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皇姑屯会出现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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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30 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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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00:25
皇姑屯事件，可以说中日历史上最为吊诡的事件。其脉络痕迹，至今语焉不详，不仅是在中国，在日本史学界曾经全面检讨侵华战争中陆军所为的背景下，似乎依然如此。这才是最令人诡异的问题。
所谓皇姑屯事件之诡异，不是在于事件的过程。皇姑屯事件的过程，中日史学界难得非常一致的指认，策划人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直接埋设的炸药的是独立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这是除了眼下某些无聊的“良历青”，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吧。而且即便当时，日本政界也立即辨认清楚皇姑屯事件中关东军的痕迹，唯一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在事件发生后立即表示“这太可疑了，虽然不能对外界讲，元凶一定是陆军那帮家伙”（《原田日记》第一卷第三页），而时任首相的田中义一也立即明白是关东军所为，派宪兵司令官峰负责调查此案，并在12月24日上奏天皇，保证“严肃处理”。也就是说，即便是1928年的当时，即便是在日本，刺杀张作霖是日本军人，具体说是关东军军人所为都没有疑问，那么为什么皇姑屯事件会成为中日历史上最语焉不详，最为吊诡的事件呢？
今天，我们说到皇姑屯事件，往往会说，这是因为“北洋军阀也爱国，不愿意受日本操控。日本鬼子狗急跳墙，刺杀了张作霖”。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下文再叙，倒是日方史学界的解释更为搞笑：关东军本来就没有指望过张作霖，倒是对他的儿子张学良有所期待（马场伸也《走向满洲事变的道路》）-----言下之意，就是河本大作认为，杀了张作霖，张学良就会成为关东军的好傀儡。难道从甲午战争以来已经三十多年，日本人居然不知道在中国“不孝”是大罪，“杀父之仇”不报是为世人所耻笑的吗？河本大作有这种想法，或者说他纯粹就是一个*白痴，还是别有隐情呢？
众所周知，1928年国民*正在北伐，节节顺利；张作霖败退平津，而日本方面则要求张作霖退守奉天，“调解南北争议”，而当时日本执政的田中义一及其侧近铃木贞一，森恪（后二人为史学界认为《田中奏折》的真正作者）正鼓吹“满蒙非中国”，通过“调停南北军”，打算实施将满洲领土和中国隔离开，通过军阀的傀儡统治而实现将满洲成为日本势力范围的方针。就在这时，发生了皇姑屯事件，从而导致半年后东北易帜（12月29日），中国*统一，田中内阁的外交*全面破产，而田中义一因无法处置军方“独走”而遭到日本天皇训斥下台（当年日本裕仁天皇不是战后某些人描述的不管事的“傀儡”），不久去世（1929年9月）。也就是说，皇姑屯事件，彻底破坏了日本政界的*，不仅造成东北军的困难，对于国民*当时也并非有利事件（这点后面详述）。日方居然导致自己的敌人联合起来，简直就是一件极其无聊的猪头事件。
最近研究日本右翼的发展史。了解到了一些颇为惊人的事情，或许能说清楚皇姑屯事件为何发生，为何在这个事件，这个节骨眼上发生这样奇怪的事件呢？
日本历史学家崛幸雄，为了描述在《日本战前国家主义运动史》一书“满洲事变”节下，列出这么一张年表。我抄录于下：
1926-4-21 张作霖和吴佩孚组织联合*（张作霖进入北京）
1926-7-9 蒋介石开始北伐
1927-2-17 币原外相在贵族院阐述不干涉中国内政原则（giga子按：日方的此时“中国”概念，一般不包括东北即“满洲”）
1927-3-24 南京事件
1927-4-20 田中义一内阁成立
1927-5-24 （日本）内阁决定第一次出兵山东
1927-6-1 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出任安*大元帅
1927-6-27 东方会议开始举行（giga按：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开会，商讨《对华*要纲》，要点就是确立“日本在东三省的特殊地位”）
1927-8-13 蒋介石宣布下野
1927-10-15 山本条太郎（满铁社长）和张作霖签订密约
1927-11-5 蒋介石和田中义一在青山会晤，根据现存史料分析双方可能存在“箱根密约”
1928-1-1 蒋介石复出国民*军总司令
1928-2-20 日本第一次普选，民政党大胜
1928-4-9 （国民*）宣布北伐
1928-4-19 （日本）内阁宣布第二次出兵山东
1928-5-3 济南事件
1928-5-18 日本宣布维护满洲治安。日本公使谦泽芳吉要求张作霖返回东三省
1928-6-4 张作霖返回奉天，在皇姑屯被炸身亡
1928-7-7 国民*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通告废除日中通商条约
