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研究与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的答辩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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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1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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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7 01:11
一是给学生介绍“优秀学生写日记的故事”和“名人谈日记”，通过这些介绍来让学生理解写日记的价值。比如介绍了云南高考状元孟涓涓的故事。孟涓涓利用课余时间写下了《我要让我上北大》的手记。这本*录了一个中学生心灵自理、自我成长的历程。
二是给学生讲解“写日记的方法”。首先，回忆自己的经历，不让自己无话可说。动笔写日记之前，要像放电影一样很快地在头脑中回忆一天的经历。把看到的、听
到的、读到的、想到的特别做过的事情一一回忆一遍。其次，把最有意义或最有趣的事情作为某一天的日记的主题。在回忆的过程中找到一天中最有意义或最有趣的
事情，把它记录下来，就是一则很好的日记。做到这一点，写作文就不会无话可说了。
三是教师和学生一起比赛写日记，并相互监督。为了让学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老师与学生比赛，看谁能天天坚持写日记，看谁的日记写得比较丰富、有趣。同时要求学生在日记本上的第一页写上自己的座右铭，以便鞭策自己、鼓励自己。
定期检查学生的日记，相互交流日记。每个星期一选择几篇学生的日记和我自己写的日记读给学生听，让学生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监督，也让他们监督老师，看我是否也天天记日记。
一个学期下来，有几个学生的作文明显有进步。他们中有几个人在日记里说“要跟老师比赛”，“要超过老师”。也有学生开始几周坚持写日记，后来有荒废了。可
是看到同学和老师都在坚持写日记，又重新回到写日记的习惯。学生群体中明显有一种相互鼓励、不服输、不罢休的精神在静悄悄地生长。我本人也经历了考验。因
为丈夫病故，受打击很大，几乎要倒下去。可是因为有一种承诺，要和学生一起道德长跑，逐渐恢复精神，一直坚持到今天。学生也很懂事，他们在日记中表达对老
师的关心。有一位学生在日记里说：“邓老师，你要坚强一些，要开朗一些，一定要开心度日，因为我也知道失去亲人的滋味。”（她的父亲前年离开人世）。
案例2：校本教学研究：“评课”的意义与限度
一、“评干国祥的《斑羚飞渡》课堂实录”[2][12]
《人民教育》2004年第13—14期合刊推出了一组新课程优秀课例，青年教师干国祥执教的《斑羚飞渡》入选其中。拜读了这篇课例，笔者不能不为干老师丰富的学识、深刻的思考、独到的设计而深感钦佩。但钦佩之余，又不能不为这堂课中存在的缺陷感到遗憾。
……
由于执教者把《斑羚飞渡》看成了“寓言性质的文章”，误认为作者是“通过斑羚来写人”，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脱离文本的“解读”。这篇课例名为《斑羚飞渡》课堂实录，但我们从整个课堂实录中却很难看到解读小说的过程，而是在解读另一个文本——一个与《斑羚飞
渡》并没有太多关联的重新组合的文本。按执教者的说法，这是一个“互文性文本”，即“引进相关的‘同题’、‘异质’的文本材料”，旨在“使得课文中模糊的
意义清晰起来”。但这些文本材料与《斑羚飞渡》是“同题”的吗？课文的意义真如执教者所说，是“模糊的”吗？由于执教者自认为《斑羚飞渡》反映的是“人类
面临灾难时的选择”，而故事本身却是动物的自救，因而不得不借助课文之外的文本材料，使其“意义清晰起来”。显然，这个“互文性文本”并非解读文本的需
要，而是为了证明执教者的个人见解而“引进”的。教师通过幻灯、电影剪辑等可视性材料，引导学生探讨“人类面临灾难时的选择”，尽管这是一个极有思想深度
