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信仰什么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4-30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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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2-06-22 01:57

（剽窃自《开放社会》的作者）（Stolen from the Author of The Open Society）我十分遗憾地说，我必须首先做一下辩解：为我的讲演题目进行辩解。这个题目是："？"当我想起"西方"一词的历史时，我不知是否本应避免它。这个词最初是通过对施本格勒［Spengler］的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的翻译在英国传播开的，因为该书的英文名称是《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然而，我当然不想把我自己与施本格勒相联系，我不仅把他看作是宣称没落的假预言家，而且看作是一种真正的没落的表征，即使这不是西方的没落：他的预言实际表明的是许多西方思想家的理性良心的没落。它们表明了理智的不谦虚的、通过使用夸大的词语欺骗渴求知识的公众的尝试的胜利，简言之，黑格尔主义和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胜利。一个多世纪前，叔本华把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揭露为德国的理性瘟疫，并与之进行了斗争。我的题目选择和它可能引起的黑格尔主义的回声，迫使我在讲演的开始首先把我自己和黑格尔学派的哲学连同关于没落与进步的预言家清楚地区分开。因此，首先我想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启蒙运动的最后一名落后者，这场运动早已过时，人们已令人作呕地表明它的肤浅甚至无聊。这意味着我是理性主义者，我信仰真理与人类的理智。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信仰人类理智的全能。理性主义者决不是我们的反理性主义的对手们试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希望成为纯粹理性的存在物和希望把别人变成纯粹理性的存在物的人。那会是非常荒谬的。因此，我希望，任何有理性的人，任何理性主义者，都十分清楚理性在人类生活中充当非常适度的角色：它是批评性考虑的、批评性讨论的角色。我在谈论理性或理性主义时所意味的不过是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可以通过批评，即，通过与别人的批评性讨论和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习：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理性主义者是乐于向别人学习的人，不仅通过接受他们的见解，而且通过允许他们批评他的观念，并也批评他们的观念：换言之，进行批评性讨论。真正的理性主义者不相信他或其他任何人具有对智慧的垄断权。他十分清楚我们不断需要新观念，而批评并不产生它们。但是他相信批评可以帮助我们区分良莠。他也意识到这个事实，拒绝或接受一种观念决不会是纯粹理性的问题。但是，只有批评性讨论能够帮助我们从许多方面看待一种观念，并公正地评价它。理性主义者当然不会断言所有人类关系都可被理性批评所充分探索，如果那样将又是十分荒谬的。但是理性主义者也许会指出，作为批评性讨论的基础的公平交换的态度在纯粹人类关系中也是最重要的。因为理性主义者很容易能看到，他的合理性要归功于别人。他会承认，批评态度只能是别人的批评的结果，人们只能通过对别人和被别人的批评而成为自我批评的。也许理性态度可以由下面的话做出最好的表达：你可能是正确的，我可能是错误的；即使我们的批评性讨论不能使我们明确决定谁是正确的，我们仍会希望在讨论后对事情看得更清楚。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只要我们不忘记，真正重要的不是谁正确，而是我们更接近真理。毕竟，我们都在孜孜以求的是客观真理。简言之，如果我宣称自己是理性主义者，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当我说自己是启蒙运动的最后一名落后者的时候，我心中想到的还不止这些。我心中想到了曾激励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的一种希望，即知识可以使我们自由——我们可以通过知识摆脱经济和精神的束缚。我心中想到这样一种希望，即我们可以把自己从如康德所说的独断的沉睡中唤醒。