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中日出版业规模有何不同,具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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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1 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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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5 16:29
一
在1991年至2001年的10年间，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与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先后7次在东京和上海轮流举办了“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会”。可以说这个“交流会”硕果累累，不仅交流了两国的出版教育情况，而且也交流了两国的出版状况，以及研讨了两国出版交流历史等。通过出版信息的交流和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交流，对日中友好也作出了贡献。
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与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开展交流的契机，出现在吉田公彦当年的上海之行。1990年，吉田公彦应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邀请，以日本出版学会会员的身份，赴中国的北京和西安，出席了“日本出版情况报告会”。在归途中，他以个人身份访问上海，受到当时的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赵斌先生和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共应荣先生的盛情款待，借此机会，吉田公彦不仅访问了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而且还代表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与该校达成了相互交流的共识。
1991年，第一届交流会在东京举办。中国方面的与会者是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共应荣、出版系主任孙国明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翻译沈洵澧。在此届交流会上，双方学校签订了“结为姊妹校”的协议，并决定每年召开一次交流会，会议地点在东京和上海之间轮流交替。就这样，到了1994年，已经举办了四届交流会。从1991年至1994年要算是两校交流的第一个周期。在杜飞龙出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以后，又分别于1997年、1999年和2001年举办了三届交流会。至此，双方总共举办了7次交流会，其中有4次在东京举办，有3次在上海举办。
交流会的名称，前四届都叫“日中/中日出版教育交流会”；从1997年的第五届开始，改为“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会”。
二
第一届交流会双方主要是介绍各自有关出版教育的情况，日方吉田公彦作了题为《日本出版教育的若干问题》的演讲，中方共应荣作了题为《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的创立与中国出版高等教育》的演讲。第二届交流会没有特别设定统一的主题。随着交流的发展和双方理解的不断加深，接下来的几届交流会都是经双方协商，事先设定交流的主题（参见下表）。从历届交流会上发表的论文情况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历届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会情况统计
主题 时间 地点 交流论文数
第一届 双方介绍各自情况 1991年6月8日～10日 日本东京 日方1篇 中方1篇
第二届 无 1992年4月27日～28日 中国上海 中方4篇 日方5篇
第三届 90年代出版教育的背景——日本与中国的出版社及图书出版过程的现状 1993年10月16日～18日 日本东京 日方1篇 中方3篇
第四届 在市场经济中的出版与出版教育 1994年10月31日～11月1日 中国上海 中方8篇 日方7篇
第五届 （1）计算机化的发展与出版教育；（2）出版人的职能教育与出版教育；（3）日中出版交流史研究 1997年6月7日～9日 日本东京 日方7篇 中方8篇