的话题，但它毕竟不是《斑羚飞渡》本身蕴涵的意义。在这节课上，教师让学生先后思考两个问题：一、规则·文明与野蛮；二、个体生命的尊严。这两道思考题与
《斑羚飞渡》并没有多少联系，而是根据“引进”的文本材料划定的思考范围。因为对动物而言，根本不存在什么“文明与野蛮”之规则，它们也不可能懂得“个体
生命的尊严”。动物的护弱是出于一种本能，和人的道德准则与理性思考不能相提并论。尤其是关于“个体生命的尊严”，与《斑羚飞渡》这篇动物小说实在沾不上
边。在这堂课上，学生并没有走进文本，执教者在刚开始让学生复述了一下故事，并谈了一些读后的感受，以后就基本上让它“靠边站”了。可以说，《斑羚飞渡》
只是起到了一个引出新文本（由执教者搜集的课外材料组合而成）的作用。
也许有人会说，解读文本不应局限于文本，而应超越文本。此话当然没错。但超越文本只能以课文为基础，是对课文的充实（如适当地引进课外材料）和创造性处理；而不是脱离课文去另立一个与课文迥然有别的新文本。
二、缺乏对话的“生成”。执教者在学情分析中谈到：“我力主进行一种生成性的，通过对话展开的教学，形成对主题的‘临时性共识’。”毫无疑问，这堂课确实
形成了“对主题的‘临时性共识’”。但这个“临时性共识”是否通过师生的平等对话“生成”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临时性共识”其实是教师在课前就已经
确定的，如《斑羚飞渡》反映的是“人的故事”，课文的寓意是“面临灾难时人类作何选择”。为了达成这样的“共识”，执教者对学生们的见解采取了不屑理会的
态度。如学生在发言中谈到“给我感受最深的是斑羚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我觉得这个故事不真实，这些动物的智慧也太厉害了”等，都不无道理，本应充分肯
定。但由于这与执教者的认识不太吻合，很快便被打入了冷宫。就拿真实性来说，执教者事实上也认同学生的看法，但却把这种不真实解释为“故事中的斑羚不是生
活中的斑羚”，进而推出这是“反映‘人’的故事”的结论。学生的话语权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剥夺了。其实《斑羚飞渡》的真实性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虽
然动物小说允许虚构，但虚构必须合乎情理，执教者也对“艺术上的合理虚构”作了如下描述：“它是一个应该发生也可能发生的虚构故事。”而根据这一标准，很
快就可判定“斑羚飞渡”这个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有违“艺术的合理虚构”，这也正说明学生提出的“这个故事不真实”的看法是正确的，剖析其“不真实”之所在无
疑有助于学生打破对教材的崇拜意识，但执教者却视之为“死结”而有意绕开了。此外，这篇小说把动物的灭顶之灾描绘成一幅壮美的画面，既没有对遭到残害的生
命的同情与悲悯，也没有对灾难制造者的愤然谴责。作者以赞赏的笔调渲染那种惨不忍睹的场景，并不惜虚构出一道彩虹来烘托斑羚的死亡之“美”，其价值观存在
明显的错误倾向。为什么不可以让学生就这样的问题进行探究呢（当然这不是唯一的解读方式）？难道培养他们的批判精神不比讨论“人类面临灾难时的选择”更贴
近文本，更具思想的深度吗？当执教者在引导学生“感受‘敬畏生命’这一人类学主题所带来的震撼与魅力”时，竟然对《斑羚飞渡》中发生的由人类制造的生命惨
案无动于衷（下课前还让学生通过集体朗读再次欣赏老斑羚从容赴死的“美丽”画面），这似乎给本堂课的成功画上了一个硕大的问号。
正因为执教者事先已为达成“临时性共识”做了精心的策划（那些幻灯、电影剪辑等注定会派上用场），学生已不可能享有自由思考的空间，而是自始至终在揣摩教
师的意图，顺着教师指引的方向寻找答案。教师的居高临下和学生的谨小慎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据笔者的统计，在其长达数千字的课堂实录中，学生真正的发言仅
600余字。随着一连串的幻灯展示和教师解说，学生越来越成为陪衬。如果说这堂课确有“生成”，那么它并不是对话中的“生成”，而是把学生的思维*在教
师个人所局促的认识空间内的“生成”。
语文教学中对课文进行必要的拓展，力求达到一定的深度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为了追求深度而置文本于不顾，在课堂上致力于阐释教师个人的见解（无论这种见解
