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老股民啊,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深证成指在91年4月开始跌得那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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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5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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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3 11:46
从1990年至1992年是深圳股市快速成长的三年，也是股市从冷到热、从乱到治的三年。
深圳从1986年开始搞股份制试验并没有引起全国的注意。当时全国改革的焦点是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改变价格双轨制，创造公平竞争条件，这是经济*改革必须首先要闯过的关口，股份制改革还不可能提到应有地位。深圳率先搞股份制和股票上市，也没有引起“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而是处在一种冷却状态。到1990年初共有股份制试点企业100多家，其中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发展、金田、万科、安达、原野5家。
批准股票上市，当时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没有严格的标准。除了深圳发展银行有了一定规模，其他也都是不起眼的小公司。主要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敢闯敢干、敢于争先，就批了。股票发行到现在有了完善的一级市场的概念，当时没有，都是上市公司自己去推销。由于人们对股票缺少基本的了解，有些人认为股票就是投机、是*、是害人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首先就是表现为股市的大波动，多少人跳河、跳楼，因而望而生畏。再则，上市公司都是建立不久的新公司，其本身缺乏业绩和信誉的支撑，没有吸引力。原始股推销起来很困难，按1比1(即股票票面值1元发行价1元)，也难推销掉，股票发行几乎无人问津。面对这种情况，市里要求干部买股票，支持改革。在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带动下，5家公司的股票推销出去了。按理，发行后就要有上市交易，但当时深圳还没有交易所，只是在商业银行下设3个附属的证券部，都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二级市场交易清淡，几乎没有什么交易。直到1989年末，二级市场的交易开始有了些变化。由于经过两年的实践，证明上市公司股票可以升值并有股利发放，人们开始认识到股票可以赚钱，许多人希望拥有股票，于是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二级市场交易开始活跃起来，证券营业部人头攒动。这就是 1990年初我到深圳工作时的情况。
从基本上没有交易，到开始有了些交易活动，到过度投机，这个过程发展得非常快，简直出乎人们的意料。炒股被认为是贸易风潮、房地产风潮后的第3次发财机会，股市迅速升温。我1990年初到深圳担任*，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形势，只有一家特区证券公司和三个营业部已无法容纳大量的交易活动，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场外交易。不仅这5家上市公司股票买卖活动大量在场外进行，其他非上市公司也印一些单子说某某企业多少股每股多少钱，也拿去交易，黑市猖獗。股票交易火爆和交易极不规范的混乱状况，隐含着巨大的风险，经济纠纷随时可能大量爆发。面对问题，*、市*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股市。时任**的李濒同志曾对我说：“规范和发展股票市场的工作你要亲自抓。”我也深深感到，对这样一项既涉及产权制度又涉及金融*的重大改革，作为*责任重大，义不容辞，不敢懈怠，有了*的交代更可以放开去抓了。我到任后下决心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股票市场，取缔场外交易，规范交易行为。1990年5月 28日我签发了《关于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交易》的*通告，一切股票交易活动都必须根据认定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资格，到证券公司交易。市人行、市工商、市*等部门协调配合开展了一场扫荡场外非法交易的综合治理行动，黑市交易得到了遏制。
一个通告、一次行动，只能治“表”，不能解决证券市场的基本问题。6月李灏同志从日本访问回来后在一次*办公会上说：整顿市场抓得好，为规范化、法制化开了个好头。现在要趁热打铁，抓紧成立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立法工作。
为了强化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决定把1988年11月成立的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因为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长期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短期资本市场)，这样一改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证券市场建设。组长仍由当时主管金融的副*张鸿义担任，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在*直接管理下开展工作。在整顿场外交易的同时，我们加快了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建设，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证券立法，二是成立证券交易所，三是发展证券公司。
证券立法工作。1989年专家班子搜集、翻译了大量国外证券市场的资料，重点研究和借鉴香港地区证券市场的经验，酝酿相关法律文件。1 990年的主要工作是结合深圳的实际起草、审议和公布实施。立法工作经过专家班子(包括征求深港两地专家的意见)、证券领导小组和市*常务会议三个层次形成法律文件，最后报*有关部门审批。当时深圳还没有*及其常委会，也没有立法权。证券交易暂行办法在1990年9月出稿后，我和李灏同志一道去找人民银行总行领导汇报，请求批准。当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也可能总行领导认为还不是很迫切，毕竟当时的公司上市还没有成为一种全国性行为，只是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有。我们对此表示理解，但决定作为试行方案，先操作，深圳是试验区嘛!为了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 1991年出台了公司制条例，对上市公司有了较规范的标准和操作程序。深圳是较早在全国按公司制国际惯例规范公司运行的地方。
组建证券交易所。1989年11月15日市*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成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王健任筹备小组组长，禹国刚任专家小组组长。1990年从年初到年末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当时大家对证券交易所能发挥多大作用认识不清，第一个方案报到我这里时，设计的营业大厅面积才100多平方米。我一看这怎么行呢，今后所有的交易活动都要汇集到交易所，而且上市公司及股票规模必将迅速扩展。第二个方案报来400多平方米，我还是嫌小。我认为尽管当时出市交易代表人数不多，但一定要有发展的眼光。最后在深圳国投大厦搞了整个一层楼面。各家银行和投资信托公司都很支持，积极参加，做证券交易所的股东，从各银行懂证券的人士中招聘抽调出一批专业人才，吸引了一批从日本、美国等学习证券回来的人士，还从香港中国银行吸收了一些，在深圳形成了一批从事股份制改造、证券管理的专家队伍。在班子和队伍解决之后，交易所的软、硬件建设很快就搞起来了，起草了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硬件设施非常先进，交易能自动撮合、自动过户，堵住了舞弊的机会。
