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中央官学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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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5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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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9 06:23
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等的建议．于元朔5年(公元前124年)置博士弟子员(太学学生)50人，这是汉代太学建立的标志。太学是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最高学府，是真正意义的大学。因此，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多达30000人。
汉代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不须有固定的校舍。后来，太学生不断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我国最早大规模地修建大学校舍是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当时为太学生修建了能容万人的校舍。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于洛阳南门外重建太学，校内建有宽敞的讲堂，还建了博士舍。后因**，太学一度衰落。顺帝时采纳左雄等人的建议，修整太学，建造240套房，1850间室，校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隶属太常，其主要职责是掌经教授学问。此外，汉代太学博士还提供咨询，参与议政，或派遣巡访地方，这是旧时博士官制的延续。博士的首席西汉时称仆射，东汉时称祭酒，首席博士由太常推举博士中德高望重者担任。汉代对太学博士要求很高，选拔也很严格，如汉成帝时要求博士要“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所以，当时的博士均为精通儒经的权威学派的名儒。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来源，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只要年满18岁，相貌举止端正，其余就由太常决定了。二是由地方当局选送，则有学习态度、品德表现等具体标准的要求。两类学生都是以民间子弟为主，其中不少是贫困生，有的还要靠做工来维持生计。西汉末年以后，朝廷多次令官僚贵族子弟入太学读书，但他们因有依仗父辈作官的前程，故入学积极性普遍不高。东汉还允许参加明经科考试落第者补为太学学生，这一作法为后代所效法。
太学博士传经，分为师法和家法两种，个不混乱。而先有师法，后有家法；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凡一经的大师，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他所传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再传下去，又可发展成为小的派别，这叫做家法。经师传经，必须严守师法家法，不得改师法。不得兼传其他各家经说，否则将被赶出经门，撤消博士职位。正因如此，汉代“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各立门户，互相排挤，为成一家之言。矜奇炫博，虽然对于儒家学说有一定研究，但是又陷入繁琐主义之中。起初各家法教授的有《易》、《书》、《诗》、《礼》、《春秋》五家，后发展成五经十四家（《易》分四家，《书》分三家，《诗》分三家，《礼》分二家，《春秋》分二家）。
汉代太学没有修业年限的规定，教学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自学和相互论辩。博士有时也在大讲堂授课，称“大都授”，也就是大班课。汉代太学最多时候才设立博士15人，而学生却多达3万，十几个博士不可能教授这么多学生，所以只能这种新的教学措施。而当时书写工具落后，多为竹简、木犊、帛书等，所以口授耳传又是最主要的教学方法。
太学注重考试，初是一年一考，通过者委以官职，此谓“学选”。东汉时改为两年一考。考试的办法谓之策试，类似今天的抽签考试。策试由主试官根据经义拟出若干试题，量其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以备选择。凡由主试者选择题目令考生回答的称为对策；由考生抽取题目然后回答的称为射策。策试合格按甲乙科授予不同的官职。不合格者继续学习，下次再考。到了东汉桓帝时，取消了甲乙科，改为上、中、下三等，每等都规定了录取的名额和授官的名义。后又改为每两年考一次，不限录取名额，根据通经多少，授以不同的官职，直到通五经为止。这种考试方法具有选拔贤才和督促学生学习的双重作用。
特殊学校
汉代由朝廷设立的学校，除太学外，还有专门为皇室宗亲子弟及外戚权贵等开设的宫邸学校和以文学、艺术见长者设立的鸿都门学等。
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邓太后开设宫邸学，令皇室子孙5岁以上40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入学，亲自督察、考试。在这之前，汉明帝还办过四姓小侯学，“四姓”包括外戚樊、郭、阴、马四家的子弟。这种学校是贵族教育的体现，多招入的是“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
