“先主之所属”，是先主赵简子特别嘱咐过襄子：“晋国有 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晋阳就是为了防备不测而经营的，名义上收取的财赋虽少，却是最为可靠的固守壁垒。所以襄子认为只有晋阳的民心可用，撤退到了晋阳。
襄子巡视晋阳一周，见城池坚固，府库充实，仓廪丰盈，只是缺乏御敌所用的箭矢。张孟谈告诉他，早年董安于修建晋阳时，深谋远虑，建筑宫室墙垣的材料都可以用来造箭杆，铜铸的柱础可以用来造箭镞。于是一切齐备，严阵以待三家来犯。
前454年（晋哀公三年），智伯率韩、魏二家围攻晋阳，鏖战3个月，仍无法破城。于是改用长期围困的办法，决晋水灌向晋阳。围困一年多，城中变为汪洋泽国，“沉灶产蛙”，灶膛成了青蛙的家园；城内人们只好“悬釜而炊”，吊起锅子来做饭；粮食吃完，竟至“易子而食”。然而，“民无叛意”，依然协助赵襄子坚守。
晋阳城被水所困，“城不浸者三版（二尺为一版）”。智伯见赵氏指日可灭，踌躇满志，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韩二人听了这话，马上联想到自家的事，魏桓子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运城市附近，属魏），韩康子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今临汾市，属韩）。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韩康子，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二人心领神会，已包藏着反戈一击的杀机。
智伯对韩、魏二家的动静毫不在意，满以为大功垂成，韩、魏二氏不足为虑。倒是他的臣属中有个叫郄疵的人注意到一些端倪，提醒说：“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不解，郄疵给他解释说，原来已经和两家约好，攻灭赵氏，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马上要被攻克，两家之君不但面无喜色，反而有忧虑之态。如果他们真有这种顾虑，那是一定要反的。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并且将他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可能也包含着试探之意。韩、魏二君当然矢口否认，还说这是谗臣替赵氏游说，离间三家的关系；真是那样的话，韩、魏两家放着就要到手的赵氏土地而不顾，却去冒风险同智氏作战，岂不是很愚蠢？智伯相信了韩、魏二君的狡辩。二君出门，郄疵进门，对智伯说，他说的那些话怎么能告诉韩、魏二君呢？智伯反问郄疵怎么会得知，郄疵说从那两个人的神态上就可以看出来。智伯始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反，郄疵自己想到个脱身避祸之计，请求到齐国出使去了。
危城之中，赵襄子与张孟谈谋划，要策反韩、魏二君，张孟谈潜出城外，会见二君，说：“臣闻唇亡则齿寒。今知（智）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他的说辞一针见血，直指二君的隐忧，赵氏灭亡，紧接着就轮到韩、魏二家了。二君对这一点深有同感，只是担心事机不密，先遭智伯的毒手。张孟谈说：“谋出二君之口，人臣之耳，人莫之知也。”只要不泄漏出去，就不会出问题。于是三人约好日期，共谋智氏。
赵襄子既与韩、魏二氏联络，约好里应外合，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扭转了局势，这时智伯仍蒙在鼓里。襄子在夜里派出军卒杀死智伯守堤之吏，决开河堤，反使晋水冲向智伯军中。赵军从城中杀出，正面冲击智氏之军。智军为水所淹，已乱作一团，韩、魏二家又从两边夹击，大败智军，杀死智伯，尽灭智氏之族。智氏合族仅有一门因改为辅氏而得以保全。
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赵襄子对智伯怨毒最深，还把智伯的头颅涂上油漆，做了饮器。智伯的家臣豫让发誓要为智伯报仇，多次行刺赵襄子，甚至不惜毁容易貌，变为癞痢形状，吞下火炭弄哑了嗓子，在街市上乞讨为生，寻找机会。但是，终于没有成功，遭擒而死。智伯的遗业只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刺客。
前437年，晋哀公去世，其子柳继位，是为晋幽公。幽公之时，晋公室已毫无权威，幽公非但不能号令韩、赵、魏三家，反而自己得去朝见三家之君。公室只保留了绛（当为今山西侯马市之新绛）与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二邑，其余的晋国土地全被三家瓜分。
赵襄子因为取代了伯鲁的太子地位，于心不安，立伯鲁之孙赵浣为继承人。但襄子死后，其弟桓子驱逐赵浣而自立为君。桓子一年后去世，赵氏之人杀了他的儿子，迎赵浣即位，是为献子。献子之子赵籍后来继位，即是赵烈侯。
魏桓子之后由其孙魏斯继位，是为魏文侯。
韩康子之后由其子武子继位，韩武子之后由其子韩虔继位，是为韩景侯。
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晋烈公十七年），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与晋侯并列。单纯从合法性的角度看，这一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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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9 19:11