证券交易所组建起来后，只等择时开业。1990年11月22日，李灏、我和张鸿义同志一起到国投大厦检查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我们在听取汇报和观看交易演示之后，李灏同志开宗明义地说：“何时开业?我们今天就是拍板来的。”王健和禹国刚信心十足地回答：“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但涉及到具体开业的日子，问题就来了。我们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开业报告还没有批下来，怎么办? 我想现在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为了兴利除弊，为了证券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早一天开业比晚一天开业好。我建议： “不等总行批准，作为试开业抓紧开张。特区试验权是*给我们的尚方宝剑，该用时就得用。”李濒和张鸿义同志都表示赞同，就这样拍板了。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了，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1年4月批准深交所的日子提前了5个多月。这样在中国证券交易发展史上就产生了一个悬案：总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前(1990年12月8日批准，1991年3月开业)，而深圳证券交易所试开业在先，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哪一家?1994年全国证券界在庐山开研讨会，业界人士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发言时，都会加上这么一句：如果算试开业，深圳证券交易所是新中国第一家证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把交易活动纳入到可以监控的轨道，积极培育健康、有序的股票交易市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为了适应二级市场交易迅猛发展的需要，证券公司也加快发展起来，各家银行参股，有效地利用银行的一些网点，搞证券公司或营业部。到 1991年末，营业点已经发展到306个。深圳证券市场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到1 992年末上市公司由过去的5家发展到24家，二级市场日交易额由过去的几千万元上升到几亿、十几亿元。1991年末*召开证券工作会议，时任副总理的*同志还表彰了深圳证券市场规范工作做得比较好。深圳证券市场进入了逐步提高的新阶段。
作者:郑良玉 来源:《深交所》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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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从1986年开始搞股份制试验并没有引起全国的注意。当时全国改革的焦点是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改变价格双轨制，创造公平竞争条件，这是经济*改革必须首先要闯过的关口，股份制改革还不可能提到应有地位。深圳率先搞股份制和股票上市，也没有引起“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而是处在一种冷却状态。到1990年初共有股份制试点企业100多家，其中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发展、金田、万科、安达、原野5家。
批准股票上市，当时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没有严格的标准。除了深圳发展银行有了一定规模，其他也都是不起眼的小公司。主要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敢闯敢干、敢于争先，就批了。股票发行到现在有了完善的一级市场的概念，当时没有，都是上市公司自己去推销。由于人们对股票缺少基本的了解，有些人认为股票就是投机、是*、是害人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首先就是表现为股市的大波动，多少人跳河、跳楼，因而望而生畏。再则，上市公司都是建立不久的新公司，其本身缺乏业绩和信誉的支撑，没有吸引力。原始股推销起来很困难，按1比1(即股票票面值1元发行价1元)，也难推销掉，股票发行几乎无人问津。面对这种情况，市里要求干部买股票，支持改革。在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带动下，5家公司的股票推销出去了。按理，发行后就要有上市交易，但当时深圳还没有交易所，只是在商业银行下设3个附属的证券部，都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二级市场交易清淡，几乎没有什么交易。直到1989年末，二级市场的交易开始有了些变化。由于经过两年的实践，证明上市公司股票可以升值并有股利发放，人们开始认识到股票可以赚钱，许多人希望拥有股票，于是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二级市场交易开始活跃起来，证券营业部人头攒动。这就是 1990年初我到深圳工作时的情况。
从基本上没有交易，到开始有了些交易活动，到过度投机，这个过程发展得非常快，简直出乎人们的意料。炒股被认为是贸易风潮、房地产风潮后的第3次发财机会，股市迅速升温。我1990年初到深圳担任*，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形势，只有一家特区证券公司和三个营业部已无法容纳大量的交易活动，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场外交易。不仅这5家上市公司股票买卖活动大量在场外进行，其他非上市公司也印一些单子说某某企业多少股每股多少钱，也拿去交易，黑市猖獗。股票交易火爆和交易极不规范的混乱状况，隐含着巨大的风险，经济纠纷随时可能大量爆发。面对问题，*、市*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股市。时任**的李濒同志曾对我说：“规范和发展股票市场的工作你要亲自抓。”我也深深感到，对这样一项既涉及产权制度又涉及金融*的重大改革，作为*责任重大，义不容辞，不敢懈怠，有了*的交代更可以放开去抓了。我到任后下决心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股票市场，取缔场外交易，规范交易行为。1990年5月 28日我签发了《关于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交易》的*通告，一切股票交易活动都必须根据认定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资格，到证券公司交易。市人行、市工商、市*等部门协调配合开展了一场扫荡场外非法交易的综合治理行动，黑市交易得到了遏制。
一个通告、一次行动，只能治“表”，不能解决证券市场的基本问题。6月李灏同志从日本访问回来后在一次*办公会上说：整顿市场抓得好，为规范化、法制化开了个好头。现在要趁热打铁，抓紧成立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立法工作。