上述年表大致可以反映出当时中日双方政局的变化。
如此一来，当时中日双方在北伐问题上的博弈，giga子大致归纳如下：
蒋介石第一次北伐受阻于南京事件，清党问题（4.12）和日本*出兵山东（也就是说不准北伐军继续北伐）。1927年8月下野后蒋介石东渡日本，和刚刚担任日本首相的军界要人田中义一等协商，达成日方不干扰国民*北伐，国民*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权（即不出兵东北）的“箱根密约”。这点是和田中等人的“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匹配。
而日本方面田中义一成为日本首相，通过“东方会议”形势首次将日本在东北之特权正式提出。并通过第一次出兵山东阻止国民*北伐，从而迫使蒋介石以日本在东北的特权来换取日本对于国民*北伐的“默许”。应当说从日方看来，是一次成功的外交。
而且，田中内阁，除了第二次出兵山东（济南事件阻止了国民军在山东获得出海口的企图，蒋介石并以此为由，拒绝冯玉祥控制平津），的确严守了田中-蒋介石约定。当北伐军和奉军在关内（平津）激战期间，日本借口“调停南北”，一再要求张作霖撤兵东北，5月18日，日方提出《关于维护满洲治安措施案》，即中*队进入东北的将一律解除武装以“维护治安”，借口是“战乱扩大至京津地区，将祸乱满洲。为了维护满洲治安，帝国*将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甚至一度准备出兵锦州，但是被外务省和参谋总长铃木庄六阻止。
以此，可以看出田中内阁对于北伐后期张作霖的处置是“强迫其退往奉天，脱离和国民*军的接触（当时平津地区由东北军控制，山东一度是东北军附庸直鲁联军的地盘）”，这和田中义一“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的*以及青山会议--箱根密约的外交*是一脉相承。其特点就是将“中国”（国民*）和“满洲”（张作霖*）从*上强行分开。而1928年6月初，张作霖无法抵御来自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的压力，顺从其老友田中义一（田中义一和张作霖的关系非常深）的要求退出华北而返回奉天，田中-蒋介石的约定似乎就要实现时，事情突然向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展了。
张作霖返回奉天，北伐军打到平津地区，田中义一分隔中华为“中国”，“满洲”的计划就要成功之际，忽然被人插了一杠子。这是谁干的呢？为什么这么做？又造成了什么后果？
那个无端生出是非的混小子，大家都知道，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
说到关东军，大家都知道那是日本著名的精锐部队，其实当时关东军不过指日本屯驻满铁的护卫部队，人数不多，据说大约也就一万多人吧。至于说到“高级参谋”是什么，看过《军国幕僚》一书的学友都知道，日军的指挥系统中，实际上指挥军队的，就是这些*不高“高级参谋”。
上文说到，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要求“出兵锦州”而被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和外务省制止一事。即可以看出其中背后即有河本的策划影子。前文已经说明，田中义一之所以要求张作霖退回奉天，是为了履行“青山会议-箱馆密约”精神，即将国民*和张作霖分隔的企图。所谓“张作霖如果不及时退回奉天，以后想回来也回不来了”云云，其实是对张作霖的讹诈，以便张接受田中内阁的要求放弃东北军在关内的地盘。而关东军一旦真的成兵锦州，十多万关内奉军无法出关，岂不是真的要*着张作霖下不来台吗？
张作霖的后台，其实也就是田中义一。1928年之际，中华大地正在展开北伐，而田中义一事实上和交战的南北两军都存在“特殊利益”，可以说外交策划是出人意料的成功。可是关东军居然有人故意拆田中的台，这点实在诡异的很。
其实一点也不诡异。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田中义一曾经在12月24日上奏“严肃处理”（即处置搅事的关东军军官），接着1929年1月25日第56次议会上，民政党议员中野正刚提出追究“满洲某事件”（这是日本官方对于“皇姑屯事件”的说法）。遭到日本军部的反击，田中无法压制陆军的敌意，只能对于处置含糊了事（河本大作“停职”，斋藤桓参谋长和水町竹三少将“反省”，村冈长太郎司令官“待命”，处分令于1929年7月1日下达），处分的理由是“警备的疏忽”，完全否认了关东军涉及“某事件”的事实。1929年6月26日田中义一向天皇上奏“是南方军队所为”，裕仁“首相所述不是前后不一致吗？”（事实上，根据《昭和天皇独白录》，当天他甚至直接说出“你就提出辞呈吧”）。处分令下达的次日（1929年7月2日），田中内阁总辞职，田中义一随即垮台。
可以看出，这个事件中，故意给田中义一出难题，有蓄意制造事端破坏田中策划的河本大作，有军部中为河本叫好，支持河本而故意给田中出难题的将官们，甚至，不得不说。关于此事，裕仁天皇也不是他自己回忆录中写的那么“清白”！
百度上给出一个在皇姑屯事件后支持河本的日本军官名单：
-----------------------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山冈重厚、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等人，采取坚决维护河本的方针，反对以军法或司法程序处置河本。同时也得到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及陆军上层人物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等参谋本部首脑的支持，形成陆军全体结成维护河本的阵势。
