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人物蔡元培的评价，字数3000字2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3-10-30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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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3-12-16 19:52

这是我从新浪找的以人生论为核心的哲学思想　　早在1912年冬，蔡元培尚在德国留学其间，他就写下了题为《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文章。出掌北京大学之后，他在北大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就是依据上述文章的基本思想提出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理解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一系列措施,就必须首先清楚地知道这篇文章的思想主旨。　　在文章中, 蔡元培说，要确定我们的人生观，就必须先有自己的世界观。其时，蔡元培深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他认为我们的意识是由物质与形式这两个元素组成的。而物质与形式又是相互对待的。于是，在物质与形式之上还必须另有自在者。蔡元培指出这样的自在者就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于是吾人得以意志为世界各分子之通性，而即以是为世界本性”。他认为，作为世界本体的意志是没有目的的。或者说，本体世界为“黑暗之意志”、“盲瞽之意志”，但处在现象世界的人类是有其意志的。　　正是在这个大意志的推动之下，宇宙及其中的万事万物也就处在不断的进化途中。通过蔡元培对于进化史的一些言论，我们可以推断出蔡元培的两个基本思想：第一，肯定了人类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是一种进步；第二，蔡元培通过对进化史的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即整个世界以“合”为最终或最后之“鹄的”。如“无机物之各质点，自自然引力外，殆无特别相互之关系。进而为有机之植物，则能以质点集合之机关，共同操作，以行其延年传种之作用。进而为动物，则又与同种类间为亲子朋友之关系，而其分职同功之例，视植物为繁。”　　考察进化史得出的结论引导蔡元培看清楚了世界的“最后之大鹄的”是“合世界之各分子，息息相关，无复有彼此之差别，达于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相交之一点是也”。　　世界的通性已如上述，那么人类的通性又是什么呢？为了说明人类的通性，蔡元培首先批判了老子的思想。众所周知，老子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是一种“小国寡民”的状态。但是蔡元培却指出，老子所谓的理想社会仅仅着眼于当下的幸福，没有看出人类真正的通性。那么人类所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呢？蔡元接着说道：“自进化史考之，则人类精神之趋势，乃适与相反。人满之患，虽自昔借为口实，而自昔探险新地者，率生于好奇心，而非为饥饿所迫……文学家、美术家最高尚之著作，被崇拜者或在死后，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得信用而辍业。用以知：为将来牺牲现在者，又人类之通性也。”　　人类的通性是否就是为将来而牺牲现在，依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蔡元培是确信这一点的。而他之所以如此确信，完全是由于在他的哲学世界中，本体的意志要高于现象的意志，而现象的意志必然要回归于本体的意志，从而成就一个“本体世界之大我”的哲学思想。　　从这样的世界观进一步推导，蔡元培也就自然而然得出如下的人生观：“循是以往，必有菽粟如水火之一日，使人类不复为口腹所累，而得专致力于精神之修养。今虽尚非其时，而纯理之科学，高尚之美术，笃嗜者故已有甚于饥渴，是即他日普及之征兆也。科学者，所以祛现象世界之障碍，而引致于光明。美术者，所以写本体世界之现象，而提醒其觉性。人类精神之趋向，既毗于是，则其所到达之点，盖可知矣。”“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较著也。”这就是蔡元培的新人生论及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论。　　细查蔡元培的学术思想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关注的是以人生论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所以他在出掌北京大学之初，就力邀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众所周知，陈独秀当时就是以积极宣传一种新人生论而为当时的社会所关注。实际上，蔡元培的人生论是与陈独秀等人极力提倡的新人生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对陈独秀的邀请也就是要以这种新人生论来影响北京大学。　　“学术至上”的基本原则　　上述的新人生论也使蔡元培深刻地认识到传统科举取士的弊病。此种弊病在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之前就严重地存在着。在人们眼中，当时的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只不过是变相的官僚衙门，人称之为“官僚养成所”。毕业学生的理想就是去做官，学生就是候补官僚。也正基于此，当时预科毕业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很少，入理科者更少，其原因在于“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　　对于此种状况，蔡元培当然很不满意。所以在上任伊始，他就明确地提出改造北大的三项任务。这就是，一曰抱定宗旨，到北大来就是研究学问，而无其他任何旁的目标。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　　表面上看，这三项任务是并列的，但其实质上就是一项，即研究学问。比如第三项任务的实质是要为研究学问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氛围。而第二项，据蔡元培本人的解释也是为了学问的研究。在他看来，新型大学的理念只有一条，即“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现在看来，此番讲话并不具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但在当时却预示着整个北京大学的性质将要发生根本的变化。　　在蔡元培看来，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最高学府，应该成为研究学问的所在，而不是官僚的培养所，也不是传授谋生手段或技艺的地方。他“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蔡元培的这种“为了学问而学问”的思想明显来源于他对在《世界观与人生观》一文中所指出的人类通性的看法，即牺牲当下的功利而为了将来的精神享受。总之，北京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在，是纯净的独立的研究学术的象牙塔。因此，北京大学精神首要和基本的含义就是维护学术尊严、强调学术至上。正是在蔡元培的积极推动之下，北京大学逐渐地形成了当时人所说的“学术第一”的传统或精神。　　这种“学术第一”精神理念在北京大学管理制度层面的落实，就是要以学问或知识来决定有什么样的学者进入北京大学。学者能否进入北京大学，首先要审视其学问和知识，这是最高的准则，而且在蔡元培长校期间也应该是唯一的标准。在他的眼里，其他的种种如*思想、意识形态、生活小节等与学术研究并无紧密、必然关系者，都“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在“学术第一”的精神指引下，评判、录用教员的标准也就当然以教员的学术造诣为主，甚至成为了唯一的标准。　　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园内聚集了具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或意识形态背景的学者，有自由主义者，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主义者、复辟主义者。作为校长的蔡元培真正做到了“宰相肚里能撑船”，容下了各色不同的学者。　　上面的叙述表明，北京大学历史上的此种“兼容并包”局面是在蔡元培“学术第一”的精神之下形成的。“兼容并包”须以学术、学问为前提条件的，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进入北京大学这一块学术圣地。“兼容并包”实质是不问教师的思想立场、意识形态，只要教师有学问、有知识，都可以有机会在北京大学这一舞台上一试身手。如辜鸿铭能够进入北京大学，不是因为他脑后拖着辫子、眷恋旧帝制的封建遗老遗少心态，而是他对传统国学的精深研究，才有资格在北京大学占一席之地。可见，“兼容并包”并不是第一位的，而是从属于“学术之上”这一基本原则的。对于北京大学而言，离开了“学术至上”或“学术第一”的原则，“兼容并包”也就毫无意义了。　　学术的独立重于*的独立　　蔡元培大学理念的核心是“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我们应该细细玩味这句话的真实确切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