为了强化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决定把1988年11月成立的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因为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长期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短期资本市场)，这样一改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证券市场建设。组长仍由当时主管金融的副*张鸿义担任，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在*直接管理下开展工作。在整顿场外交易的同时，我们加快了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建设，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证券立法，二是成立证券交易所，三是发展证券公司。
证券立法工作。1989年专家班子搜集、翻译了大量国外证券市场的资料，重点研究和借鉴香港地区证券市场的经验，酝酿相关法律文件。1 990年的主要工作是结合深圳的实际起草、审议和公布实施。立法工作经过专家班子(包括征求深港两地专家的意见)、证券领导小组和市*常务会议三个层次形成法律文件，最后报*有关部门审批。当时深圳还没有*及其常委会，也没有立法权。证券交易暂行办法在1990年9月出稿后，我和李灏同志一道去找人民银行总行领导汇报，请求批准。当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也可能总行领导认为还不是很迫切，毕竟当时的公司上市还没有成为一种全国性行为，只是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有。我们对此表示理解，但决定作为试行方案，先操作，深圳是试验区嘛!为了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 1991年出台了公司制条例，对上市公司有了较规范的标准和操作程序。深圳是较早在全国按公司制国际惯例规范公司运行的地方。
组建证券交易所。1989年11月15日市*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成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王健任筹备小组组长，禹国刚任专家小组组长。1990年从年初到年末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当时大家对证券交易所能发挥多大作用认识不清，第一个方案报到我这里时，设计的营业大厅面积才100多平方米。我一看这怎么行呢，今后所有的交易活动都要汇集到交易所，而且上市公司及股票规模必将迅速扩展。第二个方案报来400多平方米，我还是嫌小。我认为尽管当时出市交易代表人数不多，但一定要有发展的眼光。最后在深圳国投大厦搞了整个一层楼面。各家银行和投资信托公司都很支持，积极参加，做证券交易所的股东，从各银行懂证券的人士中招聘抽调出一批专业人才，吸引了一批从日本、美国等学习证券回来的人士，还从香港中国银行吸收了一些，在深圳形成了一批从事股份制改造、证券管理的专家队伍。在班子和队伍解决之后，交易所的软、硬件建设很快就搞起来了，起草了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硬件设施非常先进，交易能自动撮合、自动过户，堵住了舞弊的机会。
证券交易所组建起来后，只等择时开业。1990年11月22日，李灏、我和张鸿义同志一起到国投大厦检查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我们在听取汇报和观看交易演示之后，李灏同志开宗明义地说：“何时开业?我们今天就是拍板来的。”王健和禹国刚信心十足地回答：“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但涉及到具体开业的日子，问题就来了。我们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开业报告还没有批下来，怎么办? 我想现在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为了兴利除弊，为了证券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早一天开业比晚一天开业好。我建议： “不等总行批准，作为试开业抓紧开张。特区试验权是*给我们的尚方宝剑，该用时就得用。”李濒和张鸿义同志都表示赞同，就这样拍板了。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了，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1年4月批准深交所的日子提前了5个多月。这样在中国证券交易发展史上就产生了一个悬案：总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前(1990年12月8日批准，1991年3月开业)，而深圳证券交易所试开业在先，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哪一家?1994年全国证券界在庐山开研讨会，业界人士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发言时，都会加上这么一句：如果算试开业，深圳证券交易所是新中国第一家证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把交易活动纳入到可以监控的轨道，积极培育健康、有序的股票交易市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为了适应二级市场交易迅猛发展的需要，证券公司也加快发展起来，各家银行参股，有效地利用银行的一些网点，搞证券公司或营业部。到 1991年末，营业点已经发展到306个。深圳证券市场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到1 992年末上市公司由过去的5家发展到24家，二级市场日交易额由过去的几千万元上升到几亿、十几亿元。1991年末*召开证券工作会议，时任副总理的*同志还表彰了深圳证券市场规范工作做得比较好。深圳证券市场进入了逐步提高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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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至1992年是深圳股市快速成长的三年，也是股市从冷到热、从乱到治的三年。
深圳从1986年开始搞股份制试验并没有引起全国的注意。当时全国改革的焦点是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改变价格双轨制，创造公平竞争条件，这是经济*改革必须首先要闯过的关口，股份制改革还不可能提到应有地位。深圳率先搞股份制和股票上市，也没有引起“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而是处在一种冷却状态。到1990年初共有股份制试点企业100多家，其中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发展、金田、万科、安达、原野5家。
批准股票上市，当时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没有严格的标准。除了深圳发展银行有了一定规模，其他也都是不起眼的小公司。主要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敢闯敢干、敢于争先，就批了。股票发行到现在有了完善的一级市场的概念，当时没有，都是上市公司自己去推销。由于人们对股票缺少基本的了解，有些人认为股票就是投机、是*、是害人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首先就是表现为股市的大波动，多少人跳河、跳楼，因而望而生畏。再则，上市公司都是建立不久的新公司，其本身缺乏业绩和信誉的支撑，没有吸引力。原始股推销起来很困难，按1比1(即股票票面值1元发行价1元)，也难推销掉，股票发行几乎无人问津。面对这种情况，市里要求干部买股票，支持改革。在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带动下，5家公司的股票推销出去了。按理，发行后就要有上市交易，但当时深圳还没有交易所，只是在商业银行下设3个附属的证券部，都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二级市场交易清淡，几乎没有什么交易。直到1989年末，二级市场的交易开始有了些变化。由于经过两年的实践，证明上市公司股票可以升值并有股利发放，人们开始认识到股票可以赚钱，许多人希望拥有股票，于是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二级市场交易开始活跃起来，证券营业部人头攒动。这就是 1990年初我到深圳工作时的情况。