第六届 21世纪的出版与出版教育 1999年10月27日～30日 中国上海 中方4篇 日方4篇
第七届 迎接新世纪的出版教育及其背景 2001年10月13日～15日 日本东京 日方1篇 中方6篇
首先，与日本不同的是，在中方提交的论文中，有关“中国国内出版教育状况”的论文很多，这明显反映了中国把出版教育纳入高等教育体系，推进出版人才培养的国情。在中国，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方方面面都遭到很大破坏，出版印刷行业也不例外。拨乱反正以后，与其他行业一样，人才培养对出版印刷行业来说也是首要而紧迫的课题。在这里，不妨以1990年来日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原副所长陆本瑞先生的报告作为佐证：“1979年以来，因为开始实施改革开放*，重点抓经济建设，所以，出版教育被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上”。“随着整个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教育也在逐渐展开。从1979年到1989年，出版社从129家增加到536家，出版社的从业人员从1万人左右增加到近4万人。其中，编辑者约占47.1%。根据人才需求的预测，1995年需要补充1000个编辑者”。在当时的1990年，“在大学教育中，全国已有20所大学设置了编辑、出版、发行、装订专业”（摘自1991年72号《日本出版学会会报》）。
其次，在中方提交的论文中，有关“中国国内出版教育的特征及其发展”（施勇勤）的论文很多。在过去几十年，中国传统的出版教育把编辑、出版、发行（销售）严格分开，以培养这些环节的人才为目标，但是，随着出版行业对市场经济的引入和数字化的发展，中国的出版教育正在朝着培养具有多媒体应用能力的人才的方向转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以及其他从事出版教育的学校（院、系、专业）之所以招生情况好，分配情况好，就在于工科、文科、艺术等多学科结合的特点，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顺应知识经济的要求，拓宽出版印刷人才培养的视野”（江才妹），正是典型的描述。
再次，在中方提交的论文中，有关“转型期”的论文也很多。从8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上半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后，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图书出版业”（唐祥庆、王国忠）和“中国图书发行新结构的特征与倾向”（孙国明）中可以看到，当时正在从出版社自身只是进行出版物的生产，而出版物的印刷、销售册数则由国营的新华书店决定的*，朝着出版社自己决定印刷册数，销售不仅通过新华书店，且也通过自有的销售渠道——即从所谓的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移的剧烈变化时期。要说“市场经济”，对日本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会有特别的感觉。然而，在长期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中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前，有必要首先倡导观念的转变和做*转变的准备。不仅如此，而且从社会主义的伦理观念、价值判断出发，出版物这样的“意识形态商品”也不是简单买卖的商品。对于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中国出版教育的对应自然也是灵敏的，甚至还是超前的，比如提出“从提高图书的综合品质看出版教育的改善”（滕莉）的问题，可以认为就是抓住了“转型期”出版教育的根本。
与此相对，日方的论文主要还是尽可能详细地介绍日本的出版情况。在全部7次交流会中，其中有两次主要是介绍日本的出版情况。一次是第三届，另一次是第七届。
在第三届以“日本的书籍出版社——工作与结构”为主题的交流会上，日本编辑学校以在此之前从中方寄来的问题为基础，按“国家与出版发行管理”、“出版”、“发行”三个部分，设计了35个问题，由本校11名老师执笔回答。像这样撰写介绍日本出版社情况的报告（论文），在日本也属于首次尝试。这次交流会上的成果，在1998年被翻译成中文，由中国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新闻出版署前副署长、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先生还亲自作序。
在第七届以“日本的出版界——检验近10年的结构变化”为主题的交流会上，主要向中方介绍了在*破裂、数字化发展的影响下，日本出版产业发生的巨大变化。由日本编辑学校的老师和日本出版界相关人士共14人执笔撰写报告（论文）。这些报告分别回顾了过去10年包括关联产业在内的出版产业的动态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从1991年到2001年，10年中有8年产生了“共同执笔”的“综合报告”，要不是有与中国交流的机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这些“综合报告”的意义深远。