多么深刻，也只是一家之言，是“一元”而非“多元”），就不可能搭建起“对话”的平台，就必然会剥夺学生的自主权。而干国祥老师执教的《斑羚飞渡》无疑存
在着这样的倾向。窃以为，这篇课堂实录不能当作履践新课程理念的典型案例。
二、“讲课人最聪明，评课人最愚蠢”[3][13]
*曾有过一句著名的口号：“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笔者在深圳市中学语文教师和教研员会上也仿此讲过一句颇得罪人的“名言”，那就是：“讲课人最聪明，评课人最愚蠢”。
需要说明的是：我绝对没有笼统否定所有的评课的意思。我的话是有针对性的，是有感而发的。
由于工作关系，本人在学校和其他场合，听了很多课，自然也听了很多评课。评课的有赫赫有名的名家，也有教研员、一线的特级教师和一般教师。从这许许多多的
评课中，笔者学到了不少东西，受到不少启发，长了不少见识。不过，笔者也发现，有些评课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君不见，自新课程实施以来，有的评课人，以一副
“天下真理尽在吾手”的气概，以“华夏大地只有我一人对新课标新理念理解得最正确、最深刻”的架势，经常性地把一线教师精心打造的课堂教学，评得一无是
处，一钱不值。这种评课人的“做派”固然令人反感，其思维方式尤其让人反感。其思维方式简单说来就是：不讲唯物主义。主要表现如下：
1.评课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理念出发；不是从效果出发，而是从原则出发。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雨果在他的著名长篇小说《九三年》中，试图通过书中三个主要
人物证明：在“绝对正确的*”原则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原则。雨果的观点是否正确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套用雨果的名言，我认为，我们有
些评课人的“可恶”在于，他不仅坚持认为他头脑中占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理念”，而且认为那个所谓“绝对正确的理念”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他的评课不必从实
际出发，而只需要从那一个“绝对正确的理念”出发，他有责任有义务对一线教师进行“启蒙”，他有能力有水平对一线教师的教学进行“指导”、“校正”，他是
新课程、新理念绝对正确的阐释者，因而他是一线教师当之无愧的“导师”。
众所周知，教学是一个很个性化很艺术化的过程。说教学是一个很个性化过程，主要是因为教学所面对的前提条件都是个性化的。具体表现在个性化的学生实际、个
性化的教师实际、个性化的教材实际、个性化的师生关系实际、个性化的教学过程实际等等。所谓教学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而这种实际，讲课的教师往往比评课人更了解，特别是在用本班的学生上课的时候更是如此（一些优秀教师在外地上课时要提前和学生见面，这种做法不仅不应该受
到非议，反而应该得到称赞和推广）。成功的讲课必然要求从实际出发，同样，成功的评课也必然要求从实际出发。评课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绝对正确的理
念”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并且是绝对至高无上的教学实际。因此，科学的评课，应该在“一个绝对正确的理念之上”进行，而不应该是在
“一个绝对正确的理念之下”进行。例如，新课程提倡“对话式教学”、“讨论式教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需要用这些时髦的教学形
式吧？如果评课人不从实际出发，而只是从理念出发，一律要求“对话”，一律要求“讨论”，那这种评课，就是一种愚蠢的评课。
在2005年《中学语文教学》上，某少壮派理论家和某一线老师对《孔乙己告状》一课的笔战很令人关注。年轻专家以一篇《“无中生有式创造性阅读”批判》把