从基本上没有交易，到开始有了些交易活动，到过度投机，这个过程发展得非常快，简直出乎人们的意料。炒股被认为是贸易风潮、房地产风潮后的第3次发财机会，股市迅速升温。我1990年初到深圳担任*，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形势，只有一家特区证券公司和三个营业部已无法容纳大量的交易活动，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场外交易。不仅这5家上市公司股票买卖活动大量在场外进行，其他非上市公司也印一些单子说某某企业多少股每股多少钱，也拿去交易，黑市猖獗。股票交易火爆和交易极不规范的混乱状况，隐含着巨大的风险，经济纠纷随时可能大量爆发。面对问题，*、市*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股市。时任**的李濒同志曾对我说：“规范和发展股票市场的工作你要亲自抓。”我也深深感到，对这样一项既涉及产权制度又涉及金融*的重大改革，作为*责任重大，义不容辞，不敢懈怠，有了*的交代更可以放开去抓了。我到任后下决心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股票市场，取缔场外交易，规范交易行为。1990年5月 28日我签发了《关于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交易》的*通告，一切股票交易活动都必须根据认定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资格，到证券公司交易。市人行、市工商、市*等部门协调配合开展了一场扫荡场外非法交易的综合治理行动，黑市交易得到了遏制。
一个通告、一次行动，只能治“表”，不能解决证券市场的基本问题。6月李灏同志从日本访问回来后在一次*办公会上说：整顿市场抓得好，为规范化、法制化开了个好头。现在要趁热打铁，抓紧成立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立法工作。
为了强化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决定把1988年11月成立的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因为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长期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短期资本市场)，这样一改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证券市场建设。组长仍由当时主管金融的副*张鸿义担任，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在*直接管理下开展工作。在整顿场外交易的同时，我们加快了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建设，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证券立法，二是成立证券交易所，三是发展证券公司。
证券立法工作。1989年专家班子搜集、翻译了大量国外证券市场的资料，重点研究和借鉴香港地区证券市场的经验，酝酿相关法律文件。1 990年的主要工作是结合深圳的实际起草、审议和公布实施。立法工作经过专家班子(包括征求深港两地专家的意见)、证券领导小组和市*常务会议三个层次形成法律文件，最后报*有关部门审批。当时深圳还没有*及其常委会，也没有立法权。证券交易暂行办法在1990年9月出稿后，我和李灏同志一道去找人民银行总行领导汇报，请求批准。当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也可能总行领导认为还不是很迫切，毕竟当时的公司上市还没有成为一种全国性行为，只是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有。我们对此表示理解，但决定作为试行方案，先操作，深圳是试验区嘛!为了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 1991年出台了公司制条例，对上市公司有了较规范的标准和操作程序。深圳是较早在全国按公司制国际惯例规范公司运行的地方。
组建证券交易所。1989年11月15日市*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成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王健任筹备小组组长，禹国刚任专家小组组长。1990年从年初到年末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当时大家对证券交易所能发挥多大作用认识不清，第一个方案报到我这里时，设计的营业大厅面积才100多平方米。我一看这怎么行呢，今后所有的交易活动都要汇集到交易所，而且上市公司及股票规模必将迅速扩展。第二个方案报来400多平方米，我还是嫌小。我认为尽管当时出市交易代表人数不多，但一定要有发展的眼光。最后在深圳国投大厦搞了整个一层楼面。各家银行和投资信托公司都很支持，积极参加，做证券交易所的股东，从各银行懂证券的人士中招聘抽调出一批专业人才，吸引了一批从日本、美国等学习证券回来的人士，还从香港中国银行吸收了一些，在深圳形成了一批从事股份制改造、证券管理的专家队伍。在班子和队伍解决之后，交易所的软、硬件建设很快就搞起来了，起草了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硬件设施非常先进，交易能自动撮合、自动过户，堵住了舞弊的机会。
证券交易所组建起来后，只等择时开业。1990年11月22日，李灏、我和张鸿义同志一起到国投大厦检查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我们在听取汇报和观看交易演示之后，李灏同志开宗明义地说：“何时开业?我们今天就是拍板来的。”王健和禹国刚信心十足地回答：“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但涉及到具体开业的日子，问题就来了。我们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开业报告还没有批下来，怎么办? 我想现在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为了兴利除弊，为了证券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早一天开业比晚一天开业好。我建议： “不等总行批准，作为试开业抓紧开张。特区试验权是*给我们的尚方宝剑，该用时就得用。”李濒和张鸿义同志都表示赞同，就这样拍板了。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了，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1年4月批准深交所的日子提前了5个多月。这样在中国证券交易发展史上就产生了一个悬案：总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前(1990年12月8日批准，1991年3月开业)，而深圳证券交易所试开业在先，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哪一家?1994年全国证券界在庐山开研讨会，业界人士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发言时，都会加上这么一句：如果算试开业，深圳证券交易所是新中国第一家证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把交易活动纳入到可以监控的轨道，积极培育健康、有序的股票交易市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为了适应二级市场交易迅猛发展的需要，证券公司也加快发展起来，各家银行参股，有效地利用银行的一些网点，搞证券公司或营业部。到 1991年末，营业点已经发展到306个。深圳证券市场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到1 992年末上市公司由过去的5家发展到24家，二级市场日交易额由过去的几千万元上升到几亿、十几亿元。1991年末*召开证券工作会议，时任副总理的*同志还表彰了深圳证券市场规范工作做得比较好。深圳证券市场进入了逐步提高的新阶段。
