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三曹”诗歌风各有何差异?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5-05 16:45
共2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7 19:06
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敏感而多情，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满堂，女娥长歌时，他又会因“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而心悲；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忧虑。他著名的作品《杂诗》，采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之痛。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馀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75句，三百六十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船山古诗评选》卷一）。
曹植的诗确如钟嵘《诗品》所说：“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馀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钟嵘《诗品》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诗对后世诗坛影响很大，诚如胡应鳞指出的那样：子建“《虾�旦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 ‘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出其范围。”（《诗薮》内编卷二）
参考资料：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27 19:06
历来作家把建安时代看作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建安文学所形成的“建安风骨为后世所钦慕。而建安文学中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钟荣〈诗品〉中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勘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七子”在*关系上是“三曹”的僚属，在文学事业上是“三曹”的“羽翼”。当时“三曹”在文学上和*上一样处于领袖地位，他们的文学才能和实际成就也配得上这个地位。其中曹植尤其是历来公认的当时优秀的作家。“三曹”文学是建安文学的代表。
建安诗篇流传下来的不足三百篇，其中曹植的诗最多，约80首，其次是曹丕的，约40首，再次是一粲和曹操的各20余首。这个数字大约也反映了曹王四家在建安诗坛的位置。
“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要份演者，“三曹”诗文既反映他们伤于乱世，人生无常的悲凉，又有重整河山，再造文明的志士仁人的志向。由此形成了“三曹”文学的一些主要特征，这也是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
首先是现实性。如曹操在《薤露行》中写道：“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贼臣持国炳，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痛斥了何进误国，董卓殃民。《蒿里行》则叙述了群雄私争，自相残戕，致使兵祸连绵，民不聊生。诗歌形象描绘兵祸惨状：“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植在《送应氏》中具体描写了当时洛阳毁败的情景也令人惨不忍睹：“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这破败的景象中，传达出一种悲凉感，在时直抒作者的惨伤，悲愤情绪：“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后世评价曹操前两首诗是“汉末实录”，称为“诗史”。
其次是抒情性。从辞赋看，建安以前辞赋的内容以颂扬鉴戒为主，到建安时代便由颂扬鉴戒而抒情化。从乐府诗歌发展看，汉乐府民歌本以叙事为主，到建安作家手里便由叙事而抒情化。曹操“颇有悲凉之句”，曹植历年“雅好慷慨”，后则有“忧生之嗟”。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表现丧乱时代中“人生无常”的苦闷。但这种人生短促感是建立在时不我待要及时建功立业，招揽贤才助成大业的基础上的“慷慨悲歌”之感。后人评价说：“文帝、陈思……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三曹”诗风就是“建安风骨”。
“三曹”文学第三个特点便是它的通俗性。“三曹”诗歌民歌化，语言通俗，受乐府诗歌影响，“三曹”大都运用乐府歌体裁写作。与汉代词赋铺排、堆砌、追求繁缛的文风迥然不同。
“三曹”比较而言，曹操诗歌“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古朴豪迈。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景交融，语言优美。曹丕则善于摹写男女爱情，离悲别恨，多代人抒情，生动体贴。曹丕诗歌特色主要在形式多样上。他的《燕歌行》是我国最早的较完整的七言诗，《大墙上蒿行》是“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
散文、辞赋体裁上，曹植《洛神赋》属千古绝唱，《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都很富于形象，能表现自己性格，抒情性强。曹丕散文不多，但与吴质的两封书信却是抒情名篇，文笔清新、流畅。
曹操父子作为曹魏集团主要人物，特别是曹操戎马倥偬，却又在诗文创作有如此之高的成绩，的确了不起。而且“三曹”并存，相互辉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直到宋朝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才可相比，但“三苏”除苏轼诗、词、 文成就都很高外，苏洵、苏辙相对比较逊色。
“三曹“对后代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曹植，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历代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都对他极为崇拜，以他为文学创作的典范。这也是亳州的光荣。
