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区分标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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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9-17 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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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17 04:25
一、从违反义务的性质来区分
从违反义务的性质来看，合同责任是因为违反了合同义务而产生的责任。合同义务主要是约定的义务，当然现代合同法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即合同义务来源的多元化，合同义务不仅仅来源于约定的义务还包括法定的义务以及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例如，在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履行标的和期限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下，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义务，因此诚信义务也成为合同义务的组成部分，但总体上说合同义务主要还是约定义务。至于法定的或依据诚信原则产生的义务通常都是在合同约定的义务的内容不明确或存在漏洞的情况下产生的，主要起到补充法定和约定义务不足的作用。因为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合同内容主当事人依法自由约定，当事人约定的内容只要不违反强行法和公共道德，就应当具有忧先于法律规定的效力。
侵权行为都是一种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侵权行为所违反的法定义务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类：一是侵权行为法所设定的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普遍性的义务，即所谓“不损害他人”的义务，此种义务是针对所有人而设定的，其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没有合法的依据或法律上的权利而侵害他人财产或人身，都违反了侵权行为法所设定的义务。二是侵权法设定的具体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强行性义务，如民法通则第125条规定：“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实际上设定了一项义务，即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否则因此给他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是侵权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所设定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强行性义务，如有关劳动安全保护方面的法律对劳动安全保护的规定、消防法规对有关单位应当采取的消防措施的规定。这些都是强行法所规定的义务。所有的这些义务，既包括了作为的义务也包括了不作为的义务。在侵权法上，一般都是不作为的义务，即不得损害他人的义务，一般人都应当负有这种义务。四是在特殊情况下，某些特定的职责的人应当负有 特定的作为义务（如*所负有的维持社会治安的义务），或者因实施了一定的先前行为，使其负有一定的作为义务。例如，携带邻居家的孩子出外游玩，所负有的照管该小孩的义务。违反这些义务，造成他人损害，都可能构成侵权。
我认为，在区分违约和侵权行为所违反的义务的性质时，还应当把握如下几点：
1. 确定违反的这种义务是属于法定的针对一般人的注意义务，还是约定的针对特定人注意义务。一般来说，违反约定义务属于违约的范畴，而违反法定的强行性义务应当归入到侵权的范畴。但在作出此种分类时，需要进一步考虑违反的义务针对一般人还是约定的针对特定人注意义务，因为法定义务都是针对一般人的，而约定义务都是针对特定人的。例如，某人在商店试衣服时将其脱下的衣服放在外面，商店售货员同意看管，该人出来时衣服已经被盗。严格地说，法律没有设定商店看管顾客衣服的义务，但当事人之间已经通过约定产生了看管的义务，这种义务不是针对所有的顾客承担的，只是针对购买衣服的顾客而产生的，因此商店应当对顾客衣服承担保管义务。违反此种义务是一个违约而不是侵权的问题。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倾向是将违反约定义务的情况归入到侵权的范畴。例如商标使用权人违反许可合同的期限或范围使用他人商标；肖像使用人违反肖像使用合同使用他人肖像；房屋租赁期限届满以后承租人继续居住房屋既不返还房屋也不交付租金等等。许是从结果上判断而产生的。从行为人违反的义务性质来看，我更趋向于认为上述情形都是违约的问题而不是侵权的问题，因为有关使用的期限、范围等等都是合同明确规定的义务，违反这些义务大都是一个违约的问题。当然也涉及竞合的问题，但归入竞合则无疑使问题变得过于繁琐。对这些行为，我国合同法都设定了相应的责任，可以有效地解决，许多案件不需要采用竞合的观点。