作者:郑良玉 来源:《深交所》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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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13 11:46
从1990年至1992年是深圳股市快速成长的三年，也是股市从冷到热、从乱到治的三年。
深圳从1986年开始搞股份制试验并没有引起全国的注意。当时全国改革的焦点是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改变价格双轨制，创造公平竞争条件，这是经济*改革必须首先要闯过的关口，股份制改革还不可能提到应有地位。深圳率先搞股份制和股票上市，也没有引起“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而是处在一种冷却状态。到1990年初共有股份制试点企业100多家，其中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发展、金田、万科、安达、原野5家。
批准股票上市，当时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没有严格的标准。除了深圳发展银行有了一定规模，其他也都是不起眼的小公司。主要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敢闯敢干、敢于争先，就批了。股票发行到现在有了完善的一级市场的概念，当时没有，都是上市公司自己去推销。由于人们对股票缺少基本的了解，有些人认为股票就是投机、是*、是害人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首先就是表现为股市的大波动，多少人跳河、跳楼，因而望而生畏。再则，上市公司都是建立不久的新公司，其本身缺乏业绩和信誉的支撑，没有吸引力。原始股推销起来很困难，按1比1(即股票票面值1元发行价1元)，也难推销掉，股票发行几乎无人问津。面对这种情况，市里要求干部买股票，支持改革。在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带动下，5家公司的股票推销出去了。按理，发行后就要有上市交易，但当时深圳还没有交易所，只是在商业银行下设3个附属的证券部，都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二级市场交易清淡，几乎没有什么交易。直到1989年末，二级市场的交易开始有了些变化。由于经过两年的实践，证明上市公司股票可以升值并有股利发放，人们开始认识到股票可以赚钱，许多人希望拥有股票，于是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二级市场交易开始活跃起来，证券营业部人头攒动。这就是 1990年初我到深圳工作时的情况。
从基本上没有交易，到开始有了些交易活动，到过度投机，这个过程发展得非常快，简直出乎人们的意料。炒股被认为是贸易风潮、房地产风潮后的第3次发财机会，股市迅速升温。我1990年初到深圳担任*，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形势，只有一家特区证券公司和三个营业部已无法容纳大量的交易活动，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场外交易。不仅这5家上市公司股票买卖活动大量在场外进行，其他非上市公司也印一些单子说某某企业多少股每股多少钱，也拿去交易，黑市猖獗。股票交易火爆和交易极不规范的混乱状况，隐含着巨大的风险，经济纠纷随时可能大量爆发。面对问题，*、市*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股市。时任**的李濒同志曾对我说：“规范和发展股票市场的工作你要亲自抓。”我也深深感到，对这样一项既涉及产权制度又涉及金融*的重大改革，作为*责任重大，义不容辞，不敢懈怠，有了*的交代更可以放开去抓了。我到任后下决心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股票市场，取缔场外交易，规范交易行为。1990年5月 28日我签发了《关于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交易》的*通告，一切股票交易活动都必须根据认定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资格，到证券公司交易。市人行、市工商、市*等部门协调配合开展了一场扫荡场外非法交易的综合治理行动，黑市交易得到了遏制。
一个通告、一次行动，只能治“表”，不能解决证券市场的基本问题。6月李灏同志从日本访问回来后在一次*办公会上说：整顿市场抓得好，为规范化、法制化开了个好头。现在要趁热打铁，抓紧成立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立法工作。
为了强化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决定把1988年11月成立的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因为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长期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短期资本市场)，这样一改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证券市场建设。组长仍由当时主管金融的副*张鸿义担任，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在*直接管理下开展工作。在整顿场外交易的同时，我们加快了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建设，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证券立法，二是成立证券交易所，三是发展证券公司。
证券立法工作。1989年专家班子搜集、翻译了大量国外证券市场的资料，重点研究和借鉴香港地区证券市场的经验，酝酿相关法律文件。1 990年的主要工作是结合深圳的实际起草、审议和公布实施。立法工作经过专家班子(包括征求深港两地专家的意见)、证券领导小组和市*常务会议三个层次形成法律文件，最后报*有关部门审批。当时深圳还没有*及其常委会，也没有立法权。证券交易暂行办法在1990年9月出稿后，我和李灏同志一道去找人民银行总行领导汇报，请求批准。当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也可能总行领导认为还不是很迫切，毕竟当时的公司上市还没有成为一种全国性行为，只是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有。我们对此表示理解，但决定作为试行方案，先操作，深圳是试验区嘛!为了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 1991年出台了公司制条例，对上市公司有了较规范的标准和操作程序。深圳是较早在全国按公司制国际惯例规范公司运行的地方。
组建证券交易所。1989年11月15日市*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成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王健任筹备小组组长，禹国刚任专家小组组长。1990年从年初到年末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当时大家对证券交易所能发挥多大作用认识不清，第一个方案报到我这里时，设计的营业大厅面积才100多平方米。我一看这怎么行呢，今后所有的交易活动都要汇集到交易所，而且上市公司及股票规模必将迅速扩展。第二个方案报来400多平方米，我还是嫌小。我认为尽管当时出市交易代表人数不多，但一定要有发展的眼光。最后在深圳国投大厦搞了整个一层楼面。各家银行和投资信托公司都很支持，积极参加，做证券交易所的股东，从各银行懂证券的人士中招聘抽调出一批专业人才，吸引了一批从日本、美国等学习证券回来的人士，还从香港中国银行吸收了一些，在深圳形成了一批从事股份制改造、证券管理的专家队伍。在班子和队伍解决之后，交易所的软、硬件建设很快就搞起来了，起草了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硬件设施非常先进，交易能自动撮合、自动过户，堵住了舞弊的机会。
