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廷璆的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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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1 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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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6 16:56
吴廷璆(1910.7-2003.12)，又名默健、曼泉。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杭州一公务员家庭。
先生少时多不幸。幼年丧父、少年丧母。不满1岁时，父亲抛下妻儿撒手人寰，其时胞妹尚在母腹之中。寄居在姑母家中的*三人，生活艰苦但不累孩子教育。先生4岁识字，6岁入学堂。9岁时，母病故，兄妹移至叔父家寄养。叔父中过举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辛亥*后曾担任祁阳县*。其时，叔父因不满官场*，对社会悲观失望，意志消沉而辞职还乡。不久，家境逐渐败落，最后靠典当借债度日。然而，叔父对爱侄的教育格外用心，亲授说文解字、古诗、楚辞等，强命熟记6书之法则。13岁时，先生考入两浙盐务中学，因多门课程系英语授课，外语水平突进。中小学教育和严厉的家学，为先生日后的学术发展和造诣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0年代后期，国共合作大举北伐，大批青年怀着改造中国的满腔热血投入*。然而，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事变”叛变*，国共分道扬镳，中国前途复为一片阴云笼罩。
1927年7月，先生中学毕业，在对国共反目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毅然加入北伐军，先在国民*军东路军先遣军司令部(总司令李明扬)*部担任宣传工作，不久转到新成立的长江要塞司令部*部宣传科。10月至翌年6月，在国民*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五方面军(军长岳维峻)总指挥部秘书处任*官。然而，旧军队*透顶，军纪涣散，贪污成风，欺压百姓，滥杀无辜，面对触目惊心的现实，先生愤然而*为力，遂心灰意冷，在部队从豫西开往安徽途经京汉路时成功逃脱，只身来到上海。
先生投军报国无望，决意再入学门，实现少时的大学梦想。时上海各校招生结束，唯持志大学还在招生，遂暂且就学，年底则赴北平专心复习，1929年7月考入北*学系兼修日本文学。 北大是科学的圣地，思想的殿堂。在傅斯年、陈受颐、蒋廷黼、钱穆等学术权威云集的史学系，先生的史学研究功力日进，而法学院教授许德珩、陈启修讲授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更令先生*勃发无以自制。此间，先生学习了《*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两个策略”等马列著作，在《北平晨报》副刊上发表高尔基、契可甫(契诃夫)等进步小说的翻译作品，结识了一批进步同学，初步树立了改造社会必须*整个剥削阶级的世界观。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南京*采取不抵抗*，举国群情激愤。反帝大同盟成立后，先生积极参加北大支部的活动，随后成为*北京*秘密领导的“抗日救国十人团”成员。其时，北平各高校学生掀起的敦促南京*抗日的“*”活动声势浩大，但在*控制的北大学生会及北平市*的干扰破坏下未能取得成果。为此，北大学生于1931年12月1日召开全校大会，推翻校学生会，成立“非常学生会”并推举先生为副*。次日，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首批人员强行登上闷罐列车南下，到达南京后，先生和千家驹作为学生代表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申明抗日主张。第二批北大同学抵宁后，卫戍司令部下达禁止*示威命令，北大示威团400余学生遂公推先生与张勃川前往司令部交涉。吴、张二人到司令部后即被逮捕并严加审问，而后与其他被扣押在孝陵卫的同学一起展开绝食斗争。被强制押返北平后，非常学生会控制的《北大新闻》(三日刊)出版了“北大一二五示威运动”专辑，其中的“卫戍司令部之夜”一文系先生手笔。后来，这一斗争经历被杨沫撰写小说《青春之歌》时选作素材。
南京示威斗争结束后，校内进步学生与托派学生间的斗争趋于白热化，进步学生接连被*特务逮捕，先生处境危险。1932年9至12月，经旧友帮助，先生到西安躲避，并为省立一中讲授国语和英文，而在听课的学生中，却有一个抗战时当了汉奸而令先生蒙辱的吉思恭。
1932年底，先生因参加迎接红四方面军北上运动而被西安当局打入逮捕黑名单，所幸事前得到友人通知，匆匆逃回北大。时值北大学生反蒋驱胡(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斗争升级，先生与其他进步学生闯入校长室，要求校长下台。事后，校当局开除7名学生，宪兵三团亦开始抓捕激进分子，先生处境危急。翌年1月，承同乡师长范文澜提供旅费资助，先生告别北大，乘船奔赴东瀛。