2. 在确定某一种行为是否违反义务时，根据具体情况也需要考虑是否存在着默示的合同义务以及根据交易关系产生的注意义务。违反这些义务也将构成违约。
在许多情况下，当事人行为是否构成对法定义务的违反可能是难以判断的。例如，某人在宾馆住宿时，其随身携带的手机和有关衣物在房间内丢失。再如，某人在乘坐火车时，其在晚上将一双名贵的皮鞋脱下，上卧铺睡觉，早晨醒来时发现该皮鞋己丢失。在这两个案件中，受害人都以侵权为由请求对方赔偿。显然，宾馆和铁路公司依据法律规定并没有为任何人都负有看管其财物、保护其人身的义务。但对顾客或乘客是否负有一种合同上的义务，值得探讨。显然当事人之间并没有明确针对上述行为的保管和保护义务做出约定，不过，在这些合同关系中是否存在着默示的合同义务以及根据交易关系产生的注意义务，需要具体分析。
首先，必须要确定双方是否负有默示的合同义务。所谓默示义务，是指依据合同的性质和交易习惯所确定的义务，具体来说包括两方面：一是依据合同的性质和目的必须由合同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例如，在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应当负有获取特定结果的义务，而在委托合同中，当事人应当负有应尽最大努力的义务。再如在旅客运输合同中承运人根据合同的性质负有安全的将旅客运送到目的地的义务，无论当事人在合同中是否对此义务作出了约定，都可以认为承运人负有该默示之义务。倘违反义务，未将旅客安全及时送到目的地将构成违约。二是依据交易习惯，所产生的默示义务。所谓交易习惯是指，在当时、当地或者某一行业、某一类交易关系中，为人们所普遍采纳的，且不违反公序良俗的习惯做法。我国合同法第61条规，“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合同法第125条规定，解释合同应当依据交易习惯进行解释，这就确立了习惯解释的原则。因此，交易习惯成为确定合同默示义务的重要依据。例如，根据交易习惯通常是先住店后付款、先用餐后结账，这实际上是确定了默示的先后履行义务。当然，就交易习惯问题应当由当事人举证，法官应当考虑该交易习惯是否客观存在或是否合理。否则不能以此作为确定默示义务的依据。我认为，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根据旅客住宿合同和旅客运输合同的性质，很难确定旅馆和铁路公司负有为旅客看管财物的义务。至于根据交易习惯是否负有这种义务，还需要由当事人进行举证。一般情况下，由于旅馆住宿人员相对较少，每一位旅客都有特定的房间，财物保管更为便利，因此根据交易习惯可以认为旅馆负有为旅客看管某些财物的义务。而对于列车来说，由于乘客流量较大，铁路公司很难看管乘客的财物。
其次，应当考虑经济利益对义务的影响。在合同关系中，合同义务常常要受到利益关系的影响。例如，有偿保管人的注意义务明显高于无偿保管人的注意义务。同时，在法律上对合同义务的形成常常也要考虑是否存在着利益关系。如果当事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一方对另一方提供某种服务或劳务，支付了一定的对价，则另一方有可能依据这种对价负有某种保护对方财产和人身的合同义务。例如，有人在宾馆看望客人时，随身携带的物品被盗，此种情况与住宿的旅客的物品在房间丢失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显然宾馆有某种看管的义务。这种义务是根据合同产生的，且因为双方存在这种对价关系，因此能够确定当事人负有此义务。但在前一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宾馆对每一位的到访的客人都负有看管的义务。因为宾馆与其没有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对价关系。所以，宾馆对到访的旅客都具有一种看管其财物的合同义务，如果强令其承担此种义务，就会对其强加了一种合同的义务。当然，在侵权责任中，一般不能根据对价关系来考虑某种义务是否存在以及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此种义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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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17 04:26
从违反义务的性质来看，合同责任是因为违反了合同义务而产生的责任。合同义务主要是约定的义务，当然现代合同法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即合同义务来源的多元化，合同义务不仅仅来源于约定的义务还包括法定的义务以及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在区分违约和侵权行为所违反的义务的性质时，还应当把握如下几点：
1．确定所违反的义务是属于法定的针对一般人的注意义务，还是约定的针对特定人注意义务。
2．在确定某一种行为是否违反义务时，根据具体情况考虑是否存在着默示的合同义务以及根据交易关系产生的注意义务。违反这些义务也将构成违约。
3．不能将交易关系中的附随义务扩大到侵权领域。
二、从侵害的对象来区分
从侵害对象的角度来看，违约行为所侵害的是一种相对权即合同债权，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是一种绝对权。