证券交易所组建起来后，只等择时开业。1990年11月22日，李灏、我和张鸿义同志一起到国投大厦检查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我们在听取汇报和观看交易演示之后，李灏同志开宗明义地说：“何时开业?我们今天就是拍板来的。”王健和禹国刚信心十足地回答：“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但涉及到具体开业的日子，问题就来了。我们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开业报告还没有批下来，怎么办? 我想现在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为了兴利除弊，为了证券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早一天开业比晚一天开业好。我建议： “不等总行批准，作为试开业抓紧开张。特区试验权是*给我们的尚方宝剑，该用时就得用。”李濒和张鸿义同志都表示赞同，就这样拍板了。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了，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1年4月批准深交所的日子提前了5个多月。这样在中国证券交易发展史上就产生了一个悬案：总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前(1990年12月8日批准，1991年3月开业)，而深圳证券交易所试开业在先，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哪一家?1994年全国证券界在庐山开研讨会，业界人士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发言时，都会加上这么一句：如果算试开业，深圳证券交易所是新中国第一家证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把交易活动纳入到可以监控的轨道，积极培育健康、有序的股票交易市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为了适应二级市场交易迅猛发展的需要，证券公司也加快发展起来，各家银行参股，有效地利用银行的一些网点，搞证券公司或营业部。到 1991年末，营业点已经发展到306个。深圳证券市场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到1 992年末上市公司由过去的5家发展到24家，二级市场日交易额由过去的几千万元上升到几亿、十几亿元。1991年末*召开证券工作会议，时任副总理的*同志还表彰了深圳证券市场规范工作做得比较好。深圳证券市场进入了逐步提高的新阶段。
作者:郑良玉 来源:《深交所》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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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至1992年是深圳股市快速成长的三年，也是股市从冷到热、从乱到治的三年。
深圳从1986年开始搞股份制试验并没有引起全国的注意。当时全国改革的焦点是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改变价格双轨制，创造公平竞争条件，这是经济*改革必须首先要闯过的关口，股份制改革还不可能提到应有地位。深圳率先搞股份制和股票上市，也没有引起“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而是处在一种冷却状态。到1990年初共有股份制试点企业100多家，其中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发展、金田、万科、安达、原野5家。
批准股票上市，当时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没有严格的标准。除了深圳发展银行有了一定规模，其他也都是不起眼的小公司。主要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敢闯敢干、敢于争先，就批了。股票发行到现在有了完善的一级市场的概念，当时没有，都是上市公司自己去推销。由于人们对股票缺少基本的了解，有些人认为股票就是投机、是*、是害人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首先就是表现为股市的大波动，多少人跳河、跳楼，因而望而生畏。再则，上市公司都是建立不久的新公司，其本身缺乏业绩和信誉的支撑，没有吸引力。原始股推销起来很困难，按1比1(即股票票面值1元发行价1元)，也难推销掉，股票发行几乎无人问津。面对这种情况，市里要求干部买股票，支持改革。在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带动下，5家公司的股票推销出去了。按理，发行后就要有上市交易，但当时深圳还没有交易所，只是在商业银行下设3个附属的证券部，都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二级市场交易清淡，几乎没有什么交易。直到1989年末，二级市场的交易开始有了些变化。由于经过两年的实践，证明上市公司股票可以升值并有股利发放，人们开始认识到股票可以赚钱，许多人希望拥有股票，于是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二级市场交易开始活跃起来，证券营业部人头攒动。这就是 1990年初我到深圳工作时的情况。
从基本上没有交易，到开始有了些交易活动，到过度投机，这个过程发展得非常快，简直出乎人们的意料。炒股被认为是贸易风潮、房地产风潮后的第3次发财机会，股市迅速升温。我1990年初到深圳担任*，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形势，只有一家特区证券公司和三个营业部已无法容纳大量的交易活动，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场外交易。不仅这5家上市公司股票买卖活动大量在场外进行，其他非上市公司也印一些单子说某某企业多少股每股多少钱，也拿去交易，黑市猖獗。股票交易火爆和交易极不规范的混乱状况，隐含着巨大的风险，经济纠纷随时可能大量爆发。面对问题，*、市*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股市。时任**的李濒同志曾对我说：“规范和发展股票市场的工作你要亲自抓。”我也深深感到，对这样一项既涉及产权制度又涉及金融*的重大改革，作为*责任重大，义不容辞，不敢懈怠，有了*的交代更可以放开去抓了。我到任后下决心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股票市场，取缔场外交易，规范交易行为。1990年5月 28日我签发了《关于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交易》的*通告，一切股票交易活动都必须根据认定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资格，到证券公司交易。市人行、市工商、市*等部门协调配合开展了一场扫荡场外非法交易的综合治理行动，黑市交易得到了遏制。
一个通告、一次行动，只能治“表”，不能解决证券市场的基本问题。6月李灏同志从日本访问回来后在一次*办公会上说：整顿市场抓得好，为规范化、法制化开了个好头。现在要趁热打铁，抓紧成立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立法工作。
为了强化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决定把1988年11月成立的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因为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长期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短期资本市场)，这样一改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证券市场建设。组长仍由当时主管金融的副*张鸿义担任，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在*直接管理下开展工作。在整顿场外交易的同时，我们加快了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建设，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证券立法，二是成立证券交易所，三是发展证券公司。
