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心系黎民 ——读苏轼两文有感(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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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7-02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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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09 00:43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出仕,任风翔签判。凌虚台是嘉佑八年(1063年),凤翔太守陈希亮在后圃筑台,名为“凌虚”,求记苏轼。苏轼作文《凌虚台记》。作文时,苏轼才踏上“仕途”两年,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文中所写“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翻译过来就是“事物的兴盛和衰败,是无法预料的。这里从前是长满荒草的野地,被霜露覆盖的地方,狐狸和毒蛇出没的所在。在那时,哪里知道今天这里会有凌虚台呢?兴盛和衰败交替无穷无尽,那么高台会不会又变成长满荒草的野地,都是不能预料的”看似泛泛说理,实际就是暗讽太守修建此台不是与民同乐,又于民事无补,这不该是为官之道。
(当然,后来苏轼了解了陈太守当年对自己的良苦用心,也为自己少不更事而悔恨,那就是另一话题了。)
同比苏轼的另一篇文章《喜雨亭记》。
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年)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今陕西凤翔)府判官。嘉祐七年(1062年),开始修建房舍,并在公馆北面建了一座亭子,作为休息之所。这年春天久早不雨,亭子建成时,碰巧下了一场大雨,民众欢欣,于是作者为此亭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了这篇文章。亭以雨记,绝不是雨给苏轼增添了游玩之乐,而是好雨知时节,因为有及时雨能给百姓带来好收成,丰衣足食而百姓安。原文写到: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翻译过来就是:于是我在亭子里开酒宴,向客人劝酒而告诉了这件事,问他们道:“五天不下雨可以吗?”他们回答说:‘五天不下雨,就长不成麦子了。”又问“十天不下雨可以吗?”他们回答说:“十天不下雨就养不活稻子了。”“没有麦没有稻,年成自然荒废了,诉讼案件多了,而盗贼也猖獗起来。那么我与你们即使想在这亭子上游玩享乐,难道可能做得到吗?”民因雨喜,苏轼因民喜而喜,可见与民同乐的思想。
同为修亭台,一篇暗讽,一篇喜记,难道是因为前者是别人修建的亭台,后者是自己修建的亭台吗?难道苏轼心胸如此会狭隘吗?非也非也。皆因能否与民同乐。
“”与民同乐”是苏轼为官的基本思想。在此之前,苏轼写过《黄牛庙》《襄阳古乐府·上堵吟》等诗,诗作里就流露出对百姓生活的同情。初登官场,苏轼就坚守民事为重的原则,后来地方为任一直坚持造福百姓的思想。即便遭排挤甚至后来一贬再贬,苏轼都没有放弃这样的原则。密州除蝗,徐州防洪,苏堤修建,定州治巫,惠儋二州凿井等等,全是尽心尽力为百姓做事。他反对王安石变化就是因为新发执行过程危害了百姓的利益,他不满旧党的倒行逆施,没有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所以,这样一个才华横溢一心为民的东坡先生在新旧两党之间皆不受欢迎。但苏轼的可贵之处就是在于无论个人受怎样的打压,他始终选择做一个正直的人,讲真话的人,这个选择的支撑就是不忘初心,心系黎民。
《诗经·灵台》有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翻译过来就是开始规划筑灵台,经营设计善安排。百姓出力共兴建,没花几天成功快。开始规划莫着急,百姓都会来。无他,与民同乐矣!
孟子也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为任一方,始终将百姓放在心上,心系黎民,不忘初心,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