必须看到，侵权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其保障的权益范围逐渐地扩大，不仅仅是权利的保障的范围在扩大，而且侵权法的保护对象也扩张到许多尚未形成权利的利益。由于第三人侵害债权这种制度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已经得到了承认，因此，债权也成为了侵权法的保护对象。这样一来，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的界限就变得相对模糊了。据此，区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以侵害对象作为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三、根据事先是否存在合同关系进行区分
当事人之间是否事先存在着一种合同关系，是区分违约和侵权责任的标准。在一般情况下，当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某种法律关系，而只是因为侵权行为的发生才使得双方发生了损害赔偿之债的关系。侵权人是债务人，受害人是债权人，受害人有权请求加害人赔偿损失。对违约行为来说，当事人双方事先必然存在着一种合同关系。因为违约行为的发生是以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权利义务为前提的。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当事人之间事先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将这种违反义务的行为归入到违约的范畴。
四、从侵害的后果来区分
违约损害赔偿仅限于财产损失赔偿，而且因为违约造成的损失，并非都应当由违约方赔偿，只有那些违约方在订约时能够合理预见到的损失才应由违约方赔偿。但因为违约造*身伤亡和精神损害，一般不应当由合同法提供补救。而侵权损害赔偿，既包括财产损失，也包括人身伤害和精神伤害，只要是因为侵权所造成的各种损失，无论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都应当由侵权行为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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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17 04:26
附随义务通常都是产生于特定的交易关系，它与交易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必须以交易关系作为前提。例如，在买卖中出售人提供产品说明书、告知产品的使用方法等等。这些义务本质上都是从交易中产生的诚信义务，违反这种义务都应当归入到违约的范畴。
关于附随义务能否扩大到侵权的领域，是值得研究的。试举一案予以说明：1999年10月2日中午，原告乘坐被告某客运公司的专线公共汽车，上争购票3元。途中，有两名小偷用刀片划破原告的裤袋欲偷窃，原告发觉后即与小偷抗争，而车内其他人均对此毫无行动。当车行至某路段时，原告走到车门前，要求司机停车，这时，两名小偷从车后冲上来殴打原告，并用语言警告司机不可多事，而司机及乘务员在此情况下未出声制止或采取报警等积极行动。车停后，两名小偷自行下车离去，原告即时下车，并于当日下午1时许到某镇派出所报案。原告曾多次找被告就赔偿问题提出请求，未果。原告遂在*提起诉讼。
我认为，在本案中，首先应当区分被告所负有的救助义务究竟是合同义务还是法定义务。根据合同法第301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据此，许多学者认为，承运人对于特定的旅客有救助的义务，而旅客则有受到救助的权利。所谓救助，就是抢救、帮助，以保护和维持急病、分娩、遇险旅客的生命、健康。然而，此处所说的救助是否包括在旅客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承运人必须救助危难的乘客，并与不法行为人作斗争？我认为合同法第301条所讲的“救助”的本来含义是指，当承运人遇到急病、分娩、遇险等情况时有救助的义务，但这里所说的遇险主要指的是遭遇到因自然原因所引起的险情，一般并不包括旅客在遇到不法行为人的不法侵害的情况。因为从法律上来看，要求承运人必须要从事与歹徒作斗争的行为，如果不从事该行为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这对承运人来说，未免要求太高。更何况在客车装满乘客的情况下，如果承运人与歹徒搏斗也可能会伤害其他的乘客，所以法律不可能要求承运人必须负有此种义务。也不能说，违反此种义务便有过错并承担侵权责任。因为法律不能要求一个公民去从事其力所不及、或者虽然能够做到但要付出相当代价的事情。就见义勇为来说，尽管从道义上来说每个公民都应当负有这种道义的责任去从事此种行为，但是毕竟从事这种行为存有一定的风险，也可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法律不可能强求公民必须要这样做。法律规则通常是最低的行为标准，其所规定的义务必须是一般公民应该能够做到的。但对于见义勇为的行为来说，并不是每个公民都能够做得到的。如果公民未能做到该行为，法律也不能对其进行惩罚。同样在本案中被告的司乘人员作为一般公民确实不应当负有与歹徒搏斗的义务，其未从事该行为不能认为其犯有过错。所以，我认为在本案中被告并不应当负有一种必须采取措施制止歹徒行为的法定义务，被告人从事此种行为不能说其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然而，我们说被告不应当负有必须救助的法定义务，并不是说被告不负有合同上的义务。