两国报告产生的背景虽然不同，但涉及的问题还是有共同之处。比如，在出版及出版教育中的数字化问题。数字化问题可以说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在论述日中数字化与出版的问题时，在论述日中联机实时出版的问题时，考虑到同样在传统书籍出版业务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两国的不同国情，考虑到处在衰退期的日本经济和处在上升期的中国经济的两大格局，相似点和相异点却又都是明显的。
如果说10年七届的交流会只有一个大主题，那就是“交流”。在七届交流会上，也有日中出版交流史的研究成果。论文的数量虽然不多，但质量很高。围绕商务印书馆的诞生与发展，展开对作为中国现代出版发祥地上海与日本的出版交流史研究，领域新，难度大，显示了执笔者的学术勇气和出众才华。从另一方面来看，位于东京和上海的两校交流，恰好又是在续写这种历史。因此，不妨认为，研究日中出版交流史，既有现实意义，更有象征意义。
三
随着东京与上海不断相互举办交流会，彼此的友谊也不断加深。笔者以为，尽管盛开的是“出版教育研究”之花，但实际上结出的都是日中友好之果。今天的结束是明天的开始，过去的句号是未来的逗号，笔者坚信，日中间的国际性出版教育学术交流活动，今后还会持续下去，到什么时候也不会终止。
日中两国两个学校的交流意义深远，本文的记述只能算是开头，还有待日中两国的亲历者、见证者继续丰富。当然，更重要的是从“定格”的过去的历史中走出来，为开辟未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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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5 16:29
事实上，中国出版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启动的发行*改革，其缘起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解决“三难”：出书难、买书难、卖书难问题。翻开当年有关出版的报刊文章和出版界领导人讲话，陈述出书难特别是出学术著作难几乎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而广大读者想买书买不到，则是出版工作者、书店的失职。为此而大声呼喊者众，因此，有关部门得出结论：必须打破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格局，进行发行*改革，允许成立民营书店。随着“一主三多一少”（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组成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络）的提出，原有的流通格局被打乱。这在当年可谓惊天动地。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随着1988年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当前图书发行*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关于“三放一联”（放权承包，放开批发渠道，放开购销形式和折扣，推动横向联合）的提出，争取二级批发权一时成为热点，民营书业出现分水岭，民营书业从业人员中有大批人依靠合作出版，在“书荒时代”的末期发了一笔小财。
90年代初，市场上开始陆续出现像样的民营书店。1992~1998年，真正优秀的民营书店发展起来，一批很有特色的民营零售书店，如国林风、风入松、万圣书园、季风书园、西西弗、沈阳东宇，还有龙之媒等这样有品牌的民营零售书店，带给书业新鲜的理念与多样化的产业形态。其中如沈阳东宇书店由于投资方的原因最后关门，但是直到其落幕时，它仍然是沈阳最好的零售书店之一。
当然，这一批民营书店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是因为图书零售市场的各种空白给了这些书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要是当时北京图书大厦等超级书城起来的话，民营书店的历史恐怕要重新改写。
1996年，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三建一转”的改革任务，其中“一建”是建立大型批发市场和批销中心，各地纷纷成立了图书批发市场。这也是*部门推进甚至直接管理的集纳民营批发商、零售商的场所。这种*办市场小商贩进场交易的方式，在日用工业品和农副产品领域首先兴起。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搞活流通、搞活经济，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中国书业改革“多渠道”开放的阶段性结果之一，就是一批民营书店被授以“二级图书批发权”。