熟悉昭和军阀史的，应当一下子就认出来这些人是谁了吧。第一批，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等人，就是二战期间执掌日本军政的著名的“统治派”成员，而山下奉文，荒木贞夫，则是以搞出“二二六事件”闻名的日本“皇道派”军人，日本陆军被称为“皇军”就是这些家伙搞出来的花样。
田中之垮台，是由于日本陆军派阀斗争的结果。日本倒幕运动，西南诸藩中出力最重的是萨长二藩，日后由于“征韩论”中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垮台，陆军中长州藩的势力极度膨胀，出现了山县有朋这样执日本军政牛耳之人物。
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前期有一种笼统的说法即是“伊山时代”（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轮流执政）--“桂圆时代”（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轮流执政）。其中山县有朋就是长州阀的鼻祖，桂太郎就是山县有朋的大弟子。一度间，陆军非长州阀难以出头，成为一种常识。当然长州阀，尤其是山县有朋那种跋扈的行为，也令他人所侧目----其中对山县最讨厌的，莫过于日后成为天皇的裕仁了。
日本陆军军官酝酿倒长，由来已久，其中最出名的大概算是“陆军三羽乌”，日本陆军少壮军官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在欧洲“观战”，大正十年（1921年）三人在德国的巴登巴登聚首商讨陆军改革问题，根据冈村宁次的问题，他们主要讨论的议题就是“长州阀垄断陆军人事的制度必须打破；打破日军陆军独立实施统帅权的局面”
此三人回国后，组织同志，于1927年建立“二叶会”（二叶是位于东京涩谷的一家法国料理店）：成员为陆军士官15期至17期的毕业生：河本大作，山冈重厚（以上陆士15期）；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以上陆士十六期）；东条英机，渡久雄，松村正员（陆士十七期）（上述资料引自《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同时并且出现“樱会”，“一夕会”这样的组织。其矛头均指向当时在陆军有巨大势力的长州阀。
以此，可以说，日本陆军少壮派军官，对于当时身为长州阀的首领，成功进行外交策划而确保“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是不满意的，与其说是对张作霖不满，倒不如说就是对张作霖的后台是田中义一这点不满。所以，由倒长州阀的积极分子发动刺杀张作霖的行动，即可以破快东北“受日本保护的局面”以便实施全面占领，更可以破坏田中义一的威信，对于长州进行最致命的打击（田中死后，长州阀主要人物只有一个不被人看好的寺内寿一，而当时长州旁系的主要人物宇垣一成，实际上是统制派的真正创始人）。
那么，关于东北（满洲）问题，长州阀和陆军少壮军官的矛盾究竟在哪里呢？撇开公认是言必称“我是帝国主义者”的森恪和铃木贞一伪造的《田中奏折》不谈。即从皇姑屯事件的前的博弈就能看出，长州阀虽然是军阀，但是秉承当年倒幕之藩阀思维的后果，其主旨是“确保日本的特殊利益”，所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击败清军主力打算攻打山海关，被藩阀出身的伊藤博文所制止。因为从善于搞“间接统治”的藩阀而言，这种开销不大的“委托管理”远比直接占领来的便宜。甲午战争，日本的收益达到两亿多两银子，要是灭了满清帝国，谁帮它去履行“马关条约”的割地赔款条约呢？同样，在藩阀统治时期，日本利用中国代理人，在东北只保留了一支一万多人的部队，在华北只保留了一支4千人的部队即维护了日本“在华特别利益”。而到了统制派军人执政，其在东北居然使用了60万军队，华北诸军也达到数十万之谱！可以说，从维护日本利益的角度看，不能说田中同时拉拢蒋介石和张作霖进行“间接施压”的做法是一种软弱的行为。
而统治派通过皇姑屯事件清算了长州阀，通过“国体明证论”驱逐了*内左翼民主势力，通过“二二六”清除军部内部极端右翼势力。即走上全面侵华扩大战争的道理。石原莞尔发动“满洲事变”（918事变）是为了“关东军直接领有满洲”为其《世界最终战争论》服务。可以这么说，在田中内阁时代“日本在满洲特殊权益”的思维下是难以实施的。而到了918事件之后，占领东北使得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欢愉雀跃，最后却导致日本走向二战覆灭的道路。
应当说，皇姑屯事件，敲响了日本最后藩阀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稳步发展图强的丧钟。田中义一，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无论是从私德还是其施政讲，都不可能有什么好评。但是皇姑屯事件后田中的垮台，对于中华而言即意味着日本不断的正面侵华行为即将开始，对于日本而言，原子弹的第一根导火索，事实上就是独立工兵联队的东宫铁男大尉亲手埋下的。也许对于此人而言，这是他唯一“名垂青史”的机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