证券立法工作。1989年专家班子搜集、翻译了大量国外证券市场的资料，重点研究和借鉴香港地区证券市场的经验，酝酿相关法律文件。1 990年的主要工作是结合深圳的实际起草、审议和公布实施。立法工作经过专家班子(包括征求深港两地专家的意见)、证券领导小组和市*常务会议三个层次形成法律文件，最后报*有关部门审批。当时深圳还没有*及其常委会，也没有立法权。证券交易暂行办法在1990年9月出稿后，我和李灏同志一道去找人民银行总行领导汇报，请求批准。当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也可能总行领导认为还不是很迫切，毕竟当时的公司上市还没有成为一种全国性行为，只是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有。我们对此表示理解，但决定作为试行方案，先操作，深圳是试验区嘛!为了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 1991年出台了公司制条例，对上市公司有了较规范的标准和操作程序。深圳是较早在全国按公司制国际惯例规范公司运行的地方。
组建证券交易所。1989年11月15日市*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成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王健任筹备小组组长，禹国刚任专家小组组长。1990年从年初到年末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当时大家对证券交易所能发挥多大作用认识不清，第一个方案报到我这里时，设计的营业大厅面积才100多平方米。我一看这怎么行呢，今后所有的交易活动都要汇集到交易所，而且上市公司及股票规模必将迅速扩展。第二个方案报来400多平方米，我还是嫌小。我认为尽管当时出市交易代表人数不多，但一定要有发展的眼光。最后在深圳国投大厦搞了整个一层楼面。各家银行和投资信托公司都很支持，积极参加，做证券交易所的股东，从各银行懂证券的人士中招聘抽调出一批专业人才，吸引了一批从日本、美国等学习证券回来的人士，还从香港中国银行吸收了一些，在深圳形成了一批从事股份制改造、证券管理的专家队伍。在班子和队伍解决之后，交易所的软、硬件建设很快就搞起来了，起草了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硬件设施非常先进，交易能自动撮合、自动过户，堵住了舞弊的机会。
证券交易所组建起来后，只等择时开业。1990年11月22日，李灏、我和张鸿义同志一起到国投大厦检查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我们在听取汇报和观看交易演示之后，李灏同志开宗明义地说：“何时开业?我们今天就是拍板来的。”王健和禹国刚信心十足地回答：“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但涉及到具体开业的日子，问题就来了。我们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开业报告还没有批下来，怎么办? 我想现在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为了兴利除弊，为了证券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早一天开业比晚一天开业好。我建议： “不等总行批准，作为试开业抓紧开张。特区试验权是*给我们的尚方宝剑，该用时就得用。”李濒和张鸿义同志都表示赞同，就这样拍板了。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了，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1年4月批准深交所的日子提前了5个多月。这样在中国证券交易发展史上就产生了一个悬案：总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前(1990年12月8日批准，1991年3月开业)，而深圳证券交易所试开业在先，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哪一家?1994年全国证券界在庐山开研讨会，业界人士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发言时，都会加上这么一句：如果算试开业，深圳证券交易所是新中国第一家证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把交易活动纳入到可以监控的轨道，积极培育健康、有序的股票交易市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为了适应二级市场交易迅猛发展的需要，证券公司也加快发展起来，各家银行参股，有效地利用银行的一些网点，搞证券公司或营业部。到 1991年末，营业点已经发展到306个。深圳证券市场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到1 992年末上市公司由过去的5家发展到24家，二级市场日交易额由过去的几千万元上升到几亿、十几亿元。1991年末*召开证券工作会议，时任副总理的*同志还表彰了深圳证券市场规范工作做得比较好。深圳证券市场进入了逐步提高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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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从1986年开始搞股份制试验并没有引起全国的注意。当时全国改革的焦点是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改变价格双轨制，创造公平竞争条件，这是经济*改革必须首先要闯过的关口，股份制改革还不可能提到应有地位。深圳率先搞股份制和股票上市，也没有引起“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而是处在一种冷却状态。到1990年初共有股份制试点企业100多家，其中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发展、金田、万科、安达、原野5家。
批准股票上市，当时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没有严格的标准。除了深圳发展银行有了一定规模，其他也都是不起眼的小公司。主要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敢闯敢干、敢于争先，就批了。股票发行到现在有了完善的一级市场的概念，当时没有，都是上市公司自己去推销。由于人们对股票缺少基本的了解，有些人认为股票就是投机、是*、是害人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首先就是表现为股市的大波动，多少人跳河、跳楼，因而望而生畏。再则，上市公司都是建立不久的新公司，其本身缺乏业绩和信誉的支撑，没有吸引力。原始股推销起来很困难，按1比1(即股票票面值1元发行价1元)，也难推销掉，股票发行几乎无人问津。面对这种情况，市里要求干部买股票，支持改革。在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带动下，5家公司的股票推销出去了。按理，发行后就要有上市交易，但当时深圳还没有交易所，只是在商业银行下设3个附属的证券部，都是一间很小的房子。二级市场交易清淡，几乎没有什么交易。直到1989年末，二级市场的交易开始有了些变化。由于经过两年的实践，证明上市公司股票可以升值并有股利发放，人们开始认识到股票可以赚钱，许多人希望拥有股票，于是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二级市场交易开始活跃起来，证券营业部人头攒动。这就是 1990年初我到深圳工作时的情况。