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因校址设在洛阳的鸿都门，所以名叫鸿都门学。学生是由州、郡、三公以及地方豪强等推荐的。这所学校不同于其它以儒学为主的官学，它讲求的是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文学、艺术专长。鸿都门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在教育史上具有开专科学校先河的意义。毕业生有的做刺史、太守，有的做尚书、侍中，甚至也有封侯赐爵的。不过其中颇有依靠趋炎附势，谄媚惑主，而借此上位，形成势力的人。因此被清议目“鸿都群小”、“士君皆耻与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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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等的建议．于元朔5年(公元前124年)置博士弟子员(太学学生)50人，这是汉代太学建立的标志。太学是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最高学府，是真正意义的大学。因此，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多达30000人。
汉代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不须有固定的校舍。后来，太学生不断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我国最早大规模地修建大学校舍是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当时为太学生修建了能容万人的校舍。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于洛阳南门外重建太学，校内建有宽敞的讲堂，还建了博士舍。后因**，太学一度衰落。顺帝时采纳左雄等人的建议，修整太学，建造240套房，1850间室，校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隶属太常，其主要职责是掌经教授学问。此外，汉代太学博士还提供咨询，参与议政，或派遣巡访地方，这是旧时博士官制的延续。博士的首席西汉时称仆射，东汉时称祭酒，首席博士由太常推举博士中德高望重者担任。汉代对太学博士要求很高，选拔也很严格，如汉成帝时要求博士要“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所以，当时的博士均为精通儒经的权威学派的名儒。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来源，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只要年满18岁，相貌举止端正，其余就由太常决定了。二是由地方当局选送，则有学习态度、品德表现等具体标准的要求。两类学生都是以民间子弟为主，其中不少是贫困生，有的还要靠做工来维持生计。西汉末年以后，朝廷多次令官僚贵族子弟入太学读书，但他们因有依仗父辈作官的前程，故入学积极性普遍不高。东汉还允许参加明经科考试落第者补为太学学生，这一作法为后代所效法。
太学博士传经，分为师法和家法两种，个不混乱。而先有师法，后有家法；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凡一经的大师，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他所传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再传下去，又可发展成为小的派别，这叫做家法。经师传经，必须严守师法家法，不得改师法。不得兼传其他各家经说，否则将被赶出经门，撤消博士职位。正因如此，汉代“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各立门户，互相排挤，为成一家之言。矜奇炫博，虽然对于儒家学说有一定研究，但是又陷入繁琐主义之中。起初各家法教授的有《易》、《书》、《诗》、《礼》、《春秋》五家，后发展成五经十四家（《易》分四家，《书》分三家，《诗》分三家，《礼》分二家，《春秋》分二家）。
汉代太学没有修业年限的规定，教学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自学和相互论辩。博士有时也在大讲堂授课，称“大都授”，也就是大班课。汉代太学最多时候才设立博士15人，而学生却多达3万，十几个博士不可能教授这么多学生，所以只能这种新的教学措施。而当时书写工具落后，多为竹简、木犊、帛书等，所以口授耳传又是最主要的教学方法。
太学注重考试，初是一年一考，通过者委以官职，此谓“学选”。东汉时改为两年一考。考试的办法谓之策试，类似今天的抽签考试。策试由主试官根据经义拟出若干试题，量其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以备选择。凡由主试者选择题目令考生回答的称为对策；由考生抽取题目然后回答的称为射策。策试合格按甲乙科授予不同的官职。不合格者继续学习，下次再考。到了东汉桓帝时，取消了甲乙科，改为上、中、下三等，每等都规定了录取的名额和授官的名义。后又改为每两年考一次，不限录取名额，根据通经多少，授以不同的官职，直到通五经为止。这种考试方法具有选拔贤才和督促学生学习的双重作用。
特殊学校
汉代由朝廷设立的学校，除太学外，还有专门为皇室宗亲子弟及外戚权贵等开设的宫邸学校和以文学、艺术见长者设立的鸿都门学等。
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邓太后开设宫邸学，令皇室子孙5岁以上40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入学，亲自督察、考试。在这之前，汉明帝还办过四姓小侯学，“四姓”包括外戚樊、郭、阴、马四家的子弟。这种学校是贵族教育的体现，多招入的是“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