事实上，民营二级批发单位自诞生以来，就总在搞活与违规的夹道中左冲右突。本来，图书批发归市进场是为了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与规范。但大市场众多小商贩经营相同产品的模式不应是批发商的经营模式，因小商贩既满足不了上游生产者（出版社）的需要，也不能服务于下游大量零售店的需要。由于图书是成熟的大宗产品，应该退出杂乱的批发市场。当超大型的零售书店不断出现，连锁经营、网上书店都已进入我们的生活时，批发市场也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了。
现在，*给了民营书业很多国民待遇，总发权都已对民营放开。可以说，以“一主三多一少”为目标的发行*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随着二级民营批发商的风起云涌、日渐式微，独立书店、特色书店、专业书店的百花齐放，民营超级零售卖场崛起，网上书店声势的日益壮大，一级批发权（总发权）对民营的放开，分销领域“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的概念也更加直观。
民营的定位与方向
经过近30年的分销变革，我国现有的分销格局走向基本明朗——未来5~10年，连锁书店主导市场，网络书店不断扩容，上游自建流通体系，中间专业批发商还有存在的可能与空间。国有的做规模，需要资金实力的连锁书店将是国有的主要阵地。对于民营书业来说，有特色的、优秀的内容提供商、专业书店、网上书店、专业区域批发商是其活力的体现。
随着图书市场的日益规范，可钻的空子非常少，所以民营书业要继续发展，首先要解决定位，也就是能做什么的问题；找准定位后，应该朝着“做专、做特色”的方向发展，只有坚持从专做起才有出路，才能持续发展。
我对大多数民营从业者的建议是，期望值不要太高，要踏踏实实地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做创意、策划、代理、特色、服务。民营工作室应该朝着出版经纪人、策划人的角度去发展，批发商如果想真正参与产业整个流通的话，资本的作用不可或缺，没有大资本，不可能真正做大的批发或中盘。所以，在不具备与新华书店抗衡的资金实力的时候，选品种代理包销的精品书批发商、专业图书批发分销公司、为零售店服务的批发商应该是民营中间商转型的方向。
选品种代理包销的精品书批发商，从出版社的众多图书选题中选择适销对路的部分品种代理包销。这是近年来有些批发商的运行模式，其用意是选择快货、批量包销可以获得优惠的折扣，相对利益有保证。以往大多数二级批发商从事的批发分销业务也多选择此种模式。
专业图书批发分销公司，可以是批发与直销兼营，可以服务于专业书店，也可以直接向固定终端用户如图书馆、学校、团体、专业人士供货。专业的网上书店将是完成此项任务最便捷的渠道。
为零售店服务是专业化的服务，要从宏观上把握图书市场状况及流行趋势，全面了解图书出版信息，进行切合实际的研究分析，准确地为所服务的零售店选择合适的图书品种及数量，通过快捷的服务手段，满足零售店的需要。
对于民营零售与连锁书店来说，如龙之媒广告书店、万圣、季风、光合作用、西西弗等小而美、小而专的书店是定位的首选，其发展要与自己能力相匹配，否则会很艰难。
事实上，按照所有制来划分国有、民营是产业发展不成熟的表现。随着投资的多元化、外来资本的进入，所谓的“民营书业”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所有民营国营的区分都应该消亡。现在，批准制的准入*、民营国营泾渭分明的批发分销路径、与“地盘经济”相适应的贸易保护这三大壁垒正在改变和淡化。未来书业分销领域应是大型书店，连锁店，特色、专业、独立小书店，专业中间服务商，网上书店互为一体、多元共生的格局
根据日本数码内容协会《数码内容*2004》的统计，以动漫产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本文化创意产业，2004年的产值达到12.8万亿日元，约占日本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5%，其中影像产品4.4万亿日元，音乐产品1.7万亿日元，图书报刊出版5.6万亿日元，游戏1.1万亿日元，超过了农林水产品产值10万亿日元。如果与相关的通信、信息服务、印刷、广告、家电等合计起来，更是高达59万亿日元的规模。另据韩国文化体育部数据显示，在世界动画片总计3000亿日元的版权交易中，日本动画片占65%，在欧洲，日本动画片的市场份额更高达80%。
据日中CG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大岛景宏介绍说，战后日本经济崛起，众多产业走向了繁荣发展。与此同时，一开始并不太起眼的动漫产业也发展了起来。到上世纪90年代，日本很多产业陷入了长期低迷，动漫产业却愈加发达，受到了世界的瞩目。