我心中想到一种严肃的义务，大多数知识分子往往忘记这个义务，尤其自从诸如费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和黑格尔之类的某些哲学家开始破坏理智谦虚以来。我是指永远不要冒充预言家的义务。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家们严重地违背了这个职责。他们这样做无疑是由于他们被期待作为预言家，作为有些像宗教革新老的人出现，能够揭示宇宙和生活的最深的秘密。这里和别处一样。遗憾的是，不断的需求导致了供给。人们寻求预言家和领袖，便真地找到了预言家和领袖。这种反应的产物尤其是在德语国家几乎是想不到的。幸运的是，这些事情在英国不那样流行。倘若我对这两种语言的文献的情况进行比较，我就无限赞美英国。在这方面值得回忆的是，启蒙运动以伏尔泰的《英国书简》[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以把英国的理智的谨严——英国理智风气的毫无虚饰，这与它的实际气候形成对照——传到欧洲*的尝试开始。这种毫无虚饰，这种谨严，不过是对同胞的尊重的产物：不试图向同胞兜售自己的观念，也不试图把这些观念强加于他。十分遗憾，在德语国家中并非如此。在那里，每个知识分子都想表明他掌握世界上所有最终奥秘。在那里，不仅哲学家，而且经济学家、医生，尤其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者，成了种种宗教的创立者。这两种态度——启蒙运动的追随者的态度和自封为预言家的态度——存在着一种区别性特征吗？是的：那是他们不同的讲话方式，不同的运用语言的方式。预言的语言深逐、晦涩、堂皇，而启蒙运动追随者的语言尽可能简单：他希望被人们理解。在这方面，伯特兰·罗素[Bertr and Russell]是我们了不起的大师。甚至当人们不能同意他的见解时，也总一定赞赏他。他讲话总是清楚、简单、有说服力。为什么启蒙运动这样高地评价语言的简单性？因为它要启蒙，而不是影响人。启蒙运动的真正信徒，真正的理性主义者，甚至不想劝说，甚至也不想使人信服。他总是意识到他可能犯错误。因此他过高估价了另一个人的独立性，以致并不试图在重要问题上影响他；他反而希望异议和批评。他希望引起和激发激烈的争论。这对于他是有价值的事物。不仅因为我们通过自由交流见解可以更好地接近真理，而且因为他重视这个过程本身。即使这样形成的见解在他看来是错误的，他也尊重它。启蒙运动的追随者既不想影响人也不想说服人的一个理由是：他知道，只有在逻辑学和数学的狭隘区域内才能够给出逻辑证明。稍微过分简化些，可以说，任何事物都不可被证明。人们有时可以提出强有力的论点，人们总可以批评地研究各种不同的观点；然而除数学外，我们的论点从不是结论性的。我们总是必须估价论点和理由的分量；我们总是必须决定或判断其中哪些更有分量；赞成特定观点的或反对特定观点的论据和理由。因此，对真理的寻求和见解的形成总是包括自由决定的成分，正是这种自由决定使人的见解有价值。启蒙运动的哲学从约翰·洛克［John Lcoke］的哲学那里采取了这种对个人自由见解的高度尊重的态度。人们可以猜想，它是英国和欧洲*的宗教战争和冲突的直接结果。这些冲突最终产生了宗教宽容的观念，它决不像人们常常强调的那样（例如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是消极观念。它不仅厌倦而且认识到试图凭借恐怖来强行宗教的一致是无望的企图。相反，宗教宽容是这样一种明智见识的产物，即，强制的宗教一致性是毫无价值的，只有自由接受的信仰才会有价值。这种见识促使我们尊重每一种诚实的信仰，尊重个人及其见解。它最终导致，用伊曼纽尔·康德——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话说，对人的尊严的承认。按康德的看法，个人尊严的原则意味着尊重每个人和他的信念的职责。康德把这个原则与在英语中十分有道理地称作黄金律［GoldenRule」的事物密切联系起来。他也认识到这个原则与自由的观念的密切联系：思想自由，如波沙侯爵［the Marquis Posa］向腓力二世[Philp]所要求的（在席勒的《唐·卡洛斯》[Don Carlos]中）；决定论者斯宾诺莎［Spinoza］认为是不可剥夺的自由的思想自由，暴君试图从我们身上剥夺然而不能剥夺的自由。在这最后一点上，我相信我们不再能完全同意斯宾诺莎的见解。思想自由永远不能被完全压制，这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它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因为没有自由的思想交流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自由。我们需要别人，以便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检验，弄清我们的哪些观念是正确的。批评性讨论是个人思想自由的基础。但是这意味着，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此，*自由成为每个人充分运用他的理智的条件。