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因校址设在洛阳的鸿都门，所以名叫鸿都门学。学生是由州、郡、三公以及地方豪强等推荐的。这所学校不同于其它以儒学为主的官学，它讲求的是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文学、艺术专长。鸿都门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在教育史上具有开专科学校先河的意义。毕业生有的做刺史、太守，有的做尚书、侍中，甚至也有封侯赐爵的。不过其中颇有依靠趋炎附势，谄媚惑主，而借此上位，形成势力的人。因此被清议目“鸿都群小”、“士君皆耻与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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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等的建议．于元朔5年(公元前124年)置博士弟子员(太学学生)50人，这是汉代太学建立的标志。太学是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最高学府，是真正意义的大学。因此，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多达30000人。
汉代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不须有固定的校舍。后来，太学生不断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我国最早大规模地修建大学校舍是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当时为太学生修建了能容万人的校舍。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于洛阳南门外重建太学，校内建有宽敞的讲堂，还建了博士舍。后因**，太学一度衰落。顺帝时采纳左雄等人的建议，修整太学，建造240套房，1850间室，校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隶属太常，其主要职责是掌经教授学问。此外，汉代太学博士还提供咨询，参与议政，或派遣巡访地方，这是旧时博士官制的延续。博士的首席西汉时称仆射，东汉时称祭酒，首席博士由太常推举博士中德高望重者担任。汉代对太学博士要求很高，选拔也很严格，如汉成帝时要求博士要“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所以，当时的博士均为精通儒经的权威学派的名儒。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来源，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只要年满18岁，相貌举止端正，其余就由太常决定了。二是由地方当局选送，则有学习态度、品德表现等具体标准的要求。两类学生都是以民间子弟为主，其中不少是贫困生，有的还要靠做工来维持生计。西汉末年以后，朝廷多次令官僚贵族子弟入太学读书，但他们因有依仗父辈作官的前程，故入学积极性普遍不高。东汉还允许参加明经科考试落第者补为太学学生，这一作法为后代所效法。
太学博士传经，分为师法和家法两种，个不混乱。而先有师法，后有家法；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凡一经的大师，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他所传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再传下去，又可发展成为小的派别，这叫做家法。经师传经，必须严守师法家法，不得改师法。不得兼传其他各家经说，否则将被赶出经门，撤消博士职位。正因如此，汉代“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各立门户，互相排挤，为成一家之言。矜奇炫博，虽然对于儒家学说有一定研究，但是又陷入繁琐主义之中。起初各家法教授的有《易》、《书》、《诗》、《礼》、《春秋》五家，后发展成五经十四家（《易》分四家，《书》分三家，《诗》分三家，《礼》分二家，《春秋》分二家）。
汉代太学没有修业年限的规定，教学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自学和相互论辩。博士有时也在大讲堂授课，称“大都授”，也就是大班课。汉代太学最多时候才设立博士15人，而学生却多达3万，十几个博士不可能教授这么多学生，所以只能这种新的教学措施。而当时书写工具落后，多为竹简、木犊、帛书等，所以口授耳传又是最主要的教学方法。
太学注重考试，初是一年一考，通过者委以官职，此谓“学选”。东汉时改为两年一考。考试的办法谓之策试，类似今天的抽签考试。策试由主试官根据经义拟出若干试题，量其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以备选择。凡由主试者选择题目令考生回答的称为对策；由考生抽取题目然后回答的称为射策。策试合格按甲乙科授予不同的官职。不合格者继续学习，下次再考。到了东汉桓帝时，取消了甲乙科，改为上、中、下三等，每等都规定了录取的名额和授官的名义。后又改为每两年考一次，不限录取名额，根据通经多少，授以不同的官职，直到通五经为止。这种考试方法具有选拔贤才和督促学生学习的双重作用。
特殊学校
汉代由朝廷设立的学校，除太学外，还有专门为皇室宗亲子弟及外戚权贵等开设的宫邸学校和以文学、艺术见长者设立的鸿都门学等。
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邓太后开设宫邸学，令皇室子孙5岁以上40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入学，亲自督察、考试。在这之前，汉明帝还办过四姓小侯学，“四姓”包括外戚樊、郭、阴、马四家的子弟。这种学校是贵族教育的体现，多招入的是“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