说到日本动漫产业发展的源头，手冢治虫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二战后的日本，人们的文化生活普遍比较匮乏，于是轻松幽默、振奋人心、价廉的漫画就成了最流行的大众文化消费品。作为一名医学博士，手冢治虫毅然决定投身漫画产业。当时，漫画的概念不过是单幅或四格图片配旁白而已，但是手冢将电影拍摄中的分镜、特写等技巧运用到漫画创作中，利用人们视线移动的自然特性，将大小不同的画格串联在一起，创造出类似观看电影的效果。他的漫画《铁臂阿童木》获得了巨大成功，以他为代表的青年漫画家们不倦创作，大量的漫画书和漫画杂志畅销，因而20世纪60年代成为日本漫画杂志和漫画书极为兴盛的年代。
从20世纪60年代起，商业电视开始普及，当时的电视台为缺少播放内容而苦恼，兴旺的漫画业解决了这个难题——手冢治虫等一批创作者将漫画作品搬上了电视屏幕。由于制作费用拮据，这些创作者便因陋就简，量体裁衣，开创了许多日本电视动画特有的技法和表现手法，例如增加定格画面、减少每秒帧数，逐步形成了日本动画的制作方式和美学特征。70年代末，随着电脑硬件和电脑图形图像软件的发展，电脑游戏应运而生。90年代，漫画和动画开始普遍使用电脑制作，网络游戏也得到了很大发展。21世纪初，又迎来了手机的动漫时代。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日本动漫产业发展成为涵盖杂志书刊出版业、电视动画、电影动画、游戏、音像制品、衍生产品、形象版权等领域的庞大产业。近年来，“萌产业”这个字眼也开始流行，这些新兴的动漫产业领域包括主题餐饮、漫画咖啡馆、服装道具、动漫形象模型等等，动漫产业已成为当今日本最具成长活力的产业之一。
繁荣多样的漫画出版业
1994年，集英社的漫画杂志《周刊少年跳跃》仅一期就发行了650多万册。这一发行量在1.2亿人口、同类杂志竞争激烈的日本是惊人的。事实上，日本漫画出版业是一个近乎完全竞争的市场，2003年日本出版的漫画单行本达2393种，5亿多册，人均4.3册，占书籍出版量的26%；漫画杂志291种，11亿多册，人均9.8册，占杂志出版量的15%，漫画出版的产值达到了5160亿日元。
据漫友文化动漫研究所所长马桂林介绍，日本四大出版社————讲谈社、集英社、小学馆和白泉社，占据着日本动漫出版业的主导地位，不过四大出版社也只是市场的一部分，整个漫画出版市场上有好几百种漫画周刊、月刊、季刊、单行本等，其中也包括诸如科技农林出版社出版的相关内容的漫画书，这些漫画刊物都是按照幼儿、少年、少女、青年、中年乃至老年等类别进行细分的。显然，众多的分类漫画杂志为漫画家提供了巨大的投稿空间和生存空间，也使漫画成为了日本动漫产业链的基石。
在出版发行的具体流程上，一般是由出版社的签约漫画家确定主题后开始创作，然后在漫画期刊上连载；如果读者反响热烈，就会推出单行本。杂志和单行本都是出版社通过流通商，直接发送到书店和报刊摊。这样，出版社和流通商各司其职，效率很高。
一条成熟的产业链
动漫是“动画”和“漫画”的合称。在日本，动画与漫画经过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现在均已成为相当成熟的产业，彼此各成体系，同时又存在紧密的联系。
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的吉川明伸介绍，“市场反应良好的漫画连载或单行本，常常会被改编成电视动画作品，如果在电视台播放后反响很好，还会被改编成电影动画。经过出版市场检验的畅销漫画，被改编为较高水平的动画作品，成功率会大大上升。”这是因为，一方面，成功的漫画连载已经培养了一批固定的消费群，由此改编的动画就有了一定的市场保证，从而减小投资风险；另一方面，由漫画改编的动画节省了动画人物设定、情节设定等环节，也大大减少了投资成本。
日本动画片的制作模式是多方投资，共同分摊风险和分享版权。据大岛景宏介绍，赞助商一般都会与广告代理商订立年度广告计划，广告代理商拿出赞助资金总额的80%给电视台，电视台将所得的40%拨给企划公司，企划公司再将所得的76%交给制作公司，用于制作动画。然而光靠这些钱是不够的，企划公司会采取各种方法增加收入，以便追加投资。譬如，授权给玩具公司、授权给音像制作公司、授权地方电视台播映、授权电子游戏厂商等，从中获得版权收入，并用于追加投资。吉川明伸补充说，这样的模式有两个好处：一是多方投资，降低了各自投资风险；二是可以在制作前期，各投资主体互相协调配合，制订出一个完整的运营计划，例如约定在特定时间段电视台播放某个电视动画片，从而也可使某个衍生产品在相应的时间及时向市场推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卡通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六一说，这种做法能够保证投资取得回报，因为电视台、音像发行商、出版社和衍生产品制造商，甚至分销商一般都是在确保投资能够回收70%的情况下才参与投资。
目前，日本最新的模式是成立临时制作委员会，以吸引风险投资。这种模式下的动画片版权由大家协议而定。大岛景宏认为，这也是日本动画片生产的一个特色所在，其好处是风险分散、利益共享，不利之处是动画片制作完成后，局外人购买版权时手续繁琐。
日本动漫产业最让人叹为观止的就是在其产业链上，虽然每个环节都吸引了相当数量的消费者，但消费市场不仅没有饱和，反而在不断扩大，而且产业链里任何一环受欢迎，都可能变成产业链上其他的产品形式。比如，一个游戏受欢迎，那么就可能推出与这个游戏同主题的动画。不过，最主流的形式还是由漫画杂志改编为电视、电影，再改编为游戏和衍生产品。在这个产业链形成后，受众因为看了动画，觉得有意思，再转向同主题的游戏，或是因为看了电影，再转向同主题的杂志或单行本，都是很常见的事。