然而，除去凭借传统，凭借传统所备之物去捍卫它，为它斗争和为它做出牺牲的意愿外，*自由得不到保证。人们常常强调，理性主义与一切传统相冲突。诚然，理性主义毫无拘束地、批评地讨论每种传统和任何传统，但是，最终理性主义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批评性思考的传统、自由讨论的传统、简单清晰的语言的传统和*自由的传统。在此我已试图解释我说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是指什么，由于我想把自己与施本格勒和其他黑格尔派哲学相区别，我必须宣称自己是理性主义者和启蒙运动的赞赏者，一场久已遭到摒弃和完全过时的哲*动的最后落后者之一。但是你们很可能会问，这难道不是一段有些冗长的导言吗？这一切与我们的论题有什么关系？你们来到这里是要听听关于西方和的问题，可我却只是谈论我自己和我信仰什么。你们可能会问我还要用多长时间来滥用你们的耐心。然而我实际上已谈到了我们的论题。如我刚才所说，我十分清楚，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哲学是过时的观念，主张西方有意或无意地信仰这些观念，那会是荒谬的。但是，尽管现今大多数知识分子轻蔑地看待那些观念，然而理性主义至少是西方缺之甚至便不能存在的观念。因为我们的西方文明的最大特征莫过它与科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它是产生了自然科学并且这种科学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唯一的文明。但是，自然科学是古典希腊哲学家，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理性主义的直接产物。请不要误解我的话：西方文明有意或无意地信仰理性主义决不是我的命题。我在后面将更多地谈论西方信仰。在这里我只想阐明，就像其他一些人在我之前所做的那样，西方文明从历史上说主要是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那种理性主义思想方式的产物。每当我们谈到西方，无论是施本格勒的西方还是我们的西方，我们心中想到的主要是在我们西方传统中有一种理性主义的成分这个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在试图解释理性主义时，我的动机不仅是要把自己与某些时髦的反理性主义运动相区别，而且想尝试把屡遭漫骂的理性主义传统置于你们面前，这个传统如此决定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以致人们很可以把西方文明描述为理性主义传统起着支配性作用的唯一文明。换言之，为着解释当我谈到西方时我是指什么，我必须谈到理性主义。同时，理性主义如此经常地遭到歪曲和错误表述，以致我不得不为它辩护。这样，我也许阐明了我在谈到西方时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必须补充说，在谈到西方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英国。也许这仅仅是因为我生活在英国，但是我相信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英国是单独面对希特勒时没有投降的一个国家。如果我现在把话题转到"？"的问题，我将主要倾向于想到我的朋友们和英国的其他人所信仰的那些事情。许多人无疑不信仰理性主义，无疑不信仰科学，尽管它是被希腊理性主义所创造的。相反：对他们来说，理性主义似乎已过时；至于科学，对许多西方人来说，它最初成为奇异的事物，后来，在出现原子弹之后，又成了可怕和野蛮的事物。这样一来，我们今天到底信仰什么？？如果我们认真地沉思这个问题，并试图诚实地予以回答，我们大多数人很可能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十分清楚我们可能信仰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在这一或那一时间已认识到，我们信仰这个或那个假预言家，通过这些假预言家，也信仰某个假神。我们在信仰问题上都经历过剧变。甚至在这些剧变中其信仰保持稳定的为数不多的人也会不得不承认，现今很难知道西方人可能信仰什么。这些话也许听上去很消极。我认识许多善良的人，他们认为，西方没有统一的支撑性观念，没有我们可骄傲地将其与东方宗教相对的统一的信仰，这是西方的弱点。这种流行的观点很可理解，但是我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应当感到骄傲，我们不是有一种观念，而是有许多种观念，好的观念和坏的观念；我们不是有单一的信仰，不是有一种宗教而是许多种宗教：好的宗教和坏的宗教。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情况，这是西方强大力量的标志。如果西方一致同意单一的观念，一种宗教，那会是西方的终结，我们的投降，我们对极权主义观念的无条件屈服。