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因校址设在洛阳的鸿都门，所以名叫鸿都门学。学生是由州、郡、三公以及地方豪强等推荐的。这所学校不同于其它以儒学为主的官学，它讲求的是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文学、艺术专长。鸿都门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在教育史上具有开专科学校先河的意义。毕业生有的做刺史、太守，有的做尚书、侍中，甚至也有封侯赐爵的。不过其中颇有依靠趋炎附势，谄媚惑主，而借此上位，形成势力的人。因此被清议目“鸿都群小”、“士君皆耻与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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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等的建议．于元朔5年(公元前124年)置博士弟子员(太学学生)50人，这是汉代太学建立的标志。太学是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最高学府，是真正意义的大学。因此，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多达30000人。
汉代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不须有固定的校舍。后来，太学生不断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我国最早大规模地修建大学校舍是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当时为太学生修建了能容万人的校舍。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于洛阳南门外重建太学，校内建有宽敞的讲堂，还建了博士舍。后因**，太学一度衰落。顺帝时采纳左雄等人的建议，修整太学，建造240套房，1850间室，校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隶属太常，其主要职责是掌经教授学问。此外，汉代太学博士还提供咨询，参与议政，或派遣巡访地方，这是旧时博士官制的延续。博士的首席西汉时称仆射，东汉时称祭酒，首席博士由太常推举博士中德高望重者担任。汉代对太学博士要求很高，选拔也很严格，如汉成帝时要求博士要“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所以，当时的博士均为精通儒经的权威学派的名儒。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来源，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只要年满18岁，相貌举止端正，其余就由太常决定了。二是由地方当局选送，则有学习态度、品德表现等具体标准的要求。两类学生都是以民间子弟为主，其中不少是贫困生，有的还要靠做工来维持生计。西汉末年以后，朝廷多次令官僚贵族子弟入太学读书，但他们因有依仗父辈作官的前程，故入学积极性普遍不高。东汉还允许参加明经科考试落第者补为太学学生，这一作法为后代所效法。
太学博士传经，分为师法和家法两种，个不混乱。而先有师法，后有家法；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凡一经的大师，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他所传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再传下去，又可发展成为小的派别，这叫做家法。经师传经，必须严守师法家法，不得改师法。不得兼传其他各家经说，否则将被赶出经门，撤消博士职位。正因如此，汉代“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各立门户，互相排挤，为成一家之言。矜奇炫博，虽然对于儒家学说有一定研究，但是又陷入繁琐主义之中。起初各家法教授的有《易》、《书》、《诗》、《礼》、《春秋》五家，后发展成五经十四家（《易》分四家，《书》分三家，《诗》分三家，《礼》分二家，《春秋》分二家）。
汉代太学没有修业年限的规定，教学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自学和相互论辩。博士有时也在大讲堂授课，称“大都授”，也就是大班课。汉代太学最多时候才设立博士15人，而学生却多达3万，十几个博士不可能教授这么多学生，所以只能这种新的教学措施。而当时书写工具落后，多为竹简、木犊、帛书等，所以口授耳传又是最主要的教学方法。
太学注重考试，初是一年一考，通过者委以官职，此谓“学选”。东汉时改为两年一考。考试的办法谓之策试，类似今天的抽签考试。策试由主试官根据经义拟出若干试题，量其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以备选择。凡由主试者选择题目令考生回答的称为对策；由考生抽取题目然后回答的称为射策。策试合格按甲乙科授予不同的官职。不合格者继续学习，下次再考。到了东汉桓帝时，取消了甲乙科，改为上、中、下三等，每等都规定了录取的名额和授官的名义。后又改为每两年考一次，不限录取名额，根据通经多少，授以不同的官职，直到通五经为止。这种考试方法具有选拔贤才和督促学生学习的双重作用。
特殊学校
汉代由朝廷设立的学校，除太学外，还有专门为皇室宗亲子弟及外戚权贵等开设的宫邸学校和以文学、艺术见长者设立的鸿都门学等。
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邓太后开设宫邸学，令皇室子孙5岁以上40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入学，亲自督察、考试。在这之前，汉明帝还办过四姓小侯学，“四姓”包括外戚樊、郭、阴、马四家的子弟。这种学校是贵族教育的体现，多招入的是“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
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因校址设在洛阳的鸿都门，所以名叫鸿都门学。学生是由州、郡、三公以及地方豪强等推荐的。这所学校不同于其它以儒学为主的官学，它讲求的是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文学、艺术专长。鸿都门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在教育史上具有开专科学校先河的意义。毕业生有的做刺史、太守，有的做尚书、侍中，甚至也有封侯赐爵的。不过其中颇有依靠趋炎附势，谄媚惑主，而借此上位，形成势力的人。因此被清议目“鸿都群小”、“士君皆耻与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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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9 06:24