事实上，原被告双方已经达成了一种旅客运输合同，在这种合同关系中，承运人应当负有将旅客安全及时地送到目的地的义务，旅客则应当负有交付票款的义务。既然承运人应当安全地将旅客送到目的地，那么就应当采取各种措施保障旅客的安全。这就是承运人所负有的合同义务，它不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我们说承运人所负有的这种义务并不是针对所有人承担，而仅仅只是针对特定的旅客承担的。如果某人没有买票上车，其与承运人并没有形成一种合同关系，那么他在免费搭车的过和中受到他们的伤害，则无权根据合同要求承运人赔偿。但如果某人已经买票上车，则他与承运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成立，承运人就应当对他负有保护的义务。同样，在旅馆中如果旅客受到歹徒的袭击，旅馆是负有责任的。但在商店里，某个顾客受到他人的殴打，商店并不一定要对顾客受到伤害承担责任。这主要是因为这前一种情况下，旅馆和旅客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旅馆对旅客在旅店内的人身安全应当负责任。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顾客和商店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合同关系，所以商店对顾客并不负有一种基于合同产生的保护义务。
同样在本案中，由于承运人和旅客之间已经形成了合同关系，所以承运人应当对旅客受到伤害承担责任。这就是说，就具体的合同义务而言即使具体的承运人和旅客之间并没有在合同中具体地约定承运人是否应对旅客负有救助义务，但依据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承运人都应当负有此种义务。所以不管这种危险是因为何种原因引起的，只要旅客正在遇到了危险需要承运人予以救助，承运人就应当履行救助义务。
该案例提出一个问题，即能否将合同中的附随义务扩大到侵权领域，使任何人都有一种依据诚信原则所产生的保护他人财产、人身不受侵害或见义勇为的义务？我认为侵权法中不应当具有这种义务。因为这种义务只能在合同中运用，合同中采用这种义务，一方面是为了填补合同漏洞的不足，另一方面是为了在交易关系中强化商业道德。
附随义务主要是在交易关系中产生的，其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填补当事人约定的不足，从而更好地实现当事人的意志与利益并体现合同正义，但是在交易关系之外我们不能对一般人要求其承担过高的道德义务，这就是涉及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法律是人们最低的行为准则，道德是高于法律规定的行为准则。附随义务体现了较高的行为准则，在合同中当事人可以约定一些体现较高商业道德标准的附随义务，即使没有约定，法律也可以根据合同的目的和性质要求当事人负有此种义务。但是在合同关系之外，法律不宜要求当事人对一切不特定的人负有体现较高道德标准的附随义务。除非是行为人以故意违反诚信义务的方式造成他人的损害，则有可能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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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17 04:27
二、关于侵害对象的区分标准
从侵害对象的角度来看，违约行为所侵害的是一种相对权即合同债权，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是一种绝对权。在这里，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是一种绝对的不受*的权利，它主要是从权利所针对的对象是否具有*排斥他人的效力角度上谈及的。合同债权作为一种相对权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只有特定的当事人一方才能向另一方根据合同主张权利。一方当事人不得向没有合同关系的他人主张合同上的权利。但绝对权如物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等，权利主体都是特定的而义务主体是不特定的，也就是说任何义务主体都负有不得侵害权利*利的义务，而权利人的权利可以排斥所有人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权具有强烈的排它性。一般来说，侵害相对权构成违约，侵害绝对权将构成侵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侵权法保障的是绝对权，而合同法保障的是相对权。
必须看到，侵权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其保障的权益范围逐渐地扩大，不仅仅是权利的保障的范围在扩大，而且侵权法的保护对象也扩张到许多法律上尚未形成权利的利益。由于第三人侵害债权这种制度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已经得到了承认，因此债权也成为了侵权法的保护对象。这样一来，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的界限就变得相对模糊了。据此，我认为，区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以侵害对象作为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任何一种侵权行为在发生以后，受害人要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则必须要举证证明行为人侵害了其某种权利或利益，而这种权利和利益应是受到侵权法保护的。所谓侵权行为在结果上一定侵害了某种法定的权利或利益，这就涉及到侵权法所保护的权益究竟具有何种特点??几个特点：