《孔乙己告状》推上了被告席，同时也成为了2005年中语界反思创造性阅读教学的发轫之作。但是上课老师偏偏不服气，半年多以后，以一篇《创造性阅读：尊
重学生还是服从理论》理直气壮地向专家发难，从而引发了中语界对《孔乙己告状》一课的再思考。我们暂且不论谁是谁非，但是这个有趣的现象却证明了理论与实
践之间的尖锐矛盾。我们经常看到专家们以理论为坚船利舰，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轰得上课教师无所适从。《中学语文教学》2006年第五期上发表了王俊杰老
师的《评课，应该多些上课老师的声音》正是深谙此弊病之后的力作，文中所举的董蓓菲老师所讲的德国体育老师的“荒唐课例”其实正应证了中国评课的一种不正
常现象：不是从教师出发而是从理论出发，不是从效果出发而是从本本上的原则出发。这种评课的人都是聪明人，但是，其评课却往往成了愚蠢的评课。
2.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夸大其词。主要表现有二：（1）有些评课人认为，凡“新”理念就是正确的科学的，“旧”理念则是不正确不科学的。而新课程的所谓新
理念是绝对“新”的，因此就是绝对正确绝对科学的；旧理念是绝对“旧”的，因此是绝对不正确不科学的。比如我就从不同的评课场合听到不同的评课人兜售同一
种观点——“要用新课程的新理念取代一切旧理念，要把一切旧理念赶出教学舞台。”这种评课人评课的首要程序，是给教师的理念定性，如果被定性为“理念
新”，那一定是好课，而且好的天花乱坠；如果被定性为“理念旧”，那一定是不好的课，而且不好的不得了。（2）认为一个教师只要观念旧，那么一切作法皆
旧；反之，只要观念新，所有做法一切皆新。对教师在教学实际中的一些所谓“旧”做法，既缺乏宽容心态，也缺乏科学的理性分析，片面乃至错误地夸大其不良后
果。比如，对“灌输”一概否定，对教师的“一讲到底”一概否定，对“死记硬背”一概否定，对教学“预设”一概否定，对“教师提问学生”一概否定，对批评学
生一概否定，对接受学习一概否定，对“抓知识点”一概否定，对“应试”一概否定，对“课堂安静”一概否定，等等。有时某些评课人的言外之意甚至是：某些课
由于观念“陈旧”（其实并不一定真旧），其后果甚至误人子弟乃至祸国殃民。
这种评课观是极其错误的。
首先，新理念不等于绝对正确，旧理念不等于绝对错误。无论是从整个人类思想发展史来看，还是只从人类教育观念发展史来看，一切新的理念都是对优秀传统的批
判继承。歌德说过大意如此的名言：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一切应该思考的东西，前人早已思考过，后人只不过是结合他们所处的时代，重新加以思考而已。在人类
文明发展史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没有源头的所谓绝对新的理念。就教育观念而言，
“启发式”、“对话性教学”、“探究性学习”、“因材施教”、“全面发展”等这些所谓“新观念”，从本质上讲，都不是新东西，基本上在古希腊甚至在我国孔
子所处的时代都有了。可见，就理念而言，新和旧不是单纯是一个时间概念。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时代没有新课标，但孔子和苏格拉底的许多教学理念就是陈旧的吗？
不仅如此，新理念和旧理念也不是正确和错误的代名词，有时干脆就只就是一个幌子——有些所谓的“新理念”实质及其陈腐，而所谓的“旧理念”却极其现代乃至
超前。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比如，在重视能力的幌子下否定知识的观念，看起来很“新”很时髦，实质极其陈腐。
其次，教育教学理念或观念重要，但一定的理念并不必然导致一定的相应的行为。换句话说，旧理念下有新做法——所谓“旧瓶装新酒”，新理念下也有旧做法——
所谓“新瓶装旧酒”，
“穿新鞋走老路”。比如有的教师的教育观念是“应试教育”的，他也可能来一点素质教育的做法；反之亦然。有的教师做法很新潮，但新潮方法下潜藏着的是陈腐
的观念。比如，某些地方把“课改前是学生跟着老师走，课改后是老师跟着学生走”当成是新课程最重要的理念，或把它当成课改最大的实绩。这实际上是从一个极
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了。