不久前，现在的英国首相，当时仍是外交大臣的麦克米伦［Macmillan］先生，被赫鲁晓夫［Khrushchev］先生提问我们西方人究竟信仰什么。他回答说："信仰*教。"从历史观点看，人们不能不同意他的话：除希腊理性主义之外，没有任何事物像*教和*教界内的长期冲突和斗争那样对西方思想史产生过那样巨大的影响。然而，我认为麦克米伦的回答是错误的。的确在我们当中有虔诚的*教徒；但是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有一种*可以被诚实地、认真地称作*教的吗？会有这样一种*吗？难道*教会和世俗的力量间的长期斗争和*教会要求拥有世俗权力的失败不是最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传统的那些历史事实之一吗？*教是唯一的明确的观念吗？对于这个观念难道没有许多不相容的解释吗？但是，也许比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的回答。"你们根本不是*教徒，你们只是自称为*教徒；真正的*教徒是我们，我们这些不是自称为*教徒而是自称为*主义者的人。因为你们崇拜财神「Mammon］，而我们为受压迫者，为那些劳动负担沉重的人而斗争。" 这种回答一直给真正的*教徒留下印象，在西方，过去和现在总是存在*教*主义者，这不是偶然的。1942年，布雷德福主教「theBishopofBradford］把西方社会描述为魔鬼撒旦「Satan］的创造，号召*教所有忠实的信徒为破坏我们的社会和*主义的胜利而工作，我不怀疑他的诚实信念。自那时以来，他们自己承认了斯大林及其*者们的行为，而且走得更远，有一段时间，关于斯大林行为的命题成为他们的党的总路线的组成部分。然而，有一些真诚的*教徒仍然和以前的布雷德福主教持同样的想法。我认为，我们不能像麦克米伦那样，按*教来描述我们的情况。我们的社会不是*教社会，和它不是理性主义社会一样。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教要求我们达到只有圣徒才能达到的行为和思想的纯洁性。建立富于*教精神的社会的大量尝试归于失败，其原因即在于此。它们总是，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容异说，导致狂热。不仅罗马和西班牙可以讲述这样的故事，而且日内瓦、苏黎世和许多美国*教的实验也如此。这些实验教导我们，敢于实现人间天堂的那些人多么容易地会到达地狱。不待说，不是*教的观念导致了恐怖和残忍，而是关于唯一的统一观念的观念，对一种统一的和唯一的信仰的信仰，导致了恐怖和残忍。由于我自称为理性主义者，我认为，指出理性主义的、罗伯斯庇尔的理性宗教的恐怖主义，如有可能，甚至比*教或*教或犹太人的狂热的恐怖主义更糟，这是我的责任。真正理性主义的社会秩序正和真正*教的社会秩序一样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实现不可能之事的尝试一定导致至少同样可恶的暴行。关于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人们能说的最好的话是，幸亏它持续的时间不长。希望并感到需要把西方统一在一种鼓舞人心的观念的领导之下的那些本章良好的热心者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他们在玩火——是极权主义观念吸引了他们。不，西方可以感到骄傲的不是一种观念的统一，而是我们的许多观念的多样性：它的观念的多元论。对于我们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找到首先和初步的回答。因为我们可以骄傲地说，西方人信仰许多不同的事物，信仰许多真实的和许多虚假的事物；信仰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因此，我的首先和初步的回答指出了一个几乎不重要的事实：我们信仰许多不同的事物。但是这个不重要的事实却非常有意义。当然，有许多人否认西方对见解的宽容。例如，萧伯纳［Bernard Shaw」一再断言，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文明正和任何其他时代和文明一样不容异说。他试图证明只有我们的迷信和我们的教条的内容改变了：取代宗教教条，我们现在有科学的教条；凡是敢于反对科学教条的人都会像昔日的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no Bruno]一样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但是，尽管萧伯纳尽力用他的见解使同胞感到震惊，人们却宽容了他。认为人们没有认真看待他，或者把他的自由仅仅看成是宫廷弄臣的自由，这都不真实。相反，尽管他取悦他的同时代人，许多人却很认真地看待他，尤其是他关于西方不容异说的理论十分有影响。我不怀疑萧伯纳的影响远远大于焦尔达诺·布鲁诺，然而，他在九十多岁时，不是死在火刑柱上，而是死于臀骨骨折。因此我打算接受我对我们的问题的初步答案，并把话题转到在整个西方不同的人信仰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上。