马桂林形容说，在日本动漫这条产业链上，有着多个散发不同光芒的珠子，因为利益相关，形成了产业链；而只有当各个珠子的专业能力很强且达到均衡时，才能很好地咬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漫画作品本身需要有足够的衍生能力；杂志是一个足够强大的传播平台，能够积聚人气；出版社足够专业，其推出的单行本，可以像塑造明星一样塑造漫画形象；电视台有良好的运营能力，保证动画播放时段能够赢利；临时制作委员会能统筹安排，使制作公司创作出符合受众期望的动画作品；衍生产品制造商有营销能力，找到消费对象并卖出产品。这样就整合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链。
2004年日本共生产了电视连续动画片233本，上映电影83本。动画片每年产值约为966亿日元，在日本约500万亿日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虽仅占到五千分之一，但其在日本社会文化中的影响力远远不止这个数额。譬如，动画片在流通领域的产值为3739亿日元(2003年)，包括电视节目播放收入1898亿日元、影院动画的票房收入377亿日元、影像制品1464亿日元。
统计显示，日本动漫产业中的游戏产品产值更是高达11244亿日元，游戏业的从业人员约6万人，每年游戏软件的开发数量都在1000部左右，其中《皮卡丘》一个游戏软件在2002年一年中就售出了360万套。
市场潜力巨大的衍生产品
衍生产品指利用漫画、动画、游戏等作品中的人物或动物造型，经授权后制成的商品。马桂林认为，动漫本是一种文化消费品，而衍生产品，因为让动漫产品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就产生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产业空间由此延伸到物质层面，商业空间和经济价值张力被开拓。举例来说，动画片中的《皮卡丘》，光是一个角色的形象版权，每年就高达1000亿日元，超过了整个动画业的制作产值。
一般而言，动漫产品的制作因为成本比较昂贵，投资回收周期也就相对较长；而以动漫形象为基础的衍生产品却因成功动漫形象的广告效应，投资回收周期短且利润丰厚，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在日本，有40%的动漫产值是衍生产品创造的。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04年，日本用手机下载漫画、电子小说、故事等图文类内容的市场已从2003年的1亿日元增至12亿日元，通过手机下载的图文类内容中有一半是漫画。2006年5月，就有500万套漫画被下载到日本三大电话公司的手机上。
从战后日本动漫业的发展历史来看，出版、电视、电脑、网络、手机，每一次科技发展的新浪潮都推动了动漫产业的前进。因此，在动漫产业未来发展中，虚拟技术和网络科技与动漫艺术的结合可能将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归根到底，衍生产品作为动漫产业链比较末端的一条，常常仰赖于其原始动漫形象的受欢迎程度。因此，成熟、发达的日本漫画和动画产业也为后续衍生产品市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潜力。
消费者基础与人才培养
据日本智库三菱研究所调查，喜欢动漫的人在日本占87%，而持有与动漫形象相关产品的人占84%。喜欢动漫的人已不止于青少年和中年，近年来，动漫产品开始进入老年人的生活，在东京郊区一所养老院里，近一半的老人热衷于动漫产品，以至于成立了“动漫欣赏会”。
仅以2004年广岛国际动画节的入场者年龄为例，统计数字显示，入场者中10岁以下占2%，10—19岁占13%，20—29岁占25%，30—39岁占28%，40—49岁占17%，50—59岁占10%，60—69岁占3%，70岁以上占2%。如此分散的年龄分布，从侧面反映了日本动漫的消费者基础之雄厚。
作为创意内容产业，人才也是决定日本动漫业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六一认为，动漫人才既要有创造力，又要具有团队合作精神；既要有基本技术，又要有专门学科知识。吉川明伸介绍说，日本出版社承担了一部分培养漫画家的作用，他们会发掘新人新作，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而在动画领域，日本有许多动画大专院校，动画人才毕业后还会进入大动画公司工作学习。
大岛景宏表示，“动画是靠画出来的”实在是很片面的认识，日本动画业的核心是在全国有几百名导演，在他们周围聚集了各方面的人才，如脚本创作、角色设计、作曲配音和剪辑等，合理的人才结构才是最重要的。日本动画公司约有440家，其中具有整片制作能力的不过50家，其他390家都是协作配角，从而组成了一个高效率的产业体系。
日本*近年来也加强了对动漫产业人才的培养，如在东京大学开设培养动漫人才的研究生课程；培养具有商业头脑的制片人和创意师；鼓励学校资助设立研究生院、专门学系和学科；实行人才培养战略与教育研究*的改革；充实教育内容，编写新教材；支援留学、研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