1933年春，先生如愿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潜心专研学问，并在东洋史学者羽田亨教授指导下完成题为《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的毕业学位论文。1936年春回国，同年8月，经范文澜、马衡推荐，受聘山东大学(青岛)任国文系讲师，教授历史。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八一三事变”后，抗战全面展开。本拟转赴河南大学任教的先生放下教鞭，在南京获得八路军办事处代表叶剑英将军开具的介绍信，辗转赶到五台山东茹村八路军总部，被分配在野战*部敌工部，更名为“默健”，主要从事翻译敌军文件、审讯和教育俘虏、瓦解敌军的*宣传等工作。在朱德、任弼时、左权等首长所在的八路军总部工作的幸福感，解放区官兵平等、军民团结的美好景象，让先生真切地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在那段“生活愉快”、“工作也积极”的时光里，先生的工作得到了野战*部主任傅钟将军的高度肯定：“积极热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能吃苦耐劳”，“很难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8年春某一天，先生无意间在《新华日报》(汉口版)上看到一篇署名文章，上面赫然写着“汉奸吉思恭”几个大字。再读下去，更让他心惊肉跳。文中说，吉1936年加入汉奸组织“太极团”，为日军提供情报，还冒充八路军干部骗奸去延安的女青年，吹嘘经济上有东京帝大朋友吴廷璆支持云云。吉某牵连到先生的供述纯属子虚乌有。先生愤然，即向总政宣传部领导说明情况，要求报社立作更正启示，领导亦表示赞同，但更正消息始终未见报端。此后一年多时间里，组织上并未追究此事，先生工作如旧且愈加勤恳，但巨大思想压力却不可化解，尤其在党员举行活动时，一直希望早日入党的先生向隅孤伶，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遂屡次申请下连队工作。1939年11月，应范文澜的要求，傅钟主任亲自批准先生调离八路军总部赴鄂北豫南地区协助范文澜开展抗日工作。“和群众多联系”！行前傅钟将军的这句勉励，让先生终身难忘。事后不久，将军接到*调先生去延安工作的电令，但为时已晚，历史开了个无情的玩笑！
战时形势瞬息万变。为安全起见，先生只能绕道西安前往范文澜处。到西安后，获悉范所在区域沦陷，且范向延安转移途中已被*胡宗南部逮捕，遂决定留在西安展开营救。其时为生活计，先在旧友王捷三帮助下谋得陕西省教育厅秘书(后为编审)一职，1941年9月被征调到**干部训练四团任训育干事后不久，即因有“八路经历”而处于被监视状态。其间，先生为营救范老多方斡旋，积极参加民主政团同盟西北支部活动，还掩护范文澜家属、*党员李续纲等安全到达了延安。
1942年8月至1944年7月，先生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在1943至1944年的一个学年中，兼任了燕京大学(成都)历史系教授。1944年8月至1949年10月，担任武汉大学(四川乐山，1946年迁回武昌)历史系教授，此间积极参加反蒋反*的民主运动，是杜斌丞、李相符、马*等领导的“唯民社”(民盟的前身)骨干成员，还与许德珩等共同发起成立民主与科学社(后改称“九三学社”)，参加*武汉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武汉解放后，担任了武大校务委员、生产管理委员会*等职。1949年10月，因范文澜力荐，先生由武大调任南开大学直到1995年以85岁高龄离休。期间于1979年正式加入中国*党，实现了毕生的理想。
在长达46年的时间里，先生除了研究和讲授历史的本职工作外，承担了大量重要的社会工作，其校内职务有校务委员会委员及学术委员会委员，校总务长，《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校外学术职务有《历史教学》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及亚洲史卷负责人，河北省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天津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第一届*学位委员会委员(历史组)，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前称研究会)首任会长；社会兼职有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天津*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政协副*，第5届全国政协委员，第6、7届全国政协常委等。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2003年12月3日14时，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天津市总医院逝世，享年93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