有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由于我想更详细地论述好的事物，因此我想解决坏的部分的问题。西方有许多假预言家和许多假神。有些人信仰权力，信仰对别人的征服。有些人信仰历史的必然性；信仰一种历史规律，我们可以猜测它，它允许我们预见未来，及时赶浪头。有进步的预言家和倒退的预言家，他们都得到了忠实的信徒。也有成功女神和效率女神的预言家和信仰者，尤其是不惜任何代价发展生产的、经济奇迹的、人征服自然的能力的信仰者，但是在知识分子中的最大影响似乎属于悲观主义的哀叹的预言家。现今，仿佛所有当代思想家——至少关心他们的良好声望的那些人——在一点上见解一致：我们生活在相当悲惨的时代——生活在实际的罪恶的时代，可能甚至生活在所有时代中最恶劣的时代；我们正走在深渊的边缘；是我们的*，也许甚至是原罪，使我们走到这种地步。伯特兰·罗素（我十分尊敬他）说，我们变得聪明了——也许过于聪明了；但是就道德而论，我们却不够好。我们智力的发展快于我们的道德意识，这是我们的不幸。因为我们十分聪明，制造出原子弹和氢弹；但是在道德上我们却十分不成熟，不能建立世界国家，只有它才能摆脱毁灭一切的战争。我不得不承认，我认为我们时代的这种流行的悲观主义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时尚。无疑我不想说世界国家或者世界国家联盟的坏话。但是在我看来，把联合国的任何失败归咎于这些国家的个体公民缺乏道德是十分错误的。相反，我的信念是，只要我们能看到如何使这种牺牲适合我们的目的，几乎西方的每一个人都会乐于做出任何可能的牺牲来保证世界和平。我个人认为，如果他们凭借这种牺牲能保证人类和平，几乎没有人不会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我不想否认也许有人不乐于这样做，但是我确实想断言他们是比较稀少的。我们无疑都希望和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不惜任何代价换取的和平。我在这次谈话中并不想专谈原子武器的问题。在英国人们很少谈论这些问题，尽管人人都热爱和钦佩伯特兰·罗素，然而连他也几乎不能成功地使人们认真讨论这些事情。例如，我的学生们邀请他就这个题目发表一次讲演，他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对他非常热情，杯着极大的兴趣聆听他的谈话，在讨论期间甚至纷纷发言，但是据我所知，然后他们就丢开了这个话题。在我的研究班中——在这里可以对从自然哲学到*伦理学的任何可想象的问题进行最自由的讨论——没有一个学生曾触及罗素的问题。我体会到在欧洲*情况很不相同。八年前「即1950年」我在美国从一位原子物理学家那里第一次听到罗素的论点，这位物理学家本人在导致制造原子弹的决定上也许比任何其他人都起了更大的作用，听到这一点你们也许会感兴趣。他的观点是：投降比原子战争更可取。无可否认，在投降后人类不得不度过最恶劣的时代；但是，他说，将来有一天又会赢得自由。但是原子战争会毁灭一切。其他一些人以如下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念：在*的*下生活比起被原子弹炸死更好些，甚至更体面些。尽管我尊重这种见解，我却认为这种选择提得不正确。它所以错，是因为它没有考虑不用投降而避免原子战争的可能性。毕竟我们不知道原子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我们不会知道这一点。我们也不知道投降是否会导致原子战争。我们面前的真正选择是这样：我们是投降以减少原子战争的可能性或者或然性，还是如有必要用一切手段保卫自己？甚至这种选择也包含着一种十分困难的决定。但是它不是主张和平的一方与主张战争的一方之间的决定。它是认为能充分准确地估计原子战争的或然性程度并认为风险过大——风险太大，以致投降更为可取——的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决定，另一方也希望和平，然而也记得不冒风险决不可能捍卫自由；丘吉尔在处于几乎无望的境地时没有在希特勒面前投降；尽管知情者有理由担心希特勒在暗示原子武器，然而当希特勒宣市他的"报复"武器时，没有一个人考虑投降；例如，小小的瑞士尽管在军事上明显软弱，却凭借其坚定的武装中立成功地阻止了希特勒的入侵。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这场讨论中的双方都反对战争。他们在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战争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最终双方不仅信仰和平而且信仰自由。这一切双方都是共同的。随着下面这个问题开始出现了不一致：我们是推测并依赖或然性程度还是遵循传统？因此这里就出现了理性主义与传统的对立。似乎理性主义赞成投降；而自由的传统反对投降。我在这里自我介绍为我也是伯特兰·罗素的伟大赞美者的理性主义者。