总之，在课改条件下，教学既要反对经验主义，也要反对理念主义。评课要重视理念，但不能理念主义或理念化。课改的本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课改的理念出发，并不是思想解放的表现，而是思想僵化的表现，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是与新课程的本质背道而驰的。
*同志说过另一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一个评课者，如果缺乏唯物主义精神，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而一味
高高在上，以理论的帽子来压人，他的评课就会变得幼稚可笑。所以我们提倡“逆向评课”——即不是站在理论和听课者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任课教师和学生的立场
上来评课。评课不是强迫教师重新构建什么，而是帮助教师完善自己的想法。
最后我要强调一句，拙文所批评的对象，也包括我自己在内。
案例3：校本管理研究：“化解张英同学对历史学习的恐惧”[4][14]
一、问题的发现
每次考试后，整个年级进行成绩统计，文科班三（8）班张英同学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其他各科都在中上，数学成绩遥遥领先，但历史成绩总是在班级平均分左
右，很多时候是65-68分左右。针对我们学校“抓两头，促中间”的教学思路，她的奋斗目标是考重点，但历史成绩过低对她不利，仔细回忆，她上课非常专
心，能积极举手回答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二、问题的症结：解读张英
一次月考后，班级平均分65.6分，她的历史成绩只有66分，于是找她谈了一谈。
师：其他科目成绩都不错，为什么历史成绩总不理想？
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课我非常适应，也很对我的口味，就是考试考不好……
师：是不是对历史不太喜欢？
生：有点，高一高二时历史总考不好，文理分班时，想着进理科班，后来你们动员我读文科班，说‘英语、数学较好，以后有竞争力，历史科只要重视就会学好的’。
师：把你这次试卷分析一下，主要是选择题得分不高，你是怎么想的？
生：做选择题时，我基本上能做到把哪两个选项排除（基本思路是对的），但剩下两个选项我就分不清哪个更对？做题时，找不到感觉。
师：是否对历史有点恐惧？
生：有点，以前不觉得，但现在读了文科后，每次成绩拿出来，人家都很可惜我历史太差，特别是现在高考，要有总分观念，不能偏科。
师：课后化多少时间。
生：（有点不好意思）几乎不化。
师：为什么？
生：平时数学、英语化时间较多（比较喜欢，不自觉得经常去做做），逐渐把历史排挤掉了，好象不太会想着去看历史，可能不太有兴趣……
通过谈话了解，张英之所以历史偏科的症结主要有两点：
①一直存在着恐惧感，一向认为历史考不好。
②由于对历史不感兴趣，也不喜欢化时间学历史，致使对历史没有感觉，形成恶性循环。
三、问题的解决
（一）对策与方案
针对张英学历史存在的症结，制定解决的对策与方案：
第一步 让她主观上真正认识到考重点大学绝对不能严重偏科，要有危机感，让她主观上努力。
第二步 帮她找到感觉，对历史有兴趣。
第三步 帮她考出一次好成绩或课堂上有意识地让她有较好地发挥，并在全班中表扬她，让她体会成就感（对历史），树立学历史的自信。
第四步 作业面批或单独答疑，进行实质性的辅导。
（二）方案的实施
第一步 辅导性谈话
带着这样的设想，我比以前更多地留意张英，设法接近她，寻找与她闲聊的时机。
师：想过怎么学好历史吗？
生：很想学好，不知怎么下手？
师：平时化一节自修课或零碎时间多整理，晚上睡觉时多回忆，多想想……
生：（点点头）。
师：其实没什么可怕的，象你这样，只要主动地学，很快会提高的。这样好了，你每周日、四晚自修第二节下课后到我办公室来问，平时把不清楚的、有疑问的记在小本子上。
生：（很高兴地）好的。
第二步 恢复其自信
①拿些参考书给她
师：复习书买来了吗？
生：不知道哪种好，你帮我买。
师：这样吧，我这儿有些杂志，上面有一些专题知识，并有一些题目，你先拿去看看。
生：好的。
②上课多提问，答对及时表扬，答不出时，多引导，帮她寻找灵感。