晋国是与周王室同姓的诸侯国。周公灭掉唐国以后，将土地分封给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叔虞的儿子继位，改国号为晋。晋在春秋前期发生了几十年的公族内乱。晋国的君主采取不给公族子弟封地和官职的办法．消除了公族内部对君位的威胁。可是，这样一来，政权就渐渐落到卿大夫手中了。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已经是“政出家门”，由卿大夫主宰一切，国君成了傀儡，甚至被任意杀死或废掉。“家门”主要是指智氏、赵氏、韩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赵襄子执政时赶走了范氏、中行氏，形成了四卿执政的局面。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
公元前453年，智家的大夫智伯瑶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对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
三家大夫都知道智伯瑶存心不良，想以公家的名义来压他们交出土地。可是三家心不齐，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万家户口割让给智家；魏桓子不愿得罪智伯瑶，也把土地、户口让了。
智伯瑶又向赵襄子要土地，赵襄子可不答应，说：“土地是上代留下来的产业，说什么也不送人。”
智伯瑶气得火冒三丈，马上命令韩、魏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家。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自己率领中军，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
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就带着赵家兵马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
没有多少日子，智伯瑶率领的三家人马已经把晋阳城团团围住。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坚决守城，不许交战。逢到三家兵士攻城的时候，城头上箭好像飞蝗似的落下来，使三家人马没法前进一步。
晋阳城凭着弓箭死守了两年多。三家兵马始终没有能把它攻下来。
有一天，智伯瑶到城外察看地形，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晋水绕过晋阳城往下流去，要是把晋水引到西南边来，晋阳城不就淹了吗？他就吩咐兵士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一直通到晋阳，又在上游筑起坝，拦住上游的水。
这时候正赶上雨季，水坝上的水满了。智伯瑶命令兵士在水坝上开了个豁口。这样，大水就直冲晋阳，灌到城里去了。
城里的房子被淹了，老百姓不得不跑到房顶上去避难，灶头也被淹没在水里，人们不得不把锅子挂起来做饭。可是，晋阳城的老百姓恨透了智伯瑶，宁可淹死，也不肯投降。
智伯瑶约韩康子、魏桓子一起去察看水势。他指着晋阳城得意地对他们两人说：“你们看，晋阳不是就快完了吗？早先我还以为晋水像城墙一样能拦住敌人，现在才知道大水也能灭掉一个国家呢。”
韩康子和魏桓子表面上顺从地答应，心里暗暗吃惊。原来魏家的封邑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韩家的封邑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南）旁边各有一条河道。智伯瑶的话正好提醒了他们，晋水既能淹晋阳，说不定哪一天安邑和平阳也会遭到晋阳同样的命运呢。
晋阳被大水淹了之后，城里的情况越来越困难了。赵襄子非常着急，对他的门客张孟谈说：“民心固然没变，可是要是水势再涨起来，全城也就保不住了。”
张孟谈说：“我看韩家和魏家把土地割让给智伯瑶，是不会心甘情愿的，我想办法找他们两家说说去。”
当天晚上，赵襄子就派张孟谈偷偷地出城，先找到了韩康子，再找到魏桓子，约他们反过来一起攻打智伯瑶。韩、魏两家正在犹豫，给张孟谈一说，自然都同意了。
第二天夜里，过了三更，智伯瑶正在自己的营里睡着，猛然间听见一片喊杀的声音。他连忙从卧榻上爬起来，发现衣裳和被子全湿了，再定睛一看，兵营里全是水。他开始还以为大概是堤坝决口，大水灌到自己营里来了，赶紧叫兵士们去抢修。但是不一会，水势越来越大，把兵营全淹了。智伯瑶正在惊慌不定，一霎时，四面八方响起了战鼓。赵、韩、魏三家的士兵驾着小船、木筏一齐冲杀过来。智家的兵士，被砍死的和淹死在水里的不计其数。智伯瑶全军覆没，他自己也被三家的人马逮住杀了。
赵、韩、魏三家灭了智家，不但把智伯瑶侵占两家的土地收了回来，连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平分，韩、赵、魏三家形成了鼎足之势。他们害怕晋公室东山再起，于是便三家分晋，消灭公室，站稳了脚跟。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打发使者上洛邑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这时国力贫弱，无力驾驭诸侯的周威烈王，看到分晋已是既成事实，也就顺水推舟，把三家正式封为诸侯。打那以后，韩（都城在今河南禹县，后迁至今河南新郑）、赵（都城在今山西太原东南，后迁至今河北邯郸）、魏（都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后迁至今河南开封）都成为中原大国，加上秦、齐、楚、燕四个大国，历史上称为“战国七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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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是与周王室同姓的诸侯国。周公灭掉唐国以后，将土地分封给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叔虞的儿子继位，改国号为晋。晋在春秋前期发生了几十年的公族内乱。晋国的君主采取不给公族子弟封地和官职的办法．消除了公族内部对君位的威胁。可是，这样一来，政权就渐渐落到卿大夫手中了。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已经是“政出家门”，由卿大夫主宰一切，国君成了傀儡，甚至被任意杀死或废掉。“家门”主要是指智氏、赵氏、韩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赵襄子执政时赶走了范氏、中行氏，形成了四卿执政的局面。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