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等的建议．于元朔5年(公元前124年)置博士弟子员(太学学生)50人，这是汉代太学建立的标志。太学是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最高学府，是真正意义的大学。因此，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多达30000人。
汉代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不须有固定的校舍。后来，太学生不断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我国最早大规模地修建大学校舍是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当时为太学生修建了能容万人的校舍。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于洛阳南门外重建太学，校内建有宽敞的讲堂，还建了博士舍。后因**，太学一度衰落。顺帝时采纳左雄等人的建议，修整太学，建造240套房，1850间室，校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隶属太常，其主要职责是掌经教授学问。此外，汉代太学博士还提供咨询，参与议政，或派遣巡访地方，这是旧时博士官制的延续。博士的首席西汉时称仆射，东汉时称祭酒，首席博士由太常推举博士中德高望重者担任。汉代对太学博士要求很高，选拔也很严格，如汉成帝时要求博士要“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所以，当时的博士均为精通儒经的权威学派的名儒。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来源，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只要年满18岁，相貌举止端正，其余就由太常决定了。二是由地方当局选送，则有学习态度、品德表现等具体标准的要求。两类学生都是以民间子弟为主，其中不少是贫困生，有的还要靠做工来维持生计。西汉末年以后，朝廷多次令官僚贵族子弟入太学读书，但他们因有依仗父辈作官的前程，故入学积极性普遍不高。东汉还允许参加明经科考试落第者补为太学学生，这一作法为后代所效法。
太学博士传经，分为师法和家法两种，个不混乱。而先有师法，后有家法；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凡一经的大师，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他所传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再传下去，又可发展成为小的派别，这叫做家法。经师传经，必须严守师法家法，不得改师法。不得兼传其他各家经说，否则将被赶出经门，撤消博士职位。正因如此，汉代“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各立门户，互相排挤，为成一家之言。矜奇炫博，虽然对于儒家学说有一定研究，但是又陷入繁琐主义之中。起初各家法教授的有《易》、《书》、《诗》、《礼》、《春秋》五家，后发展成五经十四家（《易》分四家，《书》分三家，《诗》分三家，《礼》分二家，《春秋》分二家）。
汉代太学没有修业年限的规定，教学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自学和相互论辩。博士有时也在大讲堂授课，称“大都授”，也就是大班课。汉代太学最多时候才设立博士15人，而学生却多达3万，十几个博士不可能教授这么多学生，所以只能这种新的教学措施。而当时书写工具落后，多为竹简、木犊、帛书等，所以口授耳传又是最主要的教学方法。
太学注重考试，初是一年一考，通过者委以官职，此谓“学选”。东汉时改为两年一考。考试的办法谓之策试，类似今天的抽签考试。策试由主试官根据经义拟出若干试题，量其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以备选择。凡由主试者选择题目令考生回答的称为对策；由考生抽取题目然后回答的称为射策。策试合格按甲乙科授予不同的官职。不合格者继续学习，下次再考。到了东汉桓帝时，取消了甲乙科，改为上、中、下三等，每等都规定了录取的名额和授官的名义。后又改为每两年考一次，不限录取名额，根据通经多少，授以不同的官职，直到通五经为止。这种考试方法具有选拔贤才和督促学生学习的双重作用。
特殊学校
汉代由朝廷设立的学校，除太学外，还有专门为皇室宗亲子弟及外戚权贵等开设的宫邸学校和以文学、艺术见长者设立的鸿都门学等。
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邓太后开设宫邸学，令皇室子孙5岁以上40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入学，亲自督察、考试。在这之前，汉明帝还办过四姓小侯学，“四姓”包括外戚樊、郭、阴、马四家的子弟。这种学校是贵族教育的体现，多招入的是“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
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因校址设在洛阳的鸿都门，所以名叫鸿都门学。学生是由州、郡、三公以及地方豪强等推荐的。这所学校不同于其它以儒学为主的官学，它讲求的是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文学、艺术专长。鸿都门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在教育史上具有开专科学校先河的意义。毕业生有的做刺史、太守，有的做尚书、侍中，甚至也有封侯赐爵的。不过其中颇有依靠趋炎附势，谄媚惑主，而借此上位，形成势力的人。因此被清议目“鸿都群小”、“士君皆耻与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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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9 06:24