第三步 实质性辅导
每次批阅作业，特别是选择题部分，特意把她选错的题号与选择摘录好，利用课余时间或晚自修答疑时帮她分析，哪些是技巧问题？哪些是审题问题？哪些是知识不落实的问题？哪些是上课讲过而没有理解的问题？哪些错误是难免的？
（三）实施效果
多次交谈及方案实施之后，每次碰面，不象以前逃避我了，而是主动地与我打招呼，课后能主动整理历史知识，做做历史练习，逐渐解决了害怕心理，历史成绩也逐渐提高。
四、反思与讨论
其实，在重点生中偏科现象还是比较多的，他们只是一味地凭着兴趣在学习，假如不及时地敲响警钟，教师不主动地加以发现并及时采取弥补性措施，这一偏科现象是不可能有改观的，对学生来说，在日益激烈的高考竞争中是不利的。
这一“个案”研究旨在通过一个典型事例去发现教学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为广大教师提供探求改进自己教学行为的途径与方法，最终使学生的学习行为发生良性变化。
三、讨论：什么是行动研究与什么不是行动研究
1.刘良华 发表于：2006-08-15 23:00
从这些有影响的文献以及从行动研究的古典精神来看，行动研究的关键特征可以概括为四点：“参与”、“改进”、“系统”和“公开”。
“参与”即教师参与行动研究，也可以理解为“教师成为研究者”（ Teachers as
Researchers）。行动研究一定得由行动者比如中小学教师自己做主。如果一项研究由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专家”把持，而不是由教师自己做主，那么，这项研究就不能称为行动研究。
“改进”也就是所做的研究必须对自己的教学实践有帮助，这种研究必须能够改善教师本人的教学实践，而不是为了验证某种理论假设。如果教师的研究不能改进自己的教学实践，这种研究就不能称为行动研究。
“系统”就是周全地想方设法地解决问题。什么才算教育研究？斯腾豪斯的回答是：“研究是一种系统的、持续的、有计划的和自我批判的探究，这种探究应该进入公众的批判领域。”[5][15]有时他简单地表述为“研究就是公开而系统的探究。”也就是说，如果一种研究根本没有系统的考虑，它就失去了“研究”的资格，即使行动研究也不例外。如果教师的研究显示为“随意性问题解决”，那么，它就不能称为行动研究。
“公开”至少意味着两种品质，一是“发表”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使自己的研究成为“公开的”探究而不是私下琢磨。二是与其他教师或研究者合作，而不
是私下的个人化操作。斯腾豪斯坚持真正的研究应包括获得公开发表的资格。他认为“私下地研究在我们看来简直称不上研究。部分原因在于未公开发表的研究得不
到公众批评的滋养，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将研究视为一种共同体活动，而未发表的研究对他人几乎没有用处。”[6][16]
因此，一种称得上研究的活动就应该争取公开发表以便进入公众对话的一个部分。公开发表的价值还在于，一方面它为批评打开了一扇门户，使经由批评而得到改进
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将传播研究的成果而可能带来课程知识的增长，并因此而便于他人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埃布特也认为，如果行动研究指望成为一种合法的
“研究”形式，那么，研究的参与者就必须提出他们活动的书面报告。而且，这些书面报告应该以适当的形式公开发表以便接受公众的批评。也就是说，参与行动研
究的教师必须将“写作”视为自己的责任和权力，在“写作”中提升自己的反思水平。
写作实际上就是对经验资料的收集与“解释”。以前人们可能抱怨学术界过分地用学术语言的标准来评判教师的行动研究，指责学术界不恰当地使用话语霸权来压制
中小学教师的思考方式，这种抱怨和指责不能说没有根据，但它仅仅在“标准多元”的意义上有其合理性。写作是教师进入研究的一种珍贵的权力，站在教师的立场
上反对话语霸权绝不意味着行动研究中的教师可以因此而放弃写作的权力，反对话语霸权的真实出路恰恰在于为教师争取写作的合法地盘，尤其是为教师争取以教师
自己的方式公开地发表意见的地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