公元前453年，智家的大夫智伯瑶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对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
三家大夫都知道智伯瑶存心不良，想以公家的名义来压他们交出土地。可是三家心不齐，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万家户口割让给智家；魏桓子不愿得罪智伯瑶，也把土地、户口让了。
智伯瑶又向赵襄子要土地，赵襄子可不答应，说：“土地是上代留下来的产业，说什么也不送人。”
智伯瑶气得火冒三丈，马上命令韩、魏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家。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自己率领中军，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
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就带着赵家兵马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
没有多少日子，智伯瑶率领的三家人马已经把晋阳城团团围住。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坚决守城，不许交战。逢到三家兵士攻城的时候，城头上箭好像飞蝗似的落下来，使三家人马没法前进一步。
晋阳城凭着弓箭死守了两年多。三家兵马始终没有能把它攻下来。
有一天，智伯瑶到城外察看地形，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晋水绕过晋阳城往下流去，要是把晋水引到西南边来，晋阳城不就淹了吗？他就吩咐兵士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一直通到晋阳，又在上游筑起坝，拦住上游的水。
这时候正赶上雨季，水坝上的水满了。智伯瑶命令兵士在水坝上开了个豁口。这样，大水就直冲晋阳，灌到城里去了。
城里的房子被淹了，老百姓不得不跑到房顶上去避难，灶头也被淹没在水里，人们不得不把锅子挂起来做饭。可是，晋阳城的老百姓恨透了智伯瑶，宁可淹死，也不肯投降。
智伯瑶约韩康子、魏桓子一起去察看水势。他指着晋阳城得意地对他们两人说：“你们看，晋阳不是就快完了吗？早先我还以为晋水像城墙一样能拦住敌人，现在才知道大水也能灭掉一个国家呢。”
韩康子和魏桓子表面上顺从地答应，心里暗暗吃惊。原来魏家的封邑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韩家的封邑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南）旁边各有一条河道。智伯瑶的话正好提醒了他们，晋水既能淹晋阳，说不定哪一天安邑和平阳也会遭到晋阳同样的命运呢。
晋阳被大水淹了之后，城里的情况越来越困难了。赵襄子非常着急，对他的门客张孟谈说：“民心固然没变，可是要是水势再涨起来，全城也就保不住了。”
张孟谈说：“我看韩家和魏家把土地割让给智伯瑶，是不会心甘情愿的，我想办法找他们两家说说去。”
当天晚上，赵襄子就派张孟谈偷偷地出城，先找到了韩康子，再找到魏桓子，约他们反过来一起攻打智伯瑶。韩、魏两家正在犹豫，给张孟谈一说，自然都同意了。
第二天夜里，过了三更，智伯瑶正在自己的营里睡着，猛然间听见一片喊杀的声音。他连忙从卧榻上爬起来，发现衣裳和被子全湿了，再定睛一看，兵营里全是水。他开始还以为大概是堤坝决口，大水灌到自己营里来了，赶紧叫兵士们去抢修。但是不一会，水势越来越大，把兵营全淹了。智伯瑶正在惊慌不定，一霎时，四面八方响起了战鼓。赵、韩、魏三家的士兵驾着小船、木筏一齐冲杀过来。智家的兵士，被砍死的和淹死在水里的不计其数。智伯瑶全军覆没，他自己也被三家的人马逮住杀了。
赵、韩、魏三家灭了智家，不但把智伯瑶侵占两家的土地收了回来，连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平分，韩、赵、魏三家形成了鼎足之势。他们害怕晋公室东山再起，于是便三家分晋，消灭公室，站稳了脚跟。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打发使者上洛邑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这时国力贫弱，无力驾驭诸侯的周威烈王，看到分晋已是既成事实，也就顺水推舟，把三家正式封为诸侯。打那以后，韩（都城在今河南禹县，后迁至今河南新郑）、赵（都城在今山西太原东南，后迁至今河北邯郸）、魏（都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后迁至今河南开封）都成为中原大国，加上秦、齐、楚、燕四个大国，历史上称为“战国七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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