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等的建议．于元朔5年(公元前124年)置博士弟子员(太学学生)50人，这是汉代太学建立的标志。太学是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最高学府，是真正意义的大学。因此，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多达30000人。
汉代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不须有固定的校舍。后来，太学生不断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我国最早大规模地修建大学校舍是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当时为太学生修建了能容万人的校舍。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于洛阳南门外重建太学，校内建有宽敞的讲堂，还建了博士舍。后因**，太学一度衰落。顺帝时采纳左雄等人的建议，修整太学，建造240套房，1850间室，校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隶属太常，其主要职责是掌经教授学问。此外，汉代太学博士还提供咨询，参与议政，或派遣巡访地方，这是旧时博士官制的延续。博士的首席西汉时称仆射，东汉时称祭酒，首席博士由太常推举博士中德高望重者担任。汉代对太学博士要求很高，选拔也很严格，如汉成帝时要求博士要“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所以，当时的博士均为精通儒经的权威学派的名儒。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来源，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只要年满18岁，相貌举止端正，其余就由太常决定了。二是由地方当局选送，则有学习态度、品德表现等具体标准的要求。两类学生都是以民间子弟为主，其中不少是贫困生，有的还要靠做工来维持生计。西汉末年以后，朝廷多次令官僚贵族子弟入太学读书，但他们因有依仗父辈作官的前程，故入学积极性普遍不高。东汉还允许参加明经科考试落第者补为太学学生，这一作法为后代所效法。
太学博士传经，分为师法和家法两种，个不混乱。而先有师法，后有家法；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凡一经的大师，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他所传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再传下去，又可发展成为小的派别，这叫做家法。经师传经，必须严守师法家法，不得改师法。不得兼传其他各家经说，否则将被赶出经门，撤消博士职位。正因如此，汉代“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各立门户，互相排挤，为成一家之言。矜奇炫博，虽然对于儒家学说有一定研究，但是又陷入繁琐主义之中。起初各家法教授的有《易》、《书》、《诗》、《礼》、《春秋》五家，后发展成五经十四家（《易》分四家，《书》分三家，《诗》分三家，《礼》分二家，《春秋》分二家）。
汉代太学没有修业年限的规定，教学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自学和相互论辩。博士有时也在大讲堂授课，称“大都授”，也就是大班课。汉代太学最多时候才设立博士15人，而学生却多达3万，十几个博士不可能教授这么多学生，所以只能这种新的教学措施。而当时书写工具落后，多为竹简、木犊、帛书等，所以口授耳传又是最主要的教学方法。
太学注重考试，初是一年一考，通过者委以官职，此谓“学选”。东汉时改为两年一考。考试的办法谓之策试，类似今天的抽签考试。策试由主试官根据经义拟出若干试题，量其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以备选择。凡由主试者选择题目令考生回答的称为对策；由考生抽取题目然后回答的称为射策。策试合格按甲乙科授予不同的官职。不合格者继续学习，下次再考。到了东汉桓帝时，取消了甲乙科，改为上、中、下三等，每等都规定了录取的名额和授官的名义。后又改为每两年考一次，不限录取名额，根据通经多少，授以不同的官职，直到通五经为止。这种考试方法具有选拔贤才和督促学生学习的双重作用。
特殊学校
汉代由朝廷设立的学校，除太学外，还有专门为皇室宗亲子弟及外戚权贵等开设的宫邸学校和以文学、艺术见长者设立的鸿都门学等。
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邓太后开设宫邸学，令皇室子孙5岁以上40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入学，亲自督察、考试。在这之前，汉明帝还办过四姓小侯学，“四姓”包括外戚樊、郭、阴、马四家的子弟。这种学校是贵族教育的体现，多招入的是“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