从基本上没有交易，到开始有了些交易活动，到过度投机，这个过程发展得非常快，简直出乎人们的意料。炒股被认为是贸易风潮、房地产风潮后的第3次发财机会，股市迅速升温。我1990年初到深圳担任*，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形势，只有一家特区证券公司和三个营业部已无法容纳大量的交易活动，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场外交易。不仅这5家上市公司股票买卖活动大量在场外进行，其他非上市公司也印一些单子说某某企业多少股每股多少钱，也拿去交易，黑市猖獗。股票交易火爆和交易极不规范的混乱状况，隐含着巨大的风险，经济纠纷随时可能大量爆发。面对问题，*、市*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股市。时任**的李濒同志曾对我说：“规范和发展股票市场的工作你要亲自抓。”我也深深感到，对这样一项既涉及产权制度又涉及金融*的重大改革，作为*责任重大，义不容辞，不敢懈怠，有了*的交代更可以放开去抓了。我到任后下决心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股票市场，取缔场外交易，规范交易行为。1990年5月 28日我签发了《关于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交易》的*通告，一切股票交易活动都必须根据认定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资格，到证券公司交易。市人行、市工商、市*等部门协调配合开展了一场扫荡场外非法交易的综合治理行动，黑市交易得到了遏制。
一个通告、一次行动，只能治“表”，不能解决证券市场的基本问题。6月李灏同志从日本访问回来后在一次*办公会上说：整顿市场抓得好，为规范化、法制化开了个好头。现在要趁热打铁，抓紧成立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立法工作。
为了强化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决定把1988年11月成立的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因为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长期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短期资本市场)，这样一改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证券市场建设。组长仍由当时主管金融的副*张鸿义担任，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在*直接管理下开展工作。在整顿场外交易的同时，我们加快了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建设，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证券立法，二是成立证券交易所，三是发展证券公司。
证券立法工作。1989年专家班子搜集、翻译了大量国外证券市场的资料，重点研究和借鉴香港地区证券市场的经验，酝酿相关法律文件。1 990年的主要工作是结合深圳的实际起草、审议和公布实施。立法工作经过专家班子(包括征求深港两地专家的意见)、证券领导小组和市*常务会议三个层次形成法律文件，最后报*有关部门审批。当时深圳还没有*及其常委会，也没有立法权。证券交易暂行办法在1990年9月出稿后，我和李灏同志一道去找人民银行总行领导汇报，请求批准。当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也可能总行领导认为还不是很迫切，毕竟当时的公司上市还没有成为一种全国性行为，只是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有。我们对此表示理解，但决定作为试行方案，先操作，深圳是试验区嘛!为了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 1991年出台了公司制条例，对上市公司有了较规范的标准和操作程序。深圳是较早在全国按公司制国际惯例规范公司运行的地方。
组建证券交易所。1989年11月15日市*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成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王健任筹备小组组长，禹国刚任专家小组组长。1990年从年初到年末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当时大家对证券交易所能发挥多大作用认识不清，第一个方案报到我这里时，设计的营业大厅面积才100多平方米。我一看这怎么行呢，今后所有的交易活动都要汇集到交易所，而且上市公司及股票规模必将迅速扩展。第二个方案报来400多平方米，我还是嫌小。我认为尽管当时出市交易代表人数不多，但一定要有发展的眼光。最后在深圳国投大厦搞了整个一层楼面。各家银行和投资信托公司都很支持，积极参加，做证券交易所的股东，从各银行懂证券的人士中招聘抽调出一批专业人才，吸引了一批从日本、美国等学习证券回来的人士，还从香港中国银行吸收了一些，在深圳形成了一批从事股份制改造、证券管理的专家队伍。在班子和队伍解决之后，交易所的软、硬件建设很快就搞起来了，起草了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硬件设施非常先进，交易能自动撮合、自动过户，堵住了舞弊的机会。
证券交易所组建起来后，只等择时开业。1990年11月22日，李灏、我和张鸿义同志一起到国投大厦检查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我们在听取汇报和观看交易演示之后，李灏同志开宗明义地说：“何时开业?我们今天就是拍板来的。”王健和禹国刚信心十足地回答：“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但涉及到具体开业的日子，问题就来了。我们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开业报告还没有批下来，怎么办? 我想现在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为了兴利除弊，为了证券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早一天开业比晚一天开业好。我建议： “不等总行批准，作为试开业抓紧开张。特区试验权是*给我们的尚方宝剑，该用时就得用。”李濒和张鸿义同志都表示赞同，就这样拍板了。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了，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1991年4月批准深交所的日子提前了5个多月。这样在中国证券交易发展史上就产生了一个悬案：总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前(1990年12月8日批准，1991年3月开业)，而深圳证券交易所试开业在先，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哪一家?1994年全国证券界在庐山开研讨会，业界人士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发言时，都会加上这么一句：如果算试开业，深圳证券交易所是新中国第一家证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把交易活动纳入到可以监控的轨道，积极培育健康、有序的股票交易市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为了适应二级市场交易迅猛发展的需要，证券公司也加快发展起来，各家银行参股，有效地利用银行的一些网点，搞证券公司或营业部。到 1991年末，营业点已经发展到306个。深圳证券市场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到1 992年末上市公司由过去的5家发展到24家，二级市场日交易额由过去的几千万元上升到几亿、十几亿元。1991年末*召开证券工作会议，时任副总理的*同志还表彰了深圳证券市场规范工作做得比较好。深圳证券市场进入了逐步提高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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