但是在这个冲突中我选择传统而不选择理性主义。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中我们不能估计或然性的程度。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所知不多，我们不应冒充无所不知。正由于我是理性主义者，我相信理性主义有它的局限，实际上，没有传统是不可能的。我想避免争论，争论产生了许多恶毒的词句。我不能完全避免说明我的立场。尽管我认为在此为我的主张辩解并不是我的任务，我却想分析见解的差异，找出双方的共同点，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现在返回到我们的主要问题，"？"也许可以说我们能够给出的许多正确答案中最重要的答案如下所述。我们憎恨*、*和暴力，我们都信仰与它们斗争。我们反对战争，反对任何种类的讹诈，尤其也反对用战争威胁进行的讹诈。我们认为原子弹的发明是可怕的灾难。我们希望和平，我们相信实现这个目标是可能的。我们都信仰自由，只有自由使生活值得去过。我们只是在屈服于讹诈和努力以自由为代价换取和平的做法是否正确的问题上分道扬镳。在我看来，西方人希望和平与自由，我们都乐于为这两者做出最大的牺牲，这个事实比我所描述的双方间的不一致更重要。我相信这个事实允许我向你们提供对我们时代的非常乐观主义的描述。它非常乐观，以致由于担心你们失去自信，我几乎不敢向你们提出。因为我的命题是这样的：我断言，无论如何，我们的时代是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上的最好的时代，西方人所生活的这种社会尽管有种种缺点，却是至今存在过的最好的社会。在说上面这些话时，我决没有首先想到我们的物质财富，尽管在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短暂时期中贫困已几乎从北欧和西欧绝迹这一点毕竟是十分重要的，而在我的青年时代，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期，贫困（尤其作为失业的结果）仍然是唯一的巨大的社会问题。贫困的绝迹（不幸的是，只在西方绝迹）有几个原因，而生产的发展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在这里我想主要指明三个原因，它们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它们非常清楚地表明西方人信仰什么。 1．只要有足供大家吃的食物，不可让一个人挨饿，我们的时代把这一点确认为信条，甚至确认为在道德上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也下定决心，不可让反对贫困的斗争听其自然，而是必须把它看作所有人的基本职责，尤其是富有者的职责。 2．我们的时代信仰给予每个人最好的生活机遇的原则（"机会均等"）。像启蒙运动时期一样，我们的时代信仰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和裴斯泰洛齐一样信仰通过知识与贫困斗争，因此它正确地相信凡是具有必要能力的人都应能受到高等教育。 3．我们的时代在群众中激发了新的需要和占有野心。这显然是危险的发展，但是没有它群众的苦难就不可避免。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改革者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看到，不积极援助穷人就不能解决贫困的问题，在谋求援助之前必须唤起改善他们的命运的*和意愿。这种见识例如由克罗因主教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做了清楚的系统阐述。公众信仰和这三个信条——与贫困斗争、全民教育、对需要的意识和需求的增长——导致了非常可疑的发展。与贫困的斗争在一些国家产生了有着可怕的官僚机构的福利国家，这个官僚机构例如把医院和整个医疗职业卷入漩涡，其明显的结果是，用于福利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真正使需要者受益。但是即使我们批评福利国家——我们应当对它持批评态度——我们也决不可忘记它源自一种极人道、极可钦佩的道德信念，乐于在与贫困斗争中做出重大物质牺牲的社会由此证明了它的信念的真挚。乐于为它的道德信念做出这种重大牺牲的社会有权把它的观念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必须力求表明实现这些观念的更好的方式。机会均等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的观念在一些国家产生了相似的不良结果。对于我自己这一代的贫穷学生来说，为知识而斗争是一种冒险，需要克己和牺牲，而这给予获得知识一种独特的价值。恐怕这种态度正在消逝。新的受教育的权利造成一种不同的态度。这种权利被看作理所当然；对于我们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