第一，这种权利或利益必须是私法上的权利或利益。也就是??体的权利或利益而不是社会公共利益或受公法保护的利益。例如，某人在上高中期间被学校??遭受侵害为由提起诉讼。我认为，该案作为侵权处理将遇到的障碍是，受教育权究竟是私法上的权利还是公法上国家应当负有的义务？我国*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与其说这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如说是国家的义务，*规定国家负有为每个公民提供相应的教育设施及其他教育条件的义务。例如，*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这不是说国家必须保障每一个公民都能就业，而是说国家必须为每一个公民提供相应的劳动的条件、劳动的机会。公民因*规定的对国家的义务而享受到的利益不是私法上的利益。而且分班本身也不是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剥夺，只是由于被分到差班可能使原告受到的教育不如分到好班受到的教育要好，但这并没有影响其受教育权的享有。即使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也不能通过民法上的侵权责任来解决，而只能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
第二，这种权利或利益应当具有确定性。如果权利或利益的内容很难确定，则就难以确定行为人究竟侵害了受害人的何种权利和利益，从而不能认定其构成侵权。例如对于配偶权是否能够作为民事侵权的对象的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我认为，由于这种权利的内容不易确定，因此不能构成民事侵权的对象。例如一些案例中妻子拒绝与丈夫同居、拒绝生育子女等。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侵害了丈夫的配偶权，我认为，同居和要求生育子女是否构成配偶权的内容，是值得讨论的。即便构成了配偶权，其内容也是很难确定的。因此，将配偶权作为侵权的对象，在法律上是很难成立的。再如，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其范围也是很难确定的。例如，某人在商场购物，售货员未告知货物的瑕疵，便提起侵害知情权的诉讼。我认为，这实际上是违约或欺诈的问题，而不能作为侵害知情权的案件处理。
第三，这种权利或利益应当具有排它性。由于侵权法保障的权利都是绝对权，这种绝对权表现在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或者说这种权利和利益能够对抗来自一切不特定人的侵害，是对一切不特定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任何不特定的人都负有不得侵害这种权利和利益的义务。至于在特定的合同关系中所产生的合同利益被侵害，主要应当通过违约来解决，而一般不宜通过侵权来解决。例如关于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主要涉及合同责任，对承包经营权的侵害应当接照违约来处理，但如果将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对待，具有排他性，则侵害这种权利可以构成侵权。
第四，民法对这种权益的侵害能够给予一定的救济。民法是否能够提供补救，是某种行为是否能够构成侵权行为的最关键因素。例如，对于妻子拒绝与丈夫同居、拒绝生育子女等行为以侵害配偶权提起诉讼，即使*支持其诉讼主张，也是无法强制执行的，这就表明对这种权益在民法上不能提供一种补救方式，因此，侵害这种权利不能构成侵权。需要指出的是，确立对对某种权益的侵害民法上能够给予一定的救济，常常是现代侵权行为法要考虑的重点。即只要某种权益遭受侵害以后，能够给予某种救济，无论其在法律上应归入哪一种法定的权利之中，在法律上都可以将其归入到侵权的范畴，并受到侵权法的保护。例如，对“包二奶”的行为，究竟侵害的是何种权利或利益在法律上一直存在争论。我国法律过去并不认定其构成侵权，这主要是考虑到没有相应的救济方法。2001年婚姻法修改后，针对这种行为规定了民事赔偿的补救方式，从而使“包二奶”的行人也可以构成民事侵权行为。当然，这种侵权行为侵害的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在理论上还有待了一步讨论。
需要讨论的是，对于侵害权利之外的利益是否需要依主观标准进行限定？德国法上规定必须是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的方式损害他人的利益才能构成侵权，我国、台湾法也采取了这种规定。我认为，采取这种*是必要的，因为法定权利之外的利益范围极为广泛，如果法律不对其构成要件加以严格*，则侵权法的范围将漫无边际，人们必将动辄得咎，据此，也不宜采纳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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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17 0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