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因校址设在洛阳的鸿都门，所以名叫鸿都门学。学生是由州、郡、三公以及地方豪强等推荐的。这所学校不同于其它以儒学为主的官学，它讲求的是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文学、艺术专长。鸿都门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在教育史上具有开专科学校先河的意义。毕业生有的做刺史、太守，有的做尚书、侍中，甚至也有封侯赐爵的。不过其中颇有依靠趋炎附势，谄媚惑主，而借此上位，形成势力的人。因此被清议目“鸿都群小”、“士君皆耻与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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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等的建议．于元朔5年(公元前124年)置博士弟子员(太学学生)50人，这是汉代太学建立的标志。太学是以传授知识、研究专门学问为主要内容的最高学府，是真正意义的大学。因此，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多达30000人。
汉代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不须有固定的校舍。后来，太学生不断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我国最早大规模地修建大学校舍是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当时为太学生修建了能容万人的校舍。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于洛阳南门外重建太学，校内建有宽敞的讲堂，还建了博士舍。后因**，太学一度衰落。顺帝时采纳左雄等人的建议，修整太学，建造240套房，1850间室，校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隶属太常，其主要职责是掌经教授学问。此外，汉代太学博士还提供咨询，参与议政，或派遣巡访地方，这是旧时博士官制的延续。博士的首席西汉时称仆射，东汉时称祭酒，首席博士由太常推举博士中德高望重者担任。汉代对太学博士要求很高，选拔也很严格，如汉成帝时要求博士要“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所以，当时的博士均为精通儒经的权威学派的名儒。
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东汉时称“诸生”或“太学生”。太学生的来源，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只要年满18岁，相貌举止端正，其余就由太常决定了。二是由地方当局选送，则有学习态度、品德表现等具体标准的要求。两类学生都是以民间子弟为主，其中不少是贫困生，有的还要靠做工来维持生计。西汉末年以后，朝廷多次令官僚贵族子弟入太学读书，但他们因有依仗父辈作官的前程，故入学积极性普遍不高。东汉还允许参加明经科考试落第者补为太学学生，这一作法为后代所效法。
太学博士传经，分为师法和家法两种，个不混乱。而先有师法，后有家法；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凡一经的大师，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他所传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再传下去，又可发展成为小的派别，这叫做家法。经师传经，必须严守师法家法，不得改师法。不得兼传其他各家经说，否则将被赶出经门，撤消博士职位。正因如此，汉代“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各立门户，互相排挤，为成一家之言。矜奇炫博，虽然对于儒家学说有一定研究，但是又陷入繁琐主义之中。起初各家法教授的有《易》、《书》、《诗》、《礼》、《春秋》五家，后发展成五经十四家（《易》分四家，《书》分三家，《诗》分三家，《礼》分二家，《春秋》分二家）。
汉代太学没有修业年限的规定，教学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自学和相互论辩。博士有时也在大讲堂授课，称“大都授”，也就是大班课。汉代太学最多时候才设立博士15人，而学生却多达3万，十几个博士不可能教授这么多学生，所以只能这种新的教学措施。而当时书写工具落后，多为竹简、木犊、帛书等，所以口授耳传又是最主要的教学方法。
太学注重考试，初是一年一考，通过者委以官职，此谓“学选”。东汉时改为两年一考。考试的办法谓之策试，类似今天的抽签考试。策试由主试官根据经义拟出若干试题，量其难易程度分为甲乙两科，以备选择。凡由主试者选择题目令考生回答的称为对策；由考生抽取题目然后回答的称为射策。策试合格按甲乙科授予不同的官职。不合格者继续学习，下次再考。到了东汉桓帝时，取消了甲乙科，改为上、中、下三等，每等都规定了录取的名额和授官的名义。后又改为每两年考一次，不限录取名额，根据通经多少，授以不同的官职，直到通五经为止。这种考试方法具有选拔贤才和督促学生学习的双重作用。
特殊学校
汉代由朝廷设立的学校，除太学外，还有专门为皇室宗亲子弟及外戚权贵等开设的宫邸学校和以文学、艺术见长者设立的鸿都门学等。
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邓太后开设宫邸学，令皇室子孙5岁以上40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入学，亲自督察、考试。在这之前，汉明帝还办过四姓小侯学，“四姓”包括外戚樊、郭、阴、马四家的子弟。这种学校是贵族教育的体现，多招入的是“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
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因校址设在洛阳的鸿都门，所以名叫鸿都门学。学生是由州、郡、三公以及地方豪强等推荐的。这所学校不同于其它以儒学为主的官学，它讲求的是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文学、艺术专长。鸿都门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在教育史上具有开专科学校先河的意义。毕业生有的做刺史、太守，有的做尚书、侍中，甚至也有封侯赐爵的。不过其中颇有依靠趋炎附势，谄媚惑主，而借此上位，形成势力的人。因此被清议目“鸿